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是一位追求精准和负责任的人
　　当我开始研究邓小平理论时，我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朋友李慎之，“我应该向谁了解这个时代更合适？”李慎之没有任何犹豫，给出一个名字：于光远。
　　我第一次见到于光远是在他的家中，当时他被书籍、稿件包围。虽然他的妻子也在帮忙整理文章，但是仍有很多他无法找到的稿件。于光远非常和蔼可亲，想要回想起所有他能记住的。他还特意带来了一位非常棒的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韩钢。韩钢比于光远记得更多的细节，可以给我提供更多具体日期和名称等方面的信息。于老就是这样一个追求精准和负责任的人。
　　我们是用中文交谈的，但是于老的听力不好，有时我也没有听清楚他说的话。他的妻子积极在我俩中间沟通，以确认他能理解我说的一切，我能理解他说的一切。她是一个热心和谦虚的伴侣，积极配合丈夫的所有事务。
　　作为一个学者，我感到自己和世界各地的学者是血脉相连的。于光远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者，即使年事已高，依然继续写作和思考。我拜访他的时候，有时会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会一起度过非常热闹的时光。
　　我和于老有过多次对话。我曾协助安排他的一些作品用英文出版。后来，我在医院拜访于老，于老的身体状况尽管大不如前，但仍然非常活跃而有趣。
　　于光远本身是一个学者，作为邓小平讲话的执笔者之一，他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从于老那了解到他如何为邓小平的演讲稿起草。我特别感激于老详细回忆了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会议的工作情况。同时，我还从与叶剑英关系密切的叶选基及朱佳木那得知一些情况，两者放在一起，使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有了全面的了解。
　　我很珍惜这段与于光远共同度过的时光，我很珍惜与他的回忆。
　　（作者为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