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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吐蕃，便开始了与当地社会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即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入，有着其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而藏族本土僧人群体的产生对佛教在藏区的传播以及藏传佛教的诞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藏区本土僧人产生的背景，说明藏区僧人的出现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吐蕃；佛教文化；藏区僧人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58-03
赤松德赞在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的建议下修建桑耶寺，并让吐蕃本土藏人出家为僧。根据佛教戒规的要求，“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了12位讲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的僧人，举行了剃度仪式。由寂护任剃度仪式的堪布，为藏族巴·赛囊、桑希、玛·仁钦乔、昆·鲁易旺波、巴郭·贝若杂那、恩兰·嘉哇却央、拉松·嘉威央秋7人剃度并授比丘戒”。这是藏族历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人，史称“七觉士”或“七试人”。自此以后，佛教在藏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本土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藏区佛教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一般认为，吐蕃有可信史料考证的历史应从囊日松赞开始，至达磨止。青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到吐蕃阶段时，各个互不统属的氏族部落正在相互兼并、解体，并逐渐向奴隶制国家过渡。至松赞干布的祖父时，其疆域已经十分辽阔，势力范围“北至雅鲁藏布江，与苏毗为界；东抵康，与四川北部的嘉良夷为界，以附国之名为隋朝的统治者所知；西部达到羊卓雍湖，与西部的三鲁雅下部为界；南面领接尼泊尔和不丹，已包括青藏高原南部的主要部分”。在疆域不断扩张的同时，伴随着吐蕃王朝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以及藏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笔者认为，藏区僧人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都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藏区僧人产生的政治背景——王权之争与佛苯之争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在西藏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在佛教传入以前，西藏有本土的宗教，称为苯教。当时西藏在政治上是若干个奴隶主的联合统治，赞普名义上是这个统治集团的最高领袖，实质上只是众多部落利益的一个代言人而已。《西藏王臣记》就有记载：“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到第二十七代藏王拉托托日宁赞时期，均以苯教治国。”苯教一直被当作协助赞普威慑和控制臣民的工具。而佛教在西藏从一开始就作为统治工具登上历史舞台，完全依靠赞普等王室资助，但在民间信徒很少，基础不牢。
（一）王权之争——佛教是强化中央集权的理论支持
吐蕃王朝成立前的藏族社会并没有形成奴隶制国家，而是一种跨入阶级社会的部落联盟。这种部落联盟制导致了血缘关系的淡化和地域组织形式的加强，这种部落联盟的发展导致了世袭王权的巩固和提高。在聂赤赞普到止贡赞普时期，由民主推选的制度向世袭制过渡已经完成。苯教徒认为，部落中所崇拜的神灵与本部落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而部落中神灵的管辖范围也只局限于本部落，而对临近的部落范围不加干涉，各部落中有其各自不同的神灵护佑。所以名义上笼统称为苯教，其内部又因具体的部落范围而各自为政。这说明在苯教监国的历史时期，赞普及王室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其他贵族的完全认可，也为后来赞普引入佛教对抗苯教埋下伏笔。止贡遇刺就直接反映了赞普与苯教徒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且赞普和苯教徒势力相当。史籍载：“未有辛言词国王不降旨，大臣不议事未取辛歌舞，王臣不歌舞。”
松赞干布在其父郎日松赞的基础上，继续兼并境内各部，并以武力向外扩张。经过多年的征战，统一了高原各部，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了奴隶制吐蕃王朝，西藏高原从此结束了漫长的分裂以及松散的部落联盟状态。他通过内创行政制度，对外兼并异族，并与唐联姻，树立起赞普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依旧每年冬、夏两次召集各个奴隶主开会商议国事。从某种意义上看，吐蕃并没有形成一个巩固的统一政权，这种统治方式与中原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差别。因此，松赞干布开始考虑如何削弱臣权而加强王权，由于当时上层社会皆为苯教信奉者，松赞干布便采取寻找一种新的信仰来帮助自己巩固王权。当时已经传入藏区的汉传佛教与苯教相比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在教义上注重个人的修行，显示出“与世无争”的特点；二是与王权联系密切。在与王权的关系上奉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体现王权的绝对权威，是内地王朝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辅助手段。这是赞普及王室开始弃苯崇佛的主要原因。
（二）佛苯之争——解决吐蕃对外政策上的分歧
在吐蕃早期，对唐开战对于赞普和其他奴隶主都有利可图，但是到了中晚期，随着政权的稳固，赞普和拥戴他的小奴隶主认为战争利小于弊，遇战事多主和。而一些实力较大的权臣豪族仍然希望通过战争扩张势力，并且削弱赞普的力量，因而成为鹰派，遇事主战。由于内部形势的变化，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父子与权臣之间在对唐问题上经常意见向左。噶尔家族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地方豪门，对吐蕃王朝立下开国之功，在松赞干布之时已是朝中重臣，自松赞干布死后，噶尔家族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了左右吐蕃政局的中流砥柱。噶尔家族在政治上力主向北推进政策，这当然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江北集团的利益，向北推进与唐为敌，显然投合他们的利益。
赤松德赞大力扶持佛教，建寺度僧，召集臣民盟誓奉佛，命贵族子弟以僧为师，研读佛经。他人为地把佛教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做法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异曲同工之妙。目的就是想利用佛教解决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对唐的战和之争。佛家非战弥争的根本教义，是主和派的重要理论支持。
佛教作为外来信仰，首先被吐蕃王室所接纳，并最初只在上层社会传播，其最大作用是被统治者当作对抗反对势力的理论武器。通过分析佛教在吐蕃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僧人阶层的出现是政治的产物，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藏区第一座寺庙桑耶寺之所以选在山南地区而不在拉萨，笔者认为是考虑到拉萨是吐蕃的政治中心，反对佛教的贵族势力集中在那里，阻力很大。而山南远离拉萨，靠近赞普的发祥地，便于依靠赞普王室这个靠山。当时的反对派都是苯教徒，赞普要培育自己的势力就必须拉拢一部分王公贵族信奉佛教，这从“七觉士”皆出自上层社会也能得到证实。笔者认为，僧人群体是当时吐蕃王室与苯教贵族争夺统治权的一支新生力量，透过佛教思想的灌输，这批贵族能够归附于王权，这对整个吐蕃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 藏区僧人产生的文化背景——藏文创制和佛教文化交流
（一）藏文创制与佛经藏译是僧人产生的前提
古代西藏的文化水平很低，据《唐书》记载，当地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自从囊日松赞在卫藏地区建立政权以后才开始从内地输入一些文化，一般认为，从这时起由内地输入了医药、历算等。松赞干布非常注重文化交流，广泛吸纳外部文化，他曾派人到唐和其他比邻国家学习先进的生产知识及历算等。并派大臣吞弥·桑布札赴天竺，尽学梵文和诸明处，已达精通，回藏后仿那迦罗创造有头正楷藏字，仿乌尔都字造无头草书，西藏始有文字。为了推广新创制的藏文，吞弥·桑布札把在印度学习的梵文佛经翻译为藏文，并将其作为课本在吐蕃王室和贵族大臣中教授藏文，这是梵文佛经藏译之始。翻译佛经不仅标志着佛教语言开始向吐蕃本土化转型，而且在藏文的使用和推广过程中，吐蕃臣民们在掌握新创制的本民族文字的同时，又间接地接触到佛教的一些思想和主张，这对日后佛教在吐蕃社会中得到进一步传播打下了基础。
（二）西藏是当时东西方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
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中，和亲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力。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都来自佛教兴盛之地，她们笃信佛教，带来了佛像、佛经和礼佛僧人。松赞干布不仅为两位公主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还要求“尼泊尔工匠塑造一尊如同国王自己相貌特征相似的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到了赤德祖赞时期，摆脱了外族权臣的控制，又受金城公主的影响，佛教又得到了王室的支持，他重新布置大昭寺和小昭寺的设施，从汉地邀请了许多和尚到吐蕃供养佛法。
此外，由于吐蕃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逐渐成为当时中原与印度两大佛教文化区交流的中心，这也引来佛教各派齐聚西藏传播教义。唐朝和尚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公元7世纪在那烂陀寺及其周围地区见到或听说过的大量入竺僧人的动向，书中共记录了61位取西域道、南海道、吐蕃道往返于印度与中国间的高僧的事迹，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其中取吐蕃道的有道希、玄太、道方、道生、吐蕃公主奶母息二人、玄照、末底僧诃。另外，桑耶寺的建筑风格也充分说明西藏各种文化的汇集。大约779年，桑耶寺建成，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也称为三样寺，因为下层房屋建筑式样采用藏式，塑像面貌也是仿照藏人；中层楼房采用汉式建筑风格，塑像仿汉人面貌；而上层建筑则依照印度寺院风格建造，其中塑像也是根据印度人的面貌雕塑的。
藏文最初的普及是通过翻译佛经来完成的，这导致了最初一批本土藏文传习者同时成为第一批藏族僧人。另外，藏区僧人的出现是在经历了长时间佛教文化交流和积淀之后的自然结果。
三、 结语
在神学理论中，佛教创立了佛、法、僧“三宝”体系，其中，“佛”是佛教的创立者，又是众生的导师和终极目标；“法”是成佛之道路，是佛教为众生指引从现世界中解脱、达到彼岸世界之路，也是现实世界的参照；“僧”则是佛教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也是众生的修行伴侣，教导众生不应留恋今生，应为脱离苦海而积累资粮，精勤修习。寺院、僧人是佛教的主要构成因素，也是佛教实现各种功能的终极层次，即任何一种功能的实现最终要在寺院由僧人来完成。当桑耶寺建成后，需要专职宗教人士从事佛事活动，也只有佛、法、僧齐全才能称之为寺院。吐蕃王朝尝试性地让藏族贵族青年出家为僧，他们就是“七觉士”。“七觉士”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批正式出家的僧人，标志着藏族人开始皈依佛门，信奉佛法。“ 继后有30余人，其中有赞普的王妃、子女和外戚，属部首领中也有数人皈依佛门，又有300余青年男女出家为僧尼。”
本土本族人出家为僧不仅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吐蕃社会的宗教观念、价值体系的转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寺院中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的教育，同时也改变了本土宗教无正规寺院和出家为僧的现象。
［参考文献］
［1］王森. 西藏佛教发展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王忠. 松赞干布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 西藏王臣记[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4］陈庆英主编.藏族部落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
［5］弘学. 藏传佛教[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6］恰白·次旦平措等编. 西藏简明通史[M]. 拉萨：西藏社科院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
［7］胡启银. 吐蕃时期汉传佛教在藏地的传播和影响[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8］田峰. 吐蕃王赤都松加强中央集权略论[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9］靳艳. 桑耶寺、吐蕃道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0］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 土观宗派源流[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1］罗桑开珠. 论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及其缘由[J]. 中国藏学，2010，（2）.
［12］索南才让. 唐朝佛教对吐蕃的影响[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13］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 转引自罗桑开珠.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14］刘勇. 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实现过程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1）.
［15］巴赛囊著， 终锦华、黄布凡译注. 巴协[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关键词］吐蕃；佛教文化；藏区僧人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58-03
赤松德赞在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的建议下修建桑耶寺，并让吐蕃本土藏人出家为僧。根据佛教戒规的要求，“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了12位讲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的僧人，举行了剃度仪式。由寂护任剃度仪式的堪布，为藏族巴·赛囊、桑希、玛·仁钦乔、昆·鲁易旺波、巴郭·贝若杂那、恩兰·嘉哇却央、拉松·嘉威央秋7人剃度并授比丘戒”。这是藏族历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人，史称“七觉士”或“七试人”。自此以后，佛教在藏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本土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藏区佛教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一般认为，吐蕃有可信史料考证的历史应从囊日松赞开始，至达磨止。青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到吐蕃阶段时，各个互不统属的氏族部落正在相互兼并、解体，并逐渐向奴隶制国家过渡。至松赞干布的祖父时，其疆域已经十分辽阔，势力范围“北至雅鲁藏布江，与苏毗为界；东抵康，与四川北部的嘉良夷为界，以附国之名为隋朝的统治者所知；西部达到羊卓雍湖，与西部的三鲁雅下部为界；南面领接尼泊尔和不丹，已包括青藏高原南部的主要部分”。在疆域不断扩张的同时，伴随着吐蕃王朝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以及藏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笔者认为，藏区僧人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都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藏区僧人产生的政治背景——王权之争与佛苯之争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在西藏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在佛教传入以前，西藏有本土的宗教，称为苯教。当时西藏在政治上是若干个奴隶主的联合统治，赞普名义上是这个统治集团的最高领袖，实质上只是众多部落利益的一个代言人而已。《西藏王臣记》就有记载：“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到第二十七代藏王拉托托日宁赞时期，均以苯教治国。”苯教一直被当作协助赞普威慑和控制臣民的工具。而佛教在西藏从一开始就作为统治工具登上历史舞台，完全依靠赞普等王室资助，但在民间信徒很少，基础不牢。
（一）王权之争——佛教是强化中央集权的理论支持
吐蕃王朝成立前的藏族社会并没有形成奴隶制国家，而是一种跨入阶级社会的部落联盟。这种部落联盟制导致了血缘关系的淡化和地域组织形式的加强，这种部落联盟的发展导致了世袭王权的巩固和提高。在聂赤赞普到止贡赞普时期，由民主推选的制度向世袭制过渡已经完成。苯教徒认为，部落中所崇拜的神灵与本部落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而部落中神灵的管辖范围也只局限于本部落，而对临近的部落范围不加干涉，各部落中有其各自不同的神灵护佑。所以名义上笼统称为苯教，其内部又因具体的部落范围而各自为政。这说明在苯教监国的历史时期，赞普及王室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其他贵族的完全认可，也为后来赞普引入佛教对抗苯教埋下伏笔。止贡遇刺就直接反映了赞普与苯教徒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且赞普和苯教徒势力相当。史籍载：“未有辛言词国王不降旨，大臣不议事未取辛歌舞，王臣不歌舞。”
松赞干布在其父郎日松赞的基础上，继续兼并境内各部，并以武力向外扩张。经过多年的征战，统一了高原各部，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了奴隶制吐蕃王朝，西藏高原从此结束了漫长的分裂以及松散的部落联盟状态。他通过内创行政制度，对外兼并异族，并与唐联姻，树立起赞普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依旧每年冬、夏两次召集各个奴隶主开会商议国事。从某种意义上看，吐蕃并没有形成一个巩固的统一政权，这种统治方式与中原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差别。因此，松赞干布开始考虑如何削弱臣权而加强王权，由于当时上层社会皆为苯教信奉者，松赞干布便采取寻找一种新的信仰来帮助自己巩固王权。当时已经传入藏区的汉传佛教与苯教相比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在教义上注重个人的修行，显示出“与世无争”的特点；二是与王权联系密切。在与王权的关系上奉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体现王权的绝对权威，是内地王朝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辅助手段。这是赞普及王室开始弃苯崇佛的主要原因。
（二）佛苯之争——解决吐蕃对外政策上的分歧
在吐蕃早期，对唐开战对于赞普和其他奴隶主都有利可图，但是到了中晚期，随着政权的稳固，赞普和拥戴他的小奴隶主认为战争利小于弊，遇战事多主和。而一些实力较大的权臣豪族仍然希望通过战争扩张势力，并且削弱赞普的力量，因而成为鹰派，遇事主战。由于内部形势的变化，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父子与权臣之间在对唐问题上经常意见向左。噶尔家族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地方豪门，对吐蕃王朝立下开国之功，在松赞干布之时已是朝中重臣，自松赞干布死后，噶尔家族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了左右吐蕃政局的中流砥柱。噶尔家族在政治上力主向北推进政策，这当然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江北集团的利益，向北推进与唐为敌，显然投合他们的利益。
赤松德赞大力扶持佛教，建寺度僧，召集臣民盟誓奉佛，命贵族子弟以僧为师，研读佛经。他人为地把佛教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做法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异曲同工之妙。目的就是想利用佛教解决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对唐的战和之争。佛家非战弥争的根本教义，是主和派的重要理论支持。
佛教作为外来信仰，首先被吐蕃王室所接纳，并最初只在上层社会传播，其最大作用是被统治者当作对抗反对势力的理论武器。通过分析佛教在吐蕃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僧人阶层的出现是政治的产物，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藏区第一座寺庙桑耶寺之所以选在山南地区而不在拉萨，笔者认为是考虑到拉萨是吐蕃的政治中心，反对佛教的贵族势力集中在那里，阻力很大。而山南远离拉萨，靠近赞普的发祥地，便于依靠赞普王室这个靠山。当时的反对派都是苯教徒，赞普要培育自己的势力就必须拉拢一部分王公贵族信奉佛教，这从“七觉士”皆出自上层社会也能得到证实。笔者认为，僧人群体是当时吐蕃王室与苯教贵族争夺统治权的一支新生力量，透过佛教思想的灌输，这批贵族能够归附于王权，这对整个吐蕃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 藏区僧人产生的文化背景——藏文创制和佛教文化交流
（一）藏文创制与佛经藏译是僧人产生的前提
古代西藏的文化水平很低，据《唐书》记载，当地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自从囊日松赞在卫藏地区建立政权以后才开始从内地输入一些文化，一般认为，从这时起由内地输入了医药、历算等。松赞干布非常注重文化交流，广泛吸纳外部文化，他曾派人到唐和其他比邻国家学习先进的生产知识及历算等。并派大臣吞弥·桑布札赴天竺，尽学梵文和诸明处，已达精通，回藏后仿那迦罗创造有头正楷藏字，仿乌尔都字造无头草书，西藏始有文字。为了推广新创制的藏文，吞弥·桑布札把在印度学习的梵文佛经翻译为藏文，并将其作为课本在吐蕃王室和贵族大臣中教授藏文，这是梵文佛经藏译之始。翻译佛经不仅标志着佛教语言开始向吐蕃本土化转型，而且在藏文的使用和推广过程中，吐蕃臣民们在掌握新创制的本民族文字的同时，又间接地接触到佛教的一些思想和主张，这对日后佛教在吐蕃社会中得到进一步传播打下了基础。
（二）西藏是当时东西方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
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中，和亲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力。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都来自佛教兴盛之地，她们笃信佛教，带来了佛像、佛经和礼佛僧人。松赞干布不仅为两位公主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还要求“尼泊尔工匠塑造一尊如同国王自己相貌特征相似的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到了赤德祖赞时期，摆脱了外族权臣的控制，又受金城公主的影响，佛教又得到了王室的支持，他重新布置大昭寺和小昭寺的设施，从汉地邀请了许多和尚到吐蕃供养佛法。
此外，由于吐蕃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逐渐成为当时中原与印度两大佛教文化区交流的中心，这也引来佛教各派齐聚西藏传播教义。唐朝和尚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公元7世纪在那烂陀寺及其周围地区见到或听说过的大量入竺僧人的动向，书中共记录了61位取西域道、南海道、吐蕃道往返于印度与中国间的高僧的事迹，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其中取吐蕃道的有道希、玄太、道方、道生、吐蕃公主奶母息二人、玄照、末底僧诃。另外，桑耶寺的建筑风格也充分说明西藏各种文化的汇集。大约779年，桑耶寺建成，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也称为三样寺，因为下层房屋建筑式样采用藏式，塑像面貌也是仿照藏人；中层楼房采用汉式建筑风格，塑像仿汉人面貌；而上层建筑则依照印度寺院风格建造，其中塑像也是根据印度人的面貌雕塑的。
藏文最初的普及是通过翻译佛经来完成的，这导致了最初一批本土藏文传习者同时成为第一批藏族僧人。另外，藏区僧人的出现是在经历了长时间佛教文化交流和积淀之后的自然结果。
三、 结语
在神学理论中，佛教创立了佛、法、僧“三宝”体系，其中，“佛”是佛教的创立者，又是众生的导师和终极目标；“法”是成佛之道路，是佛教为众生指引从现世界中解脱、达到彼岸世界之路，也是现实世界的参照；“僧”则是佛教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也是众生的修行伴侣，教导众生不应留恋今生，应为脱离苦海而积累资粮，精勤修习。寺院、僧人是佛教的主要构成因素，也是佛教实现各种功能的终极层次，即任何一种功能的实现最终要在寺院由僧人来完成。当桑耶寺建成后，需要专职宗教人士从事佛事活动，也只有佛、法、僧齐全才能称之为寺院。吐蕃王朝尝试性地让藏族贵族青年出家为僧，他们就是“七觉士”。“七觉士”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批正式出家的僧人，标志着藏族人开始皈依佛门，信奉佛法。“ 继后有30余人，其中有赞普的王妃、子女和外戚，属部首领中也有数人皈依佛门，又有300余青年男女出家为僧尼。”
本土本族人出家为僧不仅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吐蕃社会的宗教观念、价值体系的转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寺院中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的教育，同时也改变了本土宗教无正规寺院和出家为僧的现象。
［参考文献］
［1］王森. 西藏佛教发展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王忠. 松赞干布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 西藏王臣记[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4］陈庆英主编.藏族部落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
［5］弘学. 藏传佛教[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6］恰白·次旦平措等编. 西藏简明通史[M]. 拉萨：西藏社科院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
［7］胡启银. 吐蕃时期汉传佛教在藏地的传播和影响[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8］田峰. 吐蕃王赤都松加强中央集权略论[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9］靳艳. 桑耶寺、吐蕃道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0］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 土观宗派源流[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1］罗桑开珠. 论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及其缘由[J]. 中国藏学，2010，（2）.
［12］索南才让. 唐朝佛教对吐蕃的影响[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13］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 转引自罗桑开珠.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14］刘勇. 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实现过程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1）.
［15］巴赛囊著， 终锦华、黄布凡译注. 巴协[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