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代表清代文字学成就的《说文解字》研究在清代学术中具有重要地位，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最值得称道的一部。段玉裁将《说文解字》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主要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清代学术斗争的需要，一是为了实现其师戴震的宏愿。
[关键词] 段玉栽《说文解字》著述 动机
文字学研究是清代汉学的最主要成就。有清一代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有一百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说文》四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和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而在这四大家中，出现最早，成就最高的当属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早年师事戴震，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其一生著述甚多，共计三十多种，其中《说文解字注》是其代表作。《说文解字注》的注疏工作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最终写成，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关于其作《说文解字注》的动机，根据其自述，是由于“向来治《说文解字》者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觉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这部倾注作者三十余年心血而成的著作背后，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动机。了解这些创作的动机，有利于我们真正了解这部著作的价值。
一、《说文解字注》创作的客观原因是当时学术斗争的需要
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的客观动机是当时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清代汉宋学术斗争的需要。清代学术，一开始就具有迥异的特点。这是由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是一个有别与中国主流民族汉族的少数民族，这对于长期接受儒家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事实。因此，在满清入关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采取了武装反抗的措施，当武装反抗失败以后，他们又普遍的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潜心于学术，将学术作为寄托自己抱负的载体。这些主张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明朝后期流于空谈的学风，主张走一种务实的学术道路，并对这种浮糜的学风进行了批判。因此清代的学术一开始就潜伏着一股反传统的潮流，这种传统与反传统的学术对立，势必要引起对立双方的斗争。
所谓的传统学术，是受到统治者提倡的已经控制中国思想界几百年的“宋明理学”，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宋学。所谓反传统的学术是指习惯上称之为“汉学”的考据之学。当然汉学、宋学之分野，并不是一开始就经纬分明，而是一路演化，到乾嘉时期才最终形成的。正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所说：“自汉京以后，垂两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其后的江藩又连续写出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二书，将清代学术斩划为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争讼焦点，主要集中在经书解读方法问题上。正如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所言：“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所以清代学人所谓的汉学宗旨主要是“尊崇汉儒，不废古训”的声音训诂之学。而在汉学学者眼中，作为其对立面而进行批评的宋学是一种空谈性命义理的歪理邪说。“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是也。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由于清代汉学学者认为宋学由于乱经非圣而非正学，考镜不足而“空疏不学”。这就说明清代汉学家认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经学，他们对经学的解读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意。他们只所以这么自信，就在于他们解经的方法上异于“宋学”。可见清代考据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清代《说文解字》研究的兴盛，正是这一学术斗争的需要。梁启超先生说“《说文》这部书，清以前的人，并不十分作兴他……康熙一朝经学家渐多，但对于《说文》也并没有人十分理会。乾隆中叶，惠定宇著《读说文记》十五卷。实清儒《说文》专书之首。而江慎修戴东原往复讨论六书甚详尽。东原对于这部书。从个六七岁便用功起，虽没有著作，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自是《说文》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由此可见，《说文解字》研究的兴起和繁荣是与乾嘉汉学的形成相表里的，是乾嘉学派反对宋学的有力武器，它的出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绝非偶然。
那么，清代汉学学者为什么要以文字音韵作为自己的斗争工具呢?这是因为汉学学者既然认为宋儒的义理之学是歪曲了经术，曲解了圣人之本义。但是圣人的本义是什么?作为反对派的汉学学者就必须正视并回答这一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就不得不回归到经学原著中找答案。因此要了解经学原著的本义，必须借助于文字。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段玉裁1792年序经韵楼刊本《戴东原集》中也说：“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所以段玉裁作《说文》也主要是探求文字的本义。“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主权衡也。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对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的动机也说的很明白：“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而引经与今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因此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是清代汉学学者解经的需要，他们意图通过文字训诂来阐发圣贤经传。因此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注释最大的特点便是阐明许慎的原义，特别注意区别本义、引申义，注意辨析“浑言”与“析言”的关系。旁征博引古今文献，甚至引用清代学者的考据来作为依据，使其成为贯穿古今的系统之作。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出现，是清代学术自身发展的产物，是汉宋学术斗争的需要。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的著作，在我国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说文解字》本身也是两汉时期学术斗争的产物。在 汉代，存在今古文经学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和清代的学术争端极其相似，也是集中在对“六经”的认识和解经方法的不同上面。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经过孔子制作，是托古改制的书，视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所以今文经学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习惯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传“六经”，述而不作，所以六经是古代历史，视孔子为史学家。所以他们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经书，而是以出土和传世文献为依据，来恢复六经的本来面目，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训诂等问题。
由于古、今文经学两派所据的材料不同，解经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严重的门户之见，从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两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被时人誉之为“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许慎，正是古文经学派的重要成员，他正是应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斗争需要，撰述了著名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从文字训诂入手，深入研究语言文字，按照“六书”义例，探讨文字的本义，从而揭示经文原义，进而对今文经学的虚妄解经进行批判，以达到最终战胜今文经学的目的。他撰述的《说文解字》，是古、今文之争学术环境下的产物，成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的锐利武器。经过一千多年，清代的汉学家重新举起《说文》的旗帜来作为击败对立面宋学的武器。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因为清代汉学学者眼中的宋学和汉代古文经学家眼中的今文经学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首先今文经学和宋学都是受到官方提倡而居于正统地位，是学术的主流；其次他们解经的方法都是不注重文本而侧重于随意发挥。而汉代的古文经学和清代的汉学都是处在学术的边缘，而又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经学，因而力图通过斗争使自己从学术的边缘走向学术的中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清代汉学中坚的段玉裁，其所作的《说文解字注》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清代学术内在发展的产物，是清代乾嘉学派反对宋学的工具，是汉宋学术斗争的产物。正如古文经学最终战胜今文经学一样，清代的汉学也最终战胜了宋学，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汉学潮流。
二、《说文解宇注》创作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实现戴震的宏愿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创作的主观动机，主要是实现其师戴震的宏愿。是对其师学术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戴震文字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是清代汉学的领军人物，其学术范围涉猎广泛，主要成就体现于小学、测算和典章制度三个方面。而其在小学方面的学术，主要有《六书论》、《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说文》提戴震学术的根基，段玉裁《戴先生年谱》曰：“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诂语之，意每不释。塾师因取近代字书及汉许氏《说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而倡导清代《说文》研究，并从思想和方法上加以指导，开一代学术新风的人物便是戴震。戴震将《说文解字》看作进入学术殿堂的钥匙，极为推重，称《说文》为“宝书”。程瑶田曰：“昔吾友戴东原语余云：《尔雅》、《说文汇书，宝书也。其异文处，则互有得失。可见《说文》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可是终其一生，这部被戴震视为进入学术殿堂钥匙的“宝书”《说文解字》却没有相关著作问世，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但是戴震毕生提倡说文，主张以字解经。戴震的再传弟子陈焕在《说文解字注·跋》中说：“(焕)闻诸先生曰：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地789页。)可见，文字之学是戴震之学的根基，是其一生所好。因此，从事《说文》研究应该是戴震的应有主事，也应该是其治学的宏愿。
那么，为什么戴震没有实现这一宏愿呢?主要原因是《说文解字》工程浩大繁难，需要湛深的学术根基和大量的有效时间才能胜任。作为汉学领军人物的戴震，具有超人的学识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这一方面的条件其是具备的。但是，在时间上戴震就勉为其难了。戴震的一生，应该是为生计和学问奔波的一生。首先是科举功名占用了其大量的时间。戴震一生六次考进士而不中，在五十三岁时才由皇帝赐了一个同进士出身。其次是长期致力于撰修《四库全书》，后又应邀多次参加地方志的修纂。戴震一生著述甚丰，音韵、训诂、天文、地理、方志、算术、几何、哲学诸领域多有涉猎。由于劳累过度，五十余岁便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和足疾，不久便死去了。正是由于戴震一生事务太忙，对于其钟爱的《说文解字》，是心有余而力不逮。而戴震又天不假年，五十余岁便英年早逝，这也是其没有对《说文》进行系统研究的原因。所以说，对《说文解字》研究是其学术研究重点，也是其一生的宏愿。因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著述，正是为了实现其师的这一宏愿。
首先戴震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对《说文》有着深刻的认识。前面已经说过，戴震认为《说文》是进入学术殿堂钥匙，足则《说文》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学识渊博、见识超人的大学问家。他在肯定《说文》的价值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说文》自身的缺陷和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存在的讹误。程瑶田曰：“昔吾友戴东原语余云：《尔雅》、《说文》二书，宝书也。其异文处，则互有得失。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戴震曰：飞说文澌载九千余文，当小学废失之后，固未能一一合于古……触类推求，遽数之不能终其物。用是知汉人之书，就一书中有师承可据者，有失传附会者。《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可见，戴震早已认识到说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和讹误。后人如果缺少学识，盲目迷信，就会蹈袭错误，以讹传讹，而且也会限制文字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戴震自身的认识出发，认为《说文》急需考核订正。他自己可能曾有心为主校订，但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果，但其绝对希望有人能够整理，这个人就是其得意门生段玉裁。
戴震殷切希望段玉裁对《说文》进行系统研究。段玉裁是戴震的入室弟子，深得戴震器重，除了面谈身教以外，二人多有书信往复，探讨学问。戴震在《与段若膺论韵书》中特别指出：“谐声字半主义，半主声。《说文》九千余字，以义相统，今作《谐声表》若尽取而列之，使以声相统，条贯而下如谱系，则亦必传之绝作也。”这“尽取”二字，可见戴震对段玉裁的殷切期望，目的便是希望其对《说文》作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
其次，从段玉裁和戴震的私人关系和学术关系上看。《清史稿·段玉裁传》中有两段话，能够明确说明戴、段二人的关系。一是“段玉裁……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一是“初，玉裁与念孙俱师震，故戴 氏有段、王两家之学。玉裁少震四岁(误，应为十四岁)，谦，专执弟子礼，虽耄，或称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庄诵震手札一通。”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段玉裁对戴震的态度，终其一生，是十分尊敬的。而尊敬的原因，除了师生之谊外，主要是对戴震学术的尊崇。这种尊崇，体现的是段玉裁对戴震学术的继承和发展。例如段玉裁著名的《六书音韵表》创作就是对戴震之学的继承发挥，也是对戴震学术的补充和完善。段玉裁曾说：“己丑之春，先生《声韵考》四卷，都下传写，玉裁录之箧中，先生之学精于六书，论转注同意相受得自汉后不传之旨，既一洗诸说之舛驳矣……玉裁繙绎有年，弗敢失坠，窃引而伸之，补所未备，成《六书音韵表》五卷，以见予学之有师承，非苟且而已也。”戴震在为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所作的序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时余略记入声之说，未暇卒业。今乐睹是书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读，抑又多通其古义。”由此可见，段玉裁的治学门径和治学方法都是对其师的继承和发展。而纵览段玉裁一生著述，可见其所好之学，便是戴震的文字音韵之学。而文字之学也主要是《说文》之学。梁启超说：“东原对于这部书。从十六七岁便用功起，虽没有著作，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自是《说文》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所以说，正是由于戴震认识到《说文》的弊端和讹误需要订正之后，才有段玉裁的《汲古阁说文订》问世，而后在此基础上，段玉裁在戴震期望其全面系统整理研究《说文》的明示下，耗费十九年心血，汇成资料长编《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又耗时十三年，经过多次删改选订概括提炼才最终著成《说文解字注》三十一卷。以上种种，自是证明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其师戴震的宏愿。徐道斌先生也坦言：“段氏以此书为‘先生之觉后觉’的结果可谓心得之言，换言之，即是段氏衣钵师意师法，成就伟著而遂成师志。”
小结
《说文解字》自东汉以后，历代虽有研究，但都没有成为学术主流，仅仅作为一部工具书而被人们关注。而在清代突然勃兴，成为汉学研究主流，进而成为清代学术的最大成果，绝非是偶然的。因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出现，从客观上讲是时代的产物，是清代汉宋学术斗争的需要。段玉裁继承其师戴震的宏愿，是其作这部书的主观动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作者自身的原因。一是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见识。段玉裁是清代著名学者，其“生而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一生除短暂的为官经历外，几乎全部时间用于学术研究，即便在为官期间，也不辍治学。正是在长期的研究中奠基了丰厚的学术根底，磨砺了自己超人的学识，从而为其完成这一巨著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自身的兴趣和爱好。段玉裁对小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清史稿·段玉裁传》：“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可见段玉裁对语言文字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纵览其一生所著，除小学外无他学。这种倾心于考据注疏的专家之学，正是作者能够持之以恒，耗费数十载心血而著成此书的动力。再次是段玉裁具有的坚韧毅力。段氏在其师戴震洽学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从《六书音韵表》、《汲古阁说文订>沔到《说文解字读》、《说文解字注》。可以说是耗费了其一生的精力，嘉庆二十年(1815)《说文解字注》得以刊行面世，而段玉裁也在这一年撒手尘寰。所以说，段玉裁一生的功力和学术都集中体现于这部《说文解字注》中了。
[关键词] 段玉栽《说文解字》著述 动机
文字学研究是清代汉学的最主要成就。有清一代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有一百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说文》四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和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而在这四大家中，出现最早，成就最高的当属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早年师事戴震，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其一生著述甚多，共计三十多种，其中《说文解字注》是其代表作。《说文解字注》的注疏工作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最终写成，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关于其作《说文解字注》的动机，根据其自述，是由于“向来治《说文解字》者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觉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这部倾注作者三十余年心血而成的著作背后，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动机。了解这些创作的动机，有利于我们真正了解这部著作的价值。
一、《说文解字注》创作的客观原因是当时学术斗争的需要
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的客观动机是当时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清代汉宋学术斗争的需要。清代学术，一开始就具有迥异的特点。这是由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是一个有别与中国主流民族汉族的少数民族，这对于长期接受儒家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事实。因此，在满清入关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采取了武装反抗的措施，当武装反抗失败以后，他们又普遍的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潜心于学术，将学术作为寄托自己抱负的载体。这些主张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明朝后期流于空谈的学风，主张走一种务实的学术道路，并对这种浮糜的学风进行了批判。因此清代的学术一开始就潜伏着一股反传统的潮流，这种传统与反传统的学术对立，势必要引起对立双方的斗争。
所谓的传统学术，是受到统治者提倡的已经控制中国思想界几百年的“宋明理学”，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宋学。所谓反传统的学术是指习惯上称之为“汉学”的考据之学。当然汉学、宋学之分野，并不是一开始就经纬分明，而是一路演化，到乾嘉时期才最终形成的。正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所说：“自汉京以后，垂两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其后的江藩又连续写出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二书，将清代学术斩划为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争讼焦点，主要集中在经书解读方法问题上。正如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所言：“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所以清代学人所谓的汉学宗旨主要是“尊崇汉儒，不废古训”的声音训诂之学。而在汉学学者眼中，作为其对立面而进行批评的宋学是一种空谈性命义理的歪理邪说。“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是也。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由于清代汉学学者认为宋学由于乱经非圣而非正学，考镜不足而“空疏不学”。这就说明清代汉学家认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经学，他们对经学的解读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意。他们只所以这么自信，就在于他们解经的方法上异于“宋学”。可见清代考据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清代《说文解字》研究的兴盛，正是这一学术斗争的需要。梁启超先生说“《说文》这部书，清以前的人，并不十分作兴他……康熙一朝经学家渐多，但对于《说文》也并没有人十分理会。乾隆中叶，惠定宇著《读说文记》十五卷。实清儒《说文》专书之首。而江慎修戴东原往复讨论六书甚详尽。东原对于这部书。从个六七岁便用功起，虽没有著作，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自是《说文》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由此可见，《说文解字》研究的兴起和繁荣是与乾嘉汉学的形成相表里的，是乾嘉学派反对宋学的有力武器，它的出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绝非偶然。
那么，清代汉学学者为什么要以文字音韵作为自己的斗争工具呢?这是因为汉学学者既然认为宋儒的义理之学是歪曲了经术，曲解了圣人之本义。但是圣人的本义是什么?作为反对派的汉学学者就必须正视并回答这一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就不得不回归到经学原著中找答案。因此要了解经学原著的本义，必须借助于文字。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段玉裁1792年序经韵楼刊本《戴东原集》中也说：“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所以段玉裁作《说文》也主要是探求文字的本义。“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主权衡也。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对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的动机也说的很明白：“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而引经与今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因此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是清代汉学学者解经的需要，他们意图通过文字训诂来阐发圣贤经传。因此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注释最大的特点便是阐明许慎的原义，特别注意区别本义、引申义，注意辨析“浑言”与“析言”的关系。旁征博引古今文献，甚至引用清代学者的考据来作为依据，使其成为贯穿古今的系统之作。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出现，是清代学术自身发展的产物，是汉宋学术斗争的需要。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的著作，在我国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说文解字》本身也是两汉时期学术斗争的产物。在 汉代，存在今古文经学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和清代的学术争端极其相似，也是集中在对“六经”的认识和解经方法的不同上面。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经过孔子制作，是托古改制的书，视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所以今文经学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习惯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传“六经”，述而不作，所以六经是古代历史，视孔子为史学家。所以他们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经书，而是以出土和传世文献为依据，来恢复六经的本来面目，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训诂等问题。
由于古、今文经学两派所据的材料不同，解经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严重的门户之见，从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两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被时人誉之为“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许慎，正是古文经学派的重要成员，他正是应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斗争需要，撰述了著名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从文字训诂入手，深入研究语言文字，按照“六书”义例，探讨文字的本义，从而揭示经文原义，进而对今文经学的虚妄解经进行批判，以达到最终战胜今文经学的目的。他撰述的《说文解字》，是古、今文之争学术环境下的产物，成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的锐利武器。经过一千多年，清代的汉学家重新举起《说文》的旗帜来作为击败对立面宋学的武器。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因为清代汉学学者眼中的宋学和汉代古文经学家眼中的今文经学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首先今文经学和宋学都是受到官方提倡而居于正统地位，是学术的主流；其次他们解经的方法都是不注重文本而侧重于随意发挥。而汉代的古文经学和清代的汉学都是处在学术的边缘，而又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经学，因而力图通过斗争使自己从学术的边缘走向学术的中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清代汉学中坚的段玉裁，其所作的《说文解字注》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清代学术内在发展的产物，是清代乾嘉学派反对宋学的工具，是汉宋学术斗争的产物。正如古文经学最终战胜今文经学一样，清代的汉学也最终战胜了宋学，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汉学潮流。
二、《说文解宇注》创作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实现戴震的宏愿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创作的主观动机，主要是实现其师戴震的宏愿。是对其师学术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戴震文字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是清代汉学的领军人物，其学术范围涉猎广泛，主要成就体现于小学、测算和典章制度三个方面。而其在小学方面的学术，主要有《六书论》、《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说文》提戴震学术的根基，段玉裁《戴先生年谱》曰：“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诂语之，意每不释。塾师因取近代字书及汉许氏《说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而倡导清代《说文》研究，并从思想和方法上加以指导，开一代学术新风的人物便是戴震。戴震将《说文解字》看作进入学术殿堂的钥匙，极为推重，称《说文》为“宝书”。程瑶田曰：“昔吾友戴东原语余云：《尔雅》、《说文汇书，宝书也。其异文处，则互有得失。可见《说文》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可是终其一生，这部被戴震视为进入学术殿堂钥匙的“宝书”《说文解字》却没有相关著作问世，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但是戴震毕生提倡说文，主张以字解经。戴震的再传弟子陈焕在《说文解字注·跋》中说：“(焕)闻诸先生曰：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地789页。)可见，文字之学是戴震之学的根基，是其一生所好。因此，从事《说文》研究应该是戴震的应有主事，也应该是其治学的宏愿。
那么，为什么戴震没有实现这一宏愿呢?主要原因是《说文解字》工程浩大繁难，需要湛深的学术根基和大量的有效时间才能胜任。作为汉学领军人物的戴震，具有超人的学识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这一方面的条件其是具备的。但是，在时间上戴震就勉为其难了。戴震的一生，应该是为生计和学问奔波的一生。首先是科举功名占用了其大量的时间。戴震一生六次考进士而不中，在五十三岁时才由皇帝赐了一个同进士出身。其次是长期致力于撰修《四库全书》，后又应邀多次参加地方志的修纂。戴震一生著述甚丰，音韵、训诂、天文、地理、方志、算术、几何、哲学诸领域多有涉猎。由于劳累过度，五十余岁便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和足疾，不久便死去了。正是由于戴震一生事务太忙，对于其钟爱的《说文解字》，是心有余而力不逮。而戴震又天不假年，五十余岁便英年早逝，这也是其没有对《说文》进行系统研究的原因。所以说，对《说文解字》研究是其学术研究重点，也是其一生的宏愿。因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著述，正是为了实现其师的这一宏愿。
首先戴震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对《说文》有着深刻的认识。前面已经说过，戴震认为《说文》是进入学术殿堂钥匙，足则《说文》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学识渊博、见识超人的大学问家。他在肯定《说文》的价值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说文》自身的缺陷和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存在的讹误。程瑶田曰：“昔吾友戴东原语余云：《尔雅》、《说文》二书，宝书也。其异文处，则互有得失。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戴震曰：飞说文澌载九千余文，当小学废失之后，固未能一一合于古……触类推求，遽数之不能终其物。用是知汉人之书，就一书中有师承可据者，有失传附会者。《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可见，戴震早已认识到说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和讹误。后人如果缺少学识，盲目迷信，就会蹈袭错误，以讹传讹，而且也会限制文字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戴震自身的认识出发，认为《说文》急需考核订正。他自己可能曾有心为主校订，但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果，但其绝对希望有人能够整理，这个人就是其得意门生段玉裁。
戴震殷切希望段玉裁对《说文》进行系统研究。段玉裁是戴震的入室弟子，深得戴震器重，除了面谈身教以外，二人多有书信往复，探讨学问。戴震在《与段若膺论韵书》中特别指出：“谐声字半主义，半主声。《说文》九千余字，以义相统，今作《谐声表》若尽取而列之，使以声相统，条贯而下如谱系，则亦必传之绝作也。”这“尽取”二字，可见戴震对段玉裁的殷切期望，目的便是希望其对《说文》作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
其次，从段玉裁和戴震的私人关系和学术关系上看。《清史稿·段玉裁传》中有两段话，能够明确说明戴、段二人的关系。一是“段玉裁……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一是“初，玉裁与念孙俱师震，故戴 氏有段、王两家之学。玉裁少震四岁(误，应为十四岁)，谦，专执弟子礼，虽耄，或称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庄诵震手札一通。”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段玉裁对戴震的态度，终其一生，是十分尊敬的。而尊敬的原因，除了师生之谊外，主要是对戴震学术的尊崇。这种尊崇，体现的是段玉裁对戴震学术的继承和发展。例如段玉裁著名的《六书音韵表》创作就是对戴震之学的继承发挥，也是对戴震学术的补充和完善。段玉裁曾说：“己丑之春，先生《声韵考》四卷，都下传写，玉裁录之箧中，先生之学精于六书，论转注同意相受得自汉后不传之旨，既一洗诸说之舛驳矣……玉裁繙绎有年，弗敢失坠，窃引而伸之，补所未备，成《六书音韵表》五卷，以见予学之有师承，非苟且而已也。”戴震在为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所作的序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时余略记入声之说，未暇卒业。今乐睹是书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读，抑又多通其古义。”由此可见，段玉裁的治学门径和治学方法都是对其师的继承和发展。而纵览段玉裁一生著述，可见其所好之学，便是戴震的文字音韵之学。而文字之学也主要是《说文》之学。梁启超说：“东原对于这部书。从十六七岁便用功起，虽没有著作，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自是《说文》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所以说，正是由于戴震认识到《说文》的弊端和讹误需要订正之后，才有段玉裁的《汲古阁说文订》问世，而后在此基础上，段玉裁在戴震期望其全面系统整理研究《说文》的明示下，耗费十九年心血，汇成资料长编《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又耗时十三年，经过多次删改选订概括提炼才最终著成《说文解字注》三十一卷。以上种种，自是证明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其师戴震的宏愿。徐道斌先生也坦言：“段氏以此书为‘先生之觉后觉’的结果可谓心得之言，换言之，即是段氏衣钵师意师法，成就伟著而遂成师志。”
小结
《说文解字》自东汉以后，历代虽有研究，但都没有成为学术主流，仅仅作为一部工具书而被人们关注。而在清代突然勃兴，成为汉学研究主流，进而成为清代学术的最大成果，绝非是偶然的。因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出现，从客观上讲是时代的产物，是清代汉宋学术斗争的需要。段玉裁继承其师戴震的宏愿，是其作这部书的主观动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作者自身的原因。一是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见识。段玉裁是清代著名学者，其“生而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一生除短暂的为官经历外，几乎全部时间用于学术研究，即便在为官期间，也不辍治学。正是在长期的研究中奠基了丰厚的学术根底，磨砺了自己超人的学识，从而为其完成这一巨著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自身的兴趣和爱好。段玉裁对小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清史稿·段玉裁传》：“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可见段玉裁对语言文字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纵览其一生所著，除小学外无他学。这种倾心于考据注疏的专家之学，正是作者能够持之以恒，耗费数十载心血而著成此书的动力。再次是段玉裁具有的坚韧毅力。段氏在其师戴震洽学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从《六书音韵表》、《汲古阁说文订>沔到《说文解字读》、《说文解字注》。可以说是耗费了其一生的精力，嘉庆二十年(1815)《说文解字注》得以刊行面世，而段玉裁也在这一年撒手尘寰。所以说，段玉裁一生的功力和学术都集中体现于这部《说文解字注》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