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批判在《小时代》上映后就此拉开序幕。这部被指摘为充满了所有现代消费主义符号的低俗电影，已经迅速上映了续集。目前两部《小时代》的票房几近7个亿，导演郭敬明在一片争论与骂声中赚得盆满钵满。
　　有评论者拿郭敬明来自四川自贡这个小地方说事，直观地认为，一部奢华糜烂、物欲横流的粗俗电影，是由一个内心自卑不已的灵魂所创作的，更有人戏称郭敬明的创作团队是“城乡结合部”。
　　还有分析指出，此类国产烂片能够创造几个亿的票房神话与三、四线城市的贡献不无关系，最能够产生共鸣并附庸《小时代》的观众，被认为是三、四线城市的年轻女孩，她们的平均年龄约20岁左右。
　　当媒体放声咒骂时，看清楚了当中因果关节的是郭敬明。他说：“可能在（我粉丝）他们的年龄或者他们的生长环境里没有战争，也没经历吃不饱饭的时候，《辛德勒名单》或《1942》不是他们第一时间能感同身受的电影，也许他们到了20岁或30岁，到了有更高审美或他们精神层面更完善时，他们才能接受那些。”
　　的确，郭敬明不是小丑，他只是迎合并利用了这个时代的病症。不客气地说，当今许多年轻人不会主动关心社会形势，没有对宏观问题的关注力和判断力，放眼世界的胸襟也不够开阔。他们误以为《小时代》所体现的奢靡生活就是一种成功的标志，并乐于从中体味丝对高富帅羡慕嫉妒恨。这些心态都投射到了《小时代》中，并得到虚假满足。
　　在我看来，《小时代》的粉丝们，表现出一种原子化的青年心理。对他们而言，外部世界和他人不过是天边飘动的背景，既不需要关心，更不需要了解。身陷原子化处境中，他们将公共性和与他人的情感共鸣、思想呼应抛在一边，沟通也仿佛是自我独白，沉迷于个人私人趣味的简单重叠。
　　于是原子化的个人便丧失了客观地进行自我认识的兴趣，转而自我欣赏，互相欣赏，通过计算他人赞美和批评的数量来获得自我肯定。当然，世界也不是纸糊的，他人也可以对原子化的自我不予理睬。结果，有些年轻人目力所及之处便只有个人的小悲切。在硬币的两面，狂妄自大和自恋自艾都遵守同样的心理逻辑——自闭，自我循环，而且还简单，粗暴，非理性。
　　正如“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弗洛姆所说，“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那种特殊联结关系问题，……引起人性格差异的那些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恐惧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人的倾向，最美好亦或最丑恶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
　　我们是现实意义当中的人，我们并非是孤立的、抽象的人。这些发生在青年人身上的危机，可以追溯出社会心理的根源：就是个人的和集体的信念为贪婪、恐惧、幻想、逃避现实的错误扭曲。原子化的青年心理，正反映着疏离冷淡的社会现实。
　　问题就是症状，导致症结的原因何在？我们不得不反思一国之本——教育。如今教育体制的困境在于僵化，我们的公立教育缺乏价值观的导向，更谈不上对年轻人历史感的引导。青少年教育缺乏社会参与和公共生活。
　　须知社会意识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通过参与公共生活青年人才有社会认同，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与集体、社会、他人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在互相交流、互相尊重的社群中了解彼此的方式，能够超越孤立而自主的“自我”。从一个狭窄、工具性、自私的自我本位世界观，转化成多元观点、系统化、有机的、关系的、社会中的心灵体。在心理学中，这一过程被称作社会化和去原子化。
　　一个人对社会良好开阔的觉察会反映在生活品质中，寻求内心和外在的和谐。对这种人而言，无疑会与更大的整体有亲密的连结感，并为之负起责任。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不但拥有最好的经验，也是最有慈悲心的人，是伟大的社会改良者和革新者，是对抗不公义、不平等的最佳斗士，也是追求卓越、效果、能力的最佳战士。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见，最好的“助人者”就是最完全的人。社会道义来自自我改进和对社会热心的整合。
　　找到社会的位置亦即找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基于此，社会参与和社会观察在教育实施中是必不可少的。如何让青年人自然地在实践中体验，把自身价值的实现与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并逐步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品质，是值得深思并加以解决的教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