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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循环经济建设应该借鉴德国的“生产者负担原则”
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循环经济的建设，日本把2000年定为“循环型社会元年”，这两个国家以循环为核心的具体实践，正在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2000年以来进行了循环经济的研究和试点工作，今年国务院发布了《加强循环经济建设的通知》。现在，循环经济正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受到高度重视。
德国和日本走循环经济之路的直接起因，是包装废弃物的泛滥和垃圾填埋场的不足。在80年代末期，国土面积狭小的德国和日本的垃圾填埋场已近饱和，要开辟新的填埋场遭到居民和环保组织的激烈反对，以包装废弃物为主的垃圾却不断增加。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德两国分别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明确提出了处理废弃物的“3R”原则，把抑制废弃物的发生（Reduce）、通过再利用（Reuse）和回收再利用（Recycle）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置于整个循环经济建设的核心。
中国对循环经济的理解显然离日德的水平还很远。有人以为，中国的垃圾填埋场还没有紧迫到日德的程度，只要能使废弃物都得到回收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排放多少废弃物也无所谓。但是，这种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前提的“大量循环”模式，并不是真正的循环经济。因为大量循环不仅会耗费大量的能源，还会冒二次污染的风险。
譬如对塑料的回收再利用，要想使废弃的塑料资源化，需要将其溶解、纯化，对无法再资源化的废物进行焚烧、热回收和填埋处理，这些过程显然都需要大量的电力和水；而且焚烧过程还会产生二恶英等有害物质，造成二次污染和其他公害。因此，循环经济必须是以节约资源、抑制废弃物的排放为核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中国在制定循环经济的政策和法律时，必须借鉴日、德经验，以“适当生产、适当消费、最小废弃”为政策目标。
循环经济还会改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给整个产业结构带来深刻的变化。德国实施循环经济政策以后，企业开始自主地在产品设计和销售上下功夫，生产出了易于再资源化的产品，并以此为契机，在90年代后期爆发了一场环境产业革命。日本颁布《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以后，大部分企业一改过去被动适应政府的环境政策的做法，主动制定和实施环境对策，打造“绿色产品”。一般说来，企业因担心在环境方面的投入会影响效率，往往不愿执行或抵触政府的环境政策，而循环经济政策的实施改变了这一状况。德国和日本的企业之所以发生如此大变化，实际上是跟“污染者负担原则”、“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和“排放者责任原则”这三个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有关。
“污染者负担原则”也称作“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是1972年由经合组织针对当时的公害问题提出的。它要求污染者承担污染的治理费用以及受害者的救济费用。这一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废弃物的问题，是执法部门向排出者征税和惩罚各种违法现象的最终依据。
“扩大生产者责任”最早是由德国提出来的。它是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废弃物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指生产厂家不仅要对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产品）负责，还要对消费后的废弃过程（废弃物）负责。这一原则一改传统的由市政环卫部门负责回收废弃物的做法，通过让生产厂家付费，把废弃物回收和处理纳入市场规则中，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德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使废弃物排放量减少，即得益于这一原则，因为这是从生产源头上控制废弃物产生。
同德国相比，日本政府对生产厂家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它采取的是排放者责任原则，即废弃物的排放者负责对废弃物进行回收再利用和处理。这显然是一个由国家、各级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负担的原则。它要能取得实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个人的环境意识和道德水平，因为大多数生活垃圾是消费者扔出去的。由于消费者也要为垃圾付费，他们会在市场中选择产生废弃物少的商品，这反过来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方针。日本企业能够主动实施环境经营的方针，生产“绿色产品”，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笔者认为，中国的循环经济建设应该借鉴德国的生产者负担原则。因为生产者是循环经济的主体，本来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且这一原则的实施，可以迫使企业进行环境指向的转型。另外，从中国国民环境意识的现状来看，让消费者去完成资源循环的使命，恐非易事。
现在,持续的经济增长正给中国的资源供给带来的沉重的压力,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的供应已经日趋紧张;过度的废弃物排放使自然环境变得愈加脆弱,环境成本增高,污染和垃圾围城现象严重。在这种状况下,要想不放弃经济发展,就只能走节约资源、减少环境负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它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循环经济的建设，日本把2000年定为“循环型社会元年”，这两个国家以循环为核心的具体实践，正在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2000年以来进行了循环经济的研究和试点工作，今年国务院发布了《加强循环经济建设的通知》。现在，循环经济正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受到高度重视。
德国和日本走循环经济之路的直接起因，是包装废弃物的泛滥和垃圾填埋场的不足。在80年代末期，国土面积狭小的德国和日本的垃圾填埋场已近饱和，要开辟新的填埋场遭到居民和环保组织的激烈反对，以包装废弃物为主的垃圾却不断增加。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德两国分别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明确提出了处理废弃物的“3R”原则，把抑制废弃物的发生（Reduce）、通过再利用（Reuse）和回收再利用（Recycle）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置于整个循环经济建设的核心。
中国对循环经济的理解显然离日德的水平还很远。有人以为，中国的垃圾填埋场还没有紧迫到日德的程度，只要能使废弃物都得到回收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排放多少废弃物也无所谓。但是，这种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前提的“大量循环”模式，并不是真正的循环经济。因为大量循环不仅会耗费大量的能源，还会冒二次污染的风险。
譬如对塑料的回收再利用，要想使废弃的塑料资源化，需要将其溶解、纯化，对无法再资源化的废物进行焚烧、热回收和填埋处理，这些过程显然都需要大量的电力和水；而且焚烧过程还会产生二恶英等有害物质，造成二次污染和其他公害。因此，循环经济必须是以节约资源、抑制废弃物的排放为核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中国在制定循环经济的政策和法律时，必须借鉴日、德经验，以“适当生产、适当消费、最小废弃”为政策目标。
循环经济还会改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给整个产业结构带来深刻的变化。德国实施循环经济政策以后，企业开始自主地在产品设计和销售上下功夫，生产出了易于再资源化的产品，并以此为契机，在90年代后期爆发了一场环境产业革命。日本颁布《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以后，大部分企业一改过去被动适应政府的环境政策的做法，主动制定和实施环境对策，打造“绿色产品”。一般说来，企业因担心在环境方面的投入会影响效率，往往不愿执行或抵触政府的环境政策，而循环经济政策的实施改变了这一状况。德国和日本的企业之所以发生如此大变化，实际上是跟“污染者负担原则”、“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和“排放者责任原则”这三个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有关。
“污染者负担原则”也称作“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是1972年由经合组织针对当时的公害问题提出的。它要求污染者承担污染的治理费用以及受害者的救济费用。这一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废弃物的问题，是执法部门向排出者征税和惩罚各种违法现象的最终依据。
“扩大生产者责任”最早是由德国提出来的。它是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废弃物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指生产厂家不仅要对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产品）负责，还要对消费后的废弃过程（废弃物）负责。这一原则一改传统的由市政环卫部门负责回收废弃物的做法，通过让生产厂家付费，把废弃物回收和处理纳入市场规则中，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德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使废弃物排放量减少，即得益于这一原则，因为这是从生产源头上控制废弃物产生。
同德国相比，日本政府对生产厂家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它采取的是排放者责任原则，即废弃物的排放者负责对废弃物进行回收再利用和处理。这显然是一个由国家、各级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负担的原则。它要能取得实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个人的环境意识和道德水平，因为大多数生活垃圾是消费者扔出去的。由于消费者也要为垃圾付费，他们会在市场中选择产生废弃物少的商品，这反过来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方针。日本企业能够主动实施环境经营的方针，生产“绿色产品”，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笔者认为，中国的循环经济建设应该借鉴德国的生产者负担原则。因为生产者是循环经济的主体，本来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且这一原则的实施，可以迫使企业进行环境指向的转型。另外，从中国国民环境意识的现状来看，让消费者去完成资源循环的使命，恐非易事。
现在,持续的经济增长正给中国的资源供给带来的沉重的压力,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的供应已经日趋紧张;过度的废弃物排放使自然环境变得愈加脆弱,环境成本增高,污染和垃圾围城现象严重。在这种状况下,要想不放弃经济发展,就只能走节约资源、减少环境负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它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