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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始创于唐代，兴盛于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清代情况大不相同，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也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才，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为了提高应试武举人的素质，更好地实施武举制度，封建国家还创办了“军事院校”——武学。武学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其完善则在宋代。宋代武学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各州府分别设置，招收低级吏臣和门荫、草泽人等。武学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凡武艺技能和军事理论达到合格标准者均可以参加武举的考试，成绩优异者还可以直接经皇帝殿试后授官。这样，武举制度便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自两宋到明清，武学教育一直是封建国家培养武艺人才的重要手段，武学学校则成为军事将帅后备人才的培训基地，因而受到教育家、军事家的重视。在古代学校教育史上，武学与武举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唐代创立武举制度时，主要是考核体能和作战技术，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考试种类，以及跷关、负重、身材等相关体能项目。据《唐六典》卷五载：“以五等阅其人，一曰长垛，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以三奇拔其选，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唐代武举基本上不考文只考武。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的制科中，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军謀宏远堪任将帅”属于文举，并不在武举之列，这也说明唐代武举所选偏重于下级军官，通过者基本与高级军官无缘。尽管武举出身者可能后来极为有名，如郭子仪，但多是靠多年实战打出来的功业，同其武举出身关系不大。从《唐书》中的列传明确记载来看，武举出身者仅有郭子仪一人反过来也说明了武举选出的人大多默默无闻。所以，欧阳修对武举很看不上，《新唐书·选举志》在说了武举的基本制度后评价道，“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而马端临反驳欧阳修的评价所能举出的例子也仅仅是郭子仪一个。
武举出身的人能不能打仗确实值得怀疑。唐末五代正是兵荒马乱军人跋扈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武举并未举行。王栐《燕翼诒謀录》称：“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直到形势稳定的北宋仁宗年间，武举才又得以恢复。与唐代不同的是，北宋重视军事理论，武举考试把韬略放在首位，其次才是体能和技艺。“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其间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书面考试的内容几经演变，最终确定为考《武经七书》。
宋朝重文轻武，尽管武举与文举并列，但武举出身者朝野不看重，自己也会觉得矮人一头，武举考中者不过是差遣去干一些“京东捉贼”、“教习骑军”的事情，甚至还被差遣榷酤之职。
元朝最重军事，但恰恰是元朝并未实行武举。明朝朱元璋建国后，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被朱元璋以“析文武为二途……甚无谓也”的理由驳了回去，至明英宗天顺年间才又恢复了武举，明孝宗确立了武举格，明武宗时武举制度逐渐固定。此后，武举制度沿用到清朝，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彻底废除。
明代武举对于当事人来说仅仅是混个出身，在世袭军户中开了一条进入军界的通道，至于今后能不能升迁和得到重用则关键看军功，所以志向远大者多数看不上武举。即便是武举出身的人，也深知要靠军功建树才能出人头地，如戚继光就是这样。清朝更明确规定，文科举是做官正途，科甲以外为杂途，武科举的升迁排列在行伍、军功之后，即以行伍为正途，武举为杂途。正是因为人们看不起武举，所以即便有了武举出身人们也不觉得光彩。明朝后期的著名大臣熊廷弼，本来是武举湖广乡试第一名(解元)，但鉴于人们看不起武举，后来为了证实自己的才能又参加了文举，在万历丁酉科湖广乡试中了文解元，完成了类似今日的“换文凭”的过程。他在家中大堂上写有“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的对联，充分表达了自己由武转文的得意之情，流露出对自己的期许和傲气，也隐含着对武举的不屑。
武举考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人”选拔，而不是“军官”选拔。在武举制度比较完备的宋朝，宋庠曾经说道，那些在崇政殿蒙皇帝召见的武举人，“才术肤浅，流品混淆，挽弩试射，与兵卒无异”(《宋元宪集》卷三十一)。清朝的武举考生多不能文，到了嘉庆时在文化考试上不得不作出只要默写《武经》100字不出错就算合格的规定。明清科举有了出身而未能当官的乡绅，按数量来说以武举居多。这些人聚集乡间，不但不能为国家所用，反而可能形成社会危害。光绪废武举时，张之洞、刘坤一在奏折中就指出了武举之害，道：“凡武学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此海内人人能言之。”(《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十二)至于武举在民间的口碑还要更差一些。清朝有人做打油诗讽刺武举说：“头戴银雀顶，脚踏粉底皂，也去参主考，也来谒孔庙。颜渊喟然叹，夫子莞尔笑。子路愠见曰：这般呆狗醮，我若行三军，都去喂马料。”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关于武举的文章，往往套用文科举的功能和评价，有某种过分拔高的倾向。有些博物馆在当地名人的资料陈列中，对武举出身的人也多溢美之词。这种偏差值得史学工作者注意。民间不了解武举真相，听了说书艺人的虚构和夸张，如“岳飞枪挑小梁王”、“常遇春大闹武科场”之类，误以为那就是历史真实，尚情有可原，若学者专家写书撰文也道听途说，不去详尽考察史料，致使严肃的学问走向轻浮的媚俗，这是需要校正的。
为了提高应试武举人的素质，更好地实施武举制度，封建国家还创办了“军事院校”——武学。武学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其完善则在宋代。宋代武学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各州府分别设置，招收低级吏臣和门荫、草泽人等。武学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凡武艺技能和军事理论达到合格标准者均可以参加武举的考试，成绩优异者还可以直接经皇帝殿试后授官。这样，武举制度便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自两宋到明清，武学教育一直是封建国家培养武艺人才的重要手段，武学学校则成为军事将帅后备人才的培训基地，因而受到教育家、军事家的重视。在古代学校教育史上，武学与武举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唐代创立武举制度时，主要是考核体能和作战技术，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考试种类，以及跷关、负重、身材等相关体能项目。据《唐六典》卷五载：“以五等阅其人，一曰长垛，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以三奇拔其选，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唐代武举基本上不考文只考武。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的制科中，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军謀宏远堪任将帅”属于文举，并不在武举之列，这也说明唐代武举所选偏重于下级军官，通过者基本与高级军官无缘。尽管武举出身者可能后来极为有名，如郭子仪，但多是靠多年实战打出来的功业，同其武举出身关系不大。从《唐书》中的列传明确记载来看，武举出身者仅有郭子仪一人反过来也说明了武举选出的人大多默默无闻。所以，欧阳修对武举很看不上，《新唐书·选举志》在说了武举的基本制度后评价道，“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而马端临反驳欧阳修的评价所能举出的例子也仅仅是郭子仪一个。
武举出身的人能不能打仗确实值得怀疑。唐末五代正是兵荒马乱军人跋扈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武举并未举行。王栐《燕翼诒謀录》称：“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直到形势稳定的北宋仁宗年间，武举才又得以恢复。与唐代不同的是，北宋重视军事理论，武举考试把韬略放在首位，其次才是体能和技艺。“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其间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书面考试的内容几经演变，最终确定为考《武经七书》。
宋朝重文轻武，尽管武举与文举并列，但武举出身者朝野不看重，自己也会觉得矮人一头，武举考中者不过是差遣去干一些“京东捉贼”、“教习骑军”的事情，甚至还被差遣榷酤之职。
元朝最重军事，但恰恰是元朝并未实行武举。明朝朱元璋建国后，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被朱元璋以“析文武为二途……甚无谓也”的理由驳了回去，至明英宗天顺年间才又恢复了武举，明孝宗确立了武举格，明武宗时武举制度逐渐固定。此后，武举制度沿用到清朝，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彻底废除。
明代武举对于当事人来说仅仅是混个出身，在世袭军户中开了一条进入军界的通道，至于今后能不能升迁和得到重用则关键看军功，所以志向远大者多数看不上武举。即便是武举出身的人，也深知要靠军功建树才能出人头地，如戚继光就是这样。清朝更明确规定，文科举是做官正途，科甲以外为杂途，武科举的升迁排列在行伍、军功之后，即以行伍为正途，武举为杂途。正是因为人们看不起武举，所以即便有了武举出身人们也不觉得光彩。明朝后期的著名大臣熊廷弼，本来是武举湖广乡试第一名(解元)，但鉴于人们看不起武举，后来为了证实自己的才能又参加了文举，在万历丁酉科湖广乡试中了文解元，完成了类似今日的“换文凭”的过程。他在家中大堂上写有“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的对联，充分表达了自己由武转文的得意之情，流露出对自己的期许和傲气，也隐含着对武举的不屑。
武举考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人”选拔，而不是“军官”选拔。在武举制度比较完备的宋朝，宋庠曾经说道，那些在崇政殿蒙皇帝召见的武举人，“才术肤浅，流品混淆，挽弩试射，与兵卒无异”(《宋元宪集》卷三十一)。清朝的武举考生多不能文，到了嘉庆时在文化考试上不得不作出只要默写《武经》100字不出错就算合格的规定。明清科举有了出身而未能当官的乡绅，按数量来说以武举居多。这些人聚集乡间，不但不能为国家所用，反而可能形成社会危害。光绪废武举时，张之洞、刘坤一在奏折中就指出了武举之害，道：“凡武学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此海内人人能言之。”(《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十二)至于武举在民间的口碑还要更差一些。清朝有人做打油诗讽刺武举说：“头戴银雀顶，脚踏粉底皂，也去参主考，也来谒孔庙。颜渊喟然叹，夫子莞尔笑。子路愠见曰：这般呆狗醮，我若行三军，都去喂马料。”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关于武举的文章，往往套用文科举的功能和评价，有某种过分拔高的倾向。有些博物馆在当地名人的资料陈列中，对武举出身的人也多溢美之词。这种偏差值得史学工作者注意。民间不了解武举真相，听了说书艺人的虚构和夸张，如“岳飞枪挑小梁王”、“常遇春大闹武科场”之类，误以为那就是历史真实，尚情有可原，若学者专家写书撰文也道听途说，不去详尽考察史料，致使严肃的学问走向轻浮的媚俗，这是需要校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