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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风力过大，尖塔第一次未能如期安置在纽约新世贸中心1号楼（One World Trade Center）的顶端。等待已久的媒体最终悻悻而归。
这一天是2013年4月29日。关于世贸中心的重建，人们对任何的“推迟”都显得习以为常。十天之后，它终于稳稳地落在了基座之上。那一刻，观看的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与掌声。曼哈顿的天际线因其1776英尺（约541米）的高度被重新定义。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具商业价值的16英亩（约6万平方米）土地，但一夜之间，一切都消失了。
全世界都知道2001年9月11日那天在曼哈顿下城发生了什么。自消失的第一天，世贸废墟的重建就处于争议之中—名字在变，设计在改，谈判旷日持久，还被认为是“糟糕规划和鲁莽决策”的产物。不过，12年后，随着核心建筑世贸中心1号楼的封顶，重建终于不屈不挠地取得了阶段成果。它也成为了北美第一高的建筑。
所谓的“新世贸中心”，并非是“双子塔”的重现，而是一系列建筑的集合—这里将有世界上成本最高的火车站，有9·11纪念馆，有不知何时开工的演艺中心，还有1号至7号楼簇拥而成的建筑群。更多人称灾难发生地为“归零地”（Ground Zero），这个词本指导弹瞄准的目标和炸弹爆炸发生地，后也指某个风潮发生点。
这可能是建筑史上遇到的最复杂的项目。不仅在于它对于创造性的设计或高难度技术的要求，而是太多的人想对此发表意见—开发商、建筑师、媒体人、政客、罹难者的家属。“它让这个城市第一次认识到，建筑如此重要。因为有如此多的人卷入其中，没有人能随便在这片土地上修个建筑。”世贸重建的总规划师丹尼尔·李布斯金（Daniel Liberskind）在现场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去政治化”和“赋予其纪念意义”成为两股正面对抗的力量。一个细节可以佐证：因为顾及到租户的感受，1号楼1776英尺的高度有意与美国1776年的建国年份相呼应。它曾经被叫做“自由之塔”，现在已经被迫放弃了这个名字，而仅被称为“世贸1号楼”。
重建进程中最重要的角色还有开发商Larry Silverstein。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就设在7号楼中。位于曾经的“双子塔”北侧的7号楼，是废墟之中最后倒塌但最早重建的建筑。这座52层的建筑提升了现有钢材质的防火性，被Larry Silverstein当作其它几栋建筑的实验室。中国商人冯仑的“中国中心”暂时租用了这里的33层，等待一号楼明年正式开放后将迁移其中。金地置业也租用了这里的一张桌子。
1号楼封顶后第三天，Larry Silverstein在这里接待了以投资美国房地产为名而来的数十位中国商人。高速电梯只需十几秒就将他们运载到大楼中央的会议室，他们对初夏阳光下哈德逊河的景色和清晰可见的自由女神像发出赞叹之声。82岁的Larry Silverstein表现得活力四射。他把双手揣在裤兜内，像发表宣言一样说：“这里的建筑将在2017年完全竣工，我等着你们回来。”话音刚落，掌声便响了起来。
Larry Silverstein有着作为商人本能的乐观，但新世贸中心任何确定的时间表都令人起疑。这片建筑牵涉了太多的利益和太复杂的感情—Larry Silverstein会抓紧他的钱袋；港务局不留情面，土地是他们的；纽约州州长手上握有政治筹码；建筑师们期待自己可以成为“书写历史的英雄”……
双塔遭袭之前几周，Larry Silverstein与世贸中心的业主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The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刚刚签署了为期99年、价值32亿美元的租赁协议。此前，他虽是纽约当地小有影响的开发商，但从未接手过如此庞大且有影响力的项目，他期待着将它变为有利可图的商业项目和职业生涯的标杆。
灾难突然而至，一切看上去事与愿违。按照通常的日程安排，他每天都要去双子塔顶端的餐厅开早餐会，9·11那天也不例外。“但很巧的是，当天太太硬要我去见我的皮肤科医生—我们结婚45年，太太之命不可违，我逃过一劫。但那一天，公司失去了4名员工。”在位于38层的办公室里，他回忆起这一切。
无论如何，Larry Silverstein不愿就此放弃这个机会，虽然随后这些年来他听闻了太多“失败”这两个字。重建方案需要照顾到人们纪念和哀思的情绪，但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保持足够的商业空间—他提出的条件是：拿回自己的9.3万平米的店面和办公室出租空间，以弥补他的损失。
在港务局2002年举行的选拔规划方案的一场竞争当中，波兰建筑师李布斯金被最终选中为总规划师。接手世贸中心的项目之前，这个小个子男人的声名尚未被广泛确立。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位于柏林的犹太博物馆。正是这件作品令康泰纳仕集团总裁塞缪尔·纽豪斯的太太维多利亚·纽豪斯注意到他独特的建筑语言，并在重建项目的竞争中给予了有力支持。
康泰纳仕最终也成为1号楼的最大业主。早在1990年代时报广场周围治安一片混乱时，康泰纳仕就在这里以比市场标准低得多的租金租了整幢楼，而现在它又花了20亿美元签下了世贸中心1号楼25年的租约。
因受纳粹迫害，李布斯金的父母颠沛流离，最终在1950年代来到了纽约。他的姐夫还曾在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工作过，这令他对世贸那片土地非常熟悉。2002年10月，他第一次到现场参观，这里已经清除了碎瓦残砾，留下了一个相当于12个足球场的深坑。
“越深入深坑，越感受到那股扳倒这栋建筑的暴力和仇恨。不论将来建了什么，都必须对恐怖行动引发的悲剧发声，而不是就此埋葬。”李布斯金如此回忆自己最初的想法。
这些朦胧的想法最终形成了名为“回忆之基”的方案—“5栋螺旋而升的高楼，最高的是1776英尺（约541米），代表独立宣言发布那一年。岩床之下有座纪念碑，建筑内有博物馆，救难人员走过的路线也作为设计的一部分。”
“诺曼·福斯特也是7位决赛者之一，他的方案是两幢壮观的玻璃幕墙大楼。SOM也是备选者之一。这些方案都意在创造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制高点，好取代双塔。我不想兴建另一群孤零零的建筑，而想重建一个新的街区，一个和谐的新社群。”在类似于传记式的著作《破土》之中，李布斯金形容道，“这就像是动手术，不仅要换掉坏了的器官，还得让脉搏重新跳动。”
然而这个被选中的方案并未顺利化为现实。Larry Silverstein并不关心这些。他们之间的争执，也成为典型的艺术与商业之争。知名建筑师贝聿铭的儿子、香港中银大厦项目主要负责人贝建中也曾提交过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有必要把纽约证券交易所搬过去。这是美国经济实力的直接体现，银行必然随之填满整个空间。我不得不强调，它不是一个建筑问题，而是一个象征问题。建筑上这不难做到。”但纽交所CEO并不愿意搬迁，这个未提交的方案也就没有了下文。
而Larry Silverstein从一开始就拿定了自己的主意。“9·11一周之后，我就打电话给David Childs，希望他能加入重建计划。重建就像是做一次心脏搭桥手术，David是开这一刀的不二人选。”Silverstein说。
David Childs是SOM的合伙人，这家被贝建中评价为“有实用主义风格”的建筑师事务所为全球各地设计了各种标志性的玻璃摩天大楼，比如上海的金茂大厦。Larry Silverstein写了一封9页的长信给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称自己是双子塔的投保受益人，重建的唯一私人资金来源，因此有权决定用哪个方案。媒体、两个州的州长、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都收到了这封信。信中还提出不管谁是总规划者，他都找了SOM担任总规划。非议如潮，David Childs则开始接到一系列恨他的人的电话，以至于不得不更换电话号码。
“Silverstein是我的朋友，一个非常实际的商人。”贝建中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李布斯金的设计更为有趣，但建筑不仅仅是个艺术品。虽然最终这个结果可能失去了李布斯金原有方案的灵魂。”
根据《破土》中的描述，David Childs本人的表达或许更直接，“我的业主不是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或纽约市民，而是Larry。”最终的结果是SOM在1号楼的设计中占据51%，是主要设计师，而李布斯金的工作室占据49%，是合作建筑师。两个英国建筑设计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日本建筑师槙文彦（Fuhimo Maki）分别担任2、3、4号楼的建筑师。三人均为建筑界普利兹克奖的获奖者。
尽管李布斯金依然是名义上的总规划师，但是Silverstein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大部分设计方向，来保持他作为业主主导重建的权益。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建筑师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五个完全不同的建筑师，很难形成一个一致性的愿景。设计难度被大幅降低，这些建筑失去了它们本来的结构、内涵、标志，变得平庸，只是一些微微倾斜的线条。”
李布斯金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启发是，“与开发商合作要足智多谋。这意味着你必须满足两个相斥的目的，第一是给他最大的利益，同时确保最后出来的建筑能超越私人利益。”但他已经无法在世贸这个项目上留下太多自己的烙印。他是一个名义上的总规划师—重新回忆那些争议的时候，他只是说参与这个项目对自己意味着很多。
自2009年开始，重建中的世贸中心1号楼大约每周都会有新的楼层完工，最终在2013年5月封顶。施工期间，顶端会有个Subway三明治店，这样工人就不需要下来吃东西。封顶那天，在数百米的高空中聆听，整个纽约在发出嗡嗡的轰鸣声，如蜜蜂一般。下端起重机和混凝土搅拌车云集。某种程度上，不远处的1号楼时而透明，时而晦暗，看上去像是微光闪烁的太空飞船。
David Childs显然钟情于玻璃这种轻薄透亮的材料。根据SOM的介绍，位于中央的大厅通过入口和南北墙走廊上的窗户采光，整幢建筑自底部向上开始收缩并呈现倾倒的棱状，形成八个等腰三角形，四个向上四个向下，这种高透明玻璃可以一直不间断地捕捉折射进来的光线。随着太阳不断移动，整幢建筑看上去像是个万花筒，在一天之中随天气变化而变。415米的办公层顶楼是观景台，加上玻璃扶栏的高度为417米—而这正是原来双子塔的高度。
从外面来看，玻璃幕墙从20层开始延伸至顶端。层与层之间的绝缘玻璃板达4.6米，每块有2720公斤重，整个20层的单元因为抗爆性能的要求因此最重。这些单元可以透入95毫米的外部光和64毫米的内部光。外表涂成青灰色的金属拱肩向内倾斜，设计想法就是吸收尽可能多的外部自然光，来营造建筑本身的“纪念 性”。
“9·11”并非第一次针对世贸中心发起的成功的恐怖袭击，1993年发生在北塔地下车库中的爆炸惨案已经是一次预警。一号楼的重建把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特别加强的混凝土和70吨重的钢结构的梁基起到保护作用之外，高达186英尺（约56.7米）的基座可以吸收和反射即便是最强的汽车炸弹引发的冲击 波。
整幢楼的设计本身也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突发事故和恐怖袭击。和7号楼的设计哲学相仿，在建筑的楼梯间、电梯和自动灭火系统、消防员专用的电梯间、超宽和承重好的逃生梯以及过滤系统中的生物和化学过滤设备外，均设有91厘米厚的混凝土墙。此前双塔在夹层使用的是纯钢材料，外面是分量很轻的石膏板。此前建筑距西街8米，现在最靠近街的地方也有20米，以避免可能的汽车炸弹袭击。面街一侧的窗户采用特殊的防爆塑胶，外观看起来和其他几侧的玻璃一样。整个建筑使用了钢架结构，将梁和柱焊接或栓接在一起，同时混凝土核心墙令建筑异常坚固，同时可以做到室内空间没有支撑柱。 许多人把如此严密的安全防范视为一种悖论：既然采取如此戒备的防卫态度，为什么不干脆取消一幢摩天大楼的建筑计划？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被考虑过，在各种争议里，这里始终是应该有一幢超高楼的。
从技术上，世贸一号楼也是纽约首个PSI（磅/英寸，相当于压强）达到1.4万的建筑。226米高的7号楼压强是1.2万PSI。在此之前，这个数字在纽约最多是8000。它还使用了纽约市历史上用过的最大的两台马尼托瓦克起重机。工程公司WSP Cantor Seinuk副总裁Yoram Eilon强调说，“我们必须很小心地监控整个流程，对使用的混凝土以及当地容易获取的材料的质量仔细控 制。”
这幢耗资32亿美元的建筑建立在一个2005年的修正方案基础之上，用钢筋和混凝土浇筑为105层，支持广播通讯服务的圆环将作为顶部尖塔的底座，由此整幢建筑便可达到1776英尺的高度。
至于标志性的尖塔，则有多重功效，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混合结构：137米长的尖塔和三层高的平台，玻璃清洗系统也安装在这一平台之内。它首先供广播和数字通讯所需，同时顶部的疝气灯将会以点和线的方式，打出N字样的摩斯码信号，26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这一想法来自于100年前船进港时发出的信号符号—B代表波士顿，N代表纽约，等等。它也希望表明，纽约是个安全可停靠的港口。
真正的挑战在于地下。新大楼必须将现有火车轨道（通往新泽西）和曼哈顿上的地铁轨道连接起来，同时纳入新的交通网络。这个未来占据7.43万平方米的交通枢纽，每日将有25万人穿梭在其中的12条交通线路之 中。
打个比方，这就像下一盘四维象棋，其中三个维度在不同深度都存在阻碍。在挖掘和建设期间，火车站要正常运行，意味着在这种迷宫般的结构中需要精准把握时间，将那些管道、轴承和钢部件运抵，从而不会令服务和施工中断。连接这些地铁更是工程学上的一大挑战。港务局要求建设期间原有线路照常运行。
“我们要造就一个集中、开放又有用的不夜下城。”讲述这些时，Silverstein闭上了眼睛，开始想象这番场景。“地下广场将会连接世贸中心、火车线路、12条地铁线路、新的Fulton街转运中心、世界金融中心和Winter Garden、码头中转站、地下停车场以及餐饮和零售店面。”
对于这样的耄耋老人，《纽约》杂志记者Andrew Rice的评价是“强韧”。他在这个城市报道了十余年地产业，几乎和每个地产商打过交道。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坚信，Silverstein会立刻拿着一些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将这一切甩在身后。但直到现在，他依然每一天都在工作。如果全部工程如他所愿能够在2017年完成，到时他将是87岁。“我希望这是纽约高层办公楼中的最好的建筑物。”Silverstein说道。
他邀请了Mike Marcucci担任制片人，记录下重建中的一切。听上去不免有辩护色彩。这部名为《16英亩》的纪录片参加了包括今年上海电影节在内的多个电影节和纪录片节。在Silverstein为其免费提供的办公桌前，Mike Marcucci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不，他没有对片中任何细节进行干预，我会平衡各方的声音”。
世贸双塔楼消失十年间，美国将摩天大楼的专业技术输出给世界各地，来满足这些新兴国家急剧增长的雄心。这已经是最不缺乏摩天大楼的时代了。贝建中认为，这样的超高层建筑从理论上会带来低效，“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但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并不这么认为。这位西班牙建筑师是世贸项目中火车站的设计者。在此之前，他接触的大多是公共项目：火车站、桥梁和博物馆。
“你可能认为人们不会再建摩天大楼了，但事实恰恰相反。摩天大楼更有影响力，更有意义。”他对《财富》杂志说。“9·11之后，突然间，纽约不再是个年轻的城市。现在，它与雅典、罗马、耶路撒冷为伍，成为一座被夷为平地之后重建的城市。”
这一天是2013年4月29日。关于世贸中心的重建，人们对任何的“推迟”都显得习以为常。十天之后，它终于稳稳地落在了基座之上。那一刻，观看的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与掌声。曼哈顿的天际线因其1776英尺（约541米）的高度被重新定义。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具商业价值的16英亩（约6万平方米）土地，但一夜之间，一切都消失了。
全世界都知道2001年9月11日那天在曼哈顿下城发生了什么。自消失的第一天，世贸废墟的重建就处于争议之中—名字在变，设计在改，谈判旷日持久，还被认为是“糟糕规划和鲁莽决策”的产物。不过，12年后，随着核心建筑世贸中心1号楼的封顶，重建终于不屈不挠地取得了阶段成果。它也成为了北美第一高的建筑。
所谓的“新世贸中心”，并非是“双子塔”的重现，而是一系列建筑的集合—这里将有世界上成本最高的火车站，有9·11纪念馆，有不知何时开工的演艺中心，还有1号至7号楼簇拥而成的建筑群。更多人称灾难发生地为“归零地”（Ground Zero），这个词本指导弹瞄准的目标和炸弹爆炸发生地，后也指某个风潮发生点。
这可能是建筑史上遇到的最复杂的项目。不仅在于它对于创造性的设计或高难度技术的要求，而是太多的人想对此发表意见—开发商、建筑师、媒体人、政客、罹难者的家属。“它让这个城市第一次认识到，建筑如此重要。因为有如此多的人卷入其中，没有人能随便在这片土地上修个建筑。”世贸重建的总规划师丹尼尔·李布斯金（Daniel Liberskind）在现场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去政治化”和“赋予其纪念意义”成为两股正面对抗的力量。一个细节可以佐证：因为顾及到租户的感受，1号楼1776英尺的高度有意与美国1776年的建国年份相呼应。它曾经被叫做“自由之塔”，现在已经被迫放弃了这个名字，而仅被称为“世贸1号楼”。
重建进程中最重要的角色还有开发商Larry Silverstein。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就设在7号楼中。位于曾经的“双子塔”北侧的7号楼，是废墟之中最后倒塌但最早重建的建筑。这座52层的建筑提升了现有钢材质的防火性，被Larry Silverstein当作其它几栋建筑的实验室。中国商人冯仑的“中国中心”暂时租用了这里的33层，等待一号楼明年正式开放后将迁移其中。金地置业也租用了这里的一张桌子。
1号楼封顶后第三天，Larry Silverstein在这里接待了以投资美国房地产为名而来的数十位中国商人。高速电梯只需十几秒就将他们运载到大楼中央的会议室，他们对初夏阳光下哈德逊河的景色和清晰可见的自由女神像发出赞叹之声。82岁的Larry Silverstein表现得活力四射。他把双手揣在裤兜内，像发表宣言一样说：“这里的建筑将在2017年完全竣工，我等着你们回来。”话音刚落，掌声便响了起来。
Larry Silverstein有着作为商人本能的乐观，但新世贸中心任何确定的时间表都令人起疑。这片建筑牵涉了太多的利益和太复杂的感情—Larry Silverstein会抓紧他的钱袋；港务局不留情面，土地是他们的；纽约州州长手上握有政治筹码；建筑师们期待自己可以成为“书写历史的英雄”……
双塔遭袭之前几周，Larry Silverstein与世贸中心的业主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The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刚刚签署了为期99年、价值32亿美元的租赁协议。此前，他虽是纽约当地小有影响的开发商，但从未接手过如此庞大且有影响力的项目，他期待着将它变为有利可图的商业项目和职业生涯的标杆。
灾难突然而至，一切看上去事与愿违。按照通常的日程安排，他每天都要去双子塔顶端的餐厅开早餐会，9·11那天也不例外。“但很巧的是，当天太太硬要我去见我的皮肤科医生—我们结婚45年，太太之命不可违，我逃过一劫。但那一天，公司失去了4名员工。”在位于38层的办公室里，他回忆起这一切。
无论如何，Larry Silverstein不愿就此放弃这个机会，虽然随后这些年来他听闻了太多“失败”这两个字。重建方案需要照顾到人们纪念和哀思的情绪，但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保持足够的商业空间—他提出的条件是：拿回自己的9.3万平米的店面和办公室出租空间，以弥补他的损失。
在港务局2002年举行的选拔规划方案的一场竞争当中，波兰建筑师李布斯金被最终选中为总规划师。接手世贸中心的项目之前，这个小个子男人的声名尚未被广泛确立。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位于柏林的犹太博物馆。正是这件作品令康泰纳仕集团总裁塞缪尔·纽豪斯的太太维多利亚·纽豪斯注意到他独特的建筑语言，并在重建项目的竞争中给予了有力支持。
康泰纳仕最终也成为1号楼的最大业主。早在1990年代时报广场周围治安一片混乱时，康泰纳仕就在这里以比市场标准低得多的租金租了整幢楼，而现在它又花了20亿美元签下了世贸中心1号楼25年的租约。
因受纳粹迫害，李布斯金的父母颠沛流离，最终在1950年代来到了纽约。他的姐夫还曾在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工作过，这令他对世贸那片土地非常熟悉。2002年10月，他第一次到现场参观，这里已经清除了碎瓦残砾，留下了一个相当于12个足球场的深坑。
“越深入深坑，越感受到那股扳倒这栋建筑的暴力和仇恨。不论将来建了什么，都必须对恐怖行动引发的悲剧发声，而不是就此埋葬。”李布斯金如此回忆自己最初的想法。
这些朦胧的想法最终形成了名为“回忆之基”的方案—“5栋螺旋而升的高楼，最高的是1776英尺（约541米），代表独立宣言发布那一年。岩床之下有座纪念碑，建筑内有博物馆，救难人员走过的路线也作为设计的一部分。”
“诺曼·福斯特也是7位决赛者之一，他的方案是两幢壮观的玻璃幕墙大楼。SOM也是备选者之一。这些方案都意在创造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制高点，好取代双塔。我不想兴建另一群孤零零的建筑，而想重建一个新的街区，一个和谐的新社群。”在类似于传记式的著作《破土》之中，李布斯金形容道，“这就像是动手术，不仅要换掉坏了的器官，还得让脉搏重新跳动。”
然而这个被选中的方案并未顺利化为现实。Larry Silverstein并不关心这些。他们之间的争执，也成为典型的艺术与商业之争。知名建筑师贝聿铭的儿子、香港中银大厦项目主要负责人贝建中也曾提交过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有必要把纽约证券交易所搬过去。这是美国经济实力的直接体现，银行必然随之填满整个空间。我不得不强调，它不是一个建筑问题，而是一个象征问题。建筑上这不难做到。”但纽交所CEO并不愿意搬迁，这个未提交的方案也就没有了下文。
而Larry Silverstein从一开始就拿定了自己的主意。“9·11一周之后，我就打电话给David Childs，希望他能加入重建计划。重建就像是做一次心脏搭桥手术，David是开这一刀的不二人选。”Silverstein说。
David Childs是SOM的合伙人，这家被贝建中评价为“有实用主义风格”的建筑师事务所为全球各地设计了各种标志性的玻璃摩天大楼，比如上海的金茂大厦。Larry Silverstein写了一封9页的长信给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称自己是双子塔的投保受益人，重建的唯一私人资金来源，因此有权决定用哪个方案。媒体、两个州的州长、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都收到了这封信。信中还提出不管谁是总规划者，他都找了SOM担任总规划。非议如潮，David Childs则开始接到一系列恨他的人的电话，以至于不得不更换电话号码。
“Silverstein是我的朋友，一个非常实际的商人。”贝建中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李布斯金的设计更为有趣，但建筑不仅仅是个艺术品。虽然最终这个结果可能失去了李布斯金原有方案的灵魂。”
根据《破土》中的描述，David Childs本人的表达或许更直接，“我的业主不是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或纽约市民，而是Larry。”最终的结果是SOM在1号楼的设计中占据51%，是主要设计师，而李布斯金的工作室占据49%，是合作建筑师。两个英国建筑设计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日本建筑师槙文彦（Fuhimo Maki）分别担任2、3、4号楼的建筑师。三人均为建筑界普利兹克奖的获奖者。
尽管李布斯金依然是名义上的总规划师，但是Silverstein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大部分设计方向，来保持他作为业主主导重建的权益。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建筑师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五个完全不同的建筑师，很难形成一个一致性的愿景。设计难度被大幅降低，这些建筑失去了它们本来的结构、内涵、标志，变得平庸，只是一些微微倾斜的线条。”
李布斯金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启发是，“与开发商合作要足智多谋。这意味着你必须满足两个相斥的目的，第一是给他最大的利益，同时确保最后出来的建筑能超越私人利益。”但他已经无法在世贸这个项目上留下太多自己的烙印。他是一个名义上的总规划师—重新回忆那些争议的时候，他只是说参与这个项目对自己意味着很多。
自2009年开始，重建中的世贸中心1号楼大约每周都会有新的楼层完工，最终在2013年5月封顶。施工期间，顶端会有个Subway三明治店，这样工人就不需要下来吃东西。封顶那天，在数百米的高空中聆听，整个纽约在发出嗡嗡的轰鸣声，如蜜蜂一般。下端起重机和混凝土搅拌车云集。某种程度上，不远处的1号楼时而透明，时而晦暗，看上去像是微光闪烁的太空飞船。
David Childs显然钟情于玻璃这种轻薄透亮的材料。根据SOM的介绍，位于中央的大厅通过入口和南北墙走廊上的窗户采光，整幢建筑自底部向上开始收缩并呈现倾倒的棱状，形成八个等腰三角形，四个向上四个向下，这种高透明玻璃可以一直不间断地捕捉折射进来的光线。随着太阳不断移动，整幢建筑看上去像是个万花筒，在一天之中随天气变化而变。415米的办公层顶楼是观景台，加上玻璃扶栏的高度为417米—而这正是原来双子塔的高度。
从外面来看，玻璃幕墙从20层开始延伸至顶端。层与层之间的绝缘玻璃板达4.6米，每块有2720公斤重，整个20层的单元因为抗爆性能的要求因此最重。这些单元可以透入95毫米的外部光和64毫米的内部光。外表涂成青灰色的金属拱肩向内倾斜，设计想法就是吸收尽可能多的外部自然光，来营造建筑本身的“纪念 性”。
“9·11”并非第一次针对世贸中心发起的成功的恐怖袭击，1993年发生在北塔地下车库中的爆炸惨案已经是一次预警。一号楼的重建把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特别加强的混凝土和70吨重的钢结构的梁基起到保护作用之外，高达186英尺（约56.7米）的基座可以吸收和反射即便是最强的汽车炸弹引发的冲击 波。
整幢楼的设计本身也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突发事故和恐怖袭击。和7号楼的设计哲学相仿，在建筑的楼梯间、电梯和自动灭火系统、消防员专用的电梯间、超宽和承重好的逃生梯以及过滤系统中的生物和化学过滤设备外，均设有91厘米厚的混凝土墙。此前双塔在夹层使用的是纯钢材料，外面是分量很轻的石膏板。此前建筑距西街8米，现在最靠近街的地方也有20米，以避免可能的汽车炸弹袭击。面街一侧的窗户采用特殊的防爆塑胶，外观看起来和其他几侧的玻璃一样。整个建筑使用了钢架结构，将梁和柱焊接或栓接在一起，同时混凝土核心墙令建筑异常坚固，同时可以做到室内空间没有支撑柱。 许多人把如此严密的安全防范视为一种悖论：既然采取如此戒备的防卫态度，为什么不干脆取消一幢摩天大楼的建筑计划？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被考虑过，在各种争议里，这里始终是应该有一幢超高楼的。
从技术上，世贸一号楼也是纽约首个PSI（磅/英寸，相当于压强）达到1.4万的建筑。226米高的7号楼压强是1.2万PSI。在此之前，这个数字在纽约最多是8000。它还使用了纽约市历史上用过的最大的两台马尼托瓦克起重机。工程公司WSP Cantor Seinuk副总裁Yoram Eilon强调说，“我们必须很小心地监控整个流程，对使用的混凝土以及当地容易获取的材料的质量仔细控 制。”
这幢耗资32亿美元的建筑建立在一个2005年的修正方案基础之上，用钢筋和混凝土浇筑为105层，支持广播通讯服务的圆环将作为顶部尖塔的底座，由此整幢建筑便可达到1776英尺的高度。
至于标志性的尖塔，则有多重功效，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混合结构：137米长的尖塔和三层高的平台，玻璃清洗系统也安装在这一平台之内。它首先供广播和数字通讯所需，同时顶部的疝气灯将会以点和线的方式，打出N字样的摩斯码信号，26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这一想法来自于100年前船进港时发出的信号符号—B代表波士顿，N代表纽约，等等。它也希望表明，纽约是个安全可停靠的港口。
真正的挑战在于地下。新大楼必须将现有火车轨道（通往新泽西）和曼哈顿上的地铁轨道连接起来，同时纳入新的交通网络。这个未来占据7.43万平方米的交通枢纽，每日将有25万人穿梭在其中的12条交通线路之 中。
打个比方，这就像下一盘四维象棋，其中三个维度在不同深度都存在阻碍。在挖掘和建设期间，火车站要正常运行，意味着在这种迷宫般的结构中需要精准把握时间，将那些管道、轴承和钢部件运抵，从而不会令服务和施工中断。连接这些地铁更是工程学上的一大挑战。港务局要求建设期间原有线路照常运行。
“我们要造就一个集中、开放又有用的不夜下城。”讲述这些时，Silverstein闭上了眼睛，开始想象这番场景。“地下广场将会连接世贸中心、火车线路、12条地铁线路、新的Fulton街转运中心、世界金融中心和Winter Garden、码头中转站、地下停车场以及餐饮和零售店面。”
对于这样的耄耋老人，《纽约》杂志记者Andrew Rice的评价是“强韧”。他在这个城市报道了十余年地产业，几乎和每个地产商打过交道。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坚信，Silverstein会立刻拿着一些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将这一切甩在身后。但直到现在，他依然每一天都在工作。如果全部工程如他所愿能够在2017年完成，到时他将是87岁。“我希望这是纽约高层办公楼中的最好的建筑物。”Silverstein说道。
他邀请了Mike Marcucci担任制片人，记录下重建中的一切。听上去不免有辩护色彩。这部名为《16英亩》的纪录片参加了包括今年上海电影节在内的多个电影节和纪录片节。在Silverstein为其免费提供的办公桌前，Mike Marcucci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不，他没有对片中任何细节进行干预，我会平衡各方的声音”。
世贸双塔楼消失十年间，美国将摩天大楼的专业技术输出给世界各地，来满足这些新兴国家急剧增长的雄心。这已经是最不缺乏摩天大楼的时代了。贝建中认为，这样的超高层建筑从理论上会带来低效，“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但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并不这么认为。这位西班牙建筑师是世贸项目中火车站的设计者。在此之前，他接触的大多是公共项目：火车站、桥梁和博物馆。
“你可能认为人们不会再建摩天大楼了，但事实恰恰相反。摩天大楼更有影响力，更有意义。”他对《财富》杂志说。“9·11之后，突然间，纽约不再是个年轻的城市。现在，它与雅典、罗马、耶路撒冷为伍，成为一座被夷为平地之后重建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