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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高中语文教材内容的确定，秉承的是封建社会定“四书五经”为教材的那份呆板和严肃，让中学教材形成了很多禁区。
筛选作者、筛选文章和筛选文段，有的还要删节或加特殊注释。恨不得用分子筛过滤，让它变成纯净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误人子弟。很显然，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
曾记得一九七八年前后，中国的大中城市先后上演日本电影《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认为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其实后来才知道，当时放映的片子是经过手术以后的带子。巴金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写成的《谈望乡》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我是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到了傍晚，楼下街道中连续不断的人力车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在这篇文章中，巴金认为如果以为现在的年轻人看了《望乡》这样的电影，听到“卖淫”、“五块钱”之类的字眼就会怎么样，这便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中国电影早已冲破了无数禁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同样的道理，如今的高中语文教材，在选文方面，也冲破了许多禁区，开始还原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本来面目。首先是将一些讴歌爱情的中外作品选入了教材，如《西厢记·长亭送别》、《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课改后的高中语文教材选文更加大胆，将一些涉及到古代青楼烟花场的作品，也选进了教材。形成了隐藏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青楼文化。
青楼文化在教材中的出现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直接描写或述说青楼所发生的故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第二种情况是作品中的人物曾是风月场上的人物，如《桃花扇·哀江南》和白居易的《琵琶行》，这类课文有的尽管只选了整个作品的一枝一叶，但要理解课文，自然要涉及到故事的整个情节；第三种情况是作品原是风月场上的酬应之作，如柳永的《雨霖铃》；第四种情况是作品的注解牵涉到青楼方面的人和事，如姜夔的《扬州慢》中“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中的“青楼”的注释（青楼：妓院。杜牧在扬州，和名妓常有来往，写有《遣怀》诗，其中有“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三册35页注释19）。青楼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一些作品稍加分析就显现出文人孟浪的踪影，露出青楼的影子，如果说这些内容是糟粕的话，那去掉了糟粕精华也就变成了次品。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一个例子。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琵琶行》千百年来魅力永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诗中提出了一个凄美的论断：“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人们认为这首诗思想意义是积极的，其实这首诗反映的是唐代官僚和文人的没落无聊的业余生活，暗含的也是青楼文化。我们可以从白居易与琵琶女的“同”中看出，他们同的是一分寂寞，同的是一分孟浪。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版）是这样解释他们的“同”的：
“琵琶女昔日在京城里‘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的情况和作者被贬以前的情况是不是有某些相通之处呢？同样，他被贬以后的处境和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以后的处境是不是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呢？看来是有的，要不然怎么会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这种解释其实十分不妥。因为白居易和琵琶女在京城和江州处境是完全不同的。
一是身份不同，白居易出身进士，被贬之前是东宫赞善大夫。琵琶女（不管是否确有其人，仅按诗中所言）仅为京城娼女。
二是心境不同。白居易被贬前尽管官居东宫赞善大夫，但那只是个陪侍太子的闲职，不能过问朝政。这个位子对于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白居易而言，的确是大材小用，白居易应为不得志之列。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上书请求缉捕凶手，终因越职言事的罪名被贬江州司马。琵琶女在京城时则不然，她是红极一时的“明星”，过着“一曲红绡不知数”的日子，快乐得很。
三是到江州来的动机不同。白居易被贬江州，是走下坡路，琵琶女能从歌妓赎身从良，应是走上坡路。
四是到江州后所愁之事不同。从诗中看，白居易在江州所愁的是条件艰苦：“黄芦苦竹绕宅生”；缺少音乐：“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但实质上是愁朝廷不重用他。而琵琶女则相反，她绝不想重新去当歌妓。因为即使恢复她原来的身份也改变不了她的愁苦。
就白居易而言，朋友要走，秋风相伴此为一；醉不成欢，冷月相随，此为二；在此景况里与昔日京城夜生活相比，寂寞更深，此为三。
就琵琶女而言，丈夫外出，空船相伴，此为一；月夜独处，明月绕船，此为二；在此景况里与昔日走红京城之时相比，寂寞由衷而出，此为三。
于是，一个落魄的官人与一个色衰的琵琶女，就成了干柴烈火，一碰即着。一个“移船相近邀相见”，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个投之以琵琶声，一个报之于诗歌，真可谓一唱一和，各得其所。
由此看来，《琵琶行》只能算古代文人寂寞时的消遣实录，千万别指望它有什么教化作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也只是寂寞者同寂寞者产生的一次共鸣，是寂寞者递给寂寞者的一张名片。《琵琶行》也不过反映的是文人画士的烟花岁月，是青楼文化的一种延续。
青楼文化既然这样从不同侧面不可回避地进入了高中语文教材，我们就应当正视它的存在，不能回避它也用不着掩饰它。
在教学实践中，一些语文教师对此感到棘手。不敢正视它，更别说专门对它进行分析或研究。因为这是中国教坛从古至今的第一大禁忌。于是常见的只有两种招术：一是忽略不计，讲到关键处便跳过去或一语带过；二是如果有学生扣住这类问题提问，便尽量用别的内容去掩饰；三是如果学生追问究竟，便用道德问题的大帽子去把学生的提问吓回去。
很显然，这同七十年代一些人担忧《望乡》的电影会把中国观众怎么样的人心情雷同。巴金说：“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巴金的这一反问，完全适用于今天我们如何对待高中语文教材中有关青楼文化的问题。
青楼文化是历史的真实，古典文学作品是古代社会真实生活的反映，是无法更改的历史必然。高中生今天不了解，明天说不定会了解；教材上不涉猎，课外说不定会涉猎，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正面去讲给学生听，吱吱唔唔，反而会欲盖弥彰，更加激发学生的新奇感。更何况如巴金所说的一样，我们不能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因此，我们应该正视青楼文化的存在，在教学中客观的向学生介绍古代文人画士的生活风尚，以及青楼烟花场所的情况，教会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激浊扬清，褒贬是非。否则，语文教学便只能篡改历史！
筛选作者、筛选文章和筛选文段，有的还要删节或加特殊注释。恨不得用分子筛过滤，让它变成纯净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误人子弟。很显然，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
曾记得一九七八年前后，中国的大中城市先后上演日本电影《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认为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其实后来才知道，当时放映的片子是经过手术以后的带子。巴金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写成的《谈望乡》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我是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到了傍晚，楼下街道中连续不断的人力车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在这篇文章中，巴金认为如果以为现在的年轻人看了《望乡》这样的电影，听到“卖淫”、“五块钱”之类的字眼就会怎么样，这便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中国电影早已冲破了无数禁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同样的道理，如今的高中语文教材，在选文方面，也冲破了许多禁区，开始还原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本来面目。首先是将一些讴歌爱情的中外作品选入了教材，如《西厢记·长亭送别》、《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课改后的高中语文教材选文更加大胆，将一些涉及到古代青楼烟花场的作品，也选进了教材。形成了隐藏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青楼文化。
青楼文化在教材中的出现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直接描写或述说青楼所发生的故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第二种情况是作品中的人物曾是风月场上的人物，如《桃花扇·哀江南》和白居易的《琵琶行》，这类课文有的尽管只选了整个作品的一枝一叶，但要理解课文，自然要涉及到故事的整个情节；第三种情况是作品原是风月场上的酬应之作，如柳永的《雨霖铃》；第四种情况是作品的注解牵涉到青楼方面的人和事，如姜夔的《扬州慢》中“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中的“青楼”的注释（青楼：妓院。杜牧在扬州，和名妓常有来往，写有《遣怀》诗，其中有“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三册35页注释19）。青楼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一些作品稍加分析就显现出文人孟浪的踪影，露出青楼的影子，如果说这些内容是糟粕的话，那去掉了糟粕精华也就变成了次品。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一个例子。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琵琶行》千百年来魅力永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诗中提出了一个凄美的论断：“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人们认为这首诗思想意义是积极的，其实这首诗反映的是唐代官僚和文人的没落无聊的业余生活，暗含的也是青楼文化。我们可以从白居易与琵琶女的“同”中看出，他们同的是一分寂寞，同的是一分孟浪。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版）是这样解释他们的“同”的：
“琵琶女昔日在京城里‘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的情况和作者被贬以前的情况是不是有某些相通之处呢？同样，他被贬以后的处境和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以后的处境是不是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呢？看来是有的，要不然怎么会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这种解释其实十分不妥。因为白居易和琵琶女在京城和江州处境是完全不同的。
一是身份不同，白居易出身进士，被贬之前是东宫赞善大夫。琵琶女（不管是否确有其人，仅按诗中所言）仅为京城娼女。
二是心境不同。白居易被贬前尽管官居东宫赞善大夫，但那只是个陪侍太子的闲职，不能过问朝政。这个位子对于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白居易而言，的确是大材小用，白居易应为不得志之列。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上书请求缉捕凶手，终因越职言事的罪名被贬江州司马。琵琶女在京城时则不然，她是红极一时的“明星”，过着“一曲红绡不知数”的日子，快乐得很。
三是到江州来的动机不同。白居易被贬江州，是走下坡路，琵琶女能从歌妓赎身从良，应是走上坡路。
四是到江州后所愁之事不同。从诗中看，白居易在江州所愁的是条件艰苦：“黄芦苦竹绕宅生”；缺少音乐：“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但实质上是愁朝廷不重用他。而琵琶女则相反，她绝不想重新去当歌妓。因为即使恢复她原来的身份也改变不了她的愁苦。
就白居易而言，朋友要走，秋风相伴此为一；醉不成欢，冷月相随，此为二；在此景况里与昔日京城夜生活相比，寂寞更深，此为三。
就琵琶女而言，丈夫外出，空船相伴，此为一；月夜独处，明月绕船，此为二；在此景况里与昔日走红京城之时相比，寂寞由衷而出，此为三。
于是，一个落魄的官人与一个色衰的琵琶女，就成了干柴烈火，一碰即着。一个“移船相近邀相见”，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个投之以琵琶声，一个报之于诗歌，真可谓一唱一和，各得其所。
由此看来，《琵琶行》只能算古代文人寂寞时的消遣实录，千万别指望它有什么教化作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也只是寂寞者同寂寞者产生的一次共鸣，是寂寞者递给寂寞者的一张名片。《琵琶行》也不过反映的是文人画士的烟花岁月，是青楼文化的一种延续。
青楼文化既然这样从不同侧面不可回避地进入了高中语文教材，我们就应当正视它的存在，不能回避它也用不着掩饰它。
在教学实践中，一些语文教师对此感到棘手。不敢正视它，更别说专门对它进行分析或研究。因为这是中国教坛从古至今的第一大禁忌。于是常见的只有两种招术：一是忽略不计，讲到关键处便跳过去或一语带过；二是如果有学生扣住这类问题提问，便尽量用别的内容去掩饰；三是如果学生追问究竟，便用道德问题的大帽子去把学生的提问吓回去。
很显然，这同七十年代一些人担忧《望乡》的电影会把中国观众怎么样的人心情雷同。巴金说：“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巴金的这一反问，完全适用于今天我们如何对待高中语文教材中有关青楼文化的问题。
青楼文化是历史的真实，古典文学作品是古代社会真实生活的反映，是无法更改的历史必然。高中生今天不了解，明天说不定会了解；教材上不涉猎，课外说不定会涉猎，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正面去讲给学生听，吱吱唔唔，反而会欲盖弥彰，更加激发学生的新奇感。更何况如巴金所说的一样，我们不能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因此，我们应该正视青楼文化的存在，在教学中客观的向学生介绍古代文人画士的生活风尚，以及青楼烟花场所的情况，教会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激浊扬清，褒贬是非。否则，语文教学便只能篡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