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百般不解，为什么卡尔·波普尔会用下面这句话作为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精彩的结尾部分的结束语：“我们必须直面未知以及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极尽所能筹谋安全及自由。”难道有了自由还不够吗？为什么把安全与这种至高无上的价值等同视之？
　　人们知道，波普尔的书著于二战后期。看看2004年的世界形势，你就能领会到波普尔的目的了：自由往往意味着与风险共存，但如果没有安全，风险就是威胁，而非机遇。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伊拉克的形势可能并没有每天炸弹袭击新闻所显示的那么糟糕，但显然，如果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该国就无法形成持久的自由秩序。阿富汗的情况更为复杂，但也是同样道理。然而，谁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如何保障？
　　在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恐怖活动此起彼伏——从2001年美国发生的恐怖活动，到马德里的选前爆炸事件。伦敦市长和警察局长已共同发出警告称，该市“不可避免”会发生恐怖袭击。新警告几乎每天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大街上严阵以待，使领馆和公共建筑前设置了混凝土障碍物，机场和其他地方加强管控——所有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我们并不安全。
　　增加生活中普遍不确定性的并不只是炸弹。人们逐渐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仅仅是阴暗的末日幻觉，社会变革也导致了不安全性增强。突然之间，我们又似乎听到了两枚人口定时炸弹在嘀嗒作响：第三世界部分国家人口继续膨胀，第一世界人口快速老龄化。这对社会政策意味着什么？大规模移民会对各国文化传统造成何种影响？
　　经济不安全感也随处可见。经济复苏来去匆匆。至少，就业率似乎已停止增长。除了担心人身安全外，数以百万计的人对工作以及他们的生活质量忧心忡忡。
　　这些事情表明，当今的不安全感中原因大多各不相同，而且解释不清，也无简而易行的解决办法。即使是像“反恐战争”这样的方式也只能使更为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那么，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施？或许我们应重新审视波普尔，并记住他的忠告：“必须极尽所能化解不安全感。”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尤其是在人身安全方面。然而，尽管难以否认此类措施的必要性，但记住那个句子的另外半句也同样有必要：“安全与自由。”
　　对于会限制自由——它能给我们的生活以尊严——的安全措施的控制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需要保护的。此类控制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其一是通过为这些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设立限制其有效期的“落日条款”，使所有此类措施只具临时性。安全不能成为中止和破坏自由秩序的借口。
　　其次是要更为有效地向前看。如果我们能预见到大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就不必坐等其发生。在我们采取措施改善世界气候前，荷兰不必非得沉入北海；在调整社会政策前，养老金不必非得降到近乎为零。
　　第三是要保护——在许多情况下是要重建人们所说的安全岛。全球化必须成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地方社区、小公司、人际交往中的相对确定性是重要的。这些岛屿不是受庇护和保护之所，而是其他人仿效的典范。它们表明，获得安全不必牺牲自由。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政府是否应不断描绘袭击“不可避免”的恐怖情景来恐吓人民？这仍有争议。再次引用波普尔的话：不论如何，我们都应“直面未知以及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当今的不稳定情况可能异常繁多而严重，但人生从来就是处于无休止的不确定之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成为近乎一致（near-entropy）的固定状态。更为常见的是，不确定性导致一些人声称，他们知道如何消除它——通常是通过只能使一小撮人受益的独断权力。
　　假神（False gods）往往从人们的普遍不安全感中渔利。为了反对它们，惟一的办法是采取积极措施消除我们周围的危险。或许我们需要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增强我们在自由中与不安全感共存的信心。
　　
　　拉尔夫·达伦道夫爵士（Ralf Dahrendorf）著名的德裔英国社会学家兼社会活动家，社会冲突理论奠基人，前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和欧盟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