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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实地问卷调查湖北、山西两省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利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等研究方法对其返乡创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创业素质和外部创业环境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并根据此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创业行为；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1-0111-03
1 问题提出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的产物，是农民工对自身人力和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开发，也是农民工对输出地与输入地投资收益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当前随着国内区域产业转移、城乡二元制壁垒突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市场扩大等环境变化，农民工群体在受到传统就业观念和浓厚家乡情结影响下，“返乡潮”流动规模不断增大，农民工创业步伐也逐渐加快。根据百县调查可知2009年返乡创业农民工总数约为800万人，由《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推测当前农民工群体已有1500万的返乡创业规模。
在此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当前农民就业问题和农村生产力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日益受到政府与社会各方的重视。从2007以来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指出“要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要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要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纳入政策扶持范围”；党的十七大在强调“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略上特别提出了“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完善与落实返乡创业政策，提出“扩大农民就业创业空间，推进农民创业基地建设，扶持农民创办小微企业，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具体方针。因此，如何有效地发挥影响因素来合理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已变得尤为关键和迫切。
2 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的研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国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及其影响因素的专门性研究较少，主要是借助于迁移劳动力回流理论、创业管理理论等研究农民回流及创业问题时有所涉及。国内学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特征、成效及不同环境条件比较等内容，且以典型调查为主，这其中主要包含了从资源禀赋、创业研究、要素特征和模型分析等多个角度的探究。第一，从资源禀赋角度，傅春、张明林（2008）以江西省211份农户为例调查分析资源禀赋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得出农民人力资本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经济资本对投资较大的工业创业具有一定显著影响，但社会资本对创业行为难以直接发挥作用而影响不显著；刘苓玲、徐雷（2012）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视角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和创业技能培训等因素的人力资本，与创业项目、创业政策、创业形式和资金筹措渠道等因素的社会资本对其返乡创业作用显著。第二，从创业研究角度，王国华（2009）运用“全球创业观察”的概念模型分析外部环境教育培训、政策和金融支持以及个体内部的性别和打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张秀娥等（2012）以GEM修正模型为依据，构建得出外部环境特征、个体特征和打工经历等维度的研究结构，并指出个体特征对其创业具有关键作用和打工经历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第三，从要素特征角度，石智雷等（2010）在对1019位返乡农民工的调查中以个人特征和家庭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其创业行为和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与家庭经济水平对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技能培训、家庭务工人数、返乡人数等因素影响不显著，而外出务工时间则对创业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朱明芬（2010）以杭州591个农民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一般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人素质等因素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其中一般环境影响最大，家庭环境和個人素质影响次之，具体而言区域经济水平、家庭人口数、承包耕地面积及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创业行为均有重要影响。第四，从模型分析角度，金沙（2009）基于传统推拉模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典阐释，认为在城市经济、制度因素和农村思想、收入因素等推力与城乡家庭环境、生活方式差异的拉力影响下，返乡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和自身能力也对其创业决策有重要影响；任义科（2011）以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而构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得出压力和动力是其创业的前因变量，生计资本是影响创业行为的中介变量，政策支持则是生计资本影响的调节变量，在二力推动下通过对生计资本的整合和政策支持的影响才可能形成返乡创业行为。
以上研究为本文探讨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根据现有文献及实际调查可知，除了返乡农民工自身的资源禀赋外，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创业环境等因素都可能是影响其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因素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过程与程度是不同的。本文基于此，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H1：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素质特征对其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H2：返乡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创业行为具有影响，但其作用方向和大小需进一步检验。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对湖北、山西两个中部典型省份进行调查，以期通过实地调研获取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分析得出实际影响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因素。两省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劳务输出省份，外出农民工的规模数量庞大。近几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两省各地的外出农民工开始大量回乡创业发展，当地政府在积极引导与管理的情况下推动了一系列的“引凤还巢”回归工程，出现了许多以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回归经济的典型地域代表。 在实地调查中，笔者组织走访了湖北省通城县、蕲春县与山西省沁源县、五台县和永济市等地的返乡农民工，其中限定被访对象为曾经在外务工超过半年后现在返回到原籍农村或者家乡所在县城及乡镇的，且近期内没有外出务工打算的返乡农民工。
3.2 样本描述统计
通过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的方式，共计调查返乡农民工300人，收回有效问卷269份，有效率为8975%，其中“返乡已创业农民工”有152人，“返乡未创业农民工”为117人，样本返乡创业率达56.1%，符合调查基本需要。
本次研究样本的返乡农民工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性别结构以男性为返乡创业群体的主导力量（78.4%），女性仅占21.6%。年龄构成以31-49岁阶段的人为主，他们外出打工年限久、技能经验丰富、资金基础稳定、思想成熟且观念开放，具有创业必备的基础条件；同时以40岁以下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规模趋于增加，50岁及以上的人群则相对薄弱。文化程度中初中学历为农民工创业的主力军（40.3%），高中学历群体也占有相当比重，小学和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相对较小。技能状况中72.5%的农民工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或手艺，他们在外出务工中不断培养和形成自己的生产服务技能，同时也存在27.5%的农民工尚无创业应用的实践技能。创业培训中61.7%的农民工未参加过任何与创业相关的教育培训，缺乏对创业政策、技能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科学认识；仅有38.3%的农民工接触过相关创业问题的培训服务。创业规模主要以微小型企业为主，投资规模普遍较小，投资额1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到587%。行业分布中餐饮商贸、运输服务以及农产种植等行业比重较大，行业选择范围局限，从事职业较为单一，尤其集中在所需投入小、收益见效快且风险较低的相关行业。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调查结果的可靠性，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系数）来测量问卷项目的信度值，测得整体的信度为0.863，且各项测量的α均大于0.6，表明所有测量指标的一致性较强，问卷具有良好而稳定的同质信度。
效度检验主要以采用建构效度的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来检验问卷的有效性，结果显示KMO值为0.807，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Sig.值）为0.000<0.05，因此拒绝原假设，分析检验结果显著，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从内容上看，各测量指标均以一定理论研究为基础，并与相关专家进行交流探讨后修改形成，内容效度有一定程度的保证。
4.2 因子分析
为了获取到不同变量指标间的共同因素，运用以主成分分析为主的因子分析方法。在对因子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后，剔除以“社会文化环境（B8）”、“婚姻状况（C5）”、“家庭劳动力量（D4）”和“劳均文化程度（D5）”等部分因子载荷小于0.5的变量，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共提取了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1.9%，说明这4个因子对19项测量变量具有81.9%的解释能力，可以较好地反映影响返乡创业行为因素的构成。各因子在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及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
第1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25.5%，在农民工创业动机、风险偏好、创业经验和创业能力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故可称为创业素质因子；第2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229%，在创业的政策支持、筹资支持、经济水平、地理位置、资源储备和设施条件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故可称为创业环境因子；第3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18.4%，在农民工个体的年龄、打工年限、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故可称为个体特征因子；第4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15.0%，在农民工家庭的人口、收入和社会关系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故可称为家庭特征因子。
4.3 实证模型分析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及因子分析，可以对所有测量的影响变量综合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创业素质与外部环境等四个维度因子，利用SPSS17.0软件建立起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因素的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根据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否的分类情况，以公因子为自变量、创业行为发生为因变量（y=1表示已创业，y=0为未创业）构建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
Logit（p1-p）=b0+b1X1+b2X2…+bnXn
其中，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发生的概率，bn为各影响因素的待估计系数，b0为常数项。
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之后，得到回归方程（如表3所示）为：Logit（p）=—0.079+0.745个体特征因子+1.816创业素质因子+0.106家庭特征因子+0.982外部环境因子。回归结果说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创业素质、家庭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等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均产生了一定影响。由回归系数bn可知4个公因子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差异，其中创业素质因子影响最为显著，外部环境因子和个体特征因子均有一定程度的显著影响，而家庭特征因子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湖北、山西两省的269位返乡农民工为研究样本，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并比較了不同影响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相关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个体特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一定正向影响，且达到5%显著水平。实证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返乡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会使其创业行为的发生比增加1.03倍，这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个体特征作为农民工个人基本素质的体现，包含了年龄、性别和知识技能等特征因素，是其创业行为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在满足创业者个体的基本特征后，才能使农民工创业行为得以有效地开展与实施。
（2）创业素质对其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且达到1%显著水平。它直接关系到了农民工创业的心理素质与能力素质，对农民工自身的心理特点与行为方式起到决定性作用。创业意识和风险态度等心理素质是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强烈需要与内在动力，能力素质则构成了创业行为的决策基础与发展条件，使创业素质成为影响其返乡创业的关键要素。 （3）家庭特征对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相对不显著。作为一般农民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的经济、人力与社会资源是其返乡创业的重要基础，实证表明家庭特征要素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可使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发生概率增加24.5%。相较于其他因子影响弱化的原因，可能在于家庭特征在实际创业行为机制中的作用并不直接与显著，同时受到融资困难、政策不明等关键问题的制约而使其影响相对有限。
（4）外部环境对其返乡创业行为具有一定显著影响，且达到5%显著水平。由此可知在其他條件不变情况下，外部环境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发生比便会增加1.67。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农民工创业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市场环境、资源储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保障，从而有效作用于农民工个体，直接影响到其创业活动的行为与成效。
5.2 启示与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为返乡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促进有效的创业发展而提出以下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当前应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引导与扶持力度，构建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营造良好的返乡创业平台，在政策支持、创业培训以及外部环境建设等方面给予强化与深入。
首先，应加强完善与落实创业政策支持体系。政府应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加快制定与完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专项政策和配套法规，地方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各项政策措施，重点推进返乡创业农民工在财税、土地、投融资等关键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
其次，应重视培养农民工专业技能与创业教育。通过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培训与管理机构而开展普遍性的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整体劳动素质。同时加强农民工的创业教育和人才培养，针对返乡创业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创业技能、管理培训，在提高其创业能力的同时，增强其创业的意愿和观念，有效地指导其实施创业活动。
最后，应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优化创业环境。政府应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和综合配套设施的建设，重点支持交通、能源、通讯等相关领域的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农村地区的服务能力与接纳能力，积极创建工业园区或创业基地，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集中经营、聚集发展，努力改善创业投资环境，积极推动返乡创业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程伟.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2]王国华.农民创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扬州大学，2009.
[3]Nansheng B，Yupeng H.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versus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e Cities： A Study on Rural Urban Migrants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3，（4）.
[4]傅春，张明林.资源禀赋对农民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C].2008年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中部区域发展与理论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08.
[5]刘苓玲，徐雷.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基于河南，山西，重庆的调查问卷[J].人口与经济，2012，（6）.
[6]石智雷，谭宇，吴海涛.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0，（5）.
[7]张秀娥，王冰，张铮.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2，（3）.
[8]朱明芬.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杭州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0，（3）.
[9]王爱民，赵浩兴.后危机时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湖南农业科学，2011，（10）.
[10]吴碧波.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现状及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34（1）.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创业行为；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1-0111-03
1 问题提出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的产物，是农民工对自身人力和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开发，也是农民工对输出地与输入地投资收益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当前随着国内区域产业转移、城乡二元制壁垒突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市场扩大等环境变化，农民工群体在受到传统就业观念和浓厚家乡情结影响下，“返乡潮”流动规模不断增大，农民工创业步伐也逐渐加快。根据百县调查可知2009年返乡创业农民工总数约为800万人，由《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推测当前农民工群体已有1500万的返乡创业规模。
在此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当前农民就业问题和农村生产力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日益受到政府与社会各方的重视。从2007以来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指出“要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要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要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纳入政策扶持范围”；党的十七大在强调“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略上特别提出了“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完善与落实返乡创业政策，提出“扩大农民就业创业空间，推进农民创业基地建设，扶持农民创办小微企业，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具体方针。因此，如何有效地发挥影响因素来合理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已变得尤为关键和迫切。
2 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的研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国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及其影响因素的专门性研究较少，主要是借助于迁移劳动力回流理论、创业管理理论等研究农民回流及创业问题时有所涉及。国内学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特征、成效及不同环境条件比较等内容，且以典型调查为主，这其中主要包含了从资源禀赋、创业研究、要素特征和模型分析等多个角度的探究。第一，从资源禀赋角度，傅春、张明林（2008）以江西省211份农户为例调查分析资源禀赋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得出农民人力资本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经济资本对投资较大的工业创业具有一定显著影响，但社会资本对创业行为难以直接发挥作用而影响不显著；刘苓玲、徐雷（2012）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视角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和创业技能培训等因素的人力资本，与创业项目、创业政策、创业形式和资金筹措渠道等因素的社会资本对其返乡创业作用显著。第二，从创业研究角度，王国华（2009）运用“全球创业观察”的概念模型分析外部环境教育培训、政策和金融支持以及个体内部的性别和打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张秀娥等（2012）以GEM修正模型为依据，构建得出外部环境特征、个体特征和打工经历等维度的研究结构，并指出个体特征对其创业具有关键作用和打工经历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第三，从要素特征角度，石智雷等（2010）在对1019位返乡农民工的调查中以个人特征和家庭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其创业行为和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与家庭经济水平对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技能培训、家庭务工人数、返乡人数等因素影响不显著，而外出务工时间则对创业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朱明芬（2010）以杭州591个农民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一般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人素质等因素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其中一般环境影响最大，家庭环境和個人素质影响次之，具体而言区域经济水平、家庭人口数、承包耕地面积及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创业行为均有重要影响。第四，从模型分析角度，金沙（2009）基于传统推拉模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典阐释，认为在城市经济、制度因素和农村思想、收入因素等推力与城乡家庭环境、生活方式差异的拉力影响下，返乡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和自身能力也对其创业决策有重要影响；任义科（2011）以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而构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得出压力和动力是其创业的前因变量，生计资本是影响创业行为的中介变量，政策支持则是生计资本影响的调节变量，在二力推动下通过对生计资本的整合和政策支持的影响才可能形成返乡创业行为。
以上研究为本文探讨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根据现有文献及实际调查可知，除了返乡农民工自身的资源禀赋外，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创业环境等因素都可能是影响其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因素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过程与程度是不同的。本文基于此，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H1：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素质特征对其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H2：返乡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创业行为具有影响，但其作用方向和大小需进一步检验。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对湖北、山西两个中部典型省份进行调查，以期通过实地调研获取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分析得出实际影响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因素。两省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劳务输出省份，外出农民工的规模数量庞大。近几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两省各地的外出农民工开始大量回乡创业发展，当地政府在积极引导与管理的情况下推动了一系列的“引凤还巢”回归工程，出现了许多以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回归经济的典型地域代表。 在实地调查中，笔者组织走访了湖北省通城县、蕲春县与山西省沁源县、五台县和永济市等地的返乡农民工，其中限定被访对象为曾经在外务工超过半年后现在返回到原籍农村或者家乡所在县城及乡镇的，且近期内没有外出务工打算的返乡农民工。
3.2 样本描述统计
通过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的方式，共计调查返乡农民工300人，收回有效问卷269份，有效率为8975%，其中“返乡已创业农民工”有152人，“返乡未创业农民工”为117人，样本返乡创业率达56.1%，符合调查基本需要。
本次研究样本的返乡农民工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性别结构以男性为返乡创业群体的主导力量（78.4%），女性仅占21.6%。年龄构成以31-49岁阶段的人为主，他们外出打工年限久、技能经验丰富、资金基础稳定、思想成熟且观念开放，具有创业必备的基础条件；同时以40岁以下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规模趋于增加，50岁及以上的人群则相对薄弱。文化程度中初中学历为农民工创业的主力军（40.3%），高中学历群体也占有相当比重，小学和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相对较小。技能状况中72.5%的农民工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或手艺，他们在外出务工中不断培养和形成自己的生产服务技能，同时也存在27.5%的农民工尚无创业应用的实践技能。创业培训中61.7%的农民工未参加过任何与创业相关的教育培训，缺乏对创业政策、技能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科学认识；仅有38.3%的农民工接触过相关创业问题的培训服务。创业规模主要以微小型企业为主，投资规模普遍较小，投资额1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到587%。行业分布中餐饮商贸、运输服务以及农产种植等行业比重较大，行业选择范围局限，从事职业较为单一，尤其集中在所需投入小、收益见效快且风险较低的相关行业。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调查结果的可靠性，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系数）来测量问卷项目的信度值，测得整体的信度为0.863，且各项测量的α均大于0.6，表明所有测量指标的一致性较强，问卷具有良好而稳定的同质信度。
效度检验主要以采用建构效度的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来检验问卷的有效性，结果显示KMO值为0.807，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Sig.值）为0.000<0.05，因此拒绝原假设，分析检验结果显著，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从内容上看，各测量指标均以一定理论研究为基础，并与相关专家进行交流探讨后修改形成，内容效度有一定程度的保证。
4.2 因子分析
为了获取到不同变量指标间的共同因素，运用以主成分分析为主的因子分析方法。在对因子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后，剔除以“社会文化环境（B8）”、“婚姻状况（C5）”、“家庭劳动力量（D4）”和“劳均文化程度（D5）”等部分因子载荷小于0.5的变量，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共提取了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1.9%，说明这4个因子对19项测量变量具有81.9%的解释能力，可以较好地反映影响返乡创业行为因素的构成。各因子在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及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
第1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25.5%，在农民工创业动机、风险偏好、创业经验和创业能力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故可称为创业素质因子；第2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229%，在创业的政策支持、筹资支持、经济水平、地理位置、资源储备和设施条件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故可称为创业环境因子；第3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18.4%，在农民工个体的年龄、打工年限、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故可称为个体特征因子；第4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15.0%，在农民工家庭的人口、收入和社会关系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故可称为家庭特征因子。
4.3 实证模型分析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及因子分析，可以对所有测量的影响变量综合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创业素质与外部环境等四个维度因子，利用SPSS17.0软件建立起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因素的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根据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否的分类情况，以公因子为自变量、创业行为发生为因变量（y=1表示已创业，y=0为未创业）构建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
Logit（p1-p）=b0+b1X1+b2X2…+bnXn
其中，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发生的概率，bn为各影响因素的待估计系数，b0为常数项。
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之后，得到回归方程（如表3所示）为：Logit（p）=—0.079+0.745个体特征因子+1.816创业素质因子+0.106家庭特征因子+0.982外部环境因子。回归结果说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创业素质、家庭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等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均产生了一定影响。由回归系数bn可知4个公因子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差异，其中创业素质因子影响最为显著，外部环境因子和个体特征因子均有一定程度的显著影响，而家庭特征因子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湖北、山西两省的269位返乡农民工为研究样本，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并比較了不同影响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相关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个体特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一定正向影响，且达到5%显著水平。实证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返乡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会使其创业行为的发生比增加1.03倍，这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个体特征作为农民工个人基本素质的体现，包含了年龄、性别和知识技能等特征因素，是其创业行为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在满足创业者个体的基本特征后，才能使农民工创业行为得以有效地开展与实施。
（2）创业素质对其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且达到1%显著水平。它直接关系到了农民工创业的心理素质与能力素质，对农民工自身的心理特点与行为方式起到决定性作用。创业意识和风险态度等心理素质是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强烈需要与内在动力，能力素质则构成了创业行为的决策基础与发展条件，使创业素质成为影响其返乡创业的关键要素。 （3）家庭特征对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相对不显著。作为一般农民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的经济、人力与社会资源是其返乡创业的重要基础，实证表明家庭特征要素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可使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发生概率增加24.5%。相较于其他因子影响弱化的原因，可能在于家庭特征在实际创业行为机制中的作用并不直接与显著，同时受到融资困难、政策不明等关键问题的制约而使其影响相对有限。
（4）外部环境对其返乡创业行为具有一定显著影响，且达到5%显著水平。由此可知在其他條件不变情况下，外部环境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发生比便会增加1.67。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农民工创业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市场环境、资源储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保障，从而有效作用于农民工个体，直接影响到其创业活动的行为与成效。
5.2 启示与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为返乡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促进有效的创业发展而提出以下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当前应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引导与扶持力度，构建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营造良好的返乡创业平台，在政策支持、创业培训以及外部环境建设等方面给予强化与深入。
首先，应加强完善与落实创业政策支持体系。政府应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加快制定与完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专项政策和配套法规，地方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各项政策措施，重点推进返乡创业农民工在财税、土地、投融资等关键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
其次，应重视培养农民工专业技能与创业教育。通过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培训与管理机构而开展普遍性的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整体劳动素质。同时加强农民工的创业教育和人才培养，针对返乡创业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创业技能、管理培训，在提高其创业能力的同时，增强其创业的意愿和观念，有效地指导其实施创业活动。
最后，应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优化创业环境。政府应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和综合配套设施的建设，重点支持交通、能源、通讯等相关领域的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农村地区的服务能力与接纳能力，积极创建工业园区或创业基地，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集中经营、聚集发展，努力改善创业投资环境，积极推动返乡创业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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