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在，听说过翁文灏这个名字的人已经很少了，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长了，应该记住而实际上记不住的人又实在太多了。让人惊奇的是，我竟然遇到过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他们都说，在他们上学的时候（30年代），翁文灏曾经是他们那一代青年的楷模。果真如此，我们还真的有必要来认识一下这位曾经被中国一代知识青年奉为楷模的人。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对翁文灏有过这样的描绘：他“像螳螂那样清瘦，由于在沪杭路上一次车祸而前额塌陷，具有一副极有活力、爱探询的相貌，像侏儒，却十分敏捷。”
战犯名单上的科学家
还是先看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翁文灏”条目的解释吧：
“翁文灏（1889－1971） 中国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字盳霓。1889年7月26日生于浙江鄞县，1971年1月27日卒于北京。1908年赴比利时留学，1912年获鲁汶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授，地质调查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他还曾多次任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理事长。1927年翁文灏首先发现和确定了东亚地质历史上重要的地壳运动——燕山运动……”
此外，在书中还列举了他在地质学上的许多重要贡献，这里我们不再一一细举。但有一个排名还是应该一提：在中国地质学四大奠基者中，翁文灏名列章鸿钊、丁文江之后而居第三，另一位是李四光。然而，还有另外一份排名我们也不能不提。1948年12月2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炮声中，在延安的“中共权威人士”，发表了一份经各界人士讨论的42人的头等战犯名单。第一位当然是被视为“独夫民贼”的蒋介石，而位列12的，又是“翁文灏”。这绝不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不错，他就是本文要说的翁文灏。
翁文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年，我为了解有关“北京人”的事去拜访贾兰坡先生。贾老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访问，也给我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讲到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如何具有科学的眼光，如何争取国外资金的支持，组织中外科学家合作开展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才有了后来被方毅副总理称为“中国科学界的第一块世界金牌”——“北京人”头骨的发现和研究，才有了裴文中先生和他的成功及中国古人类研究的成就。他抬手指了指客厅的墙：“现在，我把他们的照片挂在墙上，累的时候就看看他们。他们能给我力量。”
如果只有这样的经历，翁文灏当然不会被中共列在国民党战犯的名单上。《中国大百科全书》上还有一句一笔带过的介绍，不可忽略：“1935－1949年期间，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问题就在这里。1948年5月，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民国正副总统后，出掌“行宪内阁”首任行政院院长的不是别人，正是地质学家翁文灏。虽然只作了6个月的“总理”，却落下个“金圆券改革”失败，为蒋介石搜刮金银美元的罪名。
尽管翁文灏不愿随老蒋逃避海岛，但战犯之名也让他不敢留在大陆，只好远走欧洲避祸。但共产党似乎对翁文灏的战犯之名反倒不很在意。上海解放的第三天，陈毅在与翁文灏原来的属下们谈话时就对翁文灏的去向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并且说：“翁文灏是个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的。”果然，在翁文灏本人及各方努力之下，1951年3月他就从法国回到了北京，成为解放后最早回归大陆的前国民党政府领导人，被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论十大关系》中称为“有爱国心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
那么，翁文灏这样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教授，又是怎么走进了国民党政府，成为“军政人员”的呢？
中国学者得世界荣誉第一人
翁文灏的成名是在上世纪的20年代。他原本出身于浙江宁波的富商之家，祖父还任过清朝的内阁中书。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上海南京路上有名的洋布店“大丰”，便是翁家的产业。他13岁时即获秀才功名，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先在上海读大学，1908年又考取了浙江省官费，赴比利时学习地质，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虽然回国之时，翁家已经家道中落，急需他来挣钱养家，但面对去作一个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邀请和丰厚待遇，怀抱科学救国理想的翁文灏表示“不愿意帮助外国人”去挖中国的宝藏，决心要让地质科学在中国传播、扎根，于是毅然出任清贫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授，与章鸿钊、丁文江一起，共同担当起培养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责任。
到了1922年，国际地质学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13届年会，翁文灏代表中国地质学界，携论文只身赴会。这也是中国地质学界在国际上首次亮相。翁文灏的出席受到国际同行们的热烈欢迎，所发表的论文更受到高度评价。大会选举他为大会副主席和评议员。翁文灏的成功，不仅给中国地质学界，甚至给整个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界以极大的振奋。杨杏佛在翁文灏回国欢迎会上曾有这样的致词：“日来各国学者来华讲演者颇多，诚为国人幸事，然吾国例绝少国际闻名之学者，以其心得饷外人。今得翁君，为吾人吐气不少！”“翁君在比国备受各国代表之欢迎，所读论文尤为到会学者所叹服。因被举为彼会副会长。中国科学家受国际殊荣者，当以翁君为第一人。”竺可桢也称赞道：“翁君为中国学者得世界荣誉之第一人。”
此后，翁文灏长期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地质科学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科学史上的许多第一次，在他的领导下诞生：第一个地质学术刊物，第一部矿产志，第一部矿业纪要，第一座地震台，第一个土壤研究机构，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第一个猿人头盖骨，第一部近代地图集……他还主持创办了清华大学地理系，代理过清华大学校长。对于科学事业，翁文灏认为，科学就要像大海上的航标灯，要照得人类安全方见得它的益处，因此他特别强调地质科学研究要注重国家矿产资源的调查。他本人和地质调查所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国家矿产资源的调查工作上。
到了30年代，翁文灏本人及地质调查所，以其为地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勘测矿产资源）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当时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1930年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先生曾对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周，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几位学者领导一些青年到各地去搜集，在里边研究，试问国内这样做正经事的共有几处？”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曾高度评价中国地质学界的成就，并强调：“别种科学要想办到和地质学同样的发达，就非取法中央地质调查所过去二十五年的奋斗方法和努力不可。”无怪乎在该所工作过的百余名专业人员中，1949年以后竟有48人先后当选两院院士。
1934年初，当翁文灏在地质调查途中因交通事故而生命垂危之际，胡适在《独立评论》记下了这样的文字：“当消息最坏的一天，他的一位北平朋友写信给人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真是人世所稀有！还有一位朋友对人说：翁盳霓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翁文灏遇险的消息甚至惊动了蒋介石。蒋不仅专门派人往杭州组织抢救，并特派浙江省主席代其前往医院探视问候。
翁文灏的好友丁文江在他的病榻前写下了一篇《我所认识的翁盳霓》，告诉人们“为什么翁先生的许多朋友十分的敬爱他”：
他和他的夫人住的是三间西厢房。三间里面有一间放着两个破书架子，一张小书桌，算是他的书房。他日里要写信、见客，指导人家工作，编辑印刷的稿子，所有这十几年来他的文章，都是晚间八点到十二点在那一张小书桌上写的。
地质调查所是个穷机关，当然没有汽车。他代理清华校长的时候，清华有汽车。可是他除去到清华来回外，从不用学校的汽车。后来，地质调查所经费稍有增加，大家都劝他买一辆汽车。他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所以始终他只坐一辆旧洋车。
……他在清华的时候，地质调查所最穷，他完全不支薪，清华也不支全薪，因为他要维持不能在两个机关拿全薪的原则。
……地质调查所本身的《汇报》、《专报》、《古生物志》等等已经极繁重了。他又是地质学会事实上的总干事兼总编辑。这两个机关的出版品总数在一万页以上。我有时候看见他把人家的论文从头到尾替他重做过，然而仍然署原作者的名，他自己不要求丝毫的声明和酬谢。
……我常对他说笑话道：我根本不相信世上有圣人。若是有，你总要算一个。
丁文江认为：“他是个性极强的人而主张温和；他是极明察的人而待人很厚道；他是极清廉的人而处世很平易。”
也正是这次遇险，促成了翁文灏一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他知道了，蒋介石曾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抢救他的生命，并派来了全国最好的医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蒋的一点好感来自蒋曾“不耻下问”地请他讲学授课，“礼贤下士”地邀他从政做官，使其有一种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此后则又加上了一层“救命之恩”。对于翁文灏这样一位自幼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来说，“知遇之恩”尚可以以“君臣之礼”相待，“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而仅次于生身父母的“救命之恩”，则只有“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了。
因此，1932年的教育部长的任命，他坚辞不就，而1935年行政院秘书长、1938年的经济部长，1944年的行政院副院长，直至1948年行政院长的任命，他都再没有违背蒋的意志而一一受领。而且由于他的这种“示范效应”，上世纪的30年代中国曾刮起一阵“学者从政”之风，不少已颇有成就的科学家、教授走进政府机构，如蒋廷黻、何廉、吴景超，乃至胡适等等。
在翁文灏的经济部长就职仪式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国当重大之时，必需忠正之士，翁君学问道德，为当代第一人才，向来专心研学，兹因国局艰难，出任经济重责，必能秉其素修，早成宏效。” 中国必须工业化
如果说翁文灏的从政仅仅是激于对蒋介石救命之恩的感动，未免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竟会引出一阵学者从政之风。胡适对其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有过这样的解释：“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普遍认识。
蒋介石“礼贤下士”地征召学者们入阁从政，一方面有其个人政治目的在其中，维持其统治权力，而更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中国所面临的百年未遇之危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面临更艰巨的考验：生存，还是死亡？要想救亡自存，首在增强国家实力。蒋介石环顾左右，才发现身边真正具有国际眼光，又了解国情，懂得建设的人实在数不出几个。他迫切需要征召在野人才。1932年中，他先后邀请数十位知名学者和实业家上庐山讲学谈话，与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建立个人关系并考察他们的从政可能性。
面对危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考虑甚至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翁文灏也越来越觉得，面对国家的危机，已“不能再守住我的本位继续作研究工作，眼看中国沦亡而不去救”。1932年5月，他与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一份《独立评论》，发表他们对国家和时局的主张。翁文灏认为应加快开发中国地下富源，加快工业化建设，以增强抵御外侮的实力。正是在这样大环境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而对翁文灏来说，当官从政，不过是为国家尽科学家职责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蒋、翁之间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那便是他们说着同样声调的宁波官话了。这一点可能也是蒋特别重用他的原因之一。
1935年末，翁文灏当上行政院秘书长，成为院长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为此，蒋介石还特意请立法院修改了《行政院组织法》，将秘书长由原来的荐任职改为特任职(部长级)，开行政院秘书长特任之先例，以示特别尊重。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翁文灏于1938年初就任经济部长，主管全国经济行政，并兼任主管国营工矿事业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民营工矿业的工矿调整处处长，以后又兼战时生产局长等要职。他实际上是中国战时大后方工矿建设事业的最高主持人，对西南工业基地的建设，西北玉门油矿的开发，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地位和身份，也使翁文灏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国家经济建设总体形势和要求，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有了更切实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思想和主张。
例如，翁文灏认为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国家才能真正独立自存，也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与睦邻友好。他说：“立国必有基础，最重要的基础，实为经济力量。”“必赖有经济力量，方战时足以自存，平时更能发展。”否则，即使抗战胜利，失地收复，类似日本这样的“强邻”，还可能于和平形势之中，“以彼方种种经济力量，仍可操其胜算，而使我国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因此，“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而且，“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要想从穷苦中挣扎出来，赶上欧美人民的水准，必须要走这条路。”他反复呼吁，我们必须“认真地以经济建设为战后唯一重要的任务”。是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呢，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等方面，翁文灏都有独到的见解。
或许由于其本人科学家出身的背景，翁文灏对科学技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视。他经常强调“科学是人类进步的大原因，人类的进步亦几乎全靠科学”。他号召人们“眼光要放远大些，一切新式技术和科学管理，都要勇于采用”。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敏锐目光，预见到战后科学技术将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每五年十年可能又是一个工业革命”，无论是谁，“如果对于最新式的技术和科学管理的方法，不能及时吸收采用，没有不受淘汰的”。他还对现代企业管理工作非常重视，并提高到与新技术的利用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提醒中国企业家，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一旦进入中国，将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劲敌，过去那种凭藉某种特殊关系成功的情形将受到挑战，“对于工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尤应孜孜研究，刻求改进，万万不可再带有过去浓厚的家族思想的封建色彩”。
当时在中国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并近距离观察中国和中国知识界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很清楚地了解翁文灏和他的中国工业化构想，他下过这样的结论：“有朝一日，他（翁文灏）可能成为重建中国的人。” 政府里层的“外人”
中国历史的复杂，使明智如费正清者也很难完全看透。今天看来，费正清当时的结论也难免书生之见了。
虽然翁文灏本人的学术背景在中国首屈一指，虽然深得蒋介石尊重和信任，而且官居显要，但正如以经济学教授身份从政的何廉后来回忆所说的：“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
尽管搞不清幕后的东西，但对幕前的东西翁文灏还是尽其所能，不曾丝毫懈怠。在重庆，他身兼数职，每天上午半日在市内经济部办公，中午到工矿调整处吃午饭，并常常利用这段时间召集各司长、参事等当面洽商公务，下午则赶到资源委员会办公。因为事务繁多，他又坚持今日事今日毕，紧要公事不办完决不回家，饿了便啃口冷饼、馒头。以至身边工作人员为此常发牢骚：“部长每天如此，我们只好陪着，这差事，实在苦得很。”
身为政府经济主管大员，翁文灏依然保持书生本色，清廉自守，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民党官场中，算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少数特例。
从政之初，翁文灏就在日记中给自己留下“誓拼生命拯邦国，莫逐流波坠俗尘”的自警诗，而对那些假公济私、舞弊营私之徒则深恶痛绝。例如，1939年，经济部及民营企业家胡子昂等，共同组建中国兴业（钢铁）公司。孔祥熙以财政部长受邀出任董事长，竞提出必须让其子孔令侃担任常务董事，同时还不知羞耻地让公司创立会决议他为公司发起人，并在章程中规定公司红利的一部分应给发起人，而且都一一实现了。翁文灏闻之，气愤难平：“孔至今日犹如此行为，可悲！”他特意为此在经济部明白立文，将他本人因公担任此类职务所获“此种收入，悉数归部公用”。看到身为参政会主席，蒋介石竟对参政员质询财政部工作颇表不满，翁文灏也只能在日记中表达自己的忧郁：“如此凌厉态度，压制正当询问以护孔，实非领袖所宜出，深为国家前途忧慨。”
翁文灏严于律己，不求特殊的作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们。他有四男四女共八个儿女，个个都是靠自己的专业能力自立。长子翁心源抗战时期携妻女远赴西北荒漠，参与开发玉门油矿，是我国第一位石油管道运输专家。
1944年9月，重庆各大报刊登消息，报道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特意致函翁文灏，对其次子——空军上尉翁心翰在9月16日战斗中不幸壮烈殉国表示慰问。这令许多人颇感惊讶，原来官居部长的翁文灏竟也有儿子在前线作战。
抗战胜利后，已从政十年的翁文灏厌倦了官场的庸俗，更对国民党的腐败恨之痛切。他五次上书蒋介石，坚决地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经济部长等职务，亲手组建了国营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翁文灏原本想一心从事中国石油工业的开发，因为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能源将决定国家未来经济的命脉。但历史总是要捉弄人，捉弄那些不按照它的意志行事的人们。
翁君为国际著名学者，曾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对于中外情形夙称通达，尤以十余年来历膺军事委员会第三部、经济部、战时生产局及资源委员会首长，凡关经济建设，以及充实国防资源等工作，久瘁心力丕彰绩效，而于国际联系暨教育文化诸要端并多建树。当此行宪伊始，内而戡乱建国，外而接应美援，任重事繁，端资通才，以之出任行政院长，深信必能胜任愉快。
这就是蒋介石1948年给立法院的咨文，申述他提名翁文灏作行政院长的理由。资深的学术背景，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和完备的行政经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绝对是一个立宪政府首脑最适当人选。西方的舆论当时确实也是这么评价翁文灏的。可是在1948年的中国，做为一个非国民党政权里层的“外人”，翁文灏竟然也敢接受这样的任命，无怪乎陈毅元帅说他不过是一个书生，不懂政治。当时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看得很清楚：“翁被承认在经济事务上和个人正直方面是合格的人，但他没有实力，没有私人追随者”。他“将发现他本人处于不愉快的地位”。
最后的选择
这种不愉快很快就来了。翁文灏内阁以金圆券失败而集体辞职，翁文灏本人也闭门隐居。虽然他又一度担任代总统李宗仁的总统府秘书长，想为国共和谈出点力，结果也是无功而返。不得已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身背战犯之名，避居海外。
1950年10月，想去瑞士而被拒签的陈立夫来到了法国。在与翁文灏礼节性的会晤不久，他又去了美国。望着陈立夫西逃的背影，翁文灏也是犹豫不决。去美国，对他来说当然不会去和陈立夫一起养鸡。雷诺公司已正式邀请他为公司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也邀其赴美讲学。美国矿冶工程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学会都表示，将特开大会欢迎他们的名誉会员翁文灏赴美。胡适也来函请他赴美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他确实也很想去实地看一看那片新大陆。但突发的朝鲜战争，再一次让翁文灏欲行又止。
美国与中国大陆处于战争状态，在翁文灏看来，此时赴“敌国”，则有与大陆决裂之意。而正如他本人在给邵力子的信中所言，他自认为治学、从政多年，于国家不敢说有功，“但廉洁持身，公正治事，在良心常自求能无罪”。对共产党所倡“反封建、反官僚及反帝国主义”，“弟依此要义以自衡，虽未有言辞之公开倡导，但确存素志，身为执行”。况且“生为华人，自应早归本国”。特别是在剑桥看到老友李约瑟埋头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翁文灏更是不由得黯然神伤。
在此期间，翁文灏始终未断与国内的联系。邵力子、孙越崎等昔日好友旧属，也从中多方相助。可是要回国，共产党有一个前提：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然而，对于在共产党看来并不高的这个要求，翁文灏也觉得难以启齿。
对于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本人，翁文灏确实是绝望了。他的昔日好友胡适就感觉到了。1950年10月，胡适将其新作《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寄赠翁文灏。翁文灏在11月1日回函中的一番评论，让胡适“很感觉十分诧异”：“在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局势与苏联大致相似，中国当局当时亦有“雄图”，其要点似在：(1)多要美援美械，但并不用以抗日，是留备剿共；(2)多得美援资金，亦并不用于抗日军事，(连步枪都停造)而是另有别用。那时自谓很有筹划，但与Stalin的做法恰成对照。所及结果，利害得失，亦大不同。历史的经过，真有推研的价值!”但翁文灏也仍不愿将对自己有“知遇和救命之恩”的蒋介石公开痛斥。
经历了在国民党政府里十余年的摸爬滚打，应该说本质上翁文灏仍旧是个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之间私下交流政治见解是一回事，公开责骂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为求一己之利而放弃他认为的道德原则，翁文灏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他坚持的原则是：只做自责，不骂他人。考虑至让一个孤悬海外，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人做出深刻思想反省的实际困难，周恩来同意让翁文灏先回国，然后再谈思想问题。
1951年3月，翁文灏自欧洲飞返香港，在中共秘密人员的护送下，经澳门回到大陆，在北京前门车站等候翁文灏的，是他的长子翁心源、旧部孙越崎以及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尽管翁文灏的归来，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海外对翁文灏回返中国大陆却颇感震动。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前国民党政府的高官，更是一位优秀的地质学家。而当时台湾“政府”则正式宣布取消翁文灏的各项名誉职务、资格，并以“附匪罪”明令通缉，没收了他在台湾的全部私人财物。
回到祖国怀抱，献身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成了翁文灏的最后选择。
(责任编辑：萧 辰)■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对翁文灏有过这样的描绘：他“像螳螂那样清瘦，由于在沪杭路上一次车祸而前额塌陷，具有一副极有活力、爱探询的相貌，像侏儒，却十分敏捷。”
战犯名单上的科学家
还是先看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翁文灏”条目的解释吧：
“翁文灏（1889－1971） 中国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字盳霓。1889年7月26日生于浙江鄞县，1971年1月27日卒于北京。1908年赴比利时留学，1912年获鲁汶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授，地质调查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他还曾多次任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理事长。1927年翁文灏首先发现和确定了东亚地质历史上重要的地壳运动——燕山运动……”
此外，在书中还列举了他在地质学上的许多重要贡献，这里我们不再一一细举。但有一个排名还是应该一提：在中国地质学四大奠基者中，翁文灏名列章鸿钊、丁文江之后而居第三，另一位是李四光。然而，还有另外一份排名我们也不能不提。1948年12月2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炮声中，在延安的“中共权威人士”，发表了一份经各界人士讨论的42人的头等战犯名单。第一位当然是被视为“独夫民贼”的蒋介石，而位列12的，又是“翁文灏”。这绝不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不错，他就是本文要说的翁文灏。
翁文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年，我为了解有关“北京人”的事去拜访贾兰坡先生。贾老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访问，也给我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讲到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如何具有科学的眼光，如何争取国外资金的支持，组织中外科学家合作开展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才有了后来被方毅副总理称为“中国科学界的第一块世界金牌”——“北京人”头骨的发现和研究，才有了裴文中先生和他的成功及中国古人类研究的成就。他抬手指了指客厅的墙：“现在，我把他们的照片挂在墙上，累的时候就看看他们。他们能给我力量。”
如果只有这样的经历，翁文灏当然不会被中共列在国民党战犯的名单上。《中国大百科全书》上还有一句一笔带过的介绍，不可忽略：“1935－1949年期间，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问题就在这里。1948年5月，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民国正副总统后，出掌“行宪内阁”首任行政院院长的不是别人，正是地质学家翁文灏。虽然只作了6个月的“总理”，却落下个“金圆券改革”失败，为蒋介石搜刮金银美元的罪名。
尽管翁文灏不愿随老蒋逃避海岛，但战犯之名也让他不敢留在大陆，只好远走欧洲避祸。但共产党似乎对翁文灏的战犯之名反倒不很在意。上海解放的第三天，陈毅在与翁文灏原来的属下们谈话时就对翁文灏的去向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并且说：“翁文灏是个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的。”果然，在翁文灏本人及各方努力之下，1951年3月他就从法国回到了北京，成为解放后最早回归大陆的前国民党政府领导人，被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论十大关系》中称为“有爱国心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
那么，翁文灏这样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教授，又是怎么走进了国民党政府，成为“军政人员”的呢？
中国学者得世界荣誉第一人
翁文灏的成名是在上世纪的20年代。他原本出身于浙江宁波的富商之家，祖父还任过清朝的内阁中书。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上海南京路上有名的洋布店“大丰”，便是翁家的产业。他13岁时即获秀才功名，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先在上海读大学，1908年又考取了浙江省官费，赴比利时学习地质，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虽然回国之时，翁家已经家道中落，急需他来挣钱养家，但面对去作一个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邀请和丰厚待遇，怀抱科学救国理想的翁文灏表示“不愿意帮助外国人”去挖中国的宝藏，决心要让地质科学在中国传播、扎根，于是毅然出任清贫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授，与章鸿钊、丁文江一起，共同担当起培养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责任。
到了1922年，国际地质学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13届年会，翁文灏代表中国地质学界，携论文只身赴会。这也是中国地质学界在国际上首次亮相。翁文灏的出席受到国际同行们的热烈欢迎，所发表的论文更受到高度评价。大会选举他为大会副主席和评议员。翁文灏的成功，不仅给中国地质学界，甚至给整个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界以极大的振奋。杨杏佛在翁文灏回国欢迎会上曾有这样的致词：“日来各国学者来华讲演者颇多，诚为国人幸事，然吾国例绝少国际闻名之学者，以其心得饷外人。今得翁君，为吾人吐气不少！”“翁君在比国备受各国代表之欢迎，所读论文尤为到会学者所叹服。因被举为彼会副会长。中国科学家受国际殊荣者，当以翁君为第一人。”竺可桢也称赞道：“翁君为中国学者得世界荣誉之第一人。”
此后，翁文灏长期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地质科学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科学史上的许多第一次，在他的领导下诞生：第一个地质学术刊物，第一部矿产志，第一部矿业纪要，第一座地震台，第一个土壤研究机构，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第一个猿人头盖骨，第一部近代地图集……他还主持创办了清华大学地理系，代理过清华大学校长。对于科学事业，翁文灏认为，科学就要像大海上的航标灯，要照得人类安全方见得它的益处，因此他特别强调地质科学研究要注重国家矿产资源的调查。他本人和地质调查所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国家矿产资源的调查工作上。
到了30年代，翁文灏本人及地质调查所，以其为地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勘测矿产资源）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当时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1930年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先生曾对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周，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几位学者领导一些青年到各地去搜集，在里边研究，试问国内这样做正经事的共有几处？”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曾高度评价中国地质学界的成就，并强调：“别种科学要想办到和地质学同样的发达，就非取法中央地质调查所过去二十五年的奋斗方法和努力不可。”无怪乎在该所工作过的百余名专业人员中，1949年以后竟有48人先后当选两院院士。
1934年初，当翁文灏在地质调查途中因交通事故而生命垂危之际，胡适在《独立评论》记下了这样的文字：“当消息最坏的一天，他的一位北平朋友写信给人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真是人世所稀有！还有一位朋友对人说：翁盳霓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翁文灏遇险的消息甚至惊动了蒋介石。蒋不仅专门派人往杭州组织抢救，并特派浙江省主席代其前往医院探视问候。
翁文灏的好友丁文江在他的病榻前写下了一篇《我所认识的翁盳霓》，告诉人们“为什么翁先生的许多朋友十分的敬爱他”：
他和他的夫人住的是三间西厢房。三间里面有一间放着两个破书架子，一张小书桌，算是他的书房。他日里要写信、见客，指导人家工作，编辑印刷的稿子，所有这十几年来他的文章，都是晚间八点到十二点在那一张小书桌上写的。
地质调查所是个穷机关，当然没有汽车。他代理清华校长的时候，清华有汽车。可是他除去到清华来回外，从不用学校的汽车。后来，地质调查所经费稍有增加，大家都劝他买一辆汽车。他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所以始终他只坐一辆旧洋车。
……他在清华的时候，地质调查所最穷，他完全不支薪，清华也不支全薪，因为他要维持不能在两个机关拿全薪的原则。
……地质调查所本身的《汇报》、《专报》、《古生物志》等等已经极繁重了。他又是地质学会事实上的总干事兼总编辑。这两个机关的出版品总数在一万页以上。我有时候看见他把人家的论文从头到尾替他重做过，然而仍然署原作者的名，他自己不要求丝毫的声明和酬谢。
……我常对他说笑话道：我根本不相信世上有圣人。若是有，你总要算一个。
丁文江认为：“他是个性极强的人而主张温和；他是极明察的人而待人很厚道；他是极清廉的人而处世很平易。”
也正是这次遇险，促成了翁文灏一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他知道了，蒋介石曾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抢救他的生命，并派来了全国最好的医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蒋的一点好感来自蒋曾“不耻下问”地请他讲学授课，“礼贤下士”地邀他从政做官，使其有一种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此后则又加上了一层“救命之恩”。对于翁文灏这样一位自幼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来说，“知遇之恩”尚可以以“君臣之礼”相待，“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而仅次于生身父母的“救命之恩”，则只有“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了。
因此，1932年的教育部长的任命，他坚辞不就，而1935年行政院秘书长、1938年的经济部长，1944年的行政院副院长，直至1948年行政院长的任命，他都再没有违背蒋的意志而一一受领。而且由于他的这种“示范效应”，上世纪的30年代中国曾刮起一阵“学者从政”之风，不少已颇有成就的科学家、教授走进政府机构，如蒋廷黻、何廉、吴景超，乃至胡适等等。
在翁文灏的经济部长就职仪式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国当重大之时，必需忠正之士，翁君学问道德，为当代第一人才，向来专心研学，兹因国局艰难，出任经济重责，必能秉其素修，早成宏效。” 中国必须工业化
如果说翁文灏的从政仅仅是激于对蒋介石救命之恩的感动，未免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竟会引出一阵学者从政之风。胡适对其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有过这样的解释：“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普遍认识。
蒋介石“礼贤下士”地征召学者们入阁从政，一方面有其个人政治目的在其中，维持其统治权力，而更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中国所面临的百年未遇之危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面临更艰巨的考验：生存，还是死亡？要想救亡自存，首在增强国家实力。蒋介石环顾左右，才发现身边真正具有国际眼光，又了解国情，懂得建设的人实在数不出几个。他迫切需要征召在野人才。1932年中，他先后邀请数十位知名学者和实业家上庐山讲学谈话，与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建立个人关系并考察他们的从政可能性。
面对危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考虑甚至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翁文灏也越来越觉得，面对国家的危机，已“不能再守住我的本位继续作研究工作，眼看中国沦亡而不去救”。1932年5月，他与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一份《独立评论》，发表他们对国家和时局的主张。翁文灏认为应加快开发中国地下富源，加快工业化建设，以增强抵御外侮的实力。正是在这样大环境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而对翁文灏来说，当官从政，不过是为国家尽科学家职责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蒋、翁之间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那便是他们说着同样声调的宁波官话了。这一点可能也是蒋特别重用他的原因之一。
1935年末，翁文灏当上行政院秘书长，成为院长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为此，蒋介石还特意请立法院修改了《行政院组织法》，将秘书长由原来的荐任职改为特任职(部长级)，开行政院秘书长特任之先例，以示特别尊重。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翁文灏于1938年初就任经济部长，主管全国经济行政，并兼任主管国营工矿事业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民营工矿业的工矿调整处处长，以后又兼战时生产局长等要职。他实际上是中国战时大后方工矿建设事业的最高主持人，对西南工业基地的建设，西北玉门油矿的开发，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地位和身份，也使翁文灏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国家经济建设总体形势和要求，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有了更切实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思想和主张。
例如，翁文灏认为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国家才能真正独立自存，也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与睦邻友好。他说：“立国必有基础，最重要的基础，实为经济力量。”“必赖有经济力量，方战时足以自存，平时更能发展。”否则，即使抗战胜利，失地收复，类似日本这样的“强邻”，还可能于和平形势之中，“以彼方种种经济力量，仍可操其胜算，而使我国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因此，“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而且，“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要想从穷苦中挣扎出来，赶上欧美人民的水准，必须要走这条路。”他反复呼吁，我们必须“认真地以经济建设为战后唯一重要的任务”。是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呢，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等方面，翁文灏都有独到的见解。
或许由于其本人科学家出身的背景，翁文灏对科学技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视。他经常强调“科学是人类进步的大原因，人类的进步亦几乎全靠科学”。他号召人们“眼光要放远大些，一切新式技术和科学管理，都要勇于采用”。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敏锐目光，预见到战后科学技术将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每五年十年可能又是一个工业革命”，无论是谁，“如果对于最新式的技术和科学管理的方法，不能及时吸收采用，没有不受淘汰的”。他还对现代企业管理工作非常重视，并提高到与新技术的利用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提醒中国企业家，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一旦进入中国，将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劲敌，过去那种凭藉某种特殊关系成功的情形将受到挑战，“对于工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尤应孜孜研究，刻求改进，万万不可再带有过去浓厚的家族思想的封建色彩”。
当时在中国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并近距离观察中国和中国知识界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很清楚地了解翁文灏和他的中国工业化构想，他下过这样的结论：“有朝一日，他（翁文灏）可能成为重建中国的人。” 政府里层的“外人”
中国历史的复杂，使明智如费正清者也很难完全看透。今天看来，费正清当时的结论也难免书生之见了。
虽然翁文灏本人的学术背景在中国首屈一指，虽然深得蒋介石尊重和信任，而且官居显要，但正如以经济学教授身份从政的何廉后来回忆所说的：“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
尽管搞不清幕后的东西，但对幕前的东西翁文灏还是尽其所能，不曾丝毫懈怠。在重庆，他身兼数职，每天上午半日在市内经济部办公，中午到工矿调整处吃午饭，并常常利用这段时间召集各司长、参事等当面洽商公务，下午则赶到资源委员会办公。因为事务繁多，他又坚持今日事今日毕，紧要公事不办完决不回家，饿了便啃口冷饼、馒头。以至身边工作人员为此常发牢骚：“部长每天如此，我们只好陪着，这差事，实在苦得很。”
身为政府经济主管大员，翁文灏依然保持书生本色，清廉自守，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民党官场中，算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少数特例。
从政之初，翁文灏就在日记中给自己留下“誓拼生命拯邦国，莫逐流波坠俗尘”的自警诗，而对那些假公济私、舞弊营私之徒则深恶痛绝。例如，1939年，经济部及民营企业家胡子昂等，共同组建中国兴业（钢铁）公司。孔祥熙以财政部长受邀出任董事长，竞提出必须让其子孔令侃担任常务董事，同时还不知羞耻地让公司创立会决议他为公司发起人，并在章程中规定公司红利的一部分应给发起人，而且都一一实现了。翁文灏闻之，气愤难平：“孔至今日犹如此行为，可悲！”他特意为此在经济部明白立文，将他本人因公担任此类职务所获“此种收入，悉数归部公用”。看到身为参政会主席，蒋介石竟对参政员质询财政部工作颇表不满，翁文灏也只能在日记中表达自己的忧郁：“如此凌厉态度，压制正当询问以护孔，实非领袖所宜出，深为国家前途忧慨。”
翁文灏严于律己，不求特殊的作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们。他有四男四女共八个儿女，个个都是靠自己的专业能力自立。长子翁心源抗战时期携妻女远赴西北荒漠，参与开发玉门油矿，是我国第一位石油管道运输专家。
1944年9月，重庆各大报刊登消息，报道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特意致函翁文灏，对其次子——空军上尉翁心翰在9月16日战斗中不幸壮烈殉国表示慰问。这令许多人颇感惊讶，原来官居部长的翁文灏竟也有儿子在前线作战。
抗战胜利后，已从政十年的翁文灏厌倦了官场的庸俗，更对国民党的腐败恨之痛切。他五次上书蒋介石，坚决地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经济部长等职务，亲手组建了国营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翁文灏原本想一心从事中国石油工业的开发，因为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能源将决定国家未来经济的命脉。但历史总是要捉弄人，捉弄那些不按照它的意志行事的人们。
翁君为国际著名学者，曾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对于中外情形夙称通达，尤以十余年来历膺军事委员会第三部、经济部、战时生产局及资源委员会首长，凡关经济建设，以及充实国防资源等工作，久瘁心力丕彰绩效，而于国际联系暨教育文化诸要端并多建树。当此行宪伊始，内而戡乱建国，外而接应美援，任重事繁，端资通才，以之出任行政院长，深信必能胜任愉快。
这就是蒋介石1948年给立法院的咨文，申述他提名翁文灏作行政院长的理由。资深的学术背景，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和完备的行政经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绝对是一个立宪政府首脑最适当人选。西方的舆论当时确实也是这么评价翁文灏的。可是在1948年的中国，做为一个非国民党政权里层的“外人”，翁文灏竟然也敢接受这样的任命，无怪乎陈毅元帅说他不过是一个书生，不懂政治。当时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看得很清楚：“翁被承认在经济事务上和个人正直方面是合格的人，但他没有实力，没有私人追随者”。他“将发现他本人处于不愉快的地位”。
最后的选择
这种不愉快很快就来了。翁文灏内阁以金圆券失败而集体辞职，翁文灏本人也闭门隐居。虽然他又一度担任代总统李宗仁的总统府秘书长，想为国共和谈出点力，结果也是无功而返。不得已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身背战犯之名，避居海外。
1950年10月，想去瑞士而被拒签的陈立夫来到了法国。在与翁文灏礼节性的会晤不久，他又去了美国。望着陈立夫西逃的背影，翁文灏也是犹豫不决。去美国，对他来说当然不会去和陈立夫一起养鸡。雷诺公司已正式邀请他为公司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也邀其赴美讲学。美国矿冶工程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学会都表示，将特开大会欢迎他们的名誉会员翁文灏赴美。胡适也来函请他赴美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他确实也很想去实地看一看那片新大陆。但突发的朝鲜战争，再一次让翁文灏欲行又止。
美国与中国大陆处于战争状态，在翁文灏看来，此时赴“敌国”，则有与大陆决裂之意。而正如他本人在给邵力子的信中所言，他自认为治学、从政多年，于国家不敢说有功，“但廉洁持身，公正治事，在良心常自求能无罪”。对共产党所倡“反封建、反官僚及反帝国主义”，“弟依此要义以自衡，虽未有言辞之公开倡导，但确存素志，身为执行”。况且“生为华人，自应早归本国”。特别是在剑桥看到老友李约瑟埋头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翁文灏更是不由得黯然神伤。
在此期间，翁文灏始终未断与国内的联系。邵力子、孙越崎等昔日好友旧属，也从中多方相助。可是要回国，共产党有一个前提：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然而，对于在共产党看来并不高的这个要求，翁文灏也觉得难以启齿。
对于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本人，翁文灏确实是绝望了。他的昔日好友胡适就感觉到了。1950年10月，胡适将其新作《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寄赠翁文灏。翁文灏在11月1日回函中的一番评论，让胡适“很感觉十分诧异”：“在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局势与苏联大致相似，中国当局当时亦有“雄图”，其要点似在：(1)多要美援美械，但并不用以抗日，是留备剿共；(2)多得美援资金，亦并不用于抗日军事，(连步枪都停造)而是另有别用。那时自谓很有筹划，但与Stalin的做法恰成对照。所及结果，利害得失，亦大不同。历史的经过，真有推研的价值!”但翁文灏也仍不愿将对自己有“知遇和救命之恩”的蒋介石公开痛斥。
经历了在国民党政府里十余年的摸爬滚打，应该说本质上翁文灏仍旧是个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之间私下交流政治见解是一回事，公开责骂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为求一己之利而放弃他认为的道德原则，翁文灏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他坚持的原则是：只做自责，不骂他人。考虑至让一个孤悬海外，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人做出深刻思想反省的实际困难，周恩来同意让翁文灏先回国，然后再谈思想问题。
1951年3月，翁文灏自欧洲飞返香港，在中共秘密人员的护送下，经澳门回到大陆，在北京前门车站等候翁文灏的，是他的长子翁心源、旧部孙越崎以及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尽管翁文灏的归来，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海外对翁文灏回返中国大陆却颇感震动。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前国民党政府的高官，更是一位优秀的地质学家。而当时台湾“政府”则正式宣布取消翁文灏的各项名誉职务、资格，并以“附匪罪”明令通缉，没收了他在台湾的全部私人财物。
回到祖国怀抱，献身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成了翁文灏的最后选择。
(责任编辑：萧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