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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他要走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因为工作原因，使我十分荣幸地与这件事情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最后三天，我见证了先生的痛苦；见证了先生的从容；见证了先生的安详；也见证了先生的顽强，不，可以说是钢铁一般的意志；更见证了先生对美好生命的留恋。
先生是去年这个时候查出舌癌的，整整一年时间，开始先生有些大意，一直当是口腔溃疡，只吃些维生素、或消炎片之类的东西，家里人看没效果，才催着他去检查的。没想到，一查出来，就是这样的结果，并且已到晚期。但先生始终很淡定，也很配合医生的治疗。什么手段都用了，从我接触西京医院的医护人员看，他们对先生也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的。成立医疗小组，想着法子治，中途也有转机，但后来，还是出现扩散，甚至肺部都有转移，一步步，就把一个善良老人逼向了绝境。春节时，我还陪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梁桂同志去看望他，虽然脸部下方有些浮肿，头发也基本全白，但整个精神还算硬朗，说话多有不清晰的字句，可内容表述依然完整坚定。甚至比我前几次去医院探望，更显出一种挺过来的生命晴朗。谁知几个月后的今天，他到底还是走了，竟然走得那样匆忙。
4月27日，我听说先生昨晚突然吐血，病情出现危机，我和省作协书记黄道峻同志早上就去看望，得知当天早晨又吐了一次血，并且量很大。我们见先生时，已经暂时平稳下来，我坐在床边，拉着先生的手，虽然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但还依然有些力量，我拉着他，他也拉着我，还说了一会儿话，他只用表情回答着一切，有几次似乎想说，但一提气，发现发不出声，就那样慈祥地看着我。那里边有一种生命的淡定，但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无奈。死神已紧紧攫住了他的咽喉，我吻了吻他的手背，害怕眼泪掉下来，就低着头离开了。我们到医务室，开了个简短的会议，主治医生宁晓瑄介绍了病情，她一再讲，先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吐血是因为扩散的癌细胞破裂造成的，先生的左肺已停止工作，剩下半边肺叶，随时都有被血淹呛窒息的可能。我一再问生命可能的限期，宁大夫也一再肯定地说：随时。
我立即就向梁桂同志打了电话，报告了先生病情恶化的情况，道峻也立即向中国作协做了汇报。下午五点多，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胡和平在省委常委刘小燕、梁桂的陪同下，从省人代会现场直接趕到医院，看望了先生，听取了医疗小组的汇报，并作出具体安排要求。此前，他们都为先生的治疗，多次作过指示，并解决了具体问题。这天晚上，医院再次为先生做了气管切开术。我跟道峻离开时给家属交待说，一旦有紧急情况，立即给我们打电话，不管什么时候。凌晨3点45分，手机突然响了，我浑身一怔，立即抓过来一看，是先生的二女儿陈勉力打来的，说先生又吐血，正在抢救。我立即爬起来赶到医院，道峻也到了，这时先生已暂时平稳下来，不停地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后来我拿着一看，许多句子和字迹都不太清晰，有的句子压着句子，字压着字，能看清的，大意是对家里人的一种交待，还有几个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生命活跃期（前边的实在辨认不清）。”先生此时在思考什么呢？“生命”，“活跃期”，这个“活跃期”是什么意思呢？他心底到底“活跃”着一种什么意识与思维呢？我感觉他既是糊涂的，也是清醒的，大脑深处，甚至有一种特别的清醒，只可惜已经表达不出来了，瘦弱的双手，勉强在家人的帮助下，不停地写着，写着……这个动作，这种状态甚至持续了很久。后来，是在先生夫人和儿女的一再劝告下，才把写作停止下来，有一阵，甚至还暂时进入了休眠状态。
28日中午11点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也专程从北京赶来看望先生，先生大脑神智依然清醒，钱小芊书记与他交流时，他不断用可能表达出来的手势、表情，表示着感谢的意思。贾平凹悄声跟我说：“看见老陈这个样子，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锥痛，瘦干了！”这天下午，医疗小组做了最后的努力，进行了支气管动脉栓塞手术，西京医院院长熊利泽给钱小芊、梁桂同志介绍说，如果能够把破裂的血管栓塞住，陈忠实先生的生命还有可能存活一段时间。省保健局的领导、以及四医大校长、政委、西京医院院长、政委都参与了陈忠实同志的抢救工作。
实在不幸的是，4月29日早晨7点45分，先生还是在再一次癌细胞破裂后，痛苦地离开了人世。我跟道峻8点零几分赶到医院，抢救已经结束。听医生说：很快，几乎没有多少预兆，突然一咯血，造成逆血，人就走了。昨晚十点钟，我还给家属打了电话，家属说，手术后还算平稳，因为手术是微创，病人几乎没有多少痛苦。我们想着先生是应该有个生命的缓冲期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简直快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先生病重期间，陕西、以及北京的很多宣传、文艺界领导、作家、评论家、艺术家，都多次过问先生的病情，先生始终不让探视，充分显示了先生素来低调、质朴、平和的做人风格，他永远都是只愿帮助别人，而不愿麻烦别人。他的这种作风也影响了家人。在他患病的这一年时间里，无论我们问有什么困难，更多领导问有什么要求，家人的回答永远都只是两个字：没有。我要求他们随时把先生的病情告诉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从来不会打电话。他们的眼神，他们一切的一切，都只集中在亲人病痛的痊愈上。连医生护士都说，陈老师非常好，普通得就跟任何一个普通病人一样，非常配合我们，也非常顽强。
多少人想看望病中的先生，一来先生不愿麻烦别人，二来身体也的确撑持不住。如果让探视，那就一定是车水马龙的场面，医院医疗秩序会打破，病人也受不了，因此，很多人就只能深深遗憾着，无缘见先生最后一面。
因为工作关系，受梁桂同志委托，我们非常荣幸地伴随先生度过了最后三天，我跟道峻陪着家属，从病房给先生穿衣服，到最后扶灵送上殡仪车，手脚不住地颤抖，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悲怆。但我觉得自己是有幸的，有幸伴随一颗伟大的灵魂走完生命的最后几步，这是我一生从公、从事文学艺术事业中，最荣光的一件事。
一个民族最伟大的书记员走了，我突然感到一种大地的空寂，尽管西京医院人山人海，甚至半夜三点多，排队挂号的人流还络绎不绝。在先生推车通过的电梯、路道、厅堂，我们行走甚至要贴身收复，但还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空旷与寂寥。
在等待殡仪车的那一个小时里，我始终在回想与先生接触的这几十年，先生对文学晚辈的提携呵护，我想我跟每个文学晚辈的感受是一样的。他对文学的贡献，不仅仅是一本堪称“高峰”的《白鹿原》，更有对陕西文学艺术繁荣发展整体推进的呕心沥血。他是在以自身的创作高度和人格、人品高度，有形无形地雕塑着这个文化大省的具体形象，以及它的宽度、厚度与高度，有他在，我们会感到自信、骄傲、踏实、有底气，先生忽然在一个清晨，一个近千万人口的城市刚刚醒来的时候撒手而去，我们顿时感到一种生命与事业的虚空与轻飘。他是上天不可能再创造出来的那个人，他的离去，是一座高峰的崩塌，是一颗星辰的坠落，是一个时代永远也无法医治的巨痛。
在先生推车缓缓通过医院大厅、医院走廊、医院车库、医院大门时，所有忙碌的人，大概都已经从微信、短信上，知道了先生在这个医院病逝的消息，但他们不知道，一个时代的巨人，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在走过了他74岁的生命旅程后（再有两个月，先生就满74周岁），正平和、安详地从他们身边悄无声息地经过，先生静静地躺着，一切病痛都在最后时刻全然冰释，脸上留下的，是十分慈祥、周正的样貌。无论身边怎么喧嚣，先生的安静，都让我想起海明威墓志上的那句著名的话：“恕我不起来了！”
先生走了，但这只思想火炬、这只文学火炬、这只生命人格火炬，这只民族精神火炬，将永远不熄！
先生是去年这个时候查出舌癌的，整整一年时间，开始先生有些大意，一直当是口腔溃疡，只吃些维生素、或消炎片之类的东西，家里人看没效果，才催着他去检查的。没想到，一查出来，就是这样的结果，并且已到晚期。但先生始终很淡定，也很配合医生的治疗。什么手段都用了，从我接触西京医院的医护人员看，他们对先生也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的。成立医疗小组，想着法子治，中途也有转机，但后来，还是出现扩散，甚至肺部都有转移，一步步，就把一个善良老人逼向了绝境。春节时，我还陪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梁桂同志去看望他，虽然脸部下方有些浮肿，头发也基本全白，但整个精神还算硬朗，说话多有不清晰的字句，可内容表述依然完整坚定。甚至比我前几次去医院探望，更显出一种挺过来的生命晴朗。谁知几个月后的今天，他到底还是走了，竟然走得那样匆忙。
4月27日，我听说先生昨晚突然吐血，病情出现危机，我和省作协书记黄道峻同志早上就去看望，得知当天早晨又吐了一次血，并且量很大。我们见先生时，已经暂时平稳下来，我坐在床边，拉着先生的手，虽然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但还依然有些力量，我拉着他，他也拉着我，还说了一会儿话，他只用表情回答着一切，有几次似乎想说，但一提气，发现发不出声，就那样慈祥地看着我。那里边有一种生命的淡定，但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无奈。死神已紧紧攫住了他的咽喉，我吻了吻他的手背，害怕眼泪掉下来，就低着头离开了。我们到医务室，开了个简短的会议，主治医生宁晓瑄介绍了病情，她一再讲，先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吐血是因为扩散的癌细胞破裂造成的，先生的左肺已停止工作，剩下半边肺叶，随时都有被血淹呛窒息的可能。我一再问生命可能的限期，宁大夫也一再肯定地说：随时。
我立即就向梁桂同志打了电话，报告了先生病情恶化的情况，道峻也立即向中国作协做了汇报。下午五点多，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胡和平在省委常委刘小燕、梁桂的陪同下，从省人代会现场直接趕到医院，看望了先生，听取了医疗小组的汇报，并作出具体安排要求。此前，他们都为先生的治疗，多次作过指示，并解决了具体问题。这天晚上，医院再次为先生做了气管切开术。我跟道峻离开时给家属交待说，一旦有紧急情况，立即给我们打电话，不管什么时候。凌晨3点45分，手机突然响了，我浑身一怔，立即抓过来一看，是先生的二女儿陈勉力打来的，说先生又吐血，正在抢救。我立即爬起来赶到医院，道峻也到了，这时先生已暂时平稳下来，不停地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后来我拿着一看，许多句子和字迹都不太清晰，有的句子压着句子，字压着字，能看清的，大意是对家里人的一种交待，还有几个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生命活跃期（前边的实在辨认不清）。”先生此时在思考什么呢？“生命”，“活跃期”，这个“活跃期”是什么意思呢？他心底到底“活跃”着一种什么意识与思维呢？我感觉他既是糊涂的，也是清醒的，大脑深处，甚至有一种特别的清醒，只可惜已经表达不出来了，瘦弱的双手，勉强在家人的帮助下，不停地写着，写着……这个动作，这种状态甚至持续了很久。后来，是在先生夫人和儿女的一再劝告下，才把写作停止下来，有一阵，甚至还暂时进入了休眠状态。
28日中午11点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也专程从北京赶来看望先生，先生大脑神智依然清醒，钱小芊书记与他交流时，他不断用可能表达出来的手势、表情，表示着感谢的意思。贾平凹悄声跟我说：“看见老陈这个样子，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锥痛，瘦干了！”这天下午，医疗小组做了最后的努力，进行了支气管动脉栓塞手术，西京医院院长熊利泽给钱小芊、梁桂同志介绍说，如果能够把破裂的血管栓塞住，陈忠实先生的生命还有可能存活一段时间。省保健局的领导、以及四医大校长、政委、西京医院院长、政委都参与了陈忠实同志的抢救工作。
实在不幸的是，4月29日早晨7点45分，先生还是在再一次癌细胞破裂后，痛苦地离开了人世。我跟道峻8点零几分赶到医院，抢救已经结束。听医生说：很快，几乎没有多少预兆，突然一咯血，造成逆血，人就走了。昨晚十点钟，我还给家属打了电话，家属说，手术后还算平稳，因为手术是微创，病人几乎没有多少痛苦。我们想着先生是应该有个生命的缓冲期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简直快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先生病重期间，陕西、以及北京的很多宣传、文艺界领导、作家、评论家、艺术家，都多次过问先生的病情，先生始终不让探视，充分显示了先生素来低调、质朴、平和的做人风格，他永远都是只愿帮助别人，而不愿麻烦别人。他的这种作风也影响了家人。在他患病的这一年时间里，无论我们问有什么困难，更多领导问有什么要求，家人的回答永远都只是两个字：没有。我要求他们随时把先生的病情告诉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从来不会打电话。他们的眼神，他们一切的一切，都只集中在亲人病痛的痊愈上。连医生护士都说，陈老师非常好，普通得就跟任何一个普通病人一样，非常配合我们，也非常顽强。
多少人想看望病中的先生，一来先生不愿麻烦别人，二来身体也的确撑持不住。如果让探视，那就一定是车水马龙的场面，医院医疗秩序会打破，病人也受不了，因此，很多人就只能深深遗憾着，无缘见先生最后一面。
因为工作关系，受梁桂同志委托，我们非常荣幸地伴随先生度过了最后三天，我跟道峻陪着家属，从病房给先生穿衣服，到最后扶灵送上殡仪车，手脚不住地颤抖，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悲怆。但我觉得自己是有幸的，有幸伴随一颗伟大的灵魂走完生命的最后几步，这是我一生从公、从事文学艺术事业中，最荣光的一件事。
一个民族最伟大的书记员走了，我突然感到一种大地的空寂，尽管西京医院人山人海，甚至半夜三点多，排队挂号的人流还络绎不绝。在先生推车通过的电梯、路道、厅堂，我们行走甚至要贴身收复，但还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空旷与寂寥。
在等待殡仪车的那一个小时里，我始终在回想与先生接触的这几十年，先生对文学晚辈的提携呵护，我想我跟每个文学晚辈的感受是一样的。他对文学的贡献，不仅仅是一本堪称“高峰”的《白鹿原》，更有对陕西文学艺术繁荣发展整体推进的呕心沥血。他是在以自身的创作高度和人格、人品高度，有形无形地雕塑着这个文化大省的具体形象，以及它的宽度、厚度与高度，有他在，我们会感到自信、骄傲、踏实、有底气，先生忽然在一个清晨，一个近千万人口的城市刚刚醒来的时候撒手而去，我们顿时感到一种生命与事业的虚空与轻飘。他是上天不可能再创造出来的那个人，他的离去，是一座高峰的崩塌，是一颗星辰的坠落，是一个时代永远也无法医治的巨痛。
在先生推车缓缓通过医院大厅、医院走廊、医院车库、医院大门时，所有忙碌的人，大概都已经从微信、短信上，知道了先生在这个医院病逝的消息，但他们不知道，一个时代的巨人，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在走过了他74岁的生命旅程后（再有两个月，先生就满74周岁），正平和、安详地从他们身边悄无声息地经过，先生静静地躺着，一切病痛都在最后时刻全然冰释，脸上留下的，是十分慈祥、周正的样貌。无论身边怎么喧嚣，先生的安静，都让我想起海明威墓志上的那句著名的话：“恕我不起来了！”
先生走了，但这只思想火炬、这只文学火炬、这只生命人格火炬，这只民族精神火炬，将永远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