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医疗和教育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傲的成就，然而，持续增长的医疗支出和居高不下的教育成本，日益阻碍社会流动，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社会问题是如何形成的？近期美国学者B.A. Kimball和J.B. Luke基于各类定性和定量材料，系统检视了美国高等教育“成本病”的历史形成和发展，即美国大学为提供教育而不断增加的投入，而非学生不断增加的高昂学费。根据两位作者分析，刨除通货膨胀等整体宏观因素，以及20世纪30～40年代大萧条带来的大额预算削减，从1875年到2010年，美国大学对每个学生的平均年度支出一直呈增加的趋势。
　　普林斯顿大学原校长William Bowen曾运用经济学的成本病理论，试图解释这一现象。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主要私立研究型大学教育支出的研究，Bowen认为高等教育接近于以人力为核心的手工作坊，教师的个人服务（personal service）居于核心位置。例如，虽然教学的科技手段在不断提高，但一个教师所能教授的内容和学生人数相对固定，导致教育费用一直攀升的现象。
　　但根据B.A. Kimball和J.B. Luke的最新分析，成本病理论实则无法解释美国高等教育支出不断增加的现象。首先，他们基于32所私立大学、文理学院和公立大学的数据，追溯了美国高等教育支出的形成时期（1875至1930年），发现大学总资本增加了近20倍，总年度收入增加了40倍，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GNP）只增加了7倍。不过同期全美国大学的学生数量也出现了爆炸式增加，由1875年的90100名增加至1086000名。换言之，大学对每个学生的平均支出，只是从1875年的596美元增加到758美元。从这一数据来看，两位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大学扩张不符合成本病理论，因为对每个学生的平均年度支出并没有事实上的增长。
　　同样地，1968年至今大学年度支出的增加亦不能为成本病理论所解释，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的工资并未如预测的那样出现顯著增长。自1990年以来，美国大学教职员的平均工资就没有实质增长，而且从1975年开始，美国大学为了防止拥有终身权的教授的比例增加，开始大规模与学者签订短期合同和兼职合同，他们所能领取的工资远远低于拥有终身权的教授。1975年至2007年，这类不具有终身权的教员的比例从43%增至69%。事实上，用非终身的合同来雇佣学者正是源于成本病理论，其预测这一方法可以有效控制教师工资的支出总额，避免大学年支出无休止的增加。事实上，大比例的非终身合同丝毫没有缓解美国大学的成本病。因而两位学者认为，大学教职员的工资支出与大学成本病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主张重新从历史的视角挖掘大学成本病的动因。
　　由是观之，现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能也会日益面临类似的挑战，一方面大学的年度支出快速增加，而且会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大学为了控制成本的增加，开始大量雇佣短期和兼职学者。结果是大学费用居高不下，年轻学者的生存和学术环境日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