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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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皇室和欧洲关系密切,彼得一世发现国家落后,便主动组团去欧洲考察、向欧洲学习,由此开启俄国近代化改革,即从东正教会主导的政教合一之国转型为世俗化国家。这一转型包括译介欧洲流行文学、引进近现代艺术,改造教会斯拉夫语书写的《圣经》故事及传统罗斯文学,期冀培养近代审美意识。然而,由此孕育出的翻译文学和模仿欧洲文学之浪潮,却未替代、取消古罗斯——公国——沙俄——帝俄各时代流传的斯拉夫民间故事体文学,甚至激发了知识界去发掘传统民间文学资源,把欧洲流行文学的叙事技术运用于整理这些民间文学遗产,还启示了一些翻译家或作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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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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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剑桥俄罗斯文学(九卷本)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9)阶段性成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市教委特聘教授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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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皇室和欧洲关系密切,彼得一世发现国家落后,便主动组团去欧洲考察、向欧洲学习,由此开启俄国近代化改革,即从东正教会主导的政教合一之国转型为世俗化国家。这一转型包括译介欧洲流行文学、引进近现代艺术,改造教会斯拉夫语书写的《圣经》故事及传统罗斯文学,期冀培养近代审美意识。然而,由此孕育出的翻译文学和模仿欧洲文学之浪潮,却未替代、取消古罗斯——公国——沙俄——帝俄各时代流传的斯拉夫民间故事体文学,甚至激发了知识界去发掘传统民间文学资源,把欧洲流行文学的叙事技术运用于整理这些民间文学遗产,还启示了一些翻译家或作家撰写新的民间故事题材的文学。这种文学影响巨大,成就了1812年卫国战争之后凸显俄罗斯帝国认同的浪漫主义文学,也为此后俄罗斯文学注入了不同于欧洲文学的美学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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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历史实际来看,少数民族女性诗人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创作群体。清人编选的女性诗歌总集中,黄秩模《国朝闺秀诗柳絮集》规模最大,存录的少数民族女性诗作数量最多。在对少数民族女性诗作的辑选中,黄秩模秉持儒家诗学观念,以“风雅正声”标准来选择和塑造这一群体。《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存录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民族、身份多样,以诗人姓氏依韵编次,各民族融于一体,女性诗人身上的民族、身份和等级界限消弭。清代27位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所作的236首诗歌,表现出相当的典型性,既有对于传统女性文学主题的延续,又具有鲜明的
在布洛陀史诗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壮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布洛陀史诗中有关多民族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及制度交融等的记载都保存了相关信息。这成为壮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历史佐证,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此外,搜集整理“布洛陀史诗”的历程也是对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发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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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文章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放置在范式转换的学术视野中,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史范式转换的关键意义,提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文学史书写亟需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旋律,探索民族文学“入史”的适当路径。
文章通过分析穆儒丐1918—1925年间的作品,展现民初旗人作家穆儒丐作品中守护旗人记忆、言说族群伤痛的遗民心态,思考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新民立场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考察穆儒丐以自身族群经历为视角,反思辛亥革命,为中国摆脱民初军阀混战现状寻找思想资源的复杂情感和心理轨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即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弱势族群关注的作品越来越多,这些作品在对巫术、神话、宗教等的充分展示中表现了对“他者”的关注和认同。更重要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往往运用人类学的思想和手段,从书斋走向田野,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人类学家的角色,而且最终的作品也呈现为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文化文本。目前,批评家将这类作品称作“人类学写作”或“民族志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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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66年间,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新中国民族政策和自上而下的文艺规范引导下,经历个人翻译整理、跨传播符号和传播媒介改编、集体搜集整理、国庆文学献礼等文化事件,实现了从民歌到叙事诗、从搜集整理本到国庆献礼作品的转变。《阿诗玛》的翻译、整理、改编之演替过程,体现了新型国家话语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换,由此《阿诗玛》亦参与了建设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这种形态转变与认同形塑过程,也即其经典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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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说以湘黔桂边区为背景,表现社会转型中乡村秩序的失序和重建,乡村伦理的沉沦和救赎,乡村人性的堕落、挣扎、忏悔、重塑。“救赎”始终是其小说的主题,包括乡村的自我救赎和人生的自我救赎。在他的作品中,边地叙事不单纯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人物命运和作家生命情怀的书写和诠释方式,是观照生活与体验生命的一种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