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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建立初期，党事实上的执政地位没有得到凸显，随着党的施政纲领逐步推进，以各民主党派为主要成员的政协会议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在下降，各民主党派在党的政权架构中的作用有所减弱，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关系出现嫌隙。八大的召开正式明确了党的执政地位，并确立起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为党处理与各民主党派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同时在客观上也为各民主党派帮助党进行执政党建设创造了可能。随后在党的整风过程中，党际民主方针得到了落实，但在后期整风运动转向了反右派斗争，党际民主交流中断，党际民主方针的实施也告失败。
【关键词】党际关系；八大 ；执政党建设；党际民主方针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7-0014-03
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基本解放全国，国民党南京政权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便在事实上取得了新中国政权架构中的执政党地位，这是历史发展所促成的结果。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明确提出执政党的概念，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P.263）这样随着八大的召开党明确了自身的执政党地位，形成了自身的执政党意识，并以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为目标，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党必须要建立起良好的执政环境，那么处于中国政治环境中重要一环的民主党派该处于怎样的政治地位，党应该如何处理与其他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关系，成为党开展执政党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八大召开前的党际关系
1949年9月下旬，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称共同纲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条件尚不成熟，因而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成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其制定的《共同纲领》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因此与1945年国民党牵头召开的旧政协不同的是，新政协以政权组织架构和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平等的政治地位，兑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提倡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关系开了个好头。
虽然新政协确认了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确立的执政党地位，“当时一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性质、发展前途等问题的提法都非常谨慎”，[2]（P. 67）诚如周恩来所说明的那样：“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3]（P.368）但终究有可能由于中共中央担心在宣传上和政治舆论上引起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不适和猜忌，因而中国共产党实质上的执政和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凸显，代之以“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说法，这样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事实上的执政地位不平等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随后在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便有人对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权体系中的存在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并认为“对民主党派不应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在组织上去扩大他们，给我们找麻烦。” [4]（P. 138）毛泽东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从长远和整体看我们都必须要民主党派，在政府工作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应该有职有权、能够参与大事的决定，并且给予一定的人事权。由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际关系中的矛盾没有被放大，党与各民主党派保持了通力合作的关系。
矛盾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不断深入而充分暴露出来。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期基本渡过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失去了代行全国人大作为新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这就造成政协中的主要成员——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从而导致政协有可能成为“清谈馆”，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架构中地位、作用不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关系可能会产生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開了一场专门谈政协工作的座谈会。会上，毛泽东首先就确认了政协存在的必要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不能代表所有方面的情况下，政协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商量事情。但毛泽东又指明了政协的性质，“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5]（P. 384）政协的任务是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方关系、学习马列主义等。这些关于政协性质和任务的论断都在1954年底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这样就解决了关于政协性质、地位、任务等方面的问题，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执政架构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从以上的历史回溯不难看出，随着新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我党制定的各项政治路线的不断推进，党实质上的执政地位正在逐渐凸显，执政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但与此相对的便是其他民主党派政治影响力的削减，这是党执政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执政规律所决定的。那么这样的事实是否可以表明其他民主党派在党的执政体系中已经可有可无了吗？很明显并不是，事实上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内扮演着建设者和服务者的重要角色，由此可知党要进一步开展执政活动不能失去其他民主党派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召开第二届政协会议很好地缓和了党与民主党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并为党在八大上正式解决这一问题，确立起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监督关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以及组织基础。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的正式确立
在二届政协会议召开以来的有力影响下，各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到1955年，各民主党派成员已达三万九千人，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万一千人，增加了两倍多，并且吸收了一大批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中的中上层代表人物，这就使各民主党派比过去有了较多的群众联系和影响。”[6]（P. 803）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积极地帮助党发现和纠正领导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共产党也同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此中央统战部在1955年底召开会议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成就，并指出各民主党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占据优势地位，各民主党派内部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逐渐增强。 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東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述处理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7]（P. 34）毛泽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经验归结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个字，这一论述起到了凝聚全党共识的作用，为八大讨论此问题定了基调。
中共八大于9月15日正式召开，会议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列席参加，这是党召开历届全国党代会以来的首次。刘少奇首先在会上代表全党同志作政治报告的发言，在阐述民主党派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时，他指出，“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P.246）这样先前毛泽东所提出的处理党际关系的方针便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加以正式确立，不仅如此刘少奇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明各民族党派的成员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会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他们的政党也会成为劳动者的政党，这样民族党派们便能够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代表他们的阶级基础并与中国共产党共存下去。同时党现在以及将来还会有缺点，我们不仅要依靠自我批评和人民监督加以纠正，还要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在八大上的确立不仅解决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如何处理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党的执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助力。邓小平在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同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8]（P. 214）但邓小平在报告中更着眼于党处于执政党地位后所经受的考验。如前文所述，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名义上并未称自身为执政党，但在推行政治路线的过程中还是以执政党地位自居的，广大党员遇事不愿商量喜欢发号施令，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年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则扮演着从旁协助和服务的角色，政治影响力锐减，这更加助长了党内同志出现轻视各民主党派的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把这类问题归结为党内同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习气及其所引发的骄傲自满情绪，这些问题在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工作中尤为突出，由此导致党际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层出不穷。随着八大的召开党执政地位的正式确立，以上出现的问题不仅不会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从而导致党有可能面临着脱离群众的风险。
因此，邓小平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党作为执政党在未来的工作中，必须要同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现象展开斗争。在论及党外人士时，邓小平承继了刘少奇先前所阐述的党与各民主党派要互相监督的讲话精神，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8]（P.224）实质上就是宗派主义倾向在现实工作中的反映，我们要坚决克服这种倾向，党与各民主党派展开合作进行政治协商，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是有益无害的。虽然在合作中难免会有所摩擦和分歧，但这些并不是问题的主流，关键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8]（P.225）
秉承着八大的会议精神，中央统战部于10月份召开会议，对改进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统战部认为，“党提出这一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的客观实际，符合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6]（P.822）我们党应该形成长期与各民主党派积极合作、互相监督的战略思想，会后统战部决定下发指示希望各地各部门积极听取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
三、党际民主方针的曲折实施
八大所确立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很快便得到了广泛实行的契机。在八大闭幕后发生波匈事件和国内出现罢工、罢课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动员全党开启整风运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此次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大有裨益的，他指出整风运动中“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7]（P.274）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党内整风可以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各民主党派可以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各种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纠正和改善自身的执政行为，因而此次整风运动成为了党际民主方针在八大确立以来首次得以广泛实施的“试验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随后在30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探讨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他热情地希望各民主党派能够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并“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指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6]（P. 831）毛泽东的一席话很快激起了各民主党派参与整风的积极性，从五月初开始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有70余人在会上发言，同时各级各部门也相继邀请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帮助党进行整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对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建议，对党内出现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骄傲情绪；急躁冒进、以党代政的不良现象；人事制度的不民主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还有民主党派人士认为共产党的党群、党际关系不够紧密，要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创造足够的条件，在思想、制度、政治生活、学习宣传等方面加以贯彻。
就在这一系列针砭时弊的言论不断提出的同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开始不断出现。5月上旬短短半个月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发表了各色言论，否定和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这些言论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随后党中央发起了反右派斗争并逐渐扩大化，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被错误地化为右派并遭到了过于严重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整风运动已经让位于反右派的斗争，党际民主交流不得不中断，党际民主方针的实施在实际上已告失败。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挫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决定，对该方针的执行和理解很难达到党内与党外的一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看作是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批评建议的重要指导方针，在整风运动中更是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希望借助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力量整肃党的工作作风，促使党的执政之路走上正轨。但现实却并不完全符合党中央的构想，民主党派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和实施有不同的看法，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在赞同该方针是监督党的一种重要形式的同时，还希望获得更大的民主和监督权力，并借此提高政协的地位。可见在八大召开前后，党内外对于这一方针的认识是有巨大分歧的。
分歧的实质在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双方对民主监督的理解具有偏差。党内中央领导人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防范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出发，实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党际民主方针的，因而党所理解的民主监督必然是社會主义性质的，民主党派对党的民主监督必须要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之中。而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则不然，他们对民主监督的理解掺杂着自由主义的观点，将其看作是最终的目的而不仅仅是监督党的手段。在这样的分歧之下，党际民主方针遭遇挫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该方针没有顺利实施下去反映了党虽然在八大前后明确了执政意识但还不够成熟，没能将社会政治思想完全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正轨之上，对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这一问题也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即使如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仍然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
[2]齐卫平.试论中国八大关于执政党问题的认识[J].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 1980.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 版社，198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党际关系；八大 ；执政党建设；党际民主方针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7-0014-03
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基本解放全国，国民党南京政权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便在事实上取得了新中国政权架构中的执政党地位，这是历史发展所促成的结果。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明确提出执政党的概念，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P.263）这样随着八大的召开党明确了自身的执政党地位，形成了自身的执政党意识，并以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为目标，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党必须要建立起良好的执政环境，那么处于中国政治环境中重要一环的民主党派该处于怎样的政治地位，党应该如何处理与其他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关系，成为党开展执政党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八大召开前的党际关系
1949年9月下旬，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称共同纲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条件尚不成熟，因而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成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其制定的《共同纲领》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因此与1945年国民党牵头召开的旧政协不同的是，新政协以政权组织架构和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平等的政治地位，兑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提倡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关系开了个好头。
虽然新政协确认了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确立的执政党地位，“当时一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性质、发展前途等问题的提法都非常谨慎”，[2]（P. 67）诚如周恩来所说明的那样：“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3]（P.368）但终究有可能由于中共中央担心在宣传上和政治舆论上引起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不适和猜忌，因而中国共产党实质上的执政和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凸显，代之以“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说法，这样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事实上的执政地位不平等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随后在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便有人对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权体系中的存在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并认为“对民主党派不应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在组织上去扩大他们，给我们找麻烦。” [4]（P. 138）毛泽东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从长远和整体看我们都必须要民主党派，在政府工作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应该有职有权、能够参与大事的决定，并且给予一定的人事权。由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际关系中的矛盾没有被放大，党与各民主党派保持了通力合作的关系。
矛盾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不断深入而充分暴露出来。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期基本渡过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失去了代行全国人大作为新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这就造成政协中的主要成员——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从而导致政协有可能成为“清谈馆”，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架构中地位、作用不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关系可能会产生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開了一场专门谈政协工作的座谈会。会上，毛泽东首先就确认了政协存在的必要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不能代表所有方面的情况下，政协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商量事情。但毛泽东又指明了政协的性质，“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5]（P. 384）政协的任务是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方关系、学习马列主义等。这些关于政协性质和任务的论断都在1954年底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这样就解决了关于政协性质、地位、任务等方面的问题，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执政架构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从以上的历史回溯不难看出，随着新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我党制定的各项政治路线的不断推进，党实质上的执政地位正在逐渐凸显，执政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但与此相对的便是其他民主党派政治影响力的削减，这是党执政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执政规律所决定的。那么这样的事实是否可以表明其他民主党派在党的执政体系中已经可有可无了吗？很明显并不是，事实上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内扮演着建设者和服务者的重要角色，由此可知党要进一步开展执政活动不能失去其他民主党派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召开第二届政协会议很好地缓和了党与民主党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并为党在八大上正式解决这一问题，确立起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监督关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以及组织基础。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的正式确立
在二届政协会议召开以来的有力影响下，各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到1955年，各民主党派成员已达三万九千人，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万一千人，增加了两倍多，并且吸收了一大批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中的中上层代表人物，这就使各民主党派比过去有了较多的群众联系和影响。”[6]（P. 803）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积极地帮助党发现和纠正领导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共产党也同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此中央统战部在1955年底召开会议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成就，并指出各民主党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占据优势地位，各民主党派内部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逐渐增强。 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東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述处理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7]（P. 34）毛泽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经验归结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个字，这一论述起到了凝聚全党共识的作用，为八大讨论此问题定了基调。
中共八大于9月15日正式召开，会议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列席参加，这是党召开历届全国党代会以来的首次。刘少奇首先在会上代表全党同志作政治报告的发言，在阐述民主党派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时，他指出，“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P.246）这样先前毛泽东所提出的处理党际关系的方针便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加以正式确立，不仅如此刘少奇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明各民族党派的成员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会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他们的政党也会成为劳动者的政党，这样民族党派们便能够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代表他们的阶级基础并与中国共产党共存下去。同时党现在以及将来还会有缺点，我们不仅要依靠自我批评和人民监督加以纠正，还要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在八大上的确立不仅解决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如何处理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党的执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助力。邓小平在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同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8]（P. 214）但邓小平在报告中更着眼于党处于执政党地位后所经受的考验。如前文所述，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名义上并未称自身为执政党，但在推行政治路线的过程中还是以执政党地位自居的，广大党员遇事不愿商量喜欢发号施令，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年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则扮演着从旁协助和服务的角色，政治影响力锐减，这更加助长了党内同志出现轻视各民主党派的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把这类问题归结为党内同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习气及其所引发的骄傲自满情绪，这些问题在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工作中尤为突出，由此导致党际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层出不穷。随着八大的召开党执政地位的正式确立，以上出现的问题不仅不会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从而导致党有可能面临着脱离群众的风险。
因此，邓小平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党作为执政党在未来的工作中，必须要同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现象展开斗争。在论及党外人士时，邓小平承继了刘少奇先前所阐述的党与各民主党派要互相监督的讲话精神，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8]（P.224）实质上就是宗派主义倾向在现实工作中的反映，我们要坚决克服这种倾向，党与各民主党派展开合作进行政治协商，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是有益无害的。虽然在合作中难免会有所摩擦和分歧，但这些并不是问题的主流，关键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8]（P.225）
秉承着八大的会议精神，中央统战部于10月份召开会议，对改进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统战部认为，“党提出这一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的客观实际，符合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6]（P.822）我们党应该形成长期与各民主党派积极合作、互相监督的战略思想，会后统战部决定下发指示希望各地各部门积极听取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
三、党际民主方针的曲折实施
八大所确立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很快便得到了广泛实行的契机。在八大闭幕后发生波匈事件和国内出现罢工、罢课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动员全党开启整风运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此次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大有裨益的，他指出整风运动中“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7]（P.274）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党内整风可以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各民主党派可以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各种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纠正和改善自身的执政行为，因而此次整风运动成为了党际民主方针在八大确立以来首次得以广泛实施的“试验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随后在30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探讨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他热情地希望各民主党派能够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并“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指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6]（P. 831）毛泽东的一席话很快激起了各民主党派参与整风的积极性，从五月初开始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有70余人在会上发言，同时各级各部门也相继邀请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帮助党进行整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对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建议，对党内出现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骄傲情绪；急躁冒进、以党代政的不良现象；人事制度的不民主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还有民主党派人士认为共产党的党群、党际关系不够紧密，要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创造足够的条件，在思想、制度、政治生活、学习宣传等方面加以贯彻。
就在这一系列针砭时弊的言论不断提出的同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开始不断出现。5月上旬短短半个月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发表了各色言论，否定和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这些言论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随后党中央发起了反右派斗争并逐渐扩大化，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被错误地化为右派并遭到了过于严重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整风运动已经让位于反右派的斗争，党际民主交流不得不中断，党际民主方针的实施在实际上已告失败。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挫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决定，对该方针的执行和理解很难达到党内与党外的一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看作是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批评建议的重要指导方针，在整风运动中更是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希望借助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力量整肃党的工作作风，促使党的执政之路走上正轨。但现实却并不完全符合党中央的构想，民主党派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和实施有不同的看法，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在赞同该方针是监督党的一种重要形式的同时，还希望获得更大的民主和监督权力，并借此提高政协的地位。可见在八大召开前后，党内外对于这一方针的认识是有巨大分歧的。
分歧的实质在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双方对民主监督的理解具有偏差。党内中央领导人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防范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出发，实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党际民主方针的，因而党所理解的民主监督必然是社會主义性质的，民主党派对党的民主监督必须要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之中。而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则不然，他们对民主监督的理解掺杂着自由主义的观点，将其看作是最终的目的而不仅仅是监督党的手段。在这样的分歧之下，党际民主方针遭遇挫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该方针没有顺利实施下去反映了党虽然在八大前后明确了执政意识但还不够成熟，没能将社会政治思想完全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正轨之上，对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这一问题也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即使如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仍然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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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