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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中央文献研究室重新整理的《邓小平文选》第一、第二卷出版发行，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我读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一篇题为《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越往下读，越发感到文章的内容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当我一口气读完此篇文章时，压抑不住内心无比激动的情感，思绪一下飞到了1979年，追忆起我曾参加过的一次重要座谈会时的情景……
那是1979年1月17日上午8点，在胡厥文家中，我接到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当时我担任胡厥文的秘书）：“邓小平同志邀请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开一个座谈会，请胡厥文先生上午9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会议。”放下电话，我把通知内容告诉了胡老，胡老要我请示一下统战部，是否可以带秘书。我知道，由于胡老年事已高，听力衰退，出席各种会议总要让我陪同左右，一方面为他做翻译，将别人的讲话就近重复给他听，一方面做好笔录。我打电话请示统战部后，对方迟迟未回电话。此时，离开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胡老当即决定带我同去，如若进会场时有人盘查再说。
进入开会的福建厅，我发现这次会场布置比较特别。宽敞的大厅中间对头摆着两排大沙发，距离靠得很近，大沙发的后面散放着一些扶手椅。我们入场时，荣毅仁、胡子昂、古耕虞、周叔等民建中央和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已在大沙发上就座，对面坐着乌兰夫、纪登奎、谷牧、陈慕华、王震等领导人，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也在座。我注意到会场上既没有麦克风，也没有录音设备。我感到这个座谈会的安排十分新颖别致。
胡老入会不久，邓小平穿着一套深色中山装，面带笑容，神采奕奕地步入会场。在场的人全都站起身来。邓小平依次与大家握手打招呼，之后在诸位老先生对面中间的大沙发上落座。
会议开始了，邓小平首先说：“诸位老先生都是开国时期的元老，是我们党最真挚的朋友。我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彼此都很了解。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我知道，邓小平的话题是因为前些日子胡老代表工商界的民主人士，给党中央写了一封有关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建议信，信是由我转发的。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会议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左”的错误，及时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正是基于当时的形势，邓小平才及时召开了这个座谈会。
我低头认真地做着记录，并不时抬头看着邓小平，因为他的讲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怕听不清，时刻注意着他的讲话口型，尽量把他的原话记录下来。此时，我还注意到在邓小平讲话过程中，与会领导全都认真地听着，因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邓小平的语音洪亮，一向耳背的胡老竟然没用我这个“翻译”。由于在座的民主人士大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自己动笔记录的几乎没有。
在环顾会场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整个会场上除了偶尔出入的服务员端茶倒水外，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领导和首长，包括邓小平也没带秘书。我为自己出席会议的身份是否合适稍有不安，但随即又被紧张的记录工作打消了。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创意、新举措，使我在边听讲边记录的过程中，深深感到邓小平理论功底的博大精深。
邓小平说：“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吸收外资和科技设备，可以让外国人来这里办工厂，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我们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也可以搞合营。国家计划应调个头，不要再搞‘以钢为纲’，要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如轻工业、手工业等。”他还特别提到开发旅游业，他说：“发展旅游业，能够赚取大量的外汇，解决就业安置问题。我国地方大，名胜古迹多，旅游资源丰富。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旅游公司的经理，有的可以去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
胡老在邓小平的讲话过程中不时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我明白他是提醒我认真记录，不要把邓小平阐述的重要思想遗漏掉。我岂敢怠慢，笔尖如飞地做着记录，连喝口水都顾不上。
这时，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插话说：“本来统战部安排邓小平同志只找荣毅仁先生一人商谈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事，后因收到胡老的信，得知工商界的朋友们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有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就决定请大家一道来开个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邓小平讲话后，恳请大家发表意见。诸位老先生相继讲话，尽述自己的肺腑之言。大家就邓小平提出的引进外资、举荐人才、发展旅游业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邓小平认真倾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地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当他听取胡老和古耕虞就落实民族企业家和工商业者政策提出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时，加重语气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能摘掉？”
大家听了邓小平的讲话，情绪都很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的关怀和信任，决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座谈会开得很成功，会场气氛既和谐融洽，又坦诚真挚，大家像拉家常一样你一言我一句，发言此起彼落，十分活跃。
听着大家的发言，我飞速地记录着，说实话当时要把所有人的发言完整无误地记录下来，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只能是有选择地挑重要的谈话内容记。我虽身为首长秘书，但毕竟没有学过速记，一些速记方法虽然略知一二，但也只是皮毛。在记录中，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也采用一些符号式省略法，有些符号还是当时自己情急之中发明出来的。
座谈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但大家似乎仍觉得意犹未尽。时至中午，邓小平提议暂时休会，与大家一道共进午餐，大家听后都十分高兴。服务员当即在大厅的一角摆放了两张长桌子，继而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铜火锅，原来是吃涮羊肉。邓小平请大家入席，他和胡子昂、古耕虞都是四川人，凑在一起对桌坐着共用一只火锅，当然那只火锅里的辣椒放得最多。他和两位四川老前辈，用四川话相互交谈，偶尔还摆上几段龙门阵。其他同志也是边吃边聊天，有说有笑，气氛轻松、热闹。我作为唯一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邓小平的“火锅宴”，心里自然也十分高兴。午餐持续了一个小时，鉴于诸位老先生已是迟暮之年，精力有限，邓小平宣布座谈会到此结束。他站起身来，与老先生们一一握手告别。
这次与邓小平的会见，胡老深感党和政府的殷切厚望，心情十分舒畅、兴奋。在回家的路上，他指示我尽快将座谈会记录整理成文，准备在工商业联合会的干部会上进行传达。
那天，我连续工作了10来个小时，下班后回到家里继续伏案书写，直至深夜1点多钟，终于将记录稿整理完毕。
现在收录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这篇文章，正是我当时整理的那篇邓小平的谈话记录，虽然文字进行过必要的调整和删改，但基本内容没有改动。读着这篇文章，邓小平当年在座谈会上讲话时的风貌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我浮想联翩，感慨良多。我为自己能够作为那次座谈会上唯一的参会工作人员，并且尽职尽责 、尽心尽力地完成了很有意义的记录、整理任务而感到幸运和欣慰。⊙
那是1979年1月17日上午8点，在胡厥文家中，我接到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当时我担任胡厥文的秘书）：“邓小平同志邀请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开一个座谈会，请胡厥文先生上午9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会议。”放下电话，我把通知内容告诉了胡老，胡老要我请示一下统战部，是否可以带秘书。我知道，由于胡老年事已高，听力衰退，出席各种会议总要让我陪同左右，一方面为他做翻译，将别人的讲话就近重复给他听，一方面做好笔录。我打电话请示统战部后，对方迟迟未回电话。此时，离开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胡老当即决定带我同去，如若进会场时有人盘查再说。
进入开会的福建厅，我发现这次会场布置比较特别。宽敞的大厅中间对头摆着两排大沙发，距离靠得很近，大沙发的后面散放着一些扶手椅。我们入场时，荣毅仁、胡子昂、古耕虞、周叔等民建中央和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已在大沙发上就座，对面坐着乌兰夫、纪登奎、谷牧、陈慕华、王震等领导人，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也在座。我注意到会场上既没有麦克风，也没有录音设备。我感到这个座谈会的安排十分新颖别致。
胡老入会不久，邓小平穿着一套深色中山装，面带笑容，神采奕奕地步入会场。在场的人全都站起身来。邓小平依次与大家握手打招呼，之后在诸位老先生对面中间的大沙发上落座。
会议开始了，邓小平首先说：“诸位老先生都是开国时期的元老，是我们党最真挚的朋友。我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彼此都很了解。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我知道，邓小平的话题是因为前些日子胡老代表工商界的民主人士，给党中央写了一封有关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建议信，信是由我转发的。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会议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左”的错误，及时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正是基于当时的形势，邓小平才及时召开了这个座谈会。
我低头认真地做着记录，并不时抬头看着邓小平，因为他的讲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怕听不清，时刻注意着他的讲话口型，尽量把他的原话记录下来。此时，我还注意到在邓小平讲话过程中，与会领导全都认真地听着，因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邓小平的语音洪亮，一向耳背的胡老竟然没用我这个“翻译”。由于在座的民主人士大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自己动笔记录的几乎没有。
在环顾会场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整个会场上除了偶尔出入的服务员端茶倒水外，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领导和首长，包括邓小平也没带秘书。我为自己出席会议的身份是否合适稍有不安，但随即又被紧张的记录工作打消了。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创意、新举措，使我在边听讲边记录的过程中，深深感到邓小平理论功底的博大精深。
邓小平说：“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吸收外资和科技设备，可以让外国人来这里办工厂，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我们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也可以搞合营。国家计划应调个头，不要再搞‘以钢为纲’，要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如轻工业、手工业等。”他还特别提到开发旅游业，他说：“发展旅游业，能够赚取大量的外汇，解决就业安置问题。我国地方大，名胜古迹多，旅游资源丰富。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旅游公司的经理，有的可以去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
胡老在邓小平的讲话过程中不时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我明白他是提醒我认真记录，不要把邓小平阐述的重要思想遗漏掉。我岂敢怠慢，笔尖如飞地做着记录，连喝口水都顾不上。
这时，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插话说：“本来统战部安排邓小平同志只找荣毅仁先生一人商谈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事，后因收到胡老的信，得知工商界的朋友们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有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就决定请大家一道来开个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邓小平讲话后，恳请大家发表意见。诸位老先生相继讲话，尽述自己的肺腑之言。大家就邓小平提出的引进外资、举荐人才、发展旅游业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邓小平认真倾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地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当他听取胡老和古耕虞就落实民族企业家和工商业者政策提出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时，加重语气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能摘掉？”
大家听了邓小平的讲话，情绪都很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的关怀和信任，决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座谈会开得很成功，会场气氛既和谐融洽，又坦诚真挚，大家像拉家常一样你一言我一句，发言此起彼落，十分活跃。
听着大家的发言，我飞速地记录着，说实话当时要把所有人的发言完整无误地记录下来，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只能是有选择地挑重要的谈话内容记。我虽身为首长秘书，但毕竟没有学过速记，一些速记方法虽然略知一二，但也只是皮毛。在记录中，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也采用一些符号式省略法，有些符号还是当时自己情急之中发明出来的。
座谈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但大家似乎仍觉得意犹未尽。时至中午，邓小平提议暂时休会，与大家一道共进午餐，大家听后都十分高兴。服务员当即在大厅的一角摆放了两张长桌子，继而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铜火锅，原来是吃涮羊肉。邓小平请大家入席，他和胡子昂、古耕虞都是四川人，凑在一起对桌坐着共用一只火锅，当然那只火锅里的辣椒放得最多。他和两位四川老前辈，用四川话相互交谈，偶尔还摆上几段龙门阵。其他同志也是边吃边聊天，有说有笑，气氛轻松、热闹。我作为唯一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邓小平的“火锅宴”，心里自然也十分高兴。午餐持续了一个小时，鉴于诸位老先生已是迟暮之年，精力有限，邓小平宣布座谈会到此结束。他站起身来，与老先生们一一握手告别。
这次与邓小平的会见，胡老深感党和政府的殷切厚望，心情十分舒畅、兴奋。在回家的路上，他指示我尽快将座谈会记录整理成文，准备在工商业联合会的干部会上进行传达。
那天，我连续工作了10来个小时，下班后回到家里继续伏案书写，直至深夜1点多钟，终于将记录稿整理完毕。
现在收录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这篇文章，正是我当时整理的那篇邓小平的谈话记录，虽然文字进行过必要的调整和删改，但基本内容没有改动。读着这篇文章，邓小平当年在座谈会上讲话时的风貌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我浮想联翩，感慨良多。我为自己能够作为那次座谈会上唯一的参会工作人员，并且尽职尽责 、尽心尽力地完成了很有意义的记录、整理任务而感到幸运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