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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李富春到达中央苏区，不久被苏区中央局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委机关最初设在兴国县牛坑塘李家祠堂，李富春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李富春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把兴国县建设成为闻名中央苏区的模范县。毛泽东曾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称赞道：“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这“第一等的工作”包含着李富春倾注的大量心血。
“像模像样的兴国佬”
李富春到兴国上任后不久，与妻子蔡畅同骑一匹马，前往省苏政府驻地开会。他戴着鸭舌帽，系着长围巾，穿着一件破旧的黑呢大衣。不知情的农民在路上见了他，很是好奇，说他像个“外国佬”。一句玩笑话提醒了蔡畅，衣着虽是小事，却也是与群众联系感情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会后，她劝李富春“改装”。李富春笑着说：“是啊，入乡随俗嘛，我应当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兴国佬。”于是，蔡畅按照当地百姓穿的样式给他赶制了一套对襟褂子和便裤，褂子上缝了两个宽大的口袋，肥大的裤子走起路来还发出“嚓嚓嚓”的响声。李富春穿着这身衣服，在牛坑塘附近转了几天，既不骑马，也不允许警卫和工作人员陪同。遇到爱唠嗑的老表哥、老表嫂，他都会坐下来与他们唠唠家常，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党的政策。到了红军家属的家里，他就要进人家的谷仓掀开瓶瓶罐罐，瞧瞧食粮油盐，看看盖的被褥，铺的稻草。到了孤寡老人的家里，他便卷起袖子和裤腿，帮着挑水、劈柴、锄草、拢谷，没有半点官架子。他走到的地方总是伴着欢声笑语，群众纷纷称赞：“李书记，你真成了像模像样的兴国佬。”
牛坑塘的李家祠堂原先是地主富豪家的“别墅”，穷苦百姓哪怕是从门前经过都必须低着头，更是从不敢迈进半步。李富春搬来之后，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对于前来反映问题的群众，他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听取情况，帮助解决问题。群众买不到盐，他就发动大家办硝盐场;群众缺少布匹，他就帮忙办起织布厂;群众治病缺少西药，他就组织乡村医生用民间中草药治病。为了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他就在兴国办起了列宁师范和列宁小学。当时，有群众向李富春反映省苏土地部部长黄发桂官架子大，认为群众愚昧无知，时常把一句“你知道什么”挂在嘴边，李富春随即找到了这位年轻的干部，推心置腹地对她说：“小黄呀，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记住当官是代表群众的，你不去代表群众说话，为群众排忧解难，群众要你这个官做什么呢？当官就必须为群众谋利益，离了这个就不是老百姓的官。”为了给干部们敲响警钟，李富春就黄发桂的问题专门召开了干部会议，教导干部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在群众面前摆架子、翘尾巴，要在广泛接触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中，履职尽责，推进工作。
李富春关心百姓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事迹传遍了全县，群众打心眼里认可了这位“兴国佬”，都想和他唠唠家常，讲讲心里话。
“他的精神始终是那么乐观充沛”
李富春就任江西省委书记时，正值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结束，许多新形势和新决议需要通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贯彻。省委扩大会议需要的文件材料由秘书处专门起草，但李富春坚持一一过目，或作修改，或作补充。他并不是对秘书不信任和不放心，而是他认为作报告应当有的放矢，不能只是“由秘书代劳，由自己照念”。由于时常工作到深夜，睡眠严重不足，李富春两眼通红。陈毅劝他要先休息好才能做好工作。对于陈毅的这番规劝，李富春感激不已，却又无奈地摊开双手耸耸肩说：“尊口玉言，难以实行。你晓得，我初来乍到，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得奋起直追，从头学起。好比演戏，我必须使自己尽快进入角色，否则，我这个主角演不好，就是有你们众位补台，我也愧于‘江东父老’！”
当时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国民党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之下，省委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只能吃些糙红米饭和缺油少盐的南瓜汤，甚至有时不得不吃野菜充饥。李富春、蔡畅和陈毅坚持与大家同桌进餐，同盆吃菜，还经常把饭菜省下来给年轻的同志吃。李富春、陈毅经常下基层走访，有时候回来晚了，饭桌上的一盆菜早就被年轻的同志们吃得只剩下一些菜脚子，但他俩从不责怪大家。年轻的同志们看到他俩在菜盆里“海底捞针”的样子，起初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互相提醒下次要注意，可是下次开饭时又都忍不住拿起筷子“冲锋”了。有时实在咽不下白饭，他俩就找来几个辣椒切碎，和盐拌在一起，便能有滋有味地吃下去。因为物资供应极差，就算是每人只有五分钱的菜金，伙房都还会有结余，年关到了就给大家分伙食尾子。李富春和蔡畅能分得两份伙食尾子。陈毅总是带头起哄让他俩请客，蔡畅便会拿出钱让伙房炖一锅香喷喷的辣豆腐，给大家改善伙食。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大家以苦为乐，精神振奋，团结向上，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蔡畅后来回忆说：“在江西苏区那几年，斗争复杂，生活艰苦，富春也日渐消瘦，可是他的精神始終是那么乐观充沛。”
“共产党员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李富春相当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强调党风建设必须注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党员干部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教育;二是党员应当成为群众的模范，具备说服和教育群众的基本条件;三是各级党组织在党的总号召总任务下，结合各地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能够带领群众前进的口号和目标。
在苏区，有一部分干部依然习惯“端坐”于高堂之上，只知道向群众下达任务，对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却不甚关心，被群众讥讽为“要人”（扩大红军）、“要钱”（推销公债）、“要税”（收土地税）的“三要干部”。李富春指出，这是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为了克服这些弊病，提高苏区干部的素质，李富春带领兴国的党员干部制定了在政治军事学习、推销公债、扩大红军等十项工作中以身作则、带头执行的“十带头”制度。此外，他还以江西省委的名义在兴国新塘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只要有时间，他便亲自到训练班给大家讲课。在课堂上，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员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李富春还要求领导干部多下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应当有1/3的时间留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2/3的时间下到农村、乡镇最基层的地方。他首先身体力行，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为了不给群众增添负担，他走访时随身带着装有大米和辣椒的米袋子，还有草席编成的蒸饭用的“饭筲子”。每到一地，他便立刻沉下去，与老农和村干部促膝长谈，一起商量增产粮食的措施，与老百姓同吃同住，不挑不拣。有干部安排他去某地方吃饭，他总是连忙拒绝，掏出自备的“饭筲子”，装上一些米，请村民煮饭时捎带煮熟，拌上几根辣椒，便吃得津津有味。在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第一个年头，李富春走遍了当时江西苏区所辖的兴国、于都、乐安、石城、赣县、万泰、永丰、胜利、瑞金、于都、公略、寻邬（今寻乌）、南丰、远安、会昌、宜黄等16个县，在实地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及时指导解决，对江西苏区的各项建设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对于破坏党的形象甚至徇私枉法的干部，李富春处置起来毫不客气。1932年底，兴国鼎龙区一位叫黄家楫的教书先生找到李富春申诉冤情。黄家楫长期执教私塾，是村子里唯一识字的人，常有人找他代写诉状，向上级领导反映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不料他因此得罪了区苏主席而被重新划定为“土豪”。李富春得知此事后，立刻派人前去调查核实情况。在证明黄家楫实属冤枉后，他提笔给兴国县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刀下留人。黄家楫是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不该杀！鼎龙区苏主席应当撤换。”
“模范兴国”光荣称号的来历
在革命战争年代，扩红工作是重中之重。在当时苏区的扩红工作中，既存在着“左”的错误倾向，还出现了对扩红工作消极怠工的现象。为了保证扩红工作的顺利推进，李富春在上任之初，就将扩大红军列为省委第一等的战斗任务。他带头对人民群众开展了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介绍红军真实的生活和战斗情况，引导广大群众认清红军与革命的关系。在积极指导全省扩红工作的同时，李富春还着重抓了兴国这个典型。
整个兴国从党的县委、区委、支部到各级工青妇组织，都充分发动起来，层层负责，认真贯彻，党员、赤卫队员带头报名。李富春经常给踊跃参军的青年做政治动员，亲自参加欢送会。1932年2月4日，他出席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召开的群众大会，详细阐述了“工农的政权，红色的政权，必须依靠工农群众来保护”的道理，欢送新战士们上战场。他还发动干部订竞赛条约，参加扩红突击队，详细讨论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把扩红工作落到实处。在李富春和兴国党员干部的充分政治动员下，全县掀起了扩大红军的高潮，到2月底，至少有1200名工农群众参加了红军。
随着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广大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她们响应政府号召，动员自己的子女、丈夫参加红军。不少红军家属还组织了宣传队，把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迫害、劳動人民在反动统治时期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动员亲人参加红军的重大意义，党和政府对红军家属的关怀照顾，等等，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然后挨家挨户宣传演唱，激励更多的乡亲踊跃参军。当时，23万余人口的兴国，先后有5万余人参加红军。上至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下至十四五岁的少年，都有报名参加红军的，到处呈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面。1932年10月23日的《红色中华》曾报道说：“我们红军开到兴国时，那里的群众真是好，对红军的认识很是深刻。我们红军一到驻地，那些工农劳苦群众都欢天喜地，替红军打扫屋子呀！搬门板呀！烧开水呀！煮稀饭呀！开欢迎大会呀！真是好极了，真是模范中的模范。”
兴国的扩红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绩，就在于李富春和兴国的党员干部工作做得细致、扎实。“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为了在全苏区推广兴国扩红工作的先进经验，李富春组织了宁都、于都、会昌、宜黄、乐安、永丰、胜利、广昌和石城等10个县的干部到兴国进行了半个月的参观学习。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为兴国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从此，“模范兴国”闻名遐迩，传颂至今。
倡导“脱掉花鞋，扶犁操耙”
随着扩大红军运动的深入持久开展，兴国的青壮年男子大部分上了前线，广大妇女无可推卸地承担起后方各项工作的重担。李富春依靠当时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的蔡畅，利用各种机会向大家介绍当前的革命形势和苏区肩负的斗争任务，讲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等人的故事，帮助她们打开眼界，增强她们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完成农业生产的重任，李富春以省委的名义号召广大妇女发扬半边天的作用，“脱掉花鞋，扶犁操耙”，下田劳动。兴国的妇女都是大脚，上山砍柴，下河挑水，素来吃苦耐劳。但是，当地农村充斥着“妇娘学犁，母鸡学啼，触犯天神，会遭雷劈”“妇娘子下田生瘪谷”等封建迷信的说法，所以一提到犁田耙地，妇女就纷纷打退堂鼓。虽然有些妇女受到党的教育，愿意响应省委的号召，但因为封建传统习俗的影响力巨大，家庭纠纷不断发生，她们也不得不退缩。为了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思想，李富春多次召开专题研究会，积极对妇女开展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他对蔡畅说：“你先下田，让群众看看会不会被雷劈。”第二天，蔡畅便下田扬鞭扶犁，还拜老农为师学习耕作技术，成了一名妇女耕作能手，从而用事实教育了大家。
在李富春和蔡畅的带动下，广大妇女勇敢地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以最高的劳动热忱投身于革命生产。她们纷纷下地学犁耙耕作，组织了上千个妇女耕田队、犁田合作社和劳动互助组，挑起了农业生产的大梁。
为了让妇女放心从事农业生产，李富春在兴国办起了200余所托儿所，由年纪较大的妇女照看婴孩。妇女们嘹亮欢快的歌声飞扬在田野间：“春风吹来百花鲜，多少细妹学犁田。女人赛过男人来，亲哥看了笑连连。”在参军人数最多的1933年，全县不但没有荒废耕地，而且农业生产还得到了发展，粮食作物实现了增产。
在兴国的一年中，李富春还积极支持与指导江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发展，纠正土地革命中出现的“左”右两方面的错误，以及“肃反”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他实干苦干，任劳任怨，竭诚为民，与兴国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戴。■
“像模像样的兴国佬”
李富春到兴国上任后不久，与妻子蔡畅同骑一匹马，前往省苏政府驻地开会。他戴着鸭舌帽，系着长围巾，穿着一件破旧的黑呢大衣。不知情的农民在路上见了他，很是好奇，说他像个“外国佬”。一句玩笑话提醒了蔡畅，衣着虽是小事，却也是与群众联系感情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会后，她劝李富春“改装”。李富春笑着说：“是啊，入乡随俗嘛，我应当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兴国佬。”于是，蔡畅按照当地百姓穿的样式给他赶制了一套对襟褂子和便裤，褂子上缝了两个宽大的口袋，肥大的裤子走起路来还发出“嚓嚓嚓”的响声。李富春穿着这身衣服，在牛坑塘附近转了几天，既不骑马，也不允许警卫和工作人员陪同。遇到爱唠嗑的老表哥、老表嫂，他都会坐下来与他们唠唠家常，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党的政策。到了红军家属的家里，他就要进人家的谷仓掀开瓶瓶罐罐，瞧瞧食粮油盐，看看盖的被褥，铺的稻草。到了孤寡老人的家里，他便卷起袖子和裤腿，帮着挑水、劈柴、锄草、拢谷，没有半点官架子。他走到的地方总是伴着欢声笑语，群众纷纷称赞：“李书记，你真成了像模像样的兴国佬。”
牛坑塘的李家祠堂原先是地主富豪家的“别墅”，穷苦百姓哪怕是从门前经过都必须低着头，更是从不敢迈进半步。李富春搬来之后，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对于前来反映问题的群众，他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听取情况，帮助解决问题。群众买不到盐，他就发动大家办硝盐场;群众缺少布匹，他就帮忙办起织布厂;群众治病缺少西药，他就组织乡村医生用民间中草药治病。为了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他就在兴国办起了列宁师范和列宁小学。当时，有群众向李富春反映省苏土地部部长黄发桂官架子大，认为群众愚昧无知，时常把一句“你知道什么”挂在嘴边，李富春随即找到了这位年轻的干部，推心置腹地对她说：“小黄呀，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记住当官是代表群众的，你不去代表群众说话，为群众排忧解难，群众要你这个官做什么呢？当官就必须为群众谋利益，离了这个就不是老百姓的官。”为了给干部们敲响警钟，李富春就黄发桂的问题专门召开了干部会议，教导干部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在群众面前摆架子、翘尾巴，要在广泛接触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中，履职尽责，推进工作。
李富春关心百姓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事迹传遍了全县，群众打心眼里认可了这位“兴国佬”，都想和他唠唠家常，讲讲心里话。
“他的精神始终是那么乐观充沛”
李富春就任江西省委书记时，正值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结束，许多新形势和新决议需要通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贯彻。省委扩大会议需要的文件材料由秘书处专门起草，但李富春坚持一一过目，或作修改，或作补充。他并不是对秘书不信任和不放心，而是他认为作报告应当有的放矢，不能只是“由秘书代劳，由自己照念”。由于时常工作到深夜，睡眠严重不足，李富春两眼通红。陈毅劝他要先休息好才能做好工作。对于陈毅的这番规劝，李富春感激不已，却又无奈地摊开双手耸耸肩说：“尊口玉言，难以实行。你晓得，我初来乍到，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得奋起直追，从头学起。好比演戏，我必须使自己尽快进入角色，否则，我这个主角演不好，就是有你们众位补台，我也愧于‘江东父老’！”
当时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国民党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之下，省委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只能吃些糙红米饭和缺油少盐的南瓜汤，甚至有时不得不吃野菜充饥。李富春、蔡畅和陈毅坚持与大家同桌进餐，同盆吃菜，还经常把饭菜省下来给年轻的同志吃。李富春、陈毅经常下基层走访，有时候回来晚了，饭桌上的一盆菜早就被年轻的同志们吃得只剩下一些菜脚子，但他俩从不责怪大家。年轻的同志们看到他俩在菜盆里“海底捞针”的样子，起初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互相提醒下次要注意，可是下次开饭时又都忍不住拿起筷子“冲锋”了。有时实在咽不下白饭，他俩就找来几个辣椒切碎，和盐拌在一起，便能有滋有味地吃下去。因为物资供应极差，就算是每人只有五分钱的菜金，伙房都还会有结余，年关到了就给大家分伙食尾子。李富春和蔡畅能分得两份伙食尾子。陈毅总是带头起哄让他俩请客，蔡畅便会拿出钱让伙房炖一锅香喷喷的辣豆腐，给大家改善伙食。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大家以苦为乐，精神振奋，团结向上，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蔡畅后来回忆说：“在江西苏区那几年，斗争复杂，生活艰苦，富春也日渐消瘦，可是他的精神始終是那么乐观充沛。”
“共产党员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李富春相当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强调党风建设必须注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党员干部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教育;二是党员应当成为群众的模范，具备说服和教育群众的基本条件;三是各级党组织在党的总号召总任务下，结合各地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能够带领群众前进的口号和目标。
在苏区，有一部分干部依然习惯“端坐”于高堂之上，只知道向群众下达任务，对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却不甚关心，被群众讥讽为“要人”（扩大红军）、“要钱”（推销公债）、“要税”（收土地税）的“三要干部”。李富春指出，这是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为了克服这些弊病，提高苏区干部的素质，李富春带领兴国的党员干部制定了在政治军事学习、推销公债、扩大红军等十项工作中以身作则、带头执行的“十带头”制度。此外，他还以江西省委的名义在兴国新塘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只要有时间，他便亲自到训练班给大家讲课。在课堂上，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员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李富春还要求领导干部多下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应当有1/3的时间留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2/3的时间下到农村、乡镇最基层的地方。他首先身体力行，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为了不给群众增添负担，他走访时随身带着装有大米和辣椒的米袋子，还有草席编成的蒸饭用的“饭筲子”。每到一地，他便立刻沉下去，与老农和村干部促膝长谈，一起商量增产粮食的措施，与老百姓同吃同住，不挑不拣。有干部安排他去某地方吃饭，他总是连忙拒绝，掏出自备的“饭筲子”，装上一些米，请村民煮饭时捎带煮熟，拌上几根辣椒，便吃得津津有味。在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第一个年头，李富春走遍了当时江西苏区所辖的兴国、于都、乐安、石城、赣县、万泰、永丰、胜利、瑞金、于都、公略、寻邬（今寻乌）、南丰、远安、会昌、宜黄等16个县，在实地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及时指导解决，对江西苏区的各项建设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对于破坏党的形象甚至徇私枉法的干部，李富春处置起来毫不客气。1932年底，兴国鼎龙区一位叫黄家楫的教书先生找到李富春申诉冤情。黄家楫长期执教私塾，是村子里唯一识字的人，常有人找他代写诉状，向上级领导反映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不料他因此得罪了区苏主席而被重新划定为“土豪”。李富春得知此事后，立刻派人前去调查核实情况。在证明黄家楫实属冤枉后，他提笔给兴国县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刀下留人。黄家楫是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不该杀！鼎龙区苏主席应当撤换。”
“模范兴国”光荣称号的来历
在革命战争年代，扩红工作是重中之重。在当时苏区的扩红工作中，既存在着“左”的错误倾向，还出现了对扩红工作消极怠工的现象。为了保证扩红工作的顺利推进，李富春在上任之初，就将扩大红军列为省委第一等的战斗任务。他带头对人民群众开展了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介绍红军真实的生活和战斗情况，引导广大群众认清红军与革命的关系。在积极指导全省扩红工作的同时，李富春还着重抓了兴国这个典型。
整个兴国从党的县委、区委、支部到各级工青妇组织，都充分发动起来，层层负责，认真贯彻，党员、赤卫队员带头报名。李富春经常给踊跃参军的青年做政治动员，亲自参加欢送会。1932年2月4日，他出席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召开的群众大会，详细阐述了“工农的政权，红色的政权，必须依靠工农群众来保护”的道理，欢送新战士们上战场。他还发动干部订竞赛条约，参加扩红突击队，详细讨论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把扩红工作落到实处。在李富春和兴国党员干部的充分政治动员下，全县掀起了扩大红军的高潮，到2月底，至少有1200名工农群众参加了红军。
随着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广大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她们响应政府号召，动员自己的子女、丈夫参加红军。不少红军家属还组织了宣传队，把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迫害、劳動人民在反动统治时期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动员亲人参加红军的重大意义，党和政府对红军家属的关怀照顾，等等，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然后挨家挨户宣传演唱，激励更多的乡亲踊跃参军。当时，23万余人口的兴国，先后有5万余人参加红军。上至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下至十四五岁的少年，都有报名参加红军的，到处呈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面。1932年10月23日的《红色中华》曾报道说：“我们红军开到兴国时，那里的群众真是好，对红军的认识很是深刻。我们红军一到驻地，那些工农劳苦群众都欢天喜地，替红军打扫屋子呀！搬门板呀！烧开水呀！煮稀饭呀！开欢迎大会呀！真是好极了，真是模范中的模范。”
兴国的扩红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绩，就在于李富春和兴国的党员干部工作做得细致、扎实。“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为了在全苏区推广兴国扩红工作的先进经验，李富春组织了宁都、于都、会昌、宜黄、乐安、永丰、胜利、广昌和石城等10个县的干部到兴国进行了半个月的参观学习。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为兴国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从此，“模范兴国”闻名遐迩，传颂至今。
倡导“脱掉花鞋，扶犁操耙”
随着扩大红军运动的深入持久开展，兴国的青壮年男子大部分上了前线，广大妇女无可推卸地承担起后方各项工作的重担。李富春依靠当时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的蔡畅，利用各种机会向大家介绍当前的革命形势和苏区肩负的斗争任务，讲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等人的故事，帮助她们打开眼界，增强她们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完成农业生产的重任，李富春以省委的名义号召广大妇女发扬半边天的作用，“脱掉花鞋，扶犁操耙”，下田劳动。兴国的妇女都是大脚，上山砍柴，下河挑水，素来吃苦耐劳。但是，当地农村充斥着“妇娘学犁，母鸡学啼，触犯天神，会遭雷劈”“妇娘子下田生瘪谷”等封建迷信的说法，所以一提到犁田耙地，妇女就纷纷打退堂鼓。虽然有些妇女受到党的教育，愿意响应省委的号召，但因为封建传统习俗的影响力巨大，家庭纠纷不断发生，她们也不得不退缩。为了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思想，李富春多次召开专题研究会，积极对妇女开展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他对蔡畅说：“你先下田，让群众看看会不会被雷劈。”第二天，蔡畅便下田扬鞭扶犁，还拜老农为师学习耕作技术，成了一名妇女耕作能手，从而用事实教育了大家。
在李富春和蔡畅的带动下，广大妇女勇敢地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以最高的劳动热忱投身于革命生产。她们纷纷下地学犁耙耕作，组织了上千个妇女耕田队、犁田合作社和劳动互助组，挑起了农业生产的大梁。
为了让妇女放心从事农业生产，李富春在兴国办起了200余所托儿所，由年纪较大的妇女照看婴孩。妇女们嘹亮欢快的歌声飞扬在田野间：“春风吹来百花鲜，多少细妹学犁田。女人赛过男人来，亲哥看了笑连连。”在参军人数最多的1933年，全县不但没有荒废耕地，而且农业生产还得到了发展，粮食作物实现了增产。
在兴国的一年中，李富春还积极支持与指导江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发展，纠正土地革命中出现的“左”右两方面的错误，以及“肃反”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他实干苦干，任劳任怨，竭诚为民，与兴国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