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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是区域经济、政治、文化逻辑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下，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不足。新时代，县级融媒体应在机制体制、人才建设、区域平衡等方面下功夫，最大限度地释放县级融媒体矩阵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实现“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顶层设计目标，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位一体创新发展。
【关 键 词】县级融媒体;顶层设计;多位一体;区域发展
【作者单位】孙佳，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5.021
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发布，并明确提出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等重大目标任务，为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现代媒体格局建设提供了方向。就县级融媒体建设层面而言，其不仅要主动作为，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还应灵活应对，坚持移动优先策略，不断尝试新技术，促进新老媒体互动融合，真正构建起“一体采集、多种生成、智能审核、全渠道发布”的全媒体矩阵，充分发挥其贴近群众的先天优势。
有关学者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历程，逐渐从数量增长阶段向提质增效阶段过渡，矩阵式发展结构已初步形成[1]。当然，面对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着力做强县级融媒中心，在实践中不断克服问题，促进区域多位一体发展依然是当务之急，值得学界和业界不断探讨。
一、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三重逻辑
1.政治逻辑——重构基层治理体系
郡县治，天下安。在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域处于关键性位置。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既是媒体实践，也是政治实践，反映了“内在的政治思想方式和内涵” [2]。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基层托底工程，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均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宏观政治层面，县级融媒体与主流媒体一样，承担着宣传党的政治理念、强化政治认同的深刻使命;在中观政治层面，县级融媒体作为县域中的重要传播平台，其本质体现为一种政治管理策略，即基层社会治理的媒介化表现;在微观政治层面，县级融媒体作为区域重要的传播平台，对其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舆论形势有具体而微的职责作用，与县域基层治理体系密切相关。“十四五”规划建议将“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的重要目标之一，其目的在于整合县级媒体资源，增强主流媒体基层作用力，巩固与壮大主流思想，以现代化媒介传播体系满足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构建需求。
2.经济逻辑——带动基层经济发展
从县级主流媒体发展历史来看，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主流媒体资源配置主要呈现城市化特色，即针对县域以下传播的媒体不断收缩，甚至出现“断层”现象，这与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相一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自媒体与移动传播设备的下沉，以快手、抖音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在县级传播活动中占有强势地位，农产品带货、直播、文旅活动宣传等形式层出不穷，为基层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近两年，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之中，全国各市区县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改革也随之进入发展“快车道”。业内人士认为，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新“阵地”，将全面筑牢“广电+”的基层宣传底盘，搭建政民良性、实时、高效互动的绿色通道，借助宣传增加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实现多模态发展目标。
3.文化逻辑——凝聚基层社会共识
媒介认同亦是文化认同。从媒介进化史角度看，媒介与人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之间，有鲜明的双向互济特征，文化与媒介技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3]。
首先，县级融媒体能加速对县域文化传统的传播和理解。对大多数县域而言，地方文化传统的生成基础是农耕文明，县域成员对其有强烈归宿感和文化依附性。在县级融媒体的作用下，县域文化传播活动层出不穷、形式多样，能更大限度地加速县域文化体量的大规模传播，从而凝聚基层社会共识，提升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如被誉为县级融媒体样板的浙江湖州长兴传媒集团，其立足长兴地域文化，策划了一系列地方文化品牌活动，如洪桥大闸蟹节、龙山杨梅节、湖羊啤酒节、小浦戏曲节等，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其次，县级融媒体能有效融通县域文化共感。身处异乡的游子何以一声乡音便会内心战栗，其原因在于语言是地域文化的催化剂，它能让文化个体瞬间进入文化情境，产生文化认同与共感。在县级融媒体矩阵作用下，地方文化的“在场感”和情境场域不断延伸，尤其是借助新兴技术的融合运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场文化与脱域文化、原乡文化与异乡文化能实现叠加与交织，并建构出超真实的体验场景。如浙江安吉的“深耕本土、贴地飞行”、广西容县的“融媒体+侨乡文化”、江苏邳州的“銀杏融媒”等策略，着眼点皆是提升县域的文化共感，凝聚基层大众的社会共识。
二、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现状
作为媒体融合全面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实践，县级融媒矩阵建设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导和各区域自主探索下，经过了2019年的数量规模扩张和2020年的提质增效阶段，基本实现了从量到质的变化，在平台建设、内容生产、传播流程、经营管理等方面成效显著，为促进区域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宏观层面看，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强县级融媒体矩阵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范，为各省自主探索融合路径提供了明确指示。如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从体制、管理、人才、技术四个维度促进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并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以打通基层主流舆论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在此背景下，山东东阿县、河北武强县等全国县级融媒优秀案例层出不穷;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也随之推出了综合评估标准;甘肃、贵州、福建、北京等地基本实现全省市挂牌，并于2020年底完成全国全覆盖的重要部署。 从微观层面看，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基层舆论阵地基本形成，本土信息枢纽成效显著，综合政务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三个方面。
第一，依托全媒体传播体系实现资源、渠道、流程整合，为巩固主流媒体权威性、公信力和加快基层宣传阵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如2020年浙江磐安县发行 30 余万份战“疫”特刊，并推出《主播说防控》《决战决胜2020》等专题栏目和纪录片，为扩大地方主流媒体传播力、覆盖面以及引导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湖北“长江云”融媒体平台联合全省各级媒体开辟了“湖北权威发布”专栏，浙江卫视联合本省县级融媒体成立了“浙江媒体网站联合辟谣平台”，不仅有利于信息畅通和消除谣言，还对基层主流宣传阵地建设产生了莫大效力。
第二，在新兴技术赋能下深挖区域资源真赋，打造本土信息枢纽，提高县级融媒矩阵的传播影响力和基层服务力。2020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提出智慧广电战略，旨在整合有线电视网络，推进广电5G建设一体化。为了应对市场下沉趋势，县级融媒体矩阵逐步依托智慧广电战略，围绕县域场景实现信息采集、发布、传播一体化目标，在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同时，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强势动力。如2020年9月，斗鱼与河北、湖北合作举办“丰收看河北”“丰收看湖北”直播助农活动，安徽省各县级融媒体依托省市平台与京东合作打造“农产品绿色通道”等，成为区域发展和脱贫攻坚的有效渠道。
第三，充分发挥县级融媒矩阵的传播效力，完善综合政务服务建设。随着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行，目前全国已有21个省份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上下联动”的五级服务体系，同时可利用跨屏联动和跨界合作强化“两微一端”服务能力，以优质内容增强用户体验，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发挥重要作用。
三、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存在的问题
尽管县级融媒矩阵建设成果显著，但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一方面，传统体制机制未能完全适用融媒体中心发展，优质人才匮乏甚至流失降低了传播活动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受限于区域经济、资源等基础条件，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区域发展差异凸显，影响总体进展和成效。
1.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目前，大多数县级融媒矩阵建设机制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大众传播阶段，缺乏对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综合考量。部分县级融媒矩阵建设对新媒体平台的运用效率较低，甚至“用不上”。同时，部分县级融媒壁垒依然存在，各单位间的内容生产和运营推广机制较为单一，未能及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缺乏跨区域、跨行业、跨层级的有效探索，这也导致其总体建设进展和传播实效受限，对基层主流舆论宣传高地建设产生阻碍。
2.人才短板逐渐显露
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正处于从“表面相加”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人才因素还未能被积极调动，现有的人才队伍质量仍然难以适应融媒体矩阵建设需要。当前，大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员工基本来自原广播电视台和原新闻信息中心，对移动新媒体的认知和把握程度不深，对网络直播、5G、VR、H5等产品技术更是陌生，严重限囿了县级融合媒体矩阵建设。由于发展历程较短，职工待遇不高，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人才招录上缺乏吸引力，人才流失现象普遍，对基层舆论宣传工作的创新开展造成了影响。
3.区域发展差异较大
由于基础资源、经济投入等力度不同，现阶段我国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发展差异较大。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内容生产和运营设施完善，功能突出，影响深远，品牌效力较强;而有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基础条件薄弱，软硬件设施不全，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水平不高，处于“要设备没设备、要技术没技术”的尴尬境地，产品制作和推广能力较弱，未能达到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常规标准。这影响到基层宣传工作和信息传播活动的有效开展。
四、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出路
1.建立健全县级融媒体矩阵的建设体制机制
一是统筹与协调各部门各单位，以适应全媒体的发展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需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及时打通县域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传播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积极探索跨界协作模式，为打造基层主流舆论宣传高地提供助力。目前，部分省份就县级融媒体的公益性和市场化属性推出了较为有效的发展机制，如山东省将95家县级媒体调整为公益二类以上事业单位，在基础设施、运营维护、技术运用等方面给予有效支持，为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提供了稳定支持，缓解了县域压力。
二是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体制机制改革要针对性解决县级融媒体建设与运营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以科学的体系评估巩固改革效果，实现长效发展目标。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应根据自身现状因地制宜地发展，如搭建和拓展自主平台，促进营销推广，与新媒体运营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利用整合资源向媒体服务商的角色转变，深入县级政务服务、信息服务、交通服务、生活服务等领域，开发除广告发布外的多元化市场运行机制，在满足自身运营需要的同时，提升基层用户满意度。
2.加强优质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制定针对性政策吸引优质人才。各县级融媒体中心要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和未来规划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注重公平性、合理性、可持续性施行。如量化薪酬绩效指标，从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创新能力等方面建立考核标准，以顺应全媒体时代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趋势。
二是加强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具体可利用合作培训和定点培育模式满足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需求。如湖北赤壁市将岗位和业绩相挂钩，着力培养一专多能的全媒体人才队伍，并同时与武汉传媒学院、长江大学等地方高校建立联合培养和实训基地，利用跨界合作推动传统媒体人才向全媒体人才转型，以保障融媒矩阵建设的质量水准。浙江省在借助校企合作的同时，还相应开发融媒体课程体系，并向地方党委政府、县级融媒体和相关事业单位提供人才培训的专项服务。浙江云和县融媒体中心借助浙江传媒学院的专业优势，建立了“提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的人才培养机制，不仅为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持，还对激发县级融媒矩阵的创新活力产生了促进作用。
3.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平衡发展
一是利用纵向合作加快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应加快建立资源、人才的合作共享平台，充分发挥引领示范和互帮互助作用，为县级融媒体矩阵的完善保驾护航。2020年10月，全国30家县级融媒体参与了“东西协作交流公益项目”，以期利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建立协作互助形式，为基础薄弱、实力不强的縣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帮扶，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升我国县级融媒体矩阵的整体发展水平。不仅如此，各省级平台近几年也纷纷开展纵向合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帮助。如浙江广电帮助本省30多个市区建立融媒体中心，联合钱塘江沿线打造70周年“钱塘奔涌”互动直播节目，对跨区域资源融合平台的开发和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大有裨益。
二是通过横向合作促进多方互惠共赢。2020年5月，湖北广电“长江云”、北京广电“北京时间”等12个省市新媒体共同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云上区块链新闻编辑部;同年9月，浙江安吉、安徽濉溪、江苏太仓和江宁等地联合成立了长三角县级融媒体中心高质量发展联盟。这些横向合作的目的是利用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资源、渠道互补，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筹提升的同时，促进高效率、集约化、低成本的区域发展共融，以媒体合作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英培，胡正荣. 从媒体融合到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主流媒体发展改革的新阶段[J]. 出版广角，2021（1）：6-9.
[2] 陈守湖. 媒介·文化·政治——县级融媒体运行机制的三重逻辑[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43-151.
[3]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M]. 刘文玲，陈卫星. 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关 键 词】县级融媒体;顶层设计;多位一体;区域发展
【作者单位】孙佳，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5.021
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发布，并明确提出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等重大目标任务，为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现代媒体格局建设提供了方向。就县级融媒体建设层面而言，其不仅要主动作为，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还应灵活应对，坚持移动优先策略，不断尝试新技术，促进新老媒体互动融合，真正构建起“一体采集、多种生成、智能审核、全渠道发布”的全媒体矩阵，充分发挥其贴近群众的先天优势。
有关学者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历程，逐渐从数量增长阶段向提质增效阶段过渡，矩阵式发展结构已初步形成[1]。当然，面对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着力做强县级融媒中心，在实践中不断克服问题，促进区域多位一体发展依然是当务之急，值得学界和业界不断探讨。
一、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三重逻辑
1.政治逻辑——重构基层治理体系
郡县治，天下安。在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域处于关键性位置。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既是媒体实践，也是政治实践，反映了“内在的政治思想方式和内涵” [2]。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基层托底工程，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均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宏观政治层面，县级融媒体与主流媒体一样，承担着宣传党的政治理念、强化政治认同的深刻使命;在中观政治层面，县级融媒体作为县域中的重要传播平台，其本质体现为一种政治管理策略，即基层社会治理的媒介化表现;在微观政治层面，县级融媒体作为区域重要的传播平台，对其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舆论形势有具体而微的职责作用，与县域基层治理体系密切相关。“十四五”规划建议将“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的重要目标之一，其目的在于整合县级媒体资源，增强主流媒体基层作用力，巩固与壮大主流思想，以现代化媒介传播体系满足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构建需求。
2.经济逻辑——带动基层经济发展
从县级主流媒体发展历史来看，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主流媒体资源配置主要呈现城市化特色，即针对县域以下传播的媒体不断收缩，甚至出现“断层”现象，这与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相一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自媒体与移动传播设备的下沉，以快手、抖音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在县级传播活动中占有强势地位，农产品带货、直播、文旅活动宣传等形式层出不穷，为基层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近两年，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之中，全国各市区县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改革也随之进入发展“快车道”。业内人士认为，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新“阵地”，将全面筑牢“广电+”的基层宣传底盘，搭建政民良性、实时、高效互动的绿色通道，借助宣传增加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实现多模态发展目标。
3.文化逻辑——凝聚基层社会共识
媒介认同亦是文化认同。从媒介进化史角度看，媒介与人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之间，有鲜明的双向互济特征，文化与媒介技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3]。
首先，县级融媒体能加速对县域文化传统的传播和理解。对大多数县域而言，地方文化传统的生成基础是农耕文明，县域成员对其有强烈归宿感和文化依附性。在县级融媒体的作用下，县域文化传播活动层出不穷、形式多样，能更大限度地加速县域文化体量的大规模传播，从而凝聚基层社会共识，提升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如被誉为县级融媒体样板的浙江湖州长兴传媒集团，其立足长兴地域文化，策划了一系列地方文化品牌活动，如洪桥大闸蟹节、龙山杨梅节、湖羊啤酒节、小浦戏曲节等，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其次，县级融媒体能有效融通县域文化共感。身处异乡的游子何以一声乡音便会内心战栗，其原因在于语言是地域文化的催化剂，它能让文化个体瞬间进入文化情境，产生文化认同与共感。在县级融媒体矩阵作用下，地方文化的“在场感”和情境场域不断延伸，尤其是借助新兴技术的融合运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场文化与脱域文化、原乡文化与异乡文化能实现叠加与交织，并建构出超真实的体验场景。如浙江安吉的“深耕本土、贴地飞行”、广西容县的“融媒体+侨乡文化”、江苏邳州的“銀杏融媒”等策略，着眼点皆是提升县域的文化共感，凝聚基层大众的社会共识。
二、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现状
作为媒体融合全面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实践，县级融媒矩阵建设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导和各区域自主探索下，经过了2019年的数量规模扩张和2020年的提质增效阶段，基本实现了从量到质的变化，在平台建设、内容生产、传播流程、经营管理等方面成效显著，为促进区域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宏观层面看，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强县级融媒体矩阵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范，为各省自主探索融合路径提供了明确指示。如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从体制、管理、人才、技术四个维度促进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并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以打通基层主流舆论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在此背景下，山东东阿县、河北武强县等全国县级融媒优秀案例层出不穷;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也随之推出了综合评估标准;甘肃、贵州、福建、北京等地基本实现全省市挂牌，并于2020年底完成全国全覆盖的重要部署。 从微观层面看，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基层舆论阵地基本形成，本土信息枢纽成效显著，综合政务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三个方面。
第一，依托全媒体传播体系实现资源、渠道、流程整合，为巩固主流媒体权威性、公信力和加快基层宣传阵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如2020年浙江磐安县发行 30 余万份战“疫”特刊，并推出《主播说防控》《决战决胜2020》等专题栏目和纪录片，为扩大地方主流媒体传播力、覆盖面以及引导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湖北“长江云”融媒体平台联合全省各级媒体开辟了“湖北权威发布”专栏，浙江卫视联合本省县级融媒体成立了“浙江媒体网站联合辟谣平台”，不仅有利于信息畅通和消除谣言，还对基层主流宣传阵地建设产生了莫大效力。
第二，在新兴技术赋能下深挖区域资源真赋，打造本土信息枢纽，提高县级融媒矩阵的传播影响力和基层服务力。2020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提出智慧广电战略，旨在整合有线电视网络，推进广电5G建设一体化。为了应对市场下沉趋势，县级融媒体矩阵逐步依托智慧广电战略，围绕县域场景实现信息采集、发布、传播一体化目标，在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同时，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强势动力。如2020年9月，斗鱼与河北、湖北合作举办“丰收看河北”“丰收看湖北”直播助农活动，安徽省各县级融媒体依托省市平台与京东合作打造“农产品绿色通道”等，成为区域发展和脱贫攻坚的有效渠道。
第三，充分发挥县级融媒矩阵的传播效力，完善综合政务服务建设。随着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行，目前全国已有21个省份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上下联动”的五级服务体系，同时可利用跨屏联动和跨界合作强化“两微一端”服务能力，以优质内容增强用户体验，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发挥重要作用。
三、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存在的问题
尽管县级融媒矩阵建设成果显著，但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一方面，传统体制机制未能完全适用融媒体中心发展，优质人才匮乏甚至流失降低了传播活动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受限于区域经济、资源等基础条件，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区域发展差异凸显，影响总体进展和成效。
1.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目前，大多数县级融媒矩阵建设机制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大众传播阶段，缺乏对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综合考量。部分县级融媒矩阵建设对新媒体平台的运用效率较低，甚至“用不上”。同时，部分县级融媒壁垒依然存在，各单位间的内容生产和运营推广机制较为单一，未能及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缺乏跨区域、跨行业、跨层级的有效探索，这也导致其总体建设进展和传播实效受限，对基层主流舆论宣传高地建设产生阻碍。
2.人才短板逐渐显露
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正处于从“表面相加”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人才因素还未能被积极调动，现有的人才队伍质量仍然难以适应融媒体矩阵建设需要。当前，大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员工基本来自原广播电视台和原新闻信息中心，对移动新媒体的认知和把握程度不深，对网络直播、5G、VR、H5等产品技术更是陌生，严重限囿了县级融合媒体矩阵建设。由于发展历程较短，职工待遇不高，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人才招录上缺乏吸引力，人才流失现象普遍，对基层舆论宣传工作的创新开展造成了影响。
3.区域发展差异较大
由于基础资源、经济投入等力度不同，现阶段我国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发展差异较大。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内容生产和运营设施完善，功能突出，影响深远，品牌效力较强;而有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基础条件薄弱，软硬件设施不全，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水平不高，处于“要设备没设备、要技术没技术”的尴尬境地，产品制作和推广能力较弱，未能达到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常规标准。这影响到基层宣传工作和信息传播活动的有效开展。
四、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出路
1.建立健全县级融媒体矩阵的建设体制机制
一是统筹与协调各部门各单位，以适应全媒体的发展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需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及时打通县域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传播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积极探索跨界协作模式，为打造基层主流舆论宣传高地提供助力。目前，部分省份就县级融媒体的公益性和市场化属性推出了较为有效的发展机制，如山东省将95家县级媒体调整为公益二类以上事业单位，在基础设施、运营维护、技术运用等方面给予有效支持，为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提供了稳定支持，缓解了县域压力。
二是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体制机制改革要针对性解决县级融媒体建设与运营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以科学的体系评估巩固改革效果，实现长效发展目标。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应根据自身现状因地制宜地发展，如搭建和拓展自主平台，促进营销推广，与新媒体运营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利用整合资源向媒体服务商的角色转变，深入县级政务服务、信息服务、交通服务、生活服务等领域，开发除广告发布外的多元化市场运行机制，在满足自身运营需要的同时，提升基层用户满意度。
2.加强优质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制定针对性政策吸引优质人才。各县级融媒体中心要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和未来规划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注重公平性、合理性、可持续性施行。如量化薪酬绩效指标，从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创新能力等方面建立考核标准，以顺应全媒体时代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趋势。
二是加强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具体可利用合作培训和定点培育模式满足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需求。如湖北赤壁市将岗位和业绩相挂钩，着力培养一专多能的全媒体人才队伍，并同时与武汉传媒学院、长江大学等地方高校建立联合培养和实训基地，利用跨界合作推动传统媒体人才向全媒体人才转型，以保障融媒矩阵建设的质量水准。浙江省在借助校企合作的同时，还相应开发融媒体课程体系，并向地方党委政府、县级融媒体和相关事业单位提供人才培训的专项服务。浙江云和县融媒体中心借助浙江传媒学院的专业优势，建立了“提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的人才培养机制，不仅为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持，还对激发县级融媒矩阵的创新活力产生了促进作用。
3.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平衡发展
一是利用纵向合作加快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应加快建立资源、人才的合作共享平台，充分发挥引领示范和互帮互助作用，为县级融媒体矩阵的完善保驾护航。2020年10月，全国30家县级融媒体参与了“东西协作交流公益项目”，以期利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建立协作互助形式，为基础薄弱、实力不强的縣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帮扶，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升我国县级融媒体矩阵的整体发展水平。不仅如此，各省级平台近几年也纷纷开展纵向合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帮助。如浙江广电帮助本省30多个市区建立融媒体中心，联合钱塘江沿线打造70周年“钱塘奔涌”互动直播节目，对跨区域资源融合平台的开发和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大有裨益。
二是通过横向合作促进多方互惠共赢。2020年5月，湖北广电“长江云”、北京广电“北京时间”等12个省市新媒体共同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云上区块链新闻编辑部;同年9月，浙江安吉、安徽濉溪、江苏太仓和江宁等地联合成立了长三角县级融媒体中心高质量发展联盟。这些横向合作的目的是利用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县级融媒体矩阵建设的资源、渠道互补，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筹提升的同时，促进高效率、集约化、低成本的区域发展共融，以媒体合作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英培，胡正荣. 从媒体融合到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主流媒体发展改革的新阶段[J]. 出版广角，2021（1）：6-9.
[2] 陈守湖. 媒介·文化·政治——县级融媒体运行机制的三重逻辑[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43-151.
[3]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M]. 刘文玲，陈卫星. 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