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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减税清费、改革财税体制及新财政政策，而获得新增长点和新动力，使其适应新增长点对体制的需要；一些不适应、甚至是阻碍新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则需要调整和废除。
从制度经济学看，改革本身就是增长的新动力来源。原有的体制适应传统经济模式，但其增长动力日益下行。而获得新增长点和新动力，需要改革和创新的体制，使其适应新增长点对体制的需要；一些不适应，甚至是阻碍新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则需要调整和废除。那么，从获得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动力角度，怎样布局改革呢？
中国经济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略有结余，实施适度的财政赤字政策，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得益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理念。然而，时至今日，不仅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也需要随之进行调整。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英美澳等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后实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20年间，同样遇到滞胀问题，都先后或者周期性地实行货币主义政策，或者采取供给学派主张。许多政要都采纳过供给学派经济建议的增加就业和促进增长的政策，如撒切尔、美国里根、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等，都鼓励创业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的与私有化配合，有的与促进科技进步相适应，有的提倡再工业化等等，都体现了以供给学派政策为主导，与其它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理念。供给经济政策，成了这些国家反周期、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而供给经济学政策取向，就是减轻税负，促进生产和服务，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劳动者收入，使生产与分配、投資与消费良性循环。
那么，中国的供给经济政策是什么呢？
从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文献看，后发达国家的GDP税负在18%到25%为宜。而中国目前的实际GDP宏观税费负担在35%以上，超出上限10个百分点。微观税费负担，按照福布斯采用的几个他们能获得的指标计算，沉重程度排在法国之后，为全球第二。如果将没有包含在福布斯指标中的各类繁杂收费项目，以及企业隐性支出等计算在内，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沉重程度定为全球首位。相比发达国家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全部收入的比例（最低的仅2.5%，最高的也就19%），中国实际全部行政公务支出比例高达35%以上。宏观高税费负担和巨额的行政公务消费，严重抑制了民间经济投资和经营的活力，也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空间。
一个中长期的财政政策是：宏观和财政支出结构方面，（1）将财政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35%左右，降低并控制在30%以内，最好安排在28%左右为宜；（2）党政公务支出比例最终目标是限制在全部财政收入的18%以内，今后以每年缩减降低2个百分点；（3）紧急修改预算法，如果来不及修改就通过预算临时法案，15年内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压缩至不超过30%，党政公务支出每年缩减和降低2个百分点，在限定时期内缩减到18%，永远不得突破，作为国务院及财政税务部门不得违反的法律规定下来。
从微观经济政策调整看，国务院近期通过的关于小规模企业月销售额2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其起征点设置很保守，起点太低，并且可能会被地方税务和以费替税的方式所抵消。奥巴马2013年安排的用于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的减税是3000亿美元，占其预算的5%左右。而中国财政部门称为小企业减税的额度在300亿元左右，只占公布预算的0.3%，占全部政府收入的0.16%。与美国相比，减税政策力度实在是太小。
因此，有人士建议：（1）实施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财政分三年，每年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小微企业安排占预算3%到4%的减税规模，从2014年开始，分4000亿元、5000亿元和6000亿元进行；（2）小规模企业的税收起征点提高到月销售额10万元，此规模以下的免征；（3）由国务院宣布，所有政府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对小微企业收费都是违法行为，严格禁止，凡禁而不止的，一定追究相关人员有关责任；（4）社保“五险一金”交费率从目前平均工资总额的50%左右降低到35%；（5）工会经费和残疾人基金等，紧急停止和修改一些法律和有关条件，以自愿入会交纳、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慈善捐助渠道筹集，不得以税务方式强制向小微企业征收。
中国政府各行政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向企业收取的费无法统计，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统计数据。从反映和推算的数据看，仅交通行政事业及交通安全部门的普通和高速公路收费罚款（不含城区内收费罚款）就高达2700亿元之巨。有收费权的政府部门多达几十个，估计全国每年规模最少在4万亿元，最多可能达6万亿元左右，在正规税收的40%到60%之间。收费和罚款，是党政公务机构和人员膨胀、腐败丛生、三公消费财力的重要来源和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大肆向农业农村农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费和罚款，从交粮款中扣，造成农村社会的极不稳定。中央和国务院痛下决心，强硬进行治理，并在21世纪彻底取消了农业两税，杜绝了收税时搭费，使得这方面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得以消除。今天也是一样，税外繁杂和规模巨大的收费罚款体制不除，创业和小微企业将步履艰难，发展空间有限。中央和国务院应当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和魄力，通过财政预算、税费、政府机构人员等强硬改革，停止和废除扼杀活力、妨碍就业、滋生腐败的税外各种收费罚款法律和条规。
使得地方政府收费罚款无节制膨胀的原因，一是供养机构和人员的扩张，二是不顾财力搞建设，三是中央与地方事务与收入责任及权力划分不清。正规税收的65%，营改增后甚至可能70%收到中央财政，地方四级政府分配的只有35%左右。于是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卖地、收费和借债。因此，需要改变从目前主要税收来源于企业的格局，改革税收结构向直接税逐步转型，一些土地出让金等费改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项目设置和分配比例，在设计防范风险制度的基础上给予地方政府发债的权利，规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从而减轻地方政府对创业和小微企业利益的过度税费和吃干榨净。
（本刊编辑部摘编）
从制度经济学看，改革本身就是增长的新动力来源。原有的体制适应传统经济模式，但其增长动力日益下行。而获得新增长点和新动力，需要改革和创新的体制，使其适应新增长点对体制的需要；一些不适应，甚至是阻碍新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则需要调整和废除。那么，从获得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动力角度，怎样布局改革呢？
中国经济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略有结余，实施适度的财政赤字政策，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得益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理念。然而，时至今日，不仅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也需要随之进行调整。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英美澳等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后实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20年间，同样遇到滞胀问题，都先后或者周期性地实行货币主义政策，或者采取供给学派主张。许多政要都采纳过供给学派经济建议的增加就业和促进增长的政策，如撒切尔、美国里根、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等，都鼓励创业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的与私有化配合，有的与促进科技进步相适应，有的提倡再工业化等等，都体现了以供给学派政策为主导，与其它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理念。供给经济政策，成了这些国家反周期、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而供给经济学政策取向，就是减轻税负，促进生产和服务，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劳动者收入，使生产与分配、投資与消费良性循环。
那么，中国的供给经济政策是什么呢？
从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文献看，后发达国家的GDP税负在18%到25%为宜。而中国目前的实际GDP宏观税费负担在35%以上，超出上限10个百分点。微观税费负担，按照福布斯采用的几个他们能获得的指标计算，沉重程度排在法国之后，为全球第二。如果将没有包含在福布斯指标中的各类繁杂收费项目，以及企业隐性支出等计算在内，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沉重程度定为全球首位。相比发达国家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全部收入的比例（最低的仅2.5%，最高的也就19%），中国实际全部行政公务支出比例高达35%以上。宏观高税费负担和巨额的行政公务消费，严重抑制了民间经济投资和经营的活力，也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空间。
一个中长期的财政政策是：宏观和财政支出结构方面，（1）将财政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35%左右，降低并控制在30%以内，最好安排在28%左右为宜；（2）党政公务支出比例最终目标是限制在全部财政收入的18%以内，今后以每年缩减降低2个百分点；（3）紧急修改预算法，如果来不及修改就通过预算临时法案，15年内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压缩至不超过30%，党政公务支出每年缩减和降低2个百分点，在限定时期内缩减到18%，永远不得突破，作为国务院及财政税务部门不得违反的法律规定下来。
从微观经济政策调整看，国务院近期通过的关于小规模企业月销售额2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其起征点设置很保守，起点太低，并且可能会被地方税务和以费替税的方式所抵消。奥巴马2013年安排的用于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的减税是3000亿美元，占其预算的5%左右。而中国财政部门称为小企业减税的额度在300亿元左右，只占公布预算的0.3%，占全部政府收入的0.16%。与美国相比，减税政策力度实在是太小。
因此，有人士建议：（1）实施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财政分三年，每年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小微企业安排占预算3%到4%的减税规模，从2014年开始，分4000亿元、5000亿元和6000亿元进行；（2）小规模企业的税收起征点提高到月销售额10万元，此规模以下的免征；（3）由国务院宣布，所有政府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对小微企业收费都是违法行为，严格禁止，凡禁而不止的，一定追究相关人员有关责任；（4）社保“五险一金”交费率从目前平均工资总额的50%左右降低到35%；（5）工会经费和残疾人基金等，紧急停止和修改一些法律和有关条件，以自愿入会交纳、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慈善捐助渠道筹集，不得以税务方式强制向小微企业征收。
中国政府各行政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向企业收取的费无法统计，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统计数据。从反映和推算的数据看，仅交通行政事业及交通安全部门的普通和高速公路收费罚款（不含城区内收费罚款）就高达2700亿元之巨。有收费权的政府部门多达几十个，估计全国每年规模最少在4万亿元，最多可能达6万亿元左右，在正规税收的40%到60%之间。收费和罚款，是党政公务机构和人员膨胀、腐败丛生、三公消费财力的重要来源和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大肆向农业农村农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费和罚款，从交粮款中扣，造成农村社会的极不稳定。中央和国务院痛下决心，强硬进行治理，并在21世纪彻底取消了农业两税，杜绝了收税时搭费，使得这方面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得以消除。今天也是一样，税外繁杂和规模巨大的收费罚款体制不除，创业和小微企业将步履艰难，发展空间有限。中央和国务院应当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和魄力，通过财政预算、税费、政府机构人员等强硬改革，停止和废除扼杀活力、妨碍就业、滋生腐败的税外各种收费罚款法律和条规。
使得地方政府收费罚款无节制膨胀的原因，一是供养机构和人员的扩张，二是不顾财力搞建设，三是中央与地方事务与收入责任及权力划分不清。正规税收的65%，营改增后甚至可能70%收到中央财政，地方四级政府分配的只有35%左右。于是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卖地、收费和借债。因此，需要改变从目前主要税收来源于企业的格局，改革税收结构向直接税逐步转型，一些土地出让金等费改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项目设置和分配比例，在设计防范风险制度的基础上给予地方政府发债的权利，规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从而减轻地方政府对创业和小微企业利益的过度税费和吃干榨净。
（本刊编辑部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