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春，一艘从广州开往上海的客轮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途经福州时，因大雾原因，客轮在马尾港停泊了三天。船上一位特殊的客人借机游历了马尾和闽江口的粤山，并到市区南台等地观光。就这样，这位客人第一次在福州留下了足迹。
　　 缘分来时总是驱散不去。十年后的仲春，这位客人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从杭州来到福州，担任省政府参议，后来又兼任福建省政府的公报室主任。
　　 一介客人，何以受此重用?
　　 原来这位客人就是现代文坛上大名鼎鼎的重量级作家——郁达夫(1896—1945)。他原名文，字达夫，生于浙江省富阳城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一生著、译大量的诗文、散记、杂论、小说。影响广泛的有《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他所著、译的作品现收在《郁达夫文集》(12册)中。他曾一度主持创造社出版事务。他主编或编辑过的有重要影响的刊物有《创造月刊》、《奔流月刊》等十几种。1936年前后，福建外务上迫切需要一位外语精通的资深文化名流，因郁达夫精通日语、英语、德语，而被请来在福建任职。
　　 郁达夫来到福州后，深受各方人士兵的欢迎，每天走访者络绎不绝，有时一餐饭约有三四处，使他应接不暇。在福州期间，他不断被邀请到各学校和各团体作有关文艺问题和宣传抗日的演讲，听众常常超过千人，把讲堂挤得水泄不通，足见大家对他的敬佩。他的演讲以简练著称，绝不做无病呻吟状。一次，他应邀作有关中国文学问题的学术性演讲。那天，他一到讲堂，便在黑板上刷刷写了三个大字:“快短命”。听者无不奇怪，不知这位名作家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他用这三字诀解释了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快——就是要痛快，写得快；短——就是要精简扼要；命——指言词达意不离题。说话和作文一样，就是这个原则。”当天演讲前后合计不到五分钟。他说“完了”之后，听众愣了一下，随即明白并报以雷鸣般的持久掌声，正是这最短的讲演，切合他所讲的“快短命”的原则。他未活过天命之年即遭杀害，有人想起这件逸事，觉得这似乎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预言。
　　 郁达夫为福建的文艺和抗战宣传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大好事。1937年10月，他和福州进步文化人士组成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他被推誉为常务理事长。此后，他为协会主编的《文救周刊》和《小民报》副刊《救亡文艺》写了大量抗战政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在百忙中经常为各报刊题诗写稿，大力推荐文艺青年的优秀作品，热情关怀闽剧的改良工作。他称赞福建人民的热情好客，为了纪念自己在福建工作，1936年9月，他的妻子王映霞在杭州“风雨茅庐”生下郁达夫的第四个男孩后，父母便给新生儿取了“建春”这一乳名，另借用战国学者荀子的姓，取名“荀”，寄予下一辈要有所作为的美好祝愿。1937年1月，他打电报给王映霞，要她来闽小住。妻子于1月底携次子赴闽，住在福州南后街光禄坊刘氏旧宅。5月底，妻子因生活不习惯，仍带孩子返回杭州。1938年1月，他得悉老母在日军攻占富阳城时饿死故里，悲恸欲绝，即在光禄坊刘宅景屏轩寓所设灵堂致祭，手书一联“无母可依”，“此仇必报”。1938年12月，因新加坡《星岛日报》社长胡昌耀之邀，他离开福州，携妻子及长子赴南洋宣传抗日。
　　 作为名人的郁达夫在福州的一些轶事也常常被人提起。他在福州的住所里有两种摆设是十分别致的:一是他酷爱烟酒，卧室里竟用四五百个空烟罐，像积木一样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上；二是他酷爱收藏寿山石，案头上摆满了大大小小、五彩缤纷的寿山石。寿山石是福州出产的名贵石品，可用来制图章等。只要有人同他谈起他桌子上所收罗的寿山石，他就会口若悬河地对你谈起印章史及寿山石独特的文化底蕴。他对石头文化颇有研究，把寿山石比作艳装的少妇，他的《寿山石评》一时被坊间传为美谈。
　　 郁达夫从40岁至42岁在祖国的最后三年时间里，他虽因种种原因辗转于各地，但大多数时间以福州为基地，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和文艺事业。他也写了不少反映福州风土人情的文章，如《饮食男女在福州》、《福州的西湖》、《闽游滴沥之一》、《闽游滴沥之六》。他与福州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也深得福建人民的爱戴。临别时，福州文艺界友人纷纷为他举行送别宴会。不幸的是，这一别成了永别。三年后，这位用笔与日本法西斯不懈作战的斗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尼。1951年12月，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责编 东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