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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瑶，益新残障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发起人，致力于为残障人士及其他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创造更多机会与条件。
直到今天，在帮新学员进行残障人生活重建时，韩瑶仍然会遇到那些不会也不肯用盲杖的视障学员。
“盲杖学会了，好用吗？”“好用啊！”
“以前为什么不用？”“不好意思用……”
不需要多问，韩瑶太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了，她自己花了25年才拿起盲杖，。
作为一个先天一级视障的人，在很多年里韩瑶一直倔强地扮演着一个非残障孩子。“就怕别人看出我看不见。”盲校的老师调查视力情况，她高高举起手，非说自己视力好，“谁要说我视力不好我就跟谁不乐意。”
小时候，凭着清秀的外貌和父母的帮助，她“蒙骗”了很多路人。可孩子终究会长大。“上了大学后，再怎么演别人也不信了。”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韩瑶真正和自己的视障和解了。又过了许久，韩瑶终于学会了用盲杖，甚至有了关于盲杖的“趣事”。
“一次在外面，路上有障碍，我着急办事，拿着盲杖‘嗖’就过去了，后边人说，那真是盲人吗？”韩瑶边讲边笑。
生活的面纱逐渐掀起之后，很多尴尬成了幽默。但这个过程，她用了25年。
“走了太多弯路”，韩瑶说，这就是她创办“益新公益”的原因，“我想让别的盲人别再走我走过的弯路。”
“为盲人群体做点儿事。”这是韩瑶从小就立下的志向。她从小就是那种不服输的孩子，读着盲校，却暗地里跟普通学校里的孩子较劲，初一学完了初中课程，初中毕业参加高考，“我非上本科不可。”她说。考到长春大学，她学了5年的针灸推拿，毕业后独自一人杀到北京按摩医院实习。“每天要揉40多人，早6点到晚6点，饭吃少了都扛不住，我告诉老师，您得让我从这儿走出去能开店。”其实，韩瑶从没想过要开推拿店。“我就是要掌握一门手艺。要想帮别人，自己得先活下来。”选择做公益后，推拿确实帮了她大忙。
2012年，韩瑶在北京一家公益机构里工作了3年后，不得不离开。“其实，那几年正是北京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的阶段，但我怀孕了，没办法，在北京养不起孩子。”
爱人孙志远是低视力视障者，也是韩瑶的同事，负责非视觉摄影方面的工作，两人几经思虑，他们决定“回沈阳做公益。”
2012年，韩瑶发起了沈阳第一个由残障人发起的公益机构益新残障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益新公益），并于2014年正式在民政局注册，工作宗旨很明确：为残障人士及其他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创造更多机会与条件。韩瑶的公益路正式起航了，第一个问题就是“钱”。
根据公益互联网平台NGOCN关于《民间公益组织政策环境友善度》的调研，目前国内大部分公益组织的资金来自个人捐赠、企业、政府和国内公益组织。可“益新”刚刚起步，没有名气、没有项目，只有两个白手起家的盲人，谁会出钱支持呢？
如果开推拿店，韩瑶应该不愁生活。“普通碰了胳膊、扭了腰的急性外伤，15分钟就能推好，我就能挣100元。”患者一个传一个，找上门的不少，但这不是她想要的事业。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用推拿赚的钱去养公益。
那是韩瑶最艰难的日子。“孩子一进小卖店我心里就哆嗦。”2015年，韩瑶意外撞伤了腰，因为不舍得花钱去做理疗，硬是在床上养了两个月，用几毛钱的膏药贴医好了自己。不是找不到推拿师朋友帮忙，“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朋友愿意帮忙，但你不好意思麻烦人家。”韩瑶说。
尽管如此，她丝毫没有放松“益新”的发展。“满世界接活儿。别的机构不爱干或者干不了的活儿我就接过来干。外地有讲课的邀约，只要给的讲课费够得上路费，我都去。”
那时，韩瑶和孙志远已经开始将非视觉摄影融入视障人康复训练，在这样的打磨中，他们的课程不断完善。在深圳，韩瑶第一次将“非视觉摄影”融入低视力儿童视功能训练；在天津，他们尝试用“非视觉摄影”辅助盲人定向行走。
渐渐的，他们的视障人艺术康复模式逐渐成型。其中，全盲参与者可通过其他感官参与拍摄，在过程中锻炼听声辨位、盲杖独行、心理地图构建等能力；低视力参与者，可利用剩余视力，结合其他感官，加强移动物体追踪、放大辅助等能力。他们试图让视障者用手机当辅助工具，利用拍摄、导航、打车等功能实现独立生活，并利用拍摄的作品和相关的文字、聲音等参与社会表达自我。
后来证明，这套模式很有效，帮助了很多人。可是苦于没有资金，项目迟迟不能启动。
转机发生在2017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腾讯公益发起了“超仁妈妈”助力计划，入选的公益项目可获得众筹善款支持。韩瑶携“非视觉摄影”项目成功入选，获得善款5万元。
在当今的物价背景下，5万元不是个大数字，可对韩瑶来说，这个奖、这5万元就是她的转折点。“这么多年的咬牙坚持没有白费，终于得到了认可。”而且，这“第一桶金”让韩瑶和孙志远的研究成果有了投入实践的机会。
来“益新”之前，姚大爷在家里躺了整整一年。晚年的突然失明，让这个独居的老人不知所措，他形容那个感觉就是两个字——欲死。残联的一个电话，把他引入了“益新”的大门。
评估了姚大爷的情况后，韩瑶为他制订了重建方案，包括定向行走、使用盲杖、使用手机辅助生活等。一次次课程，一次次练习，渐渐的，姚大爷再不是那个连楼门都出不去的孤独老人，他重新拥有了生活的能力，还找到了一群残障人朋友。短短几个月，姚大爷的生活大变样。“有时我们通电话，他今天跟人去洗澡，明天跑去丁香湖玩，后天再一问，相亲去了。”韩瑶笑说，如今姚大爷比她还忙呢。
几百个像姚大爷这样的残障人在这里解决了困扰他们的大问题。不久前，一对父母来咨询：孩子低视力，但想念普通学校，该怎么念？韩瑶给了他们答案：给孩子配放大镜等辅助工具，坐在教室前排，考试安排专人读题……韩瑶说，如果小时候有人告诉她可以用放大镜读书，也许她也可以读普通学校，现在，她要把她的经验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为了争取更多的残障人利好政策，“益新”还成功为视障考生在国家司法考试、国家社工师考试、国家心理咨询考试申请了无障碍考场，并提供专人读题及代笔等便利。韩瑶自己已经拿到了国家中级社工师证、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但因为没时间复习，差60分没有通过司法考试。
很快，“益新”再不是原来那个籍籍无名的“小作坊”，它的名字在残障人中间传播开来，更多人上了韩瑶的服务名单，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项目和来自政府、社会等多方面的支持。“一些课程能开了，有场地组织活动了，也有底气麻烦朋友了”，于是很多设想逐步成为了现实。
比如，残障人就业支持培训逐步推出了推拿培训、电脑设计培训以及残障人速录、心理咨询培训等残障人听得懂、学得会的课程；针对贫困、流动、留守、残障儿童提供的儿童服务站免费托管服务，从小规模开展变成了常态化服务；视障人推拿师团队进社区活动越做越频繁，深受广大社区居民的好评……
尽管如此，“益新”依然很缺钱。如今“益新”的行政团队有6个人，全部是残障人，其中3人有工资，一个暂时不拿钱，另外两个是韩瑶夫妇，只拿一些讲课费，没有常规工资。
但这境况比之前好太多了，韩瑶已经有底气做下一步设想，“很多残障人在重建生活能力之后会觉得个人价值无处施展，如果我有一个基地，可以让他们实践自己学到的推拿、电脑设计等技能，我们就有可能实现自我供血。很多外地残障人也解决了学习期间无处居住的问题。”
直到今天，在帮新学员进行残障人生活重建时，韩瑶仍然会遇到那些不会也不肯用盲杖的视障学员。
“盲杖学会了，好用吗？”“好用啊！”
“以前为什么不用？”“不好意思用……”
不需要多问，韩瑶太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了，她自己花了25年才拿起盲杖，。
作为一个先天一级视障的人，在很多年里韩瑶一直倔强地扮演着一个非残障孩子。“就怕别人看出我看不见。”盲校的老师调查视力情况，她高高举起手，非说自己视力好，“谁要说我视力不好我就跟谁不乐意。”
小时候，凭着清秀的外貌和父母的帮助，她“蒙骗”了很多路人。可孩子终究会长大。“上了大学后，再怎么演别人也不信了。”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韩瑶真正和自己的视障和解了。又过了许久，韩瑶终于学会了用盲杖，甚至有了关于盲杖的“趣事”。
“一次在外面，路上有障碍，我着急办事，拿着盲杖‘嗖’就过去了，后边人说，那真是盲人吗？”韩瑶边讲边笑。
生活的面纱逐渐掀起之后，很多尴尬成了幽默。但这个过程，她用了25年。
“走了太多弯路”，韩瑶说，这就是她创办“益新公益”的原因，“我想让别的盲人别再走我走过的弯路。”
“为盲人群体做点儿事。”这是韩瑶从小就立下的志向。她从小就是那种不服输的孩子，读着盲校，却暗地里跟普通学校里的孩子较劲，初一学完了初中课程，初中毕业参加高考，“我非上本科不可。”她说。考到长春大学，她学了5年的针灸推拿，毕业后独自一人杀到北京按摩医院实习。“每天要揉40多人，早6点到晚6点，饭吃少了都扛不住，我告诉老师，您得让我从这儿走出去能开店。”其实，韩瑶从没想过要开推拿店。“我就是要掌握一门手艺。要想帮别人，自己得先活下来。”选择做公益后，推拿确实帮了她大忙。
2012年，韩瑶在北京一家公益机构里工作了3年后，不得不离开。“其实，那几年正是北京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的阶段，但我怀孕了，没办法，在北京养不起孩子。”
爱人孙志远是低视力视障者，也是韩瑶的同事，负责非视觉摄影方面的工作，两人几经思虑，他们决定“回沈阳做公益。”
2012年，韩瑶发起了沈阳第一个由残障人发起的公益机构益新残障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益新公益），并于2014年正式在民政局注册，工作宗旨很明确：为残障人士及其他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创造更多机会与条件。韩瑶的公益路正式起航了，第一个问题就是“钱”。
根据公益互联网平台NGOCN关于《民间公益组织政策环境友善度》的调研，目前国内大部分公益组织的资金来自个人捐赠、企业、政府和国内公益组织。可“益新”刚刚起步，没有名气、没有项目，只有两个白手起家的盲人，谁会出钱支持呢？
如果开推拿店，韩瑶应该不愁生活。“普通碰了胳膊、扭了腰的急性外伤，15分钟就能推好，我就能挣100元。”患者一个传一个，找上门的不少，但这不是她想要的事业。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用推拿赚的钱去养公益。
那是韩瑶最艰难的日子。“孩子一进小卖店我心里就哆嗦。”2015年，韩瑶意外撞伤了腰，因为不舍得花钱去做理疗，硬是在床上养了两个月，用几毛钱的膏药贴医好了自己。不是找不到推拿师朋友帮忙，“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朋友愿意帮忙，但你不好意思麻烦人家。”韩瑶说。
尽管如此，她丝毫没有放松“益新”的发展。“满世界接活儿。别的机构不爱干或者干不了的活儿我就接过来干。外地有讲课的邀约，只要给的讲课费够得上路费，我都去。”
那时，韩瑶和孙志远已经开始将非视觉摄影融入视障人康复训练，在这样的打磨中，他们的课程不断完善。在深圳，韩瑶第一次将“非视觉摄影”融入低视力儿童视功能训练；在天津，他们尝试用“非视觉摄影”辅助盲人定向行走。
渐渐的，他们的视障人艺术康复模式逐渐成型。其中，全盲参与者可通过其他感官参与拍摄，在过程中锻炼听声辨位、盲杖独行、心理地图构建等能力；低视力参与者，可利用剩余视力，结合其他感官，加强移动物体追踪、放大辅助等能力。他们试图让视障者用手机当辅助工具，利用拍摄、导航、打车等功能实现独立生活，并利用拍摄的作品和相关的文字、聲音等参与社会表达自我。
后来证明，这套模式很有效，帮助了很多人。可是苦于没有资金，项目迟迟不能启动。
转机发生在2017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腾讯公益发起了“超仁妈妈”助力计划，入选的公益项目可获得众筹善款支持。韩瑶携“非视觉摄影”项目成功入选，获得善款5万元。
在当今的物价背景下，5万元不是个大数字，可对韩瑶来说，这个奖、这5万元就是她的转折点。“这么多年的咬牙坚持没有白费，终于得到了认可。”而且，这“第一桶金”让韩瑶和孙志远的研究成果有了投入实践的机会。
来“益新”之前，姚大爷在家里躺了整整一年。晚年的突然失明，让这个独居的老人不知所措，他形容那个感觉就是两个字——欲死。残联的一个电话，把他引入了“益新”的大门。
评估了姚大爷的情况后，韩瑶为他制订了重建方案，包括定向行走、使用盲杖、使用手机辅助生活等。一次次课程，一次次练习，渐渐的，姚大爷再不是那个连楼门都出不去的孤独老人，他重新拥有了生活的能力，还找到了一群残障人朋友。短短几个月，姚大爷的生活大变样。“有时我们通电话，他今天跟人去洗澡，明天跑去丁香湖玩，后天再一问，相亲去了。”韩瑶笑说，如今姚大爷比她还忙呢。
几百个像姚大爷这样的残障人在这里解决了困扰他们的大问题。不久前，一对父母来咨询：孩子低视力，但想念普通学校，该怎么念？韩瑶给了他们答案：给孩子配放大镜等辅助工具，坐在教室前排，考试安排专人读题……韩瑶说，如果小时候有人告诉她可以用放大镜读书，也许她也可以读普通学校，现在，她要把她的经验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为了争取更多的残障人利好政策，“益新”还成功为视障考生在国家司法考试、国家社工师考试、国家心理咨询考试申请了无障碍考场，并提供专人读题及代笔等便利。韩瑶自己已经拿到了国家中级社工师证、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但因为没时间复习，差60分没有通过司法考试。
很快，“益新”再不是原来那个籍籍无名的“小作坊”，它的名字在残障人中间传播开来，更多人上了韩瑶的服务名单，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项目和来自政府、社会等多方面的支持。“一些课程能开了，有场地组织活动了，也有底气麻烦朋友了”，于是很多设想逐步成为了现实。
比如，残障人就业支持培训逐步推出了推拿培训、电脑设计培训以及残障人速录、心理咨询培训等残障人听得懂、学得会的课程；针对贫困、流动、留守、残障儿童提供的儿童服务站免费托管服务，从小规模开展变成了常态化服务；视障人推拿师团队进社区活动越做越频繁，深受广大社区居民的好评……
尽管如此，“益新”依然很缺钱。如今“益新”的行政团队有6个人，全部是残障人，其中3人有工资，一个暂时不拿钱，另外两个是韩瑶夫妇，只拿一些讲课费，没有常规工资。
但这境况比之前好太多了，韩瑶已经有底气做下一步设想，“很多残障人在重建生活能力之后会觉得个人价值无处施展，如果我有一个基地，可以让他们实践自己学到的推拿、电脑设计等技能，我们就有可能实现自我供血。很多外地残障人也解决了学习期间无处居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