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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到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国和苏联之间逐渐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史称“十年论战”。其中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在论战高潮时期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合称“九评”。学术界对整个中苏论战存在基本肯定、基本否定、一分为二等三种观点，其中争论的关键点之一也在“九评”。有人认为，中共在“九评”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人认为，中苏双方的主要观点没有一方能够完全站得住；中苏论战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是一场“双输”的悲剧。有人认为，“九评”中所提的观点，“左”得不能再“左”了。有人认为，中苏论战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究竟怎样评价中苏论战中的“九评”？本文结合中苏论战和“九评”的关系做些探讨。
一、“九评”：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文献
应该说，“中苏论战”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尖锐化的结果。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关于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战争的根源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党、两国还能在内部交换意见，协商共处，没有导致公开论战。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和64个工人政党签署《和平宣言》。1960年6月21日，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散发给中共中央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这方面开了国际共运中的先例。同年11月至12月，81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前夕，苏共领导人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共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更加尖锐的争论，企图把苏联党的意志强加于各国党。经过中共等一些党的抗争，会议经协商通过《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1958年之后，苏联多次侵害中国主权，指责中国内政、外交。为了回答苏共的指责，1960年4月，中共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对苏联党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批评。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系统化了其“修正主义纲领”。之后，苏共继续破坏中苏同盟，打压中国，并联合许多国家给中国扣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等帽子。为了回答苏共的各种责难，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7篇答辩文章，为“九评”进一步做了理论准备。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苏共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6月14日，中共中央把复信的题目定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8日，苏共中央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复信。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的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给予全面反驳。7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并在编者按中列举了该信中诸多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事例，表示要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澄清。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由康生负责撰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相继发表，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九评”是中苏两党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载体。
不过，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公开论战。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外交政策的分歧、党际关系的矛盾，是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苏联为了实现控制中国、与美争霸的战略利益，做出了诸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主权、安全的事。1958年7月，赫鲁晓夫提议中苏共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同年八九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中国利用中苏同盟来激化苏美矛盾，破坏苏美缓和战略。1959年6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联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戴维营会谈后，赫鲁晓夫警告中国不要对美实行“冒险政策”，之后又指责毛泽东“好战”。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中苏科学技术合同项目，停止或削减供应中国的设备。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策动伊犁大批边民涌向苏联境内。这是苏联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敌对事件。8月，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表示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同年秋，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与此同时，苏共领导还多次发表攻击中共和其他政党的言论。中苏国家利益的矛盾扩大了意识形态分歧；反过来，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加深了国家利益的矛盾。中苏论战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激化的结果，是以意识形态冲突的形式表现的国家利益的矛盾。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中苏论战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苏两党对对方国家发展道路的评判问题。1958年，中国确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作为三面红旗。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宣布苏联“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恰巧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批评形成对照。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联合进攻。他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并表示在这三件事上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九评”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九评”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国际共运发展来看，“九评”是中共捍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反对苏共把自己的纲领路线凌驾于各社会主义政党之上的斗争。从国家关系来看，“九评”是中共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捍卫中国主权、安全、荣誉、利益和发展道路的斗争。从政党关系来看，“九评”是中共反对大党主义、父子党、猫鼠党关系，维护兄弟党的平等关系的斗争。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二、“九评”：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中苏论战包括“九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格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方向，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做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是中苏论战最显著的积极意义。”
“九评”围绕什么是马列主义、怎样对待马列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如何评价党的领袖，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根本问题，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驳了苏联党的一些错误理论，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的发展方向，捍卫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三评》和《九评》中，中共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即在经济关系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政治关系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这些基本原则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比较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来说，具有正本清源、认清方向、坚持正道、探索前进的意义。毛泽东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在《七评》和《九评》中，针对苏共提出“全民的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观点，中共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妄图用“全民的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的党”代替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质上否认了国家和政党的阶级性。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于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奉行“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放弃阶级斗争，无疑是自撤藩篱，为颠覆社会主义埋下隐患。
第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辩证统一的过程。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把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既定战略。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修正主义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因此，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辩证统一的。
《九评》把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概括为15个方面，即必须用马列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人民武装部队、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可以说，这15条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和深远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革命事业能否继续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九评》提出：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修正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
第五，科学评价党的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中苏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意识形态分歧的关键点和转折点。《关于斯大林问题》（即《二评》），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科学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捍卫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启发了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战略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不懈探索，为如何评价党的领袖人物问题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文革”结束后，中共在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却步赫鲁晓夫之后尘，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从否定十月革命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否定了苏联的历史合理性，为苏联亡党亡国埋下了种子。
此外，《四评》《五评》《六评》还对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的本质、两种和平共处政策、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观点。
三、“九评”：防卫反击中伤己的双刃剑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九评”对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捍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由于历史、实践和理论等诸方面的局限，中苏论战，包括“九评”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周边环境的恶化、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方面，也起到消极作用。
“九评”发表之前，中苏两国虽然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党际关系上存在分歧，但还能够承认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纲领。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形成以改革为中心的新纲领，在外交政策、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这本来是苏联党的内政。但是苏共却试图把它作为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中共则认为它是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成为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针对苏共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就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和总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内涵，世界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工人党的任务，帝国主义的本质，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战争与和平、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和“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反对修正主义等问题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与苏共不同的观点，集中概括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论战的主要内容。中苏论战是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什么路的斗争。邓小平指出，“中苏分歧的实质，关系到是否完全遵守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问题。”“斗争的性质是坚持和保卫马列主义根本理论阵地，坚持马列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革命旗帜。”从这个角度来看，“九评”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但是，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及其结果，应由本国实践去检验，不能由他国党来评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才是独立自主，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他人。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说：“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
由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不同、国际环境不同、文化心理不同等因素，“九评”中所论及的关于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不同国家的政党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和政策。具体对错是非，需要各国通过本国实践来检验。比如“三评”对于南斯拉夫取消经济计划、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的根本手段、发挥市场对经济的作用、鼓励自由竞争等措施，说成是恢复资本主义。这些难说是恰当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党也犯了对兄弟党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邓小平评价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对别的党指手画脚肯定要犯错误。我们不可能比铁托同志更了解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同样，中国人民最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苏论战在反对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同时，中国党同亚洲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了密切关系，但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发生恶化。对此，1980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提出：“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表示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和检讨。
中苏论战、中苏关系恶化，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困难，给中苏两国都造成伤害。1964年以后，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中国不得不向美苏两极格局挑战。中苏论战在对中国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中国打开了另一扇门。中苏论战使中国从苏联控制下的阵营分化出来，向两极以外的世界寻求朋友。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亚非13国，掀起中国外交新攻势，为打开外交新局面奠定基础。1964年1月27日，中国同法国建交，在西欧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一个缺口。1964年7月，毛泽东丰富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又为后来“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提供了理论准备。这些为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建立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之后，中国逐渐成为多级化趋势中的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为确立大国地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打开一条路径。
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外交战略，也影响到国内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问题。中苏论战，包括“九评”反映了党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助长了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向。1963年开始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之一挖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强调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紧迫性。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规定“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要求抓住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判说，在中苏论战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九评”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也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反映。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状况的估计也发生偏差。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推波助澜下，文艺界出现了过火的大批判运动。这种批判迅速蔓延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其他文化领域，成为导致“文革”发生的重要环节。
中苏论战，包括“九评”，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思维。比如，1963年3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指出，“七篇答辩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的问题”，要求“社会主义教育、两条道路斗争教育联系起来，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作为发动群众的武器。 在《九评》发表之后，北京市委立即布置学习。彭真提出：现阶段根本斗争和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道路的斗争。”可见，“九评”对阶级斗争的逐渐升级也起了消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政党。“九评”中所包含的历史教训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提供了鉴戒：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鉴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强调根据新的实践、新的经验、新的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鉴于在两极格局中求发展的经验，确立了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鉴于父子党、猫鼠党关系的教训，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原则。“九评”的反面经验成为宝贵的财富。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一个党对别的党指手画脚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犯错误是难免的，但犯了错误自己总结经验，这个经验才可靠。” 实践证明，“九评”既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武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方向的防身武器，也是一柄双刃剑，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留下了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注释：
这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在美国总统休假地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会谈。双方讨论了全面裁军问题、德国问题、对德和约问题等。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下，第775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7页。
同上，第1613页。
同上，第904-905页。
同上，第974-975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页。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见《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0页。
两个批示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做出批示，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在各种艺术部门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评一些文艺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3），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75页。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4），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677-678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1页。
（责编 肖黎）
一、“九评”：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文献
应该说，“中苏论战”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尖锐化的结果。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关于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战争的根源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党、两国还能在内部交换意见，协商共处，没有导致公开论战。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和64个工人政党签署《和平宣言》。1960年6月21日，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散发给中共中央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这方面开了国际共运中的先例。同年11月至12月，81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前夕，苏共领导人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共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更加尖锐的争论，企图把苏联党的意志强加于各国党。经过中共等一些党的抗争，会议经协商通过《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1958年之后，苏联多次侵害中国主权，指责中国内政、外交。为了回答苏共的指责，1960年4月，中共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对苏联党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批评。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系统化了其“修正主义纲领”。之后，苏共继续破坏中苏同盟，打压中国，并联合许多国家给中国扣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等帽子。为了回答苏共的各种责难，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7篇答辩文章，为“九评”进一步做了理论准备。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苏共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6月14日，中共中央把复信的题目定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8日，苏共中央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复信。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的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给予全面反驳。7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并在编者按中列举了该信中诸多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事例，表示要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澄清。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由康生负责撰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相继发表，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九评”是中苏两党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载体。
不过，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公开论战。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外交政策的分歧、党际关系的矛盾，是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苏联为了实现控制中国、与美争霸的战略利益，做出了诸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主权、安全的事。1958年7月，赫鲁晓夫提议中苏共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同年八九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中国利用中苏同盟来激化苏美矛盾，破坏苏美缓和战略。1959年6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联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戴维营会谈后，赫鲁晓夫警告中国不要对美实行“冒险政策”，之后又指责毛泽东“好战”。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中苏科学技术合同项目，停止或削减供应中国的设备。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策动伊犁大批边民涌向苏联境内。这是苏联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敌对事件。8月，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表示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同年秋，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与此同时，苏共领导还多次发表攻击中共和其他政党的言论。中苏国家利益的矛盾扩大了意识形态分歧；反过来，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加深了国家利益的矛盾。中苏论战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激化的结果，是以意识形态冲突的形式表现的国家利益的矛盾。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中苏论战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苏两党对对方国家发展道路的评判问题。1958年，中国确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作为三面红旗。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宣布苏联“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恰巧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批评形成对照。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联合进攻。他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并表示在这三件事上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九评”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九评”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国际共运发展来看，“九评”是中共捍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反对苏共把自己的纲领路线凌驾于各社会主义政党之上的斗争。从国家关系来看，“九评”是中共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捍卫中国主权、安全、荣誉、利益和发展道路的斗争。从政党关系来看，“九评”是中共反对大党主义、父子党、猫鼠党关系，维护兄弟党的平等关系的斗争。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二、“九评”：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中苏论战包括“九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格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方向，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做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是中苏论战最显著的积极意义。”
“九评”围绕什么是马列主义、怎样对待马列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如何评价党的领袖，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根本问题，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驳了苏联党的一些错误理论，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的发展方向，捍卫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三评》和《九评》中，中共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即在经济关系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政治关系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这些基本原则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比较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来说，具有正本清源、认清方向、坚持正道、探索前进的意义。毛泽东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在《七评》和《九评》中，针对苏共提出“全民的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观点，中共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妄图用“全民的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的党”代替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质上否认了国家和政党的阶级性。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于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奉行“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放弃阶级斗争，无疑是自撤藩篱，为颠覆社会主义埋下隐患。
第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辩证统一的过程。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把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既定战略。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修正主义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因此，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辩证统一的。
《九评》把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概括为15个方面，即必须用马列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人民武装部队、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可以说，这15条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和深远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革命事业能否继续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九评》提出：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修正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
第五，科学评价党的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中苏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意识形态分歧的关键点和转折点。《关于斯大林问题》（即《二评》），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科学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捍卫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启发了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战略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不懈探索，为如何评价党的领袖人物问题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文革”结束后，中共在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却步赫鲁晓夫之后尘，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从否定十月革命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否定了苏联的历史合理性，为苏联亡党亡国埋下了种子。
此外，《四评》《五评》《六评》还对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的本质、两种和平共处政策、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观点。
三、“九评”：防卫反击中伤己的双刃剑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九评”对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捍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由于历史、实践和理论等诸方面的局限，中苏论战，包括“九评”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周边环境的恶化、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方面，也起到消极作用。
“九评”发表之前，中苏两国虽然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党际关系上存在分歧，但还能够承认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纲领。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形成以改革为中心的新纲领，在外交政策、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这本来是苏联党的内政。但是苏共却试图把它作为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中共则认为它是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成为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针对苏共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就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和总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内涵，世界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工人党的任务，帝国主义的本质，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战争与和平、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和“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反对修正主义等问题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与苏共不同的观点，集中概括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论战的主要内容。中苏论战是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什么路的斗争。邓小平指出，“中苏分歧的实质，关系到是否完全遵守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问题。”“斗争的性质是坚持和保卫马列主义根本理论阵地，坚持马列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革命旗帜。”从这个角度来看，“九评”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但是，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及其结果，应由本国实践去检验，不能由他国党来评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才是独立自主，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他人。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说：“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
由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不同、国际环境不同、文化心理不同等因素，“九评”中所论及的关于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不同国家的政党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和政策。具体对错是非，需要各国通过本国实践来检验。比如“三评”对于南斯拉夫取消经济计划、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的根本手段、发挥市场对经济的作用、鼓励自由竞争等措施，说成是恢复资本主义。这些难说是恰当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党也犯了对兄弟党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邓小平评价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对别的党指手画脚肯定要犯错误。我们不可能比铁托同志更了解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同样，中国人民最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苏论战在反对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同时，中国党同亚洲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了密切关系，但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发生恶化。对此，1980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提出：“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表示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和检讨。
中苏论战、中苏关系恶化，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困难，给中苏两国都造成伤害。1964年以后，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中国不得不向美苏两极格局挑战。中苏论战在对中国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中国打开了另一扇门。中苏论战使中国从苏联控制下的阵营分化出来，向两极以外的世界寻求朋友。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亚非13国，掀起中国外交新攻势，为打开外交新局面奠定基础。1964年1月27日，中国同法国建交，在西欧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一个缺口。1964年7月，毛泽东丰富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又为后来“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提供了理论准备。这些为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建立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之后，中国逐渐成为多级化趋势中的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为确立大国地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打开一条路径。
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外交战略，也影响到国内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问题。中苏论战，包括“九评”反映了党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助长了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向。1963年开始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之一挖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强调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紧迫性。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规定“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要求抓住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判说，在中苏论战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九评”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也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反映。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状况的估计也发生偏差。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推波助澜下，文艺界出现了过火的大批判运动。这种批判迅速蔓延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其他文化领域，成为导致“文革”发生的重要环节。
中苏论战，包括“九评”，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思维。比如，1963年3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指出，“七篇答辩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的问题”，要求“社会主义教育、两条道路斗争教育联系起来，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作为发动群众的武器。 在《九评》发表之后，北京市委立即布置学习。彭真提出：现阶段根本斗争和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道路的斗争。”可见，“九评”对阶级斗争的逐渐升级也起了消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政党。“九评”中所包含的历史教训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提供了鉴戒：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鉴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强调根据新的实践、新的经验、新的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鉴于在两极格局中求发展的经验，确立了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鉴于父子党、猫鼠党关系的教训，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原则。“九评”的反面经验成为宝贵的财富。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一个党对别的党指手画脚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犯错误是难免的，但犯了错误自己总结经验，这个经验才可靠。” 实践证明，“九评”既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武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方向的防身武器，也是一柄双刃剑，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留下了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注释：
这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在美国总统休假地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会谈。双方讨论了全面裁军问题、德国问题、对德和约问题等。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下，第775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7页。
同上，第1613页。
同上，第904-905页。
同上，第974-975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页。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见《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0页。
两个批示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做出批示，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在各种艺术部门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评一些文艺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3），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75页。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4），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677-678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1页。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