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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推而论之，则诸如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之类的顶级院校就是社会精英的价值反映了——它们的取舍标准代表了精英的价值取向，或者反过来说，精英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们的取舍标准。这一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杰罗姆·卡拉贝尔的《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书讲述的不仅仅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大名校的入学标准的变迁史，更主要的是反映出美国精英观念一百多年来的演化。
卡拉贝尔将故事的开始设定在1900年——那一年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Roosevelt)通过申请轻松进入哈佛大学。这位后来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年轻人代表了当时三大名校的理想择生标准：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WASP(信奉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世家；从小在格罗顿(Groton)、圣保罗(St．Paul’s)、安多佛(Andover)、爱塞特(Exeter)和乔艾特(Choate)等私立贵族学校学习；更关注的不是学习，而是课外活动和社交生活；考入大学后，他们热衷于进入学校的报社，参加一些秘密俱乐部，以此建立广泛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
在此，所谓的哈佛人、耶鲁人和普林斯顿人即意味着爱好运动、公正、勇敢、谦逊、富有超凡人格魅力以及——最为重要的——领导能力。1904年的《耶鲁年鉴》上写有这样的话：多一些绅士、少一些学人，本年度比任何一届都做得要好。这一情况与WASP在当时的美国占绝对主流地位的局面相呼应，立志于培养社会精英的耶鲁以及其他顶级院校自然会为自己出更多的绅士而沾沾自喜了。
事情在这以后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末以前，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顶级院校是罗斯福这样的WASP世家子弟的天下，因为这些学校专门设有一些标准，如需要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考试成绩等等，这些都是就学于普通公立中学的“寒门”子弟所难以达到的(公立中学一般不设置拉丁文和希腊文等古典科目)，因此他们也非常“识时务”地不去申请进入顶级院校。
但到了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及其继任者劳伦斯·洛维尔(A．Lawrence Lowell)执掌哈佛时，他们开始考虑让哈佛转型，使之不仅仅成为世家子弟的天下，因此他们开始取消拉丁文和希腊文等古典科目的考试要求，以吸收更多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这一举动所导致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了三大名校——最高时达到普林斯顿学生人数中的4％(1918年)、耶鲁9％ (1917年)、哈佛则更达到了20％(1918年)!而且数目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和别的“识时务”的人相比，犹太人是一个例外。出于至今难以明了的原因，犹太学生始终不去理会一般的世俗看法，坚持向三大名校提交申请，即使他们并不真正想进入这些学校。而且奇怪的是，他们入学后，并不试图在社交和组建秘密团体等方面与WASP竞争，相反，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更看重学习成绩、奖学金和学术成就。比如，从1900年到1930年，共有1200名犹太人在耶鲁大学就读，但没有一个人被选人任何一个高级团体。
急剧增长的人数，以及——更为重要的——犹太学生那种与三大名校传统理念决然不同的价值观，很自然地引起了WASP的忧虑、甚至恐慌。一位哈佛毕业生1925年这样致信给当时的校长：25年的时间使学校发生一些变化是很自然的，但是发现自己的学校变得如此犹太化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现在所经过之处，到处充斥着犹太人因此，我是带着对母校过去的美好回忆、对现在的憎恶和对未来的怀疑离开的。
学校方面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但不是反犹太主义者，相反是信奉民主和包容精神的进步主义者。他们也喜欢犹太人的勤奋好学，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学校的根本宗旨不仅仅是向那些学习狂们输灌知识，更在于培养类如罗斯福那样的领导和管理精英。他们相信，学校应该要对其所处时代公民的品德和素质起决定作用，这样他们的学校才能保持其顶级地位和声望。如此一来，一些开明的学校管理者在旧传统和新趋势之间陷入了深深的分裂——这一分裂至今仍然存在着，只是后者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
20世纪上半叶，支配着美国商业和社会的仍然是WASP，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如此——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佛的教务长保罗·巴克(Paul Buck)还不断地写文章说，哈佛不会被那种“敏感而神经质”的高分学生统治的，哈佛所要的是健康向上的外向型学生；耶鲁校长阿尔弗雷德·惠特尼·格里沃尔德(AlfredWhitney Griswold)在1950年还在向耶鲁毕业生重申，将来的耶鲁人不会是书呆子，而是全面发展的人。这一年，278名来自私立贵族学校的申请人中有245人被哈佛录取。
于是，几大学校于1918年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减少犹太学生的对策。他们担心长此以往的话，WASP子弟会选择离开三大名校——就好像早先因为犹太居民增多，原来的社会名流大规模逃离纽约一样，他们的地位和声望从此不保。1923年，洛维尔最终想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将学生的非学习成绩，比如个人品德、领导才能、社会关系、体育成绩以及社会名流的推荐信等等列入入学标准。
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才最终得以改变：随着社会各种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在全美国持续爆发，旧有的社会阶层架构被打破，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外，苏联的崛起也开始形成了对美国科技地位的挑战，学校开始更注重學习和研究的能力；到了60年代，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开始慢慢形成并逐渐全面取代WASP。卡拉贝尔在书里这样写道，那些顶级院校的管理者们至此意识到，“从长远看，如果放弃那些出现下滑迹象的股票(指WASP)，改而投资处于上升中的新股票(指新精英阶层)，虽然比较冒险，但却可能有更高的回报率。”
从此，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顶级院校的入学标准开始改变，学生的学习成绩比个人品德和社会关系受到更多的重视。结果，在这些学校里，绅士或花花公子的身影开始逐渐减少，富有学究气息的学生日益增多，学校的风气也随之彻底转变：上述的那种首先被来自纽约公立学校的犹太人所接受并推崇的价值观从此取代WASP的传统成为新的精英价值观。
关于犹太人二战后在美国的崛起，以及他们对美国乃至于世界的影响的话题，以往讲的大多是他们如何控制美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媒体等等，至于《被选中的》一书所反应出的他们对社会观念的影响却比较少见。对于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犹太人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有非常精彩的见解和描述。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新教育阶层——他们有着60年代的价值观和90年代的薪水，喜欢去只卖有机食物和主张环保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购物，在星巴克喝咖啡，开沃尔沃轿车——崛起的书。在一次新书推广会上，一位犹太妇人这样对我说，‘你应该清楚，你所写的正是有关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现象。’”布鲁克斯先是惊讶，随即明白，她所指的正是犹太人作为这项历经了整个20世纪、改变了美国大学和美国精英的社会运动的先锋，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社会观念——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在美国出现的新精英阶层(或者说新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已经渗入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值得一提的是，卡拉贝尔此书也指出了随新精英的崛起而出现的新人学标准和旧标准相比，存在着许多同样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比如，新的精英阶层也和WASP一样，设立有利于他们及其后代的标准：1952年有37％的哈佛新生的家庭没有大学学历，到了1996年只有11％；1954年，有10％的哈佛新生是来自蓝领家庭，而42年后只有5％。
新人学标准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虽然没有大笔物质遗产却继承了文化资产的人，卡拉贝尔在书里这样写道，事情似乎确实如此：1956年，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学生中出身于商人家庭和教授家庭的比例是4比1，到了1976年这一比例则变为1比1！
《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andPrinceton)
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著，胡顿米福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2005年10月26日出版。
责任编辑：范嘉
Fanjia@ChinaBanker.net
卡拉贝尔将故事的开始设定在1900年——那一年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Roosevelt)通过申请轻松进入哈佛大学。这位后来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年轻人代表了当时三大名校的理想择生标准：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WASP(信奉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世家；从小在格罗顿(Groton)、圣保罗(St．Paul’s)、安多佛(Andover)、爱塞特(Exeter)和乔艾特(Choate)等私立贵族学校学习；更关注的不是学习，而是课外活动和社交生活；考入大学后，他们热衷于进入学校的报社，参加一些秘密俱乐部，以此建立广泛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
在此，所谓的哈佛人、耶鲁人和普林斯顿人即意味着爱好运动、公正、勇敢、谦逊、富有超凡人格魅力以及——最为重要的——领导能力。1904年的《耶鲁年鉴》上写有这样的话：多一些绅士、少一些学人，本年度比任何一届都做得要好。这一情况与WASP在当时的美国占绝对主流地位的局面相呼应，立志于培养社会精英的耶鲁以及其他顶级院校自然会为自己出更多的绅士而沾沾自喜了。
事情在这以后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末以前，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顶级院校是罗斯福这样的WASP世家子弟的天下，因为这些学校专门设有一些标准，如需要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考试成绩等等，这些都是就学于普通公立中学的“寒门”子弟所难以达到的(公立中学一般不设置拉丁文和希腊文等古典科目)，因此他们也非常“识时务”地不去申请进入顶级院校。
但到了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及其继任者劳伦斯·洛维尔(A．Lawrence Lowell)执掌哈佛时，他们开始考虑让哈佛转型，使之不仅仅成为世家子弟的天下，因此他们开始取消拉丁文和希腊文等古典科目的考试要求，以吸收更多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这一举动所导致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了三大名校——最高时达到普林斯顿学生人数中的4％(1918年)、耶鲁9％ (1917年)、哈佛则更达到了20％(1918年)!而且数目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和别的“识时务”的人相比，犹太人是一个例外。出于至今难以明了的原因，犹太学生始终不去理会一般的世俗看法，坚持向三大名校提交申请，即使他们并不真正想进入这些学校。而且奇怪的是，他们入学后，并不试图在社交和组建秘密团体等方面与WASP竞争，相反，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更看重学习成绩、奖学金和学术成就。比如，从1900年到1930年，共有1200名犹太人在耶鲁大学就读，但没有一个人被选人任何一个高级团体。
急剧增长的人数，以及——更为重要的——犹太学生那种与三大名校传统理念决然不同的价值观，很自然地引起了WASP的忧虑、甚至恐慌。一位哈佛毕业生1925年这样致信给当时的校长：25年的时间使学校发生一些变化是很自然的，但是发现自己的学校变得如此犹太化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现在所经过之处，到处充斥着犹太人因此，我是带着对母校过去的美好回忆、对现在的憎恶和对未来的怀疑离开的。
学校方面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但不是反犹太主义者，相反是信奉民主和包容精神的进步主义者。他们也喜欢犹太人的勤奋好学，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学校的根本宗旨不仅仅是向那些学习狂们输灌知识，更在于培养类如罗斯福那样的领导和管理精英。他们相信，学校应该要对其所处时代公民的品德和素质起决定作用，这样他们的学校才能保持其顶级地位和声望。如此一来，一些开明的学校管理者在旧传统和新趋势之间陷入了深深的分裂——这一分裂至今仍然存在着，只是后者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
20世纪上半叶，支配着美国商业和社会的仍然是WASP，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如此——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佛的教务长保罗·巴克(Paul Buck)还不断地写文章说，哈佛不会被那种“敏感而神经质”的高分学生统治的，哈佛所要的是健康向上的外向型学生；耶鲁校长阿尔弗雷德·惠特尼·格里沃尔德(AlfredWhitney Griswold)在1950年还在向耶鲁毕业生重申，将来的耶鲁人不会是书呆子，而是全面发展的人。这一年，278名来自私立贵族学校的申请人中有245人被哈佛录取。
于是，几大学校于1918年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减少犹太学生的对策。他们担心长此以往的话，WASP子弟会选择离开三大名校——就好像早先因为犹太居民增多，原来的社会名流大规模逃离纽约一样，他们的地位和声望从此不保。1923年，洛维尔最终想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将学生的非学习成绩，比如个人品德、领导才能、社会关系、体育成绩以及社会名流的推荐信等等列入入学标准。
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才最终得以改变：随着社会各种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在全美国持续爆发，旧有的社会阶层架构被打破，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外，苏联的崛起也开始形成了对美国科技地位的挑战，学校开始更注重學习和研究的能力；到了60年代，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开始慢慢形成并逐渐全面取代WASP。卡拉贝尔在书里这样写道，那些顶级院校的管理者们至此意识到，“从长远看，如果放弃那些出现下滑迹象的股票(指WASP)，改而投资处于上升中的新股票(指新精英阶层)，虽然比较冒险，但却可能有更高的回报率。”
从此，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顶级院校的入学标准开始改变，学生的学习成绩比个人品德和社会关系受到更多的重视。结果，在这些学校里，绅士或花花公子的身影开始逐渐减少，富有学究气息的学生日益增多，学校的风气也随之彻底转变：上述的那种首先被来自纽约公立学校的犹太人所接受并推崇的价值观从此取代WASP的传统成为新的精英价值观。
关于犹太人二战后在美国的崛起，以及他们对美国乃至于世界的影响的话题，以往讲的大多是他们如何控制美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媒体等等，至于《被选中的》一书所反应出的他们对社会观念的影响却比较少见。对于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犹太人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有非常精彩的见解和描述。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新教育阶层——他们有着60年代的价值观和90年代的薪水，喜欢去只卖有机食物和主张环保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购物，在星巴克喝咖啡，开沃尔沃轿车——崛起的书。在一次新书推广会上，一位犹太妇人这样对我说，‘你应该清楚，你所写的正是有关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现象。’”布鲁克斯先是惊讶，随即明白，她所指的正是犹太人作为这项历经了整个20世纪、改变了美国大学和美国精英的社会运动的先锋，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社会观念——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在美国出现的新精英阶层(或者说新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已经渗入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值得一提的是，卡拉贝尔此书也指出了随新精英的崛起而出现的新人学标准和旧标准相比，存在着许多同样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比如，新的精英阶层也和WASP一样，设立有利于他们及其后代的标准：1952年有37％的哈佛新生的家庭没有大学学历，到了1996年只有11％；1954年，有10％的哈佛新生是来自蓝领家庭，而42年后只有5％。
新人学标准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虽然没有大笔物质遗产却继承了文化资产的人，卡拉贝尔在书里这样写道，事情似乎确实如此：1956年，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学生中出身于商人家庭和教授家庭的比例是4比1，到了1976年这一比例则变为1比1！
《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andPrinceton)
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著，胡顿米福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2005年10月26日出版。
责任编辑：范嘉
Fanjia@ChinaBank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