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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定历史区分。对日本来说，2011年3·11巨震，日本史翻开新的一页。有学者断言，日本史从此可分为“3·11前”和“3·11后”。我们这一代人，因身处这一时代，也许无法宏观叙述整个历史变迁，但许多细微的现象，让我们渐渐感到，日本社会逐渐向保守化发展。这种改变的未来方向，也许我们无法预知。
震后日本
惊天巨震、海啸与令人莫名恐惧的核泄，深刻影响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近两年来，经济萧条、外交困局、政治混乱交织，造成民众政治信任度降低。当然，这种现象不是始于今日。2008年2月21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以japan（日本）与pain（痛）两词组成japain一词。今天的日本，其社会面临怎样的问题？高龄少子化、巨额国债困扰着这个国家，这种问题与时俱进。日本的未来究竟如何？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憙家认为，“尽管日本社会存在深刻的问题，但是，它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政治危机，而非国家体制危机。”
依田憙家是日本著名的史学家。他是中日学术交流先驱，拥有众多来自中国的门下，他有5部著作被译成中文。他近日在接受笔者访问时，首先评价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中国访问。他认为，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访华，是在鸠山访华之后。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可以说鸠山做了先驱。山口访华，是在这个延长线的一个事例。因此，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尽管如此，依田先生说，“从修补中日两国关系角度看，山口访华仍值得欢迎”。
那么，在中日关系方面，依田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都认为，双边关系都是重要的关系。尽管在领土问题上，两国都擁有各自主张。这种主张不会改变，但对两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这种主张波及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他说，“日中双方，都难以改变各自的主张，但重要的是要维持和平发展。”
依田先生说，现代国家几乎都存在边境争议，例如美国与加拿大存在领土纠纷，但是这种边境争端没有影响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他强调说，“问题的关键，是不要让这种主张扩大、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关系”。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尽管两国在内部存在各种主张，双方都没办法撤回主张，但要努力不让这种争论影响到其他领域。
关于如何保持中日双边关系稳定的问题，依田先生说，“两国都存在各自的问题，从外部环境看，国际上也存在不同的背景，但两国应该引导双方关系向和平方向发展。两国国际关系不应受到国内或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将来，两国内部情况或外部条件还可能发生各种变化，不要让这种变化影响到两国关系。要友好。”
有媒体认为，中日关系已退回到40年前。媒体不敢讲真话。政治家也不敢讲真话。媒体喜欢讲硬话、狠话、大话。到处听到的都是套话。依田憙家先生说：“我的专业是历史学，历史学研究者根据实际资料进行客观研究，提出客观意见。关于侵略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史学家已通过客观研究确认了这些事实。日本历史学者根据实际资料、教科书，把侵略中国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写入教科书，同时，两国研究之间，也交换意见，友好交流。”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伊藤忠商事董事石田护。他是国际经济评论家，如今每年要多次前往中国，在吉林大学、北京城市大学讲授国际金融学。1月28日，笔者在明治大学见到他时，他直言对山口访华之行表示欣慰。他说，日本国民支持安倍，但并非支持他的对外政策，因为对外政策从未成为日本选举的争论焦点。自民党只所以上台实在是因为民主党做得太差。
以前，石田先生曾深入研究欧盟问题，他认为，通过建筑设盟大厦，欧洲实现了和平，但对亚洲来说，只能走自己的路。这是因为，亚洲国家普遍存在互不信任。作为金融学家，他认为亚洲可以通过金融合作的方法，建设东亚共同体。在他看来，日中之间，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日中货币互换就是其中一项，他认为这种实务性合作意义很大。
对于安倍已经出台的经济政策，石田先生并不看好。他认为，在景气下降时，发达国家均以宽松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对应内需不足以及出口竞争力下降，但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奏效。他对于目前安倍的经济景气对策表示担忧，因为这样可能导致日本国债信用评价下降。
战争将至？
去年岁末，笔者偶遇日本政府官厅人员，他们说，日本学生访问官厅，问的一个问题让他吃惊：中国是否将会攻打九州。今年新年伊始，笔者在一中国留学生聚会上，也碰到类似问题。那些中国学生忧心忡忡地问他，“中日是否会开战”。这说明，中日关系紧张，已波及到两国学生的日常思考。据去年9月的一个调查，50%的中国人和30%的日本人相信，中日东海军事冲突将可能爆发。
看来，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影响不可小觑。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崛起必然发生冲突。这是何种逻辑？霸权者担心霸权被剥夺？那么“中国崛起”如何破除这种悲观的理论？如何向人们解释今天这个时代？
首先，战后日本高速增长及今日的和平生活，来自和平环境、和平宪法。和平发展是中国最大的利益，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成功源自和平发展，今后中国梦的实现，也必然依靠和平。十八大报告中就提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国策。不过，中国的这一和平声音似乎没有传到日本。
这段时间，对很多在日华人来说，最大的感受是日本社会气氛压抑。而对于在中国的日本人而言，他们的感觉也好不了多少。那么如何改善两国关系？日本媒体在寻找蛛丝马迹，想找到两国关系改善的迹象。日前中国的《经济日报》颁发了一个经济类奖，其中有日本人名列其中。对此，有日本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对日态度缓和的迹象。去年年底，早稻田大学的中日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研究中日两国关系现状及问题。在东京都多摩地区，某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举办了面向日本市民的义塾，教授中文。学员中有高中生、公司职员、退休老人等等。他们的感觉是，这些中国学生很亲切。
这些天，笔者以民族主义的话题在中日学者中间做了个小型调研。中国学者认为，这20年来，日本GDP未增长，民众不满增加，日本媒体制造出日本国、日本人被侮辱的气氛。日本保守政治家则依靠煽动民族主义维持政权。另一方，日本学者则认为，目前中国民族主义异常高涨，需要抑制。有人把中日对立及恶化原因归为媒体、政府的自我中心。媒体依靠渲染危机、制造敌人才能销售，政府也才能维持政权的凝聚力。 日前，在日本的一个研讨会上，遇到一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对我叹息道，中日关系的恢复可能要用10年。他的理由很简单，中日关系正在遇到结构性不适应。这就是中国GDP刚刚超过日本，引发近代以来东亚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对此无法适应。今后，中国继续发展，到2020年GDP实现倍增，而发展瓶颈也随之克服，社会发展进入平稳时期。同时，日本也需一个较长的自我调整时间。
低调的研究所
2013年1月28日14时，东京都神保町某建筑物四层，“中日关系研究会”开会。这是“日本研究所”主办的会议，每月一次。该所采用会员制，成员多为教授、前驻外大使、媒体人、国会议员及跨国公司骨干。该所创立于10年前，名为“日本研究所”，其实主要讨论中日关系问题。参加者90%以上是日本人，也有若干中国人。这天参加者20多人，会议室狭仄，已显拥挤。
所长是中国人，日本出生，曾回国长期学习、工作。他准备了4页A4提纲，主要介绍去年12月以来中国政治、外交动向及各媒体刊载的中国国际战略、中日关系论文提要。报告分“对日关系论点”和“对美关系论点”两部分，前一题目有分“山口委员长访华以前论点”、“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山口”。后一题目分“中国对美国的严厉批评”、“美国对华双重态度及政策”、“今后美中关系展望”。所长的报告持续了一小时，接下来便是成员提问。
这天，议论热点是公明党首山口那津男携安倍亲笔信访华，并得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接见。台下提问踊跃，不少人并不是问问题，而是发表自己的评论。与前几次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的气氛缓和，也许因为大家看到了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丝光明。一些成员对报告提及的某中国专家提倡“中国模式”的论文并不赞成。此外，也有成员对报告所涉习近平反腐“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的主张，大家也很感兴趣。
第二位报告人也准备了3页A4提纲，另附一页图表。此外他还提供了三篇有關中国军事问题的报刊论文复印。他的报告题目是“日中军事关系的紧张及其走向——不惑的迷走”。“迷走”在日文中意为“因失控而横冲直撞”。
报告人是日本屈指可数的中国军事研究家。他说，受所长委托时，他感到很沉重，但山口委员长访华，这让形势开始向改善的方向转移。他的报告分5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他提出是中国破坏了“搁置论”，证据之一是1992年中国领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在这部分，他分析中国采取强硬姿态的目的有三种可能。一是名副其实划归中国领土，再是获得名义上领有权，但不实效控制，三是在搁置争议框架下确保中方优势地位。这个专家认为，第三种可能较大。
第二部分题目为“作为背景的日本存在的中国威胁认识与疑虑”。报告人指出，在日方看，中国威胁要素包括核导强化、反舰弹道导弹开发、攻击型航母建设、第五代战机研制、网络攻击能力开发、“三战（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实施等。在第四部分，报告人指出，中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虽然较低，但却不排除第一线人员自控能力较差时出现擦枪走火。他说，中日海监船距离小于50米，很容易出现冲撞。
在美国压力下
2012年，中日贸易额下降3.9%。其中，我国对日本出口仅增长了2.3%，自日本的进口下降了8.6%。日本降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低于东南亚。
1月28日，在日本研究所会议上，有一会员说，安倍外交开局就很失败，先是要去美国，美国人说没空，又去了东南亚三国。没有去中国，失去了缓和日中关系的良机。他说，“明眼人都知道，奥巴马再忙，安排一两个小时的会见总是有时间的。奥巴马不见，就是对安倍的政治倾向不满、担心。”
安倍政权提倡的“普遍价值”外交开局不利，原因乃其政治方针内部存在矛盾。他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时即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但正是这个“战后体制”消除了军国主义体制，塑造了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基础。如果安倍政权在国内去除战后民主政治的基础，但却声称在国际上推行包括自由、民主、基本人权与法治的价值观外交，这种态度的诚实性令人怀疑。从军慰安妇问题，在美国以及其他盟国看来，是一个践踏基本人权的问题，如果安倍踏破这条底线，日美就不能存在同盟的基础。
1月28日，某日中友好7团体负责人告诉笔者，1月26日《华盛顿邮报》社论建议日本承认搁置论，这是对安倍政权的重大打击。他说，虽然目前对日中关系还不能乐观，但不久之后，安倍可能将再次踏上“破冰之旅”，但是，这次与上次一样，不是他自己想去，而是在中美合作格局下，应美国要求而去。
震后日本
惊天巨震、海啸与令人莫名恐惧的核泄，深刻影响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近两年来，经济萧条、外交困局、政治混乱交织，造成民众政治信任度降低。当然，这种现象不是始于今日。2008年2月21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以japan（日本）与pain（痛）两词组成japain一词。今天的日本，其社会面临怎样的问题？高龄少子化、巨额国债困扰着这个国家，这种问题与时俱进。日本的未来究竟如何？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憙家认为，“尽管日本社会存在深刻的问题，但是，它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政治危机，而非国家体制危机。”
依田憙家是日本著名的史学家。他是中日学术交流先驱，拥有众多来自中国的门下，他有5部著作被译成中文。他近日在接受笔者访问时，首先评价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中国访问。他认为，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访华，是在鸠山访华之后。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可以说鸠山做了先驱。山口访华，是在这个延长线的一个事例。因此，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尽管如此，依田先生说，“从修补中日两国关系角度看，山口访华仍值得欢迎”。
那么，在中日关系方面，依田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都认为，双边关系都是重要的关系。尽管在领土问题上，两国都擁有各自主张。这种主张不会改变，但对两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这种主张波及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他说，“日中双方，都难以改变各自的主张，但重要的是要维持和平发展。”
依田先生说，现代国家几乎都存在边境争议，例如美国与加拿大存在领土纠纷，但是这种边境争端没有影响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他强调说，“问题的关键，是不要让这种主张扩大、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关系”。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尽管两国在内部存在各种主张，双方都没办法撤回主张，但要努力不让这种争论影响到其他领域。
关于如何保持中日双边关系稳定的问题，依田先生说，“两国都存在各自的问题，从外部环境看，国际上也存在不同的背景，但两国应该引导双方关系向和平方向发展。两国国际关系不应受到国内或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将来，两国内部情况或外部条件还可能发生各种变化，不要让这种变化影响到两国关系。要友好。”
有媒体认为，中日关系已退回到40年前。媒体不敢讲真话。政治家也不敢讲真话。媒体喜欢讲硬话、狠话、大话。到处听到的都是套话。依田憙家先生说：“我的专业是历史学，历史学研究者根据实际资料进行客观研究，提出客观意见。关于侵略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史学家已通过客观研究确认了这些事实。日本历史学者根据实际资料、教科书，把侵略中国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写入教科书，同时，两国研究之间，也交换意见，友好交流。”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伊藤忠商事董事石田护。他是国际经济评论家，如今每年要多次前往中国，在吉林大学、北京城市大学讲授国际金融学。1月28日，笔者在明治大学见到他时，他直言对山口访华之行表示欣慰。他说，日本国民支持安倍，但并非支持他的对外政策，因为对外政策从未成为日本选举的争论焦点。自民党只所以上台实在是因为民主党做得太差。
以前，石田先生曾深入研究欧盟问题，他认为，通过建筑设盟大厦，欧洲实现了和平，但对亚洲来说，只能走自己的路。这是因为，亚洲国家普遍存在互不信任。作为金融学家，他认为亚洲可以通过金融合作的方法，建设东亚共同体。在他看来，日中之间，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日中货币互换就是其中一项，他认为这种实务性合作意义很大。
对于安倍已经出台的经济政策，石田先生并不看好。他认为，在景气下降时，发达国家均以宽松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对应内需不足以及出口竞争力下降，但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奏效。他对于目前安倍的经济景气对策表示担忧，因为这样可能导致日本国债信用评价下降。
战争将至？
去年岁末，笔者偶遇日本政府官厅人员，他们说，日本学生访问官厅，问的一个问题让他吃惊：中国是否将会攻打九州。今年新年伊始，笔者在一中国留学生聚会上，也碰到类似问题。那些中国学生忧心忡忡地问他，“中日是否会开战”。这说明，中日关系紧张，已波及到两国学生的日常思考。据去年9月的一个调查，50%的中国人和30%的日本人相信，中日东海军事冲突将可能爆发。
看来，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影响不可小觑。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崛起必然发生冲突。这是何种逻辑？霸权者担心霸权被剥夺？那么“中国崛起”如何破除这种悲观的理论？如何向人们解释今天这个时代？
首先，战后日本高速增长及今日的和平生活，来自和平环境、和平宪法。和平发展是中国最大的利益，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成功源自和平发展，今后中国梦的实现，也必然依靠和平。十八大报告中就提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国策。不过，中国的这一和平声音似乎没有传到日本。
这段时间，对很多在日华人来说，最大的感受是日本社会气氛压抑。而对于在中国的日本人而言，他们的感觉也好不了多少。那么如何改善两国关系？日本媒体在寻找蛛丝马迹，想找到两国关系改善的迹象。日前中国的《经济日报》颁发了一个经济类奖，其中有日本人名列其中。对此，有日本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对日态度缓和的迹象。去年年底，早稻田大学的中日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研究中日两国关系现状及问题。在东京都多摩地区，某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举办了面向日本市民的义塾，教授中文。学员中有高中生、公司职员、退休老人等等。他们的感觉是，这些中国学生很亲切。
这些天，笔者以民族主义的话题在中日学者中间做了个小型调研。中国学者认为，这20年来，日本GDP未增长，民众不满增加，日本媒体制造出日本国、日本人被侮辱的气氛。日本保守政治家则依靠煽动民族主义维持政权。另一方，日本学者则认为，目前中国民族主义异常高涨，需要抑制。有人把中日对立及恶化原因归为媒体、政府的自我中心。媒体依靠渲染危机、制造敌人才能销售，政府也才能维持政权的凝聚力。 日前，在日本的一个研讨会上，遇到一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对我叹息道，中日关系的恢复可能要用10年。他的理由很简单，中日关系正在遇到结构性不适应。这就是中国GDP刚刚超过日本，引发近代以来东亚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对此无法适应。今后，中国继续发展，到2020年GDP实现倍增，而发展瓶颈也随之克服，社会发展进入平稳时期。同时，日本也需一个较长的自我调整时间。
低调的研究所
2013年1月28日14时，东京都神保町某建筑物四层，“中日关系研究会”开会。这是“日本研究所”主办的会议，每月一次。该所采用会员制，成员多为教授、前驻外大使、媒体人、国会议员及跨国公司骨干。该所创立于10年前，名为“日本研究所”，其实主要讨论中日关系问题。参加者90%以上是日本人，也有若干中国人。这天参加者20多人，会议室狭仄，已显拥挤。
所长是中国人，日本出生，曾回国长期学习、工作。他准备了4页A4提纲，主要介绍去年12月以来中国政治、外交动向及各媒体刊载的中国国际战略、中日关系论文提要。报告分“对日关系论点”和“对美关系论点”两部分，前一题目有分“山口委员长访华以前论点”、“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山口”。后一题目分“中国对美国的严厉批评”、“美国对华双重态度及政策”、“今后美中关系展望”。所长的报告持续了一小时，接下来便是成员提问。
这天，议论热点是公明党首山口那津男携安倍亲笔信访华，并得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接见。台下提问踊跃，不少人并不是问问题，而是发表自己的评论。与前几次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的气氛缓和，也许因为大家看到了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丝光明。一些成员对报告提及的某中国专家提倡“中国模式”的论文并不赞成。此外，也有成员对报告所涉习近平反腐“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的主张，大家也很感兴趣。
第二位报告人也准备了3页A4提纲，另附一页图表。此外他还提供了三篇有關中国军事问题的报刊论文复印。他的报告题目是“日中军事关系的紧张及其走向——不惑的迷走”。“迷走”在日文中意为“因失控而横冲直撞”。
报告人是日本屈指可数的中国军事研究家。他说，受所长委托时，他感到很沉重，但山口委员长访华，这让形势开始向改善的方向转移。他的报告分5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他提出是中国破坏了“搁置论”，证据之一是1992年中国领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在这部分，他分析中国采取强硬姿态的目的有三种可能。一是名副其实划归中国领土，再是获得名义上领有权，但不实效控制，三是在搁置争议框架下确保中方优势地位。这个专家认为，第三种可能较大。
第二部分题目为“作为背景的日本存在的中国威胁认识与疑虑”。报告人指出，在日方看，中国威胁要素包括核导强化、反舰弹道导弹开发、攻击型航母建设、第五代战机研制、网络攻击能力开发、“三战（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实施等。在第四部分，报告人指出，中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虽然较低，但却不排除第一线人员自控能力较差时出现擦枪走火。他说，中日海监船距离小于50米，很容易出现冲撞。
在美国压力下
2012年，中日贸易额下降3.9%。其中，我国对日本出口仅增长了2.3%，自日本的进口下降了8.6%。日本降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低于东南亚。
1月28日，在日本研究所会议上，有一会员说，安倍外交开局就很失败，先是要去美国，美国人说没空，又去了东南亚三国。没有去中国，失去了缓和日中关系的良机。他说，“明眼人都知道，奥巴马再忙，安排一两个小时的会见总是有时间的。奥巴马不见，就是对安倍的政治倾向不满、担心。”
安倍政权提倡的“普遍价值”外交开局不利，原因乃其政治方针内部存在矛盾。他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时即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但正是这个“战后体制”消除了军国主义体制，塑造了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基础。如果安倍政权在国内去除战后民主政治的基础，但却声称在国际上推行包括自由、民主、基本人权与法治的价值观外交，这种态度的诚实性令人怀疑。从军慰安妇问题，在美国以及其他盟国看来，是一个践踏基本人权的问题，如果安倍踏破这条底线，日美就不能存在同盟的基础。
1月28日，某日中友好7团体负责人告诉笔者，1月26日《华盛顿邮报》社论建议日本承认搁置论，这是对安倍政权的重大打击。他说，虽然目前对日中关系还不能乐观，但不久之后，安倍可能将再次踏上“破冰之旅”，但是，这次与上次一样，不是他自己想去，而是在中美合作格局下，应美国要求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