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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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喂鸟、禁止嚼口香糖、禁止在地铁上吃东西,甚至禁止在自己家裸体……“简直没法活了!”一向爱好自由的欧洲游客们感叹道,但新加坡人并不以为然,他们善于严守这些禁令,因为他们生活的舒适感和国家的罚款金额一样高于其他国家。
  违反交规过马路——罚款20新元。
  醉酒状态逗留在公共场所和警察分局、国家和宗教机关附近——初犯者罚款1000新元或量情节轻重拘留30天以内不等,第二次违反者罚款2000新元或量情节轻重拘留3个月以内不等。
  任何故意破坏文物的行为(包括在私人或公共领域乱写乱画、张贴小广告等)——罚款2000新元以内或处以3年以内拘役,外加3至8下鞭刑。
  乘坐公共交通:
  ——携带易燃易爆气体或液体——罚款5000新元;
  ——饮水、吃东西——罚款500新元;
  ——携带榴莲——罚款500新元;
  ——携带动物(除导盲犬外)——罚款500新元;
  ——在不需要的情况下胡乱使用应急设备——罚款5000新元;
  ——弄脏周围环境——罚款5000新元。
  “弱肉强食”
  从我下榻的宾馆乘汽车到动物园需要30多分钟。我对面是唯一空座,一般情况下,乘客们不会轻易占用这个空位,因为这是老弱病残孕和带小孩的乘客专用座,上面标有专门标签。但在莫斯科,即便有类似标识很多人也熟视无睹。一路上,我观察到路边时不时地就会出现禁止垂钓、禁止游泳、禁止喂鸟鱼、禁止遛狗等标牌。人群在动物园售票处沿着栏杆规规矩矩地排着长队,像在机场一样有秩序,没有人插队所以进程很快。
  动物们生活在面积为26公顷的宽阔场地上,工作人员尽可能地为它们创造了贴近自然的环境:没有笼栅,河流、沟壑是天然屏障,只设有极少量防护玻璃。自由自在的鸟儿在我们头顶滑翔着。
  新加坡动物园的这些居民受到的禁令远比新加坡人少得多。当年新加坡独立时,团结了几十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习俗和宗教信仰,为了使各民族权利平等,新加坡政府认定汉语、泰米尔语、马来语和英语为官方语,并建立了先进的教育体系。学业优秀的学生还将由政府出资送往国外深造,作为回报,他们毕业后要回到新加坡建设家乡。新加坡第3任总理李显龙在结束英国剑桥大学的学业后,不仅回国报效,还完成了国家规定的兵役。因为他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之子,李光耀倡导海外人才归国发展,他认为新加坡公民的福利取决于每一个新加坡人的努力。   新加坡政府还专门针对年龄在18-50岁之间的男性设定了30多种刑罚:抢劫、盗窃、故意破坏文物等违法行为,除了要坐牢之外还要受鞭刑。鞭刑是新加坡最著名的肉体刑罚,一般人承受3下后便会休克。而且这些刑罚不只针对新加坡公民,也包括入境新加坡的外国公民。1993年,一名18岁的美国人在新加坡境内给汽车涂鸦并故意损坏汽车,一审被判鞭刑6下。但二审因为他曾不承认罪行,改判为鞭刑12下。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为其求情,才减到了4鞭。
  新加坡政府还严厉取缔了毒品贸易:凡被当场捕获的贩毒者皆处以死刑。在政府的严法下,新加坡有效地控制了毒品和犯罪率。
  超高“性价比”
  我每天早上都会路过新加坡乌节路(Orchard Road)那条长约两公里的林荫路及那里林立的摩天大楼。乌节路汇集了所有尖端商业和最好的休闲中心,这里总是人来人往:早上——穿制服的年轻人,中午——逛街购物的时髦女性,晚上——新加坡年轻人和游客。但无论哪些人路过这里,不变的是干净的街道。柏油马路就像用洗衣粉清洗过一样,路边的长凳每天都被拭去灰尘。
  50年前,乌节路如同新加坡一样毫不起眼,这里的居民甚至还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垃圾分类。在湿热的气候条件下,垃圾会被快速分解,也会加速流行病的传播。1970年到2012年,新加坡居民的平均寿命从66岁增长到82岁,这点足以证明新加坡日新月异。
  在乌节路的购物中心,我被一幅宣传画吸引了,上面画着一只蚊子,下方配有“死亡”的字样。购物中心的员工告诉我,伊蚊能够传播登革热病,因此新加坡政府尤其注重打击有害蚊虫,并呼吁全民参与其中。如果看到邻居阳台有蚊子,新加坡人可以指控,并到国家环境局领取奖励。如果检查人员不幸在其阳台上发现一只幼虫,其邻居还会得到200美元的灭蚊费用。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同样注重道路和街区的清洁。专门负责“捕猎”社会秩序破坏者的“城市猎人”每天都会进行“大扫荡”。“城市猎人”不穿制服,而是故意衣着普通,混在人群中偷偷观察,让破坏者措手不及。24岁的伯尼·克利布向我讲述了这些,他是一家小型自行车公司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接受我的调查的20个新加坡人中唯一一个被罚过款的人,其余人都如此奉公守法,曾一度让我以为无望在这个国家找到一个破坏禁令的人。
  “我在我家附近抽烟时,被当场捉住。乱扔烟头罚200新加坡元!缴纳罚款期限是一个月。通常,在选举后和年初时罚款会更加频繁。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贵’的国家了吧。”伯尼开玩笑说。
  “我们的税率很高,每收入2万新元(约为人民币9.5万元),需要缴税2%;如果年收入32万新元(约为人民币152万元),需要缴税20%。国家需要资金,便会想法设法弄出各种令人惊讶的罚款、提高税率。例如,我们绝大多数的路段都是收费的,而且不系安全带——罚款120新元,边开车边打电话——罚款1000新元……只有百万富翁才开得起私家车!”
  伯尼还抱怨新加坡甚至摩托车都要为道路付费。路段收费系统运作十分容易操作:当你经过收费站时,钱会自动从固定在交通工具上专门的卡上刷走,甚至都不需要停车。这种名为“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lectronic Road Pricing,ERP)”的体系却被新加坡人戏称为“Everyday Rob People(ERP)”,即“每天抢人民钱”的意思。
  伯尼还认为房租也是“抢劫”。在20世纪90年代,6万新元(约为人民币28万元)就可以买套三居室的房子,但同样的房子如今价格高达46万新元(约为人民币218万元)。“月收入平均2-3千新元的人怎么可能自己租得起这样的房子,一个房间就要500新元(约为人民币2300元),一整套3000新元(约为人民币1.4万元)。高档住宅每月8000新元(约为人民币3.8万元)!新加坡消费水平的确很高,但无可厚非,在这里生活也的确非常舒适!”
  自由
  高工资和高生活水平吸引了许多外国优秀人才来新加坡。不必为自己的生意担惊受怕,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加坡人想都不敢想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这个曾属于第三世界的小岛国,曾经没有丰富的矿产,甚至没有饮用水——需要从邻国运送。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总理李光耀决定以高价吸引能保障资金流和新加坡国力发展的国际项目到自己的领土上,当时的新加坡甚至没有自己的军队。创造了理想的投资环境后,国外公司迅速将资金注入当地企业,很快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商业自由度也位居第一。越来越多的国外专门人才被吸引过来。
  日本的太和田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新加坡从事IT工程师行业。对于他对当地禁令的看法,我很感兴趣。我想起不久前在网上看到连接他人WiFi热点也要被罚款的报道。
  “新加坡早就有过这样的先例了。”太和田说,“2006年,一名17岁的新加坡少年未经许可连接了领居家的无线网络,被判3年以内监禁和1万新元(约为人民币4.7万元)罚款。但由于未满18周岁,他幸免了连续18个月即80小时的社会无偿服务工作,当然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如此侥幸的人。新加坡媒体十分热衷于将类似的违规事件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大肆宣扬这种反面教材。”
  太和田话音刚落,就违反了一项禁令——闯红灯,但幸运的是,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其他十来个行人。“我一次都没被处罚过。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一个朋友曾受到过处罚,是因为他违规吸烟和吃东西。”太和田说道。
  我们在前往码头的路上。“滨海湾金沙”(Marina Bay Sands)的摩天大楼灯火通明,21:30激光束从屋顶洒向天空,许多人坐在摩天大楼对面的台阶上,欣赏这15分钟的表演。
  “显然,禁令具有某种教育功能,”太和田深思后说道,“例如,如果人们第3次乱扔垃圾,他不仅要缴纳罚款,还要义务清扫街道,以特殊的形式指明他的罪行。禁止在地铁饮水真的令我很费解,要是有人突然发病,需要饮水服药该怎么办?但话又说回来,遵守禁令就可以换回同样舒适的生活环境。”太和田用流利的英语和我聊天。我看着周围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或许因为这惬意的夜晚,或许因为精彩的光束表演,又或许是因为生活本身。尽管这个国家有许多禁令,但很少有人会因此离开,因为这里的生活水平一直在飞速提高。
  [译自俄罗斯《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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