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俄文学中，能激起我多次阅读欲望的只有一部作品，这就是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有精神的深度与高度，那里浸润着俄罗斯苦难的大地和大地上苦难的人们。20世纪50年代初期，《金蔷薇》被译介到了中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珍贵的尘土》是其开卷之作，在全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且特殊的地位。
　　初读时，觉得遇上了一种罕见的文本结构，一个几乎不能叫爱情的爱情故事——夏米的金蔷薇，以及从故事中升华出的一段看似平淡的创作谈。谁是主体？爱情还是创作谈？我百思不得其解，文本的题记是这样一句话：“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作者进一步强调：“这本书仅仅是我对作家劳动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经验的札记而已。”显然，我发现，这个占据了广大篇幅的故事，仅仅是为引出创作谈的一个具体的范例。
　　我的阅读直感是遗憾，故事有意蕴，文字感性柔美。一篇好文字原该就此结束，但作者抻长了结尾。从具体的故事中抽象出了真理，就像把本來具体的人抽取出骨骼，却忽视了那丰富光彩的血肉，也就是故事本身，似乎不如让故事就是故事本身。
　　夏米的故事与作家创作究竟有什么关联？像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一个不朽的写作天才，借助不朽的想象虚构的一则爱情童话，仅仅是想传达一个创作体会吗？我发现故事与创作谈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有极其深刻的联系，这不仅是一个疑点，更是一个解读文本极其重要的切入点。创作谈和故事之间有个衔接，它像个按钮，藏在文本的暗处，是一位文学家，就是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他理解了夏米，把夏米的劳动和作家的劳动等同起来。
　　夏米的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首先，无法略过的是夏米的经历，他原是拿破仑军团里过着好日子的士兵，后来失去了他的伊甸园，沦落为“尘土”，成为巴黎街头卑贱贫穷的清扫工。其次，是夏米后来的生活状态，被弃、孤苦、荒凉、苦难。再次，是夏米对苏珊娜的爱情，我把它视为“一个人的爱情”。爱，对夏米而言，是幻想，也是构成守护和抵御沉重现实的双重力量。怀着对苏珊娜的爱，白天辛劳后的夏米不惜牺牲健康在夜间偷偷筛金粉，想为她铸造一朵代表着深挚的爱与祝福的金蔷薇。夏米的劳动危险、辛劳、紧张和惊惶，备受心灵的折磨，同时，怀着爱的夏米又是幸福的，温情充溢着心胸。夏米的“金蔷薇”最终虽打造完成但无法送达，与苏珊娜充满温情地相见的愿望，最后幻灭成为一块致命的锈铁戳入他的心脏。
　　我想，有一个人终其一生，筛簸尘土，情愿献出自己卑微的生命，铸造一朵爱的金蔷薇，这在人们内心引起的不是一时的震撼，而是长久的感动。夏米的爱，是苦难境遇中的神圣之爱。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夏米的痛苦和光荣，就是文学家的痛苦和光荣。夏米的劳动与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及其同时代的俄国文学家的劳动究竟有怎样的联系？读一篇作品，既不能割裂作品诞生的时空背景，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篇目，我先把它放入《金蔷薇》这个集子：
　　蔷薇的主人（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还在低头写作。夜深，他踱到井台，汲水煮茶。古老的乡村果园里整夜不停地飘下落叶，苍凉又静谧。他的旁边，盖达尔在果园与屋子间进进出出，不时大声地念出好得出乎意料的句子;费定一边倾听着大海的波涛，一边把文字锤炼成钻石般的硬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尽全力又不无遗憾地完成那些救命又催命的小说;在雅尔塔的秋天邂逅善良而谦逊的契诃夫，他独自一人在漆黑的夜色中久久地徘徊，忧思丛生;亚历山大·勃洛克，这个让人震惊的魔幻诗人，有着像莱蒙托夫一样令人难解的传奇，他那巫术一般的爱情诗，“让你的睫毛都涌起叹息”;伊凡·蒲宁，感情总是那么细腻又宽广，层峦叠嶂，妙意无穷，色彩、味道与声音，珠落玉盘，锦绣天成。
　　这一群是什么样的人？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为什么怀着敬仰为他们写传记？从这些优美柔和的文字中，我无法看清他们的遭遇。可能有人会认为他是童话作家，余杰却称之为“黑色阅读”，而我想把它定义为“受难者的写作”。我注意到文本中的一个细节：小说中的金蔷薇，供奉在那座哭过、绝望过的耶稣受磔刑的十字架上。真正的文本解读，应是基于文本作者意义的解读。优美的《金蔷薇》原来饱含着隐秘的泪水，它是苦涩的！
　　《金蔷薇》中几乎集结了所有悲剧性活着而又悲剧性死去的作家的故事，这些人是俄罗斯大地上最优秀的文学家，在血腥残酷的斯大林时代，成批文学家被克格勃在集中营枪毙。作家被赶出了文学的伊甸园，到民间去，成为一粒“珍贵的尘土”。他们普遍的感受是孤苦、荒凉、心痛、断肠。这些都是“十字架受难的灵魂”。《金蔷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但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还是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整整两三代饱经蹂躏的俄罗斯文学家的心声。就是这样一群人，生活让他们坠入地狱，爱却让他们在地狱中看见了天堂。他们以民间写作的立场，在尘土中孕育出辉煌灿烂的金蔷薇，抱着对艺术和人格的虔敬，对国家民族的赤诚，支撑着俄罗斯文学始终不曾塌陷的高峰。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一段俄国的受难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罕见的文学现象。苦难孕育文化，而这应当归功于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文化精神的创造者——作家的品质。
　　我想，夏米在夜深人静时分偷偷地簸扬尘土等待金粉的情形，就像文学家们在深夜筛选自己的文字。两种劳动的前提都是爱。我在无爱的日子里编织爱的梦幻，就像夏米，不惜在低贱的劳动中损害自己的生命，而筛出金屑，那光明的梦幻般的微光，照耀无边无际的飞扬的尘土，使他快乐，并在最后一刻被无边深厚的尘雾掩埋，被想象中的苏珊娜的微笑所包围。
　　其实，作者就是夏米，夏米就是作者，就是一大批负有使命感的俄罗斯文学家。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终其一生也没有受到当局的宠爱，但这位让人尊敬的作家，在那么专制的环境下，依然能够独立思考、独善其身。临终前，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写下这样一句话：“因为我们是普希金的后代。”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金蔷薇》的这一年，正是苏联独有的精神生态大转型的时期，爱伦堡的名作《解冻》让我们感受到冻土之国文化返春时的风声。“一旦自由理智的时代到来，人们就会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怀念所有那些为了这个时代的到来而贡献了自己的劳动、天才和生命的人。”童话落在纸上的时刻终会到来的，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相信。
　　《金蔷薇》带给读者的主要是文学与生命的福祉、慰藉、信心与勇气，是 “相信未来”的激昂。我们民族苦难的悠远深重绝不亚于苏俄，译者戴骢说，《金蔷薇》是国人和苏联人遗忘的角落、忽视的角落，甚至被蔑视的角落。我想，哪怕在今天，重温《金蔷薇》仍是一门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