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更在于培育符合心性发展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在悠久的中华传统文明中，具有哲学思维的教育家，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是至圣先师孔子，还有一位就是王阳明先生。说到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就不能不说到其哲学思考——心学。正是基于心学的钻研，才使得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显得灿烂夺目。
　　要了解王阳明的教育思想，首先要了解其哲学思想，也就是其心学。他求学悟道开始时也是尊崇朱熹的格物之说的，按照“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要求，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道未得而身已病。在求师拜教和艰苦静修中，他从格物转为求心，在被贬为龙场驿丞后的艰难环境中，终于得道，史称“龙场悟道”，从此思想进入自觉之道，后世把他和陆九渊的思想并称为“陆王心学”。在以后的岁月里，王阳明兴学讲学，传播心学，洋溢着内心的快乐，享受着心性之学，至57岁因病辞世前，学生问其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显示了一代鸿儒的胸怀和道行。
　　王阳明从政不忘讲学，从34岁开始收徒讲学，历23年之久。从政不忘兴学，龙冈书院、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都留下其创办或讲学的足迹。他不著书，也不立说，其讲学语录和论学书信由其弟子整理，历时45年漫长岁月才完成，叫做《传习录》。该书名出自《论语·学而》：“传不习乎？”“传”为受之于师，“习”意为学之在己。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是研究和了解王阳明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基于孟子“性善论”和陆九渊的“心学”思想，王阳明从心学观点来阐述教育的作用是“致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他进一步就良知进行了阐述，认为“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未发之中也，寂然不动之体也，廓然大公也”。而这些品质都是人人共有的，但是为何人却不能坚守，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获得呢？这是因为良知“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这比朱熹的格物致知片面强调知识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更进了一步，阐明了人心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作用，通过学习和修养，认识和恢复人心所固有的天理。
　　要致良知，是先知后行，还是知而不行，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要求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他认为，“所谓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工，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皎然矣乎？”“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致良知，是因为心性天理被蒙蔽，而要找寻和回复人性本有的天理，就要按照知行合一的办法进行教化和引导。儿童时期良知最多，蒙蔽最少，教育应当从儿童抓起。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和《教约》等文中，王阳明对儿童教育理论有了生动全面的阐述。他认为，教育要照顾和顺应儿童特点，“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进而提出教育儿童原则和方法，“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意志，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并安排了全面和谐的课程表。这种“顺道性情”的儿童教育理论是王阳明教育理论的精彩之笔，至今读来，言犹在耳，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