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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幻莫测的今天,上海、浦东的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升级,不仅是关系上海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时间的先后来说,大致可以概括为前后三轮国家级的大开发模式:第一轮开发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深圳为代表的几大“经济特区”模式;第二轮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的“新区”发展模式;第三轮则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的以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几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在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赋予了浦东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2009年4月中旬,国务院发布了“两个中心”的政策意见,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5月初,国务院又批复同意南汇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由此,浦东迎来了开发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新形势,这就势必要求浦东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继续保持“龙头”领先地位,进一步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为区域经济改革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
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
到目前为止,国家已陆续批准了多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这些综改试点区域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它各地的改革试验区均带有特定的目的与功能要求,要么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么是统筹城乡建设;而沿海地区的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市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没有特定的限定词,国家允许它们从地区发展的各重点领域、各关键环节上实行相关体制机制创新和先行先试。因此,为了比较分析浦东现阶段的改革发展环境,我们重点关注沿海地区的三个重要经济圈:
一是珠三角经济圈。这一区域目前已形成了“9+2”模式的泛珠三角经济圈,圈中11个地区既覆盖了中国的最为发达的城市,也包含着许多欠发达的中部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珠三角经济圈经济活力的启动,也就意味着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有了加快发展速度的支撑点。而要启动珠三角经济圈就需要加速港澳的经济整合、港澳与内地的经济整合,其中深圳是重要连接点。
二是长三角经济圈。这一地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以上海乃至浦东为龙头,江浙沪为一体,东西连接长江经济带,南北贯通沿海经济带,在我国T 型生产力布局和城市带中,具有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无可替代的辐射带动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幻莫测的今天,上海、浦东的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升级,不仅是关系上海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是环渤海经济圈。较其它两个区域而言,这一区域的综合竞争实力最低。目前,这一区域面临着京津经济整合和京津冀经济整合的任务,其中天津经济的发展是实现这两个经济整合的重要切入点。此外,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最大的效果就是有助于推动中国“三北”地区的经济振兴,这也是全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三个经济圈的核心增长极正是沿海地区三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域:深圳市、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全面理解和比较浦东新区、深圳市和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措施内容,我们将三区近期的改革措施进行剖析,列表如下:
该表显示了三区近期的综合改革措施,表面上看涉及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各自的内涵和重点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由于与天津和深圳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更倾向于“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的改善,相比来说工业发展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深圳的改革措施涉及面比较宽,但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对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视以及对深港联动发展的强调。相对于浦东和深圳而言,滨海新区的经济能级较低,但规划而积达到2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让它拥有发展制造业低廉成本优势。
第二,浦东新区作为相对成熟的区一级建制,相比其它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灵活性有待提高,与部委、市级层面的上下联动有待加强。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均为区一级建制,深圳则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也拥有独立的立法权。上海历来被看作是一个“强政府”的地区,行政力量对上海经济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近期来说,两区合并带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可能存在一段行政体制方面的合并磨合期,有可能会带来政府工作效率下降等问题。与上海相反,深圳则被视为“弱政府”地区,行政力量对经济运行的作用程度比较小;深圳改革试验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向香港看齐,在法治建设、市场完善和社会发育上下足工夫,努力建设高效、有序和持续的综合性特区。与上海和深圳的情况都不同,天津自身的历史积淀比较厚实,且距离北京较近,加上该地区在前两轮国家大开发中相对发展滞后,因此滨海新区的改革试验强调的是突破现有的体制框架,构建一套新型有效的管委会开发区体制。
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
面对新的形势和起点,俞正声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浦东提出了“五个走在前列”的要求。新区区委区政府提出,浦东新时期的二次创业要在加快发展转型上、在深化制度创新上、在对内对外开放上、在激发社会活力上实现新的突破,要把浦东建设成为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四个中心”的核心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开放和谐的生态区。
为了顺利实现上述的发展目标定位,我们基于对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市近期综合改革措施等各方面的比较分析,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浦东应该借鉴滨海新区的综改经验,建立部区、市区联动的综改保障机制,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天津滨海新区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实验,从做方案到政策设计都是与国土资源部一起做的,滨海新区成为国土资源部改革的试点区域;东疆保税区是与海关总署一起规划研究的,形成了良好的部市联动机制。因此,让中央部委办直接参与浦东综改,把我们的改革成果视为他们的改革动力——让中央与地方一起进行改革实践,形成上下合力,是浦东深入推进综合改革的最重要的实施途径。
二是浦东应该借鉴深圳市的综改经验,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加强区域联动和区域联盟,促进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深圳的许多综合配套改革措施都是与香港和广州一起来推进的,深圳与香港建立了很多紧密的合作安排机制,与广东省其它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联动机制。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区域功能的整合、资源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政策优势的互通互用。浦东综改是为全市、全国的改革发展服务的,浦东关键是要做好服务,做好平台,应该进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其它城市的区域联动与区域联盟,充分发挥浦东新区的龙头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和政策互动。
三是利用南汇划入浦东的历史机遇,加快新区政府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落实好“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议建立适应“两个中心”建设和新浦东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行政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加快政府管理创新,形成具有现代政府行政和公共服务理念的管理体制。
四是积极放大国务院“两个中心”的政策,加快新浦东战略发展规划的研究和确定,集中推出一批具有创造性和吸引力的产业政策,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建议抓紧跟进和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前期研究,结合“两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抓紧研究新浦东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规划。切实落实好浦东新区关于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两个实施意见,同时针对新区发展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产业能级较高的产业,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政策。
(作者单位: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时间的先后来说,大致可以概括为前后三轮国家级的大开发模式:第一轮开发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深圳为代表的几大“经济特区”模式;第二轮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的“新区”发展模式;第三轮则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的以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几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在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赋予了浦东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2009年4月中旬,国务院发布了“两个中心”的政策意见,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5月初,国务院又批复同意南汇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由此,浦东迎来了开发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新形势,这就势必要求浦东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继续保持“龙头”领先地位,进一步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为区域经济改革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
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
到目前为止,国家已陆续批准了多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这些综改试点区域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它各地的改革试验区均带有特定的目的与功能要求,要么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么是统筹城乡建设;而沿海地区的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市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没有特定的限定词,国家允许它们从地区发展的各重点领域、各关键环节上实行相关体制机制创新和先行先试。因此,为了比较分析浦东现阶段的改革发展环境,我们重点关注沿海地区的三个重要经济圈:
一是珠三角经济圈。这一区域目前已形成了“9+2”模式的泛珠三角经济圈,圈中11个地区既覆盖了中国的最为发达的城市,也包含着许多欠发达的中部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珠三角经济圈经济活力的启动,也就意味着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有了加快发展速度的支撑点。而要启动珠三角经济圈就需要加速港澳的经济整合、港澳与内地的经济整合,其中深圳是重要连接点。
二是长三角经济圈。这一地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以上海乃至浦东为龙头,江浙沪为一体,东西连接长江经济带,南北贯通沿海经济带,在我国T 型生产力布局和城市带中,具有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无可替代的辐射带动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幻莫测的今天,上海、浦东的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升级,不仅是关系上海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是环渤海经济圈。较其它两个区域而言,这一区域的综合竞争实力最低。目前,这一区域面临着京津经济整合和京津冀经济整合的任务,其中天津经济的发展是实现这两个经济整合的重要切入点。此外,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最大的效果就是有助于推动中国“三北”地区的经济振兴,这也是全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三个经济圈的核心增长极正是沿海地区三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域:深圳市、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全面理解和比较浦东新区、深圳市和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措施内容,我们将三区近期的改革措施进行剖析,列表如下:
该表显示了三区近期的综合改革措施,表面上看涉及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各自的内涵和重点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由于与天津和深圳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更倾向于“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的改善,相比来说工业发展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深圳的改革措施涉及面比较宽,但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对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视以及对深港联动发展的强调。相对于浦东和深圳而言,滨海新区的经济能级较低,但规划而积达到2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让它拥有发展制造业低廉成本优势。
第二,浦东新区作为相对成熟的区一级建制,相比其它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灵活性有待提高,与部委、市级层面的上下联动有待加强。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均为区一级建制,深圳则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也拥有独立的立法权。上海历来被看作是一个“强政府”的地区,行政力量对上海经济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近期来说,两区合并带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可能存在一段行政体制方面的合并磨合期,有可能会带来政府工作效率下降等问题。与上海相反,深圳则被视为“弱政府”地区,行政力量对经济运行的作用程度比较小;深圳改革试验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向香港看齐,在法治建设、市场完善和社会发育上下足工夫,努力建设高效、有序和持续的综合性特区。与上海和深圳的情况都不同,天津自身的历史积淀比较厚实,且距离北京较近,加上该地区在前两轮国家大开发中相对发展滞后,因此滨海新区的改革试验强调的是突破现有的体制框架,构建一套新型有效的管委会开发区体制。
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
面对新的形势和起点,俞正声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浦东提出了“五个走在前列”的要求。新区区委区政府提出,浦东新时期的二次创业要在加快发展转型上、在深化制度创新上、在对内对外开放上、在激发社会活力上实现新的突破,要把浦东建设成为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四个中心”的核心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开放和谐的生态区。
为了顺利实现上述的发展目标定位,我们基于对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市近期综合改革措施等各方面的比较分析,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浦东应该借鉴滨海新区的综改经验,建立部区、市区联动的综改保障机制,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天津滨海新区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实验,从做方案到政策设计都是与国土资源部一起做的,滨海新区成为国土资源部改革的试点区域;东疆保税区是与海关总署一起规划研究的,形成了良好的部市联动机制。因此,让中央部委办直接参与浦东综改,把我们的改革成果视为他们的改革动力——让中央与地方一起进行改革实践,形成上下合力,是浦东深入推进综合改革的最重要的实施途径。
二是浦东应该借鉴深圳市的综改经验,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加强区域联动和区域联盟,促进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深圳的许多综合配套改革措施都是与香港和广州一起来推进的,深圳与香港建立了很多紧密的合作安排机制,与广东省其它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联动机制。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区域功能的整合、资源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政策优势的互通互用。浦东综改是为全市、全国的改革发展服务的,浦东关键是要做好服务,做好平台,应该进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其它城市的区域联动与区域联盟,充分发挥浦东新区的龙头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和政策互动。
三是利用南汇划入浦东的历史机遇,加快新区政府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落实好“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议建立适应“两个中心”建设和新浦东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行政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加快政府管理创新,形成具有现代政府行政和公共服务理念的管理体制。
四是积极放大国务院“两个中心”的政策,加快新浦东战略发展规划的研究和确定,集中推出一批具有创造性和吸引力的产业政策,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建议抓紧跟进和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前期研究,结合“两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抓紧研究新浦东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规划。切实落实好浦东新区关于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两个实施意见,同时针对新区发展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产业能级较高的产业,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政策。
(作者单位: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