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消费时代，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无疑是，文学究竟是什么?它追问的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文学越来越朝着多样化、娱乐化方向发展，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更对文学的娱乐化发展倾向起着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现象。于是，人们开始视文学为一种生活休闲，甚至要求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得到一种快感。在此种背景下，近年来，不少学者沿用“艺术与游戏”这个旧命题，用“游戏”来定义消费时代的文学，但不具体考量游戏的实质，而简单地将文学与游戏相提并论的做法显然忽视了文学的真本质与真精神。
　　通常认为，“艺术与游戏”命题由康德正式提出，由席勒予以实际落实。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谈到艺术与手艺的区分时说：“我们把前者看作好象它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而后者却是这样，即它能够作为劳动，即一种本身并不快适(很辛苦)而只是通过它的结果(如报酬)吸引人的事情、因而强制性地加之于人。”在这儿，康德明确提出艺术“作为游戏”的观点。席勒则借助“审美游戏”这一核心范畴在《美育书简》中建构了游戏美学大纲，他认为“自然的游戏”是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一种生命现象，而综合了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两大本能的想象力的自由活动，则以“审美游戏”的生成体现了人类的优越性。自此以后，艺术与游戏的关系成为理论家们的关注焦点，朗格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说：“艺术是一种适合成年人需要的提高的和美化的幻觉游戏”，荷兰人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断言说：“所有的诗都产生于游戏”，将艺术视为一种营造精神世界的“审美游戏”的观点已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诗学思潮。面对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到来，面对国内市场经济条件下愈演愈烈的艺术娱乐化发展趋势，艺术与游戏的关系在国内亦备受瞩目，不少人将康德的观点直接推衍为“艺术等于游戏”，并借此为消费时代的文学辩护。
　　康德认为可将艺术视为游戏，在何种意义上艺术可视为游戏?要理解这一命题，首先要正确理解康德意义上的“游戏”，“游戏”指通常意义上的游戏活动还是男有所指?康德说得很清楚：“我们把前者(即艺术，笔者注)看作好象它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他明确指出艺术与游戏一样，是“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台乎目的的结果”，这一看法与他的审美无功利说相呼应。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说强调，只有当人自觉到能以一种无功利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对象时，他所得的愉快才是审美的愉快，当主体感到审美愉快时，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由此可推知，康德所谓的“游戏”，强调的是游戏的自由本质；他所谓的艺术可视为游戏，强调的是在自由这一维度上，二者的精神内涵可相通。实际上，康德所说的“游戏”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游戏活动，而是特指各种认识能力的内在自由活动。席勒进一步强化了游戏的此一涵义，并在此种内涵基础上提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他明确表示要“把美限制在一种单纯的游戏”中，并解释他提出的“人对美则采取游戏态度”说：“当然，我们在这方面不应该想到在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游戏”。康德和席勒的论述典型地表现了古典美学家通行的以抽象论述取代具体把握的形而上学毛病，从而为后人理解游戏与艺术的关系时的概念混乱留下了隐患。英国表现论美学家科林伍德曾告诫说：“人们常常把艺术和游戏加以比较，有时甚至把它们混淆起来了。他们从未对艺术的性质多加阐明，因为这些作比较的人们不肯费力想一想，他们所说的游戏意指什么。”“即使真正的艺术和儿童的游戏是一回事，我们大部分人也没有就此对真正的艺术加以阐明”。这些告诫现在看来还是颇具启发性的，科林伍德的话充分暗示了“游戏”、“艺术”实质及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正确把握这段话中提出的“他们所说的游戏”、“儿童的游戏”及“真正的艺术”，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尤为关键。
　　因此，理清了康德与席勒游戏美学中的“游戏”概念的实质，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事实是，情况也许更复杂，因为“自由”一词并不能一网打尽艺术和游戏的实质，消费时代更加剧了艺术和游戏的错综复杂纠结。与席勒重视游戏对人的意义不同，阿恩海姆坚持认为，“游戏”一词只不过是对一种生活情景中那些愉快的方面的借用，充其量表达了一种否定性的评价。阿恩海姆这一看法是耐人寻味的。阿恩海姆并非故弄玄虚，他的看法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伽达默尔认为：“自我表现是游戏的真正本质。”伽达默尔此言精辟地指出了游戏作为一种自主活动的自由实质，可视为科林伍德所谓“儿童的游戏”的注解。这种自发的游戏并非没有目的，而是以自娱性这一内在于游戏活动自身的目的，取代了仅仅将某项活动作为工具和手段去获得外在报酬的直接功利目的。也就是说，游戏的目的是为了很好地完成游戏，恰如朗格所言：不是游戏为了目的，而是目的为了游戏，故朗格将游戏的实质概括为“无目的之娱乐性，可谓的论。弗洛伊德曾指出：“游戏的对立面不是工作，而是现实”，正是在对实际的日常生活的一种“暂停”中，游戏充分体现了其自由本质。上述理论家所持“游戏”观与康德所论甚为契合。更重要的是，恰如席勒所言，审美想象力本身即是生命意识的自由游戏，在此艺术与游戏找到了相通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另一面，被理论家标榜为自由活动的游戏中，实际上总存在着一种反游戏的悖论。由于游戏中的反游戏悖论，以自发性启动的游戏虽说表现出一种自由活动的特点，一旦全面展开后却显示出其内在的反自由实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结果是对游戏初衷的一种颠覆，这也是不少批评家对游戏的非功利性持怀疑态度的根本原因。在此意义上，游戏与工作已无实质性差异，现实的功利性存在是彼此的共同根源。消费时代的游戏更因其显著的外在功利性，而丧失了其自由本质，所以将艺术简单等同于游戏更是偏离了康德游戏美学的初衷，也阉割了艺术的精神，这大概就是阿恩海姆认为用游戏喻指艺术意味着否定性评价的根本原因所在。
　　仔细揣摩阿恩海姆的话，其中似乎包含有艺术中存有不同于游戏之精神内涵的意味。事实也许正是如此。美国当代诗人吉伯特明确提出：“无可否认，一首诗能够成为不假外求的存在。但是对我而言，假如诗只是那么一回事，那是不值得把生命投进去的。假如诗只是一种游戏的满足，我会拿它作象棋或食物般去欣赏，但我决不会为了它而拼掉我任何部分的生命。”吉伯特断然否定“诗只是一种游戏的满足”，看来文学的游戏本质这一观点并不具备自明性，我们必须重视科林伍德的告诫，认真思考“真正的艺术”究竟是什么。
　　我们必须看到，康德在论述艺术与游戏的关系时，并非将二者简单等同，而是有所限定的，他特别强调说：“在一切自由的艺术中却都要求有某种强制性的东西”，明确反对由“某种新派教育家”所一味推扬的“让艺术摆脱它的一切强制而从劳动转化为单纯的游戏”的观点， 可见，康德将艺术与游戏相提并论仅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意在借此强调艺术的自由本质。而现在将艺术等同于游戏的观点，往往没有深入辨析康德此论的真正意图，不免断章取义，片面强调艺术的娱乐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艺术的精神内涵，表现出很强的主观随意性。其实，康德提出审美无功利说，艺术可视为游戏论，他强调的是审美的心理过程是非关功利的，而不是指审美活动的效果是非关功利的。根据康德的观点，当人以一种无功利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对象时，他所得的愉快才是审美的愉快。显然，愉快的体验对人是有好处的，好处即利益。所以，审美活动的效果是功利的，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与审美无功利说相冲突，因为二者所涉及的范围是不同的。
　　艺术并非一种随心所欲，自娱自乐的自主性活动。康德的艺术“作为游戏”说和他的审美无功利说，尽管没有否定艺术活动的功利性效果，但他偏重于从审美主体出发强调艺术的自由本质，忽视艺术从根本上而言具有一种受众性的特点，从而表现出离开社会需要把握艺术实质的弊端。如果从接受之维来思考艺术或文学的本质，其不同于游戏自我表现的自娱性实质的内在精神更为凸显。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考德威尔指出：认为艺术能够纯粹自娱的观点其实显示了一个“艺术的悖论：人脱离他的同伴遁迹艺术世界，只是为了更紧密地与人类交流”。艺术本质上具有一种面向受众的“他性”，泰戈尔说：“纯粹为自己写的作品不能被称作为文学。创作不是为创作者自己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此，视艺术为游戏，将它理解为一种以审美方式实现的自我表现，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经典看法，但并未揭橥出艺术的真正精神。与此相反，接受美学则夸大了接受之维的地位，表现出矫枉过正的弊端，在市场经济与消费时代下，对受众重要性的强调更是走向了突出一点不及其余的极端，这同样妨碍了人们正确把握“真正的艺术”的本质。
　　在当下消费时代，艺术成为商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受众，所以艺术创造必须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期待。但在一个群众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普遍不理想的社会里，市场的要求往往失之于鄙俗，重乐轻教，而大多数情况下，在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不可调和的状况下，审美价值往往让位于经济效益。这在文学界表现尤为突出，一些理论家和批评家提出，当前的文学创作存在着片面追求娱乐化，意义趋于贫困化、平面化、低俗化的趋势，甚至断言当前文学已完全丧失了批判性，沦为了金钱与肉欲的奴隶，因而对文学存在的价值、文学的意义和发展路向持悲观态度，近年来被热烈讨论的文学终结论可视为此种观点的极端表达。这些看法不无道理。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娱乐消费的写作作为文学的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看到了消费时代的种种文学奇观：文学的泛暴力化、准色情化、唯隐私化，虚构文学的渐次退场，私人生活写真的热卖，感官享乐主义的公开炫耀与兜售，再之后便是更加缺乏节制和限度的类似绝对隐私的自我裸露，即便是某些具有严肃性和人文性的写作，也被反复贴上商业标签，变成为市场份额的一种。这表明，文学在市场化过程中，为迎合受众，确实产生出了许多形式上虽仍具备文学的表征，但在实质上却已是大众娱乐的载体的“边缘化产品”。根据阿恩海姆的观点，这些徒有文学之名而不具文学之实的文学可称为游戏，它们已经丧失了文学的精神实质。
　　因为真正的文学决不等同于游戏，在人类生活中，它是如此的重要。伽达默尔说：“我们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所真正体验到和所指望得到的，其实是我们如何在其中更好地认识和再认识事物和我们自己本身。”可见，艺术能给予生活一种“形式和意义”，这显然早已超出游戏的范围。文学是人学，充满其间的是深切的人文关怀。在不同的时代，人文关怀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渗透着批判精神，充满着对人类社会的拯救关怀。人们一般认为，自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以来，文学似乎表现出对人类、对社会的极度绝望，但正如阿多诺所言，人们正是从卡夫卡式的绝望之中看到希望，得到拯救。所以，文学的本质不是游戏，游戏和娱乐永远无法遮掩文学的光辉，因为关键不在于文学中娱乐或游戏成分的多少，而在于人们借助于文学途径所要求的，是一种与通常所说的那种娱乐和游戏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早就说过：对于艺术欣赏而言，重要的并非享受得更多，而是如何得到不同的享受。在文学与资本逐渐合流，人文性文学空前边缘化并逐渐萎缩的消费时代，我们重温席勒此言，当有更深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