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翼堂——蒙阴县垛庄镇刘姓大地主的堂号，清朝乾隆皇帝御赐，鼎盛时期有土地5800亩，山林上千亩，另有酱园、酒店、油坊、百货等店铺，并在上海、济南等地设有商号。刘氏家庭不仅以资产显赫于世，更以开明著称，其家庭成员受共产党影响较早，特别是刘晓浦、刘一梦叔侄。
　　刘晓浦曾任中共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刘一梦先后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刘一梦还是一位作家，1930年，鲁迅对他的小说集《失业以后》给予高度评价。1931年4月5日，两人与中共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人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共产党员，被枪杀于济南，史称“四五”惨案。时年，刘晓浦28岁，刘一梦26岁。
　　“燕翼堂”当家人刘云浦立志救国，毁家纾难，号召家人以刘晓浦、刘一梦为榜样。在其带领下，全家上下齐动员，竭尽全力抗战，先后有26人参加革命工作，有6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中刘晓浦之女刘增蔼，为中共山东分局机要员，1941年冬牺牲于大青山战役，年仅18岁。
　　“燕翼堂”不仅将一个个亲人送上战场，还献出了几乎全部赖以安身的土地、财产和住所。在刘氏家庭的带动下，“燕翼堂”的长工和佣人，大多数参加了革命，有的后来成为我党高级干部。
　　散文《燕翼堂的女人》，从一位母亲的角度，揭开这个家族波澜壮阔历史的一角。□刘谊
　　牛梦淑是母亲的名字。据说外祖母做了个好梦，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来到了牛家。外祖父给母亲起名——梦淑，寓意梦赐贤淑之女。
　　外祖父是山东临沂的大地主、名医，拿手绝活是专治不孕症，治一个好一个。俗语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外祖父一身挑三支，娶了三房老婆，一个也不生养。无奈，45岁时，在临沂城讨了一房外室——我18岁的外祖母，一户小买卖人家的姑娘。外祖母很争气，为牛家生了一儿（我的大舅、辅仁大学毕业）一女（我的母亲，临沂女校毕业）。
　　母亲6岁起，外祖父只要到济南、杭州等地进药材，都要带上母亲。外祖父是个戏迷，碰上名角必看。母亲7岁时，在杭州看了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戏唱到高潮，台下的银元飞向舞台。到了晚年，她还颇有兴趣地津津乐道：梅兰芳唱得真好！
　　后来，外祖父因病突然离世，外祖母携儿带女回到临沂城郊的老宅。尽管外祖母出身卑微，但一双儿女决定了她的命运，牛家接纳了她。由于外祖母精明能干、年轻，很快就成了牛家实际的掌控人。1942年，为了躲鬼子，外祖母同母亲投奔到蒙阴的“燕翼堂”。母亲遇到了父亲，相识、成婚。从此，开始了宕荡的一生。
　　我的父亲——“燕翼堂”的九少（大排行），山东大学英文专修班高材生，流利的口语、体魄相貌岸然、厚重，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楷书还是狂草。
　　父亲是这时期家族中最被寄于厚望的人，注定要吃“洋饭”。然而，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息息相关。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他在逃难中染上了严重的关节炎。21岁的母亲嫁给父亲时，他是拄着拐杖、膝下有一女、长母亲9岁的鳏夫。此时的“燕翼堂”已徒有虚名，青壮年都投身到抗战中，剩下的几乎是老弱病残，况且我的祖母是傻子。母亲刚进门，就当了妈妈、照顾傻婆婆、病夫以及全家人的生活料理。
　　更难熬的是躲鬼子，全村的人在附近的山林里有自家的山洞。由于祖母傻，一进山洞就大哭，时不时喊着已牺牲的小叔的名字，谁家的山洞也不愿意挨着我们。可是奇怪，她哭时，只要母亲跪在面前，她就不哭了，傻呆呆地看着母亲。鬼子搜山一天，母亲就跪一天。有一次，鬼子东洋马蹄子近在眼前，从山洞缝里看得清清楚楚，母亲吓得尿及眼泪一起流出来，生怕傻奶奶有动静。也许是上苍眷顾，奶奶居然很安静，全家乃至全村人躲过了一劫。
　　残酷的战乱年代，人死后埋了就算了，没有棺木。可我的傻祖母有福气，死后居然由一口上好的棺木陪伴她。在躲鬼子的逃难中，母亲雇人轮班抬着棺木，人躲到哪儿，棺木就跟到哪儿。为了保护好这口棺木，母亲把自己陪嫁的衣物、细软及金银手饰等，装了两大典缸埋在老家。等躲完鬼子回来后，两大典缸空空荡荡，什么也没剩下。无法考究是被人盗了，还是被鬼子发现掠走了。
　　父亲于1945年参加革命，投奔了他的同学朱瑞（解放战争时牺牲的我军装甲兵司令），任部队文化教员，母亲带着儿女留在老家。
　　国共两党的生死决战，使老区人民生活艰难。那段时间，母亲几乎以乞讨为生。直到父亲把家人接走随军，母亲才结束了流浪乞讨的生涯。
　　我8个月左右时，一次在坝上夜行军，姐姐抱着我，坐在老乡推的独轮车上。一不小心，我从车上摔下，滚到大坝下。行军急、天黑、坝高，父亲估计，我的小命大概没了，决定放弃。那天风特别大，行军是顺风向，走了大约二里路，母亲突然停下说：“军他爸（哥哥叫克军，母亲对父亲的惯称），孩子没死，我受不了……”
　　无奈，父亲同意了母亲的请求，派人提着马灯，陪她到坝下寻找。找到我时，我边哭边在乱草中爬……母亲晚年后偶或和我谈及此事，常叹息：“你嗓门真大，我耳边一直有你的哭声，可是别人谁都没听到。”
　　父亲随部队三次南下，由于身体不适，无奈于1948年转业到山东章丘搞教育。地方政府分给我们城市中心地段临街的一套房子，母亲开了一个小书店。
　　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母亲说我比男孩子都调皮，不安静。我们住的房子窗后有一口井，井水特别清澈。也许是井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也许是我喜欢井水中倒映的自己？反正每天就喜欢在井边玩。母亲既要做生意又要看顾我，只要我一睁眼，她就提心吊胆，身心很累。
　　1948年，父亲与唯一的胞弟失去了联系，只知道叔叔在东北战场。建国后，父亲到处托人打听，不得而果。幸好，章丘有位和父亲要好的商人到东北做生意，父亲就把写给叔叔的亲笔信，托这位朋友带上。
　　这位商人是位老实人，因初到东北，不懂当地的生意经，犯了事，被政府收审了。审讯过程中，得知遼东省财政厅长是我的叔叔，他立即恳求要面见我叔叔。也许是冥冥中的机缘，他把父亲的信亲手交给了叔叔。经组织同意，叔叔将3000斤玉米和写给父亲的信一并交给这位商人，请他转交给父亲。 　　在信里，叔叔说他很快就要到辽阳工作，要我们举家到辽阳。就这样，我们全家告别了故乡，去辽阳定居了。
　　这是一支浩荡的队伍：
　　我的婶婶，父亲大弟（烈士）的遗孀，无儿无女；二伯母，父亲二哥丢在老家的病妻；堂姐，二伯父的么女，战乱中送给一户农人家做了童养媳，小丈夫早早去世了，夫家打算将堂姐下嫁给未成年的小叔子，堂姐不愿意；还有一位叫德珠的堂姑，是寄养在“燕翼堂”的一位远亲。
　　父母变卖了所有可变现的东西，凑齐了路资，全部家当只剩下一个破柳条包和两个铺盖卷。父母和我们，一行十人浩浩荡荡来到东北辽阳。
　　接待我们的叔叔吓了一跳，但是他深知九哥（我父）、九嫂（我母）的为人，尤其是看到年纪轻轻就成为烈属的寡妇——我的婶婶时，流泪了：“十一嫂（我牺牲的叔叔大排行十一，这位叔叔排行十二），放心吧，我们家要管你，党和国家也要管你……”
　　就这样，我们开始在辽阳日式小别墅（组织上分配给叔叔的住房）中生活。此时，父亲才知道他的胞弟是中共辽阳市委书记。
　　不久，北京的小姑（时任华北局综合处处长、姑父时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接走了婶婶。婶婶终生留在小姑家料理家务，带大了小姑的三个孩子，享受着周恩来总理亲书的黄布条（建国初期的烈属证），陪伴十一叔的照片终老一生。她死后，根据遗愿，我们将她的骨灰埋在山东老家的烈士陵园里，和十一叔永不分离。
　　德珠姑姑也被上海的亲人接走了。堂姐被安排在“三七五”厂，从一个童养媳成为优秀工人、共产党员，结婚生有二子，都很有出息。父亲被分配到辽阳市基建办，任负责全市教育系统基建维修办公室的主任。不久，组织分配给父亲一套房子。
　　刚到辽阳那几年，我家像旅馆一样，不时接待来东北谋生的老乡。1954年，来了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女的是村妇联主任，男的当过村长。那天下午放学后，我正在院子里玩，母亲哭着奔向院门口，迎接刚进院门的一男一女。
　　原来，在母亲讨饭为生的那段时间，全功哥时常偷偷将村公粮救济她，她和其他家人才得以活命。那时，很多像母亲一样的抗属，男人抗战的抗战，牺牲的牺牲，政府照顾不过来。父母想办法把他俩安排到辽阳市四中当了校工。文革结束后，他们以离休的待遇返回老家颐养天年。
　　母亲有强烈的同情心、感恩心，尤其对软弱无助的人，包括给“燕翼堂”做过厨子的，做过大小管家的，她都劝父亲想办法帮忙。然而，父亲只是个“小官”，没有太大的能力安置这么多老乡，母亲总是出主意。几个厨子，父亲把他们交给了时任东北政法学校校长的堂弟（我的十叔），他们都成了该校各类食堂的骨干，晚年的归宿很好。父亲又通过叔叔的秘书，在小屯水泥厂、辽纺等单位安置了一些老乡。
　　叔叔知道后，严历批评了父亲。
　　当然，父母从没为了自己的事，向有“权势”的亲人提出过任何要求。为了生计，母亲一直在打零工，比如开票、力工、扛大包……也许是上苍对善良人的眷顾，她55歲那年，辽阳市劳动局批准了80个临时工转正，其中就有我的母亲。
　　1973年，遭受过多次批判的父亲终于获得了新工作，还没来得及到新单位报到，突发心梗病逝。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总是流泪，自怨自艾。我想起了《范进中举》的故事，决定做恶人。母亲再流泪哭时，我对着她大吼：“还有完没完？人都死了，日子不过啦？怎么像祥林嫂一样！”
　　母亲嘎然一愣，从此再也没流过一滴泪，包括85岁时痛失长子都没有一滴泪。
　　2017年农历四月初八正午12点58分，97岁高龄的母亲走到了人生尽头。她一生无怨无悔地付出，走的时候干净利落，没有拖累任何人，自己也免受了很多折磨，在安静的睡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