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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柯对话语权力的揭示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继20世纪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文论话语之后，中国文论在90年代开始全面反思，文论的“民族”性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但这个反思是在对西方文论已有了更通畅的了解和更全面的吸纳前提下，对中西文论交流过程本身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的反思。中国文论界有关话语权力问题的思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建构。对此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考察，借以把握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特性以及整个现代文论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选择。
[关键词]话语权力；福柯；民族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2—0066—04
有学者认为，1992年是中国当代文论转型的起点，是1986年到1991年的中西“碰撞”阶段的后继。继20世纪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文论话语之后，中国文论在90年代开始全面反思，文论的“民族”性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谈论不再是简单地重复相对主义／普世主义的争论，而是在对西方文论已有了更通畅的了解和更全面的吸纳的前提下，对中西文论交流过程本身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反思。在越来越多的理论文本中，我们看到了明晰的话语权力意识与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表面的热闹之下，话语权力理论的“中国化”出现了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比方说，话语权力的运作本以多元、开放、动态为基本特征，更看重权力斗争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这可以说是西方当代理论的共同逻辑，但是在中国知识界对话语权力理论的运用中，“中／西”僵硬的二元对立仍然在某些层面顽固地存在着。有关话语权力微观机制的深入揭示，往往存在着浅尝辄止的现象，那种宏观的话语权之争似乎更能刺激中国学人的神经。这一矛盾状况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语权力问题，对此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考察，借以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特性以及整个现代文论的内在逻辑，应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选择。
一、话语权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话语”最初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正如托多罗夫所言：“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的对应物，……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被陈述，它们彼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变成话语”。可以看出话语作为语言学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言语，是由词汇和语法规则所限定的语言的实际应用。而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指的是对对象的合法占有，它—方面指对占有者的合法认可，一方面意味着对占有者以外的任何人介入占有状态的合法阻止。因此，在传统的观点中，话语形成于言语交流，权力作用于政治实践。权力的运作虽必然利用话语，但它们毕竟是两回事。
但是当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话语权力”思想后，这一传统的分立被打破了。在福柯看来，话语并非一个名词或者一个范畴，它是除“言语”和“语言”之外的第三者。它并非词汇与句子简单的组合，也不仅仅限于语法规则的控制，而是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权力生成话语，话语又反过来产生权力。话语和言语的差别，可以说是两种视角的差别，后者被认为只是服从于自由交流的需要，而前者则将这种自由交流解释为权力运作的场域。话语范畴的提出，是将政治学维度置入传统的语言学领域之中。
不过，在福柯那里，话语权力尚未成为一个严格的术语。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分别在语言学、存在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应用着“话语”的含义，以证明权力在话语形成、话语实践中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话语权力，“它是言说者对话语因素如语言或言语的合法占有”。但是，仅凭占有话语因素，还不足以构成一种话语权力。话语权力不是静止的，只有当其往来于在场者之间时，也就是作为话语被使用时，才会生效。这不仅意味着个人的自言自语，被排除在话语权力的问题域之外，更重要的是，话语权力这一范畴从一开始就拒绝被等同于“什么人说什么话”的逻辑，它是一个在动态、开放的过程中生成和显现的机制，而非一种古已有之的身份意识，它是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话语权力研究绝非话语研究和权力研究的简单拼贴(或者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事实上，当福柯以其原创性的研究，揭示出西方社会话语权力在某些领域的生成机制时，他已经将我们带向了一系列新问题、新观念和新方法。不管福柯本人如何反感于那些“制度性”的定义，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话语权力不是话语与权力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范畴，它所开辟的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福柯对话语权力的揭示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新历史主义学者以海登·怀特为代表，他运用话语权力理论批判了传统的历史观，而将历史的文学性发掘了出来。他将历史看作是“仅仅通过把纯粹的编年史编成故事而获得部分的阐释效果；而故事反过来又通过我在别处称为“情节建构’的运作而从编年史编造出来”。因此，在他看来，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围。历史成了虚构的文本，“历史话语”通过这个编写制度来获得阐释的权力；反过来，这套历史话语又生成了新的编写体例。所谓历史就是具有文学性的话语与权力合谋制造的一个文本。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基本上延续了福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通过批判福柯有关种族话语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话语权力在民族维度上的思考。东方主义学者赛义德认为，尽管福柯也论述了种族话语的权力机制问题，但他并没有摆脱“欧洲白人中心”的视野局限。赛义德通过对西方文本中“东方镜像”所隐含的话语权力的“谱系学”考察，发现一种新的“殖民”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话语权力的中心。这种意识通过一整套“殖民话语”体现和维持着，这就是所谓“后殖民”主义。赛义德以此开启了话语权力的民族向度的思考。除此之外，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日见兴盛的文化研究都受到了话语权力理论的极大影响。称其为最具生产力的当代理论之一，一点都不过分。
二、话语权力“中国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转型的特点
考察话语权力理论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不是简单地做一个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描述，而是要深入探究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研究中国文论，是希望获得对中国当代文论全面而透彻的把握，话语权力理论所提供的毋宁说是一种视角或者线索。
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写定的时代”，而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性质和走向问题，仍然保留着它扑朔迷离的面相。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转型期”，但是究竟该如何 把握这种转型，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似乎很难与文论的转型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倒是丹尼尔·贝尔等人有关“后冷战时代”的论述揭示出影响中国当代文论生成的一个隐秘机制。贝尔认为，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两极化格局被多极化发展趋势所取代，而文化冲突便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主要表现方式。这种文化冲突不仅会影响到中西文论的交往方式，而且会影响到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建构。
我们知道，以往中国文论吸纳西方文论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西方理论话语整合中国文论话语，另一种是用中国文论话语整合西方话语，近似于“西体中用”和“中体西用”的差别。而所谓“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要么是基于价值之争，要么是出于体系的考虑，都是将中国文论的建构看作是中国学者的理性运作和自主选择，而对所谓“中国”、“西方”也基本上是作着本质主义的理解。而当话语权力理论进入到中国之后，学界对于中国文论的认识与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如同话语权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语言学静止、封闭的语言系统观一样，它同样推动着中国当代文论走出20世纪80年代对“语言游戏”、“形式批评”、“系统论”的狂热，转而思考如何在一个充满着复杂微妙的权力斗争的话语场中，构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人们开始意识到，一种主体性或者说特性不是天然具有的，而是话语权力持续斗争的产物。而对今天的研究来说，考察这种斗争的内在机制，将话语生成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历史关联揭示出来，既不是为了给中国理论或者西方理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也不是为了放弃对普遍价值的追求，而是真正地进入文化的当下抉择之中。
有理由认为，中国文论界有关话语权力问题的思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建构。我们看到，知识批判方法的运用，尤其是话语的“谱系学”分析，开创了文论、批评思维的新方式。诸多的领域开始了自我清理工作，表现在具体方面便是出现在各个领域的“重写”工作，如重写文学史、重写思想史、重写哲学史、重写文艺理论等等。短时间内，福柯、后殖民主义、话语权力等词语中国学人已耳熟能详，至少在文论界(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除外，但也并不绝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福柯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知识界似乎完全同步。这为我们将20世纪90年代文论与话语权力理论联合考察提供了最基本的理由。
三、民族话语权力之争——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转型的核心
对中国文论话语权力机制的研究，理所当然应该是多向度、多领域的，民族向度更确切来说是中西关系—-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过分强调这一向度并不可取，在没有对中国文论生成、发展的具体环节进行深入考察之前，匆忙地进入中与西的讨论，很容易陷入皮相浮泛。但是，中西问题毕竟构成了左右中国当代文论形成的关键逻辑，假如对它的直接探讨未必能有所收获的话，试图回避它、悬搁它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在中国，民族问题自近代以来便在各种场合反复出现，早已成为老生常谈。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之争，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抑或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到当代全球化当中的“民族主义”，“民族”意识就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游荡在各个领域当中。进入90年代以后，以资本的全球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将中国卷入到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经济进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其政治保障的，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单位的含义反而更加凸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关系的清晰化反而有助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对于中国而言，1989年事件所产生的那种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获得了缓解”。
在这个新的文化语境中，中西矛盾以相对与绝对、历史与叙事、事实与价值等种种面相在各个研究领域展开，中国文论自不例外。近年来有关“后现代主义”、“中华性”、“失语症”、“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诗学”、“新新中国论”、“文学终结论”、“文艺学转向”等等问题的激烈争论，背后都是中与西的冲突。但是，与20世80年代那种“现代与传统”之争不同的是，中与西的冲突不是谁必将取代谁的问题，而是文化权力的斗争将以什么方式持续进行，最终将达到怎样的平衡关系的问题。不管论者们是倡导“中华性”，试图以一种“民族主体”的身份进入到话语场中心，还是强调“回到西学”，“回到80年代”，都不再是做着简单的价值取舍，而是试图通过揭示中西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力机制，对这一交流本身进行干预。这也就意味着，当今天的学者感慨中西人文学术的关系是“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最后返销到西方”时，他们所指称的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西体中用”，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机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何去何从始终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话语权力理论的引入并没有让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中西之争，相反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假如什么是“中国问题”是由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决定的，那么以构建文化认同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语言来分析什么问题呢?假如中国知识界面临着“失语”的困境，那么围绕着“民族”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能否解决这一困境?拥有如此丰富的文艺思想资源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提供具有世界价值的文论成果?究竟是成果产生对话，还是对话产生成果?……
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简单地回到文化本位或者是全盘西化，都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效应。要想寻找到某种突破的可能，惟一的途径还是将话语权力理论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假如话语权力只是引发了一种对权力的无奈感，那么原来的僵局只会更加僵化。不是有了话语权力理论或者话语权力意识才有所谓中西之争，后者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西方的话语权力理论进入中国之后，能够为旷日持久的中西之争带来什么?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怎样的转化和再建构，才能使它成为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思想武器?
四、中国文论话语权力分析的新启示
要使批判的方法在中国文论中成长，建设具有前瞻性的中国当代文论，需要我们立足现实。“文艺理论倘若离开了对文艺现实的深刻了解，倘若不能回答现实提出的新问题，从理论上给予及时、科学的说明，它就只是僵死的教条和空洞的言说，就没有生命力”。话语权力的思考无疑给了我们一个人手点，即从文论话语人手，发掘考察其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在话语背后发现事实，进而在更为广阔的现实基础上建立当代文论的话语阐释。中国与世界，中国与西方，在权力网络中不应该是对立的二元，也不应该是静止的、不变的存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一点，即：只有“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才能“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这正是当下学术界所论争的“中西”之辩所遭遇的困境的焦点所在，摆脱民族的视域局限，使得对话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才能真正实现话语权力的生产功能，而这也才是中国文论走出自身限度的契机。
话语权力给了我们一个契机，让我们在新的思维方式中审视我们的文论中所涵盖的文化，也给了我们新的方法去整理、发现当下问题中所蕴含的历史的积累。中国当代文论的前瞻性就蕴含在这种批判性的创造当中，F·费雷说过：“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中国文论亦是如此。我们尝试着在繁华热闹的争论后面发现一条自始至终通行的路，并在这条路上走向未来。“在任何气候任何时辰，我都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要在手杖上刻下记号；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交叉点上”。我们酝酿着一场变革，我们也正在变革中彷徨，但“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是奇迹”。
[责任编辑 王艳芳]
[关键词]话语权力；福柯；民族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2—0066—04
有学者认为，1992年是中国当代文论转型的起点，是1986年到1991年的中西“碰撞”阶段的后继。继20世纪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文论话语之后，中国文论在90年代开始全面反思，文论的“民族”性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谈论不再是简单地重复相对主义／普世主义的争论，而是在对西方文论已有了更通畅的了解和更全面的吸纳的前提下，对中西文论交流过程本身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反思。在越来越多的理论文本中，我们看到了明晰的话语权力意识与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表面的热闹之下，话语权力理论的“中国化”出现了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比方说，话语权力的运作本以多元、开放、动态为基本特征，更看重权力斗争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这可以说是西方当代理论的共同逻辑，但是在中国知识界对话语权力理论的运用中，“中／西”僵硬的二元对立仍然在某些层面顽固地存在着。有关话语权力微观机制的深入揭示，往往存在着浅尝辄止的现象，那种宏观的话语权之争似乎更能刺激中国学人的神经。这一矛盾状况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语权力问题，对此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考察，借以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特性以及整个现代文论的内在逻辑，应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选择。
一、话语权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话语”最初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正如托多罗夫所言：“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的对应物，……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被陈述，它们彼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变成话语”。可以看出话语作为语言学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言语，是由词汇和语法规则所限定的语言的实际应用。而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指的是对对象的合法占有，它—方面指对占有者的合法认可，一方面意味着对占有者以外的任何人介入占有状态的合法阻止。因此，在传统的观点中，话语形成于言语交流，权力作用于政治实践。权力的运作虽必然利用话语，但它们毕竟是两回事。
但是当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话语权力”思想后，这一传统的分立被打破了。在福柯看来，话语并非一个名词或者一个范畴，它是除“言语”和“语言”之外的第三者。它并非词汇与句子简单的组合，也不仅仅限于语法规则的控制，而是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权力生成话语，话语又反过来产生权力。话语和言语的差别，可以说是两种视角的差别，后者被认为只是服从于自由交流的需要，而前者则将这种自由交流解释为权力运作的场域。话语范畴的提出，是将政治学维度置入传统的语言学领域之中。
不过，在福柯那里，话语权力尚未成为一个严格的术语。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分别在语言学、存在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应用着“话语”的含义，以证明权力在话语形成、话语实践中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话语权力，“它是言说者对话语因素如语言或言语的合法占有”。但是，仅凭占有话语因素，还不足以构成一种话语权力。话语权力不是静止的，只有当其往来于在场者之间时，也就是作为话语被使用时，才会生效。这不仅意味着个人的自言自语，被排除在话语权力的问题域之外，更重要的是，话语权力这一范畴从一开始就拒绝被等同于“什么人说什么话”的逻辑，它是一个在动态、开放的过程中生成和显现的机制，而非一种古已有之的身份意识，它是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话语权力研究绝非话语研究和权力研究的简单拼贴(或者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事实上，当福柯以其原创性的研究，揭示出西方社会话语权力在某些领域的生成机制时，他已经将我们带向了一系列新问题、新观念和新方法。不管福柯本人如何反感于那些“制度性”的定义，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话语权力不是话语与权力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范畴，它所开辟的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福柯对话语权力的揭示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新历史主义学者以海登·怀特为代表，他运用话语权力理论批判了传统的历史观，而将历史的文学性发掘了出来。他将历史看作是“仅仅通过把纯粹的编年史编成故事而获得部分的阐释效果；而故事反过来又通过我在别处称为“情节建构’的运作而从编年史编造出来”。因此，在他看来，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围。历史成了虚构的文本，“历史话语”通过这个编写制度来获得阐释的权力；反过来，这套历史话语又生成了新的编写体例。所谓历史就是具有文学性的话语与权力合谋制造的一个文本。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基本上延续了福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通过批判福柯有关种族话语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话语权力在民族维度上的思考。东方主义学者赛义德认为，尽管福柯也论述了种族话语的权力机制问题，但他并没有摆脱“欧洲白人中心”的视野局限。赛义德通过对西方文本中“东方镜像”所隐含的话语权力的“谱系学”考察，发现一种新的“殖民”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话语权力的中心。这种意识通过一整套“殖民话语”体现和维持着，这就是所谓“后殖民”主义。赛义德以此开启了话语权力的民族向度的思考。除此之外，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日见兴盛的文化研究都受到了话语权力理论的极大影响。称其为最具生产力的当代理论之一，一点都不过分。
二、话语权力“中国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转型的特点
考察话语权力理论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不是简单地做一个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描述，而是要深入探究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研究中国文论，是希望获得对中国当代文论全面而透彻的把握，话语权力理论所提供的毋宁说是一种视角或者线索。
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写定的时代”，而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性质和走向问题，仍然保留着它扑朔迷离的面相。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转型期”，但是究竟该如何 把握这种转型，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似乎很难与文论的转型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倒是丹尼尔·贝尔等人有关“后冷战时代”的论述揭示出影响中国当代文论生成的一个隐秘机制。贝尔认为，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两极化格局被多极化发展趋势所取代，而文化冲突便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主要表现方式。这种文化冲突不仅会影响到中西文论的交往方式，而且会影响到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建构。
我们知道，以往中国文论吸纳西方文论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西方理论话语整合中国文论话语，另一种是用中国文论话语整合西方话语，近似于“西体中用”和“中体西用”的差别。而所谓“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要么是基于价值之争，要么是出于体系的考虑，都是将中国文论的建构看作是中国学者的理性运作和自主选择，而对所谓“中国”、“西方”也基本上是作着本质主义的理解。而当话语权力理论进入到中国之后，学界对于中国文论的认识与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如同话语权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语言学静止、封闭的语言系统观一样，它同样推动着中国当代文论走出20世纪80年代对“语言游戏”、“形式批评”、“系统论”的狂热，转而思考如何在一个充满着复杂微妙的权力斗争的话语场中，构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人们开始意识到，一种主体性或者说特性不是天然具有的，而是话语权力持续斗争的产物。而对今天的研究来说，考察这种斗争的内在机制，将话语生成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历史关联揭示出来，既不是为了给中国理论或者西方理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也不是为了放弃对普遍价值的追求，而是真正地进入文化的当下抉择之中。
有理由认为，中国文论界有关话语权力问题的思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建构。我们看到，知识批判方法的运用，尤其是话语的“谱系学”分析，开创了文论、批评思维的新方式。诸多的领域开始了自我清理工作，表现在具体方面便是出现在各个领域的“重写”工作，如重写文学史、重写思想史、重写哲学史、重写文艺理论等等。短时间内，福柯、后殖民主义、话语权力等词语中国学人已耳熟能详，至少在文论界(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除外，但也并不绝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福柯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知识界似乎完全同步。这为我们将20世纪90年代文论与话语权力理论联合考察提供了最基本的理由。
三、民族话语权力之争——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转型的核心
对中国文论话语权力机制的研究，理所当然应该是多向度、多领域的，民族向度更确切来说是中西关系—-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过分强调这一向度并不可取，在没有对中国文论生成、发展的具体环节进行深入考察之前，匆忙地进入中与西的讨论，很容易陷入皮相浮泛。但是，中西问题毕竟构成了左右中国当代文论形成的关键逻辑，假如对它的直接探讨未必能有所收获的话，试图回避它、悬搁它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在中国，民族问题自近代以来便在各种场合反复出现，早已成为老生常谈。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之争，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抑或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到当代全球化当中的“民族主义”，“民族”意识就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游荡在各个领域当中。进入90年代以后，以资本的全球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将中国卷入到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经济进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其政治保障的，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单位的含义反而更加凸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关系的清晰化反而有助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对于中国而言，1989年事件所产生的那种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获得了缓解”。
在这个新的文化语境中，中西矛盾以相对与绝对、历史与叙事、事实与价值等种种面相在各个研究领域展开，中国文论自不例外。近年来有关“后现代主义”、“中华性”、“失语症”、“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诗学”、“新新中国论”、“文学终结论”、“文艺学转向”等等问题的激烈争论，背后都是中与西的冲突。但是，与20世80年代那种“现代与传统”之争不同的是，中与西的冲突不是谁必将取代谁的问题，而是文化权力的斗争将以什么方式持续进行，最终将达到怎样的平衡关系的问题。不管论者们是倡导“中华性”，试图以一种“民族主体”的身份进入到话语场中心，还是强调“回到西学”，“回到80年代”，都不再是做着简单的价值取舍，而是试图通过揭示中西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力机制，对这一交流本身进行干预。这也就意味着，当今天的学者感慨中西人文学术的关系是“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最后返销到西方”时，他们所指称的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西体中用”，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机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何去何从始终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话语权力理论的引入并没有让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中西之争，相反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假如什么是“中国问题”是由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决定的，那么以构建文化认同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语言来分析什么问题呢?假如中国知识界面临着“失语”的困境，那么围绕着“民族”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能否解决这一困境?拥有如此丰富的文艺思想资源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提供具有世界价值的文论成果?究竟是成果产生对话，还是对话产生成果?……
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简单地回到文化本位或者是全盘西化，都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效应。要想寻找到某种突破的可能，惟一的途径还是将话语权力理论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假如话语权力只是引发了一种对权力的无奈感，那么原来的僵局只会更加僵化。不是有了话语权力理论或者话语权力意识才有所谓中西之争，后者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西方的话语权力理论进入中国之后，能够为旷日持久的中西之争带来什么?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怎样的转化和再建构，才能使它成为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思想武器?
四、中国文论话语权力分析的新启示
要使批判的方法在中国文论中成长，建设具有前瞻性的中国当代文论，需要我们立足现实。“文艺理论倘若离开了对文艺现实的深刻了解，倘若不能回答现实提出的新问题，从理论上给予及时、科学的说明，它就只是僵死的教条和空洞的言说，就没有生命力”。话语权力的思考无疑给了我们一个人手点，即从文论话语人手，发掘考察其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在话语背后发现事实，进而在更为广阔的现实基础上建立当代文论的话语阐释。中国与世界，中国与西方，在权力网络中不应该是对立的二元，也不应该是静止的、不变的存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一点，即：只有“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才能“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这正是当下学术界所论争的“中西”之辩所遭遇的困境的焦点所在，摆脱民族的视域局限，使得对话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才能真正实现话语权力的生产功能，而这也才是中国文论走出自身限度的契机。
话语权力给了我们一个契机，让我们在新的思维方式中审视我们的文论中所涵盖的文化，也给了我们新的方法去整理、发现当下问题中所蕴含的历史的积累。中国当代文论的前瞻性就蕴含在这种批判性的创造当中，F·费雷说过：“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中国文论亦是如此。我们尝试着在繁华热闹的争论后面发现一条自始至终通行的路，并在这条路上走向未来。“在任何气候任何时辰，我都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要在手杖上刻下记号；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交叉点上”。我们酝酿着一场变革，我们也正在变革中彷徨，但“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是奇迹”。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