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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加接近于唯物主义。
什么是“人性学”?就是专门研究人性的一门学问。什么是中国的“人性学”?就是侧重于研究中国“国民性”的一门学问。
为什么必须着手这样的研究?因为任何的社会或时代，人性的优质化才是最根本的进化。
中国近三十年的自然科学成绩斐然，这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至于社会科学的进展速度和开发深度如何，似乎还不能采取十分乐观的态度。三十年前做为思想科学解放的第一信号。是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伺候牵动出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解放。当然要大大讴歌。但我们又必须正视所有的那一切启动，社会机器的主轴和主杠杆及其发挥的作用，大都源于政府(官方)的意志和指令。做为社会科学本身，伺候的主要业务是对上述意志和指令的注解和发挥。基于这种习惯，把社会科学本身搞得生动活泼也有较大的难度。
社会科学本身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极强的业务呢?有!其一便是在关注社会现象、社会机制、社会活动之余、分出较大的兴趣和能力去研究人深深，研究人性本身，研究中国国民的人性本身，并立足于将中国的人性本身建设好!
而建设好、研究透的基本前提是正视。
无论古代、前代还是当代，中国涌现出的圣贤、志士、英雄、卓人绝对如过江之鲤，这无疑是我们研究中国优质人性的必读材料。但光去搜集这样的闪光材料成不成呢?不成。几千年来，将中国出现过的恶魁、匪首、叛徒、汉奸、小人、懦夫串连起来，在总量上也未必少于外国。这同样是研究中国人性不可缺少的阅读材料。
如果嫌那样的材料太古、太远，不妨选读近几十年的材料。如果我们把汶川大地震中涌现出的感天动地大德之人、大德之事重读一遍，再把“文革”中近于匪行、匪患的人和事重读一遍，两者加在一起就更能入深的理解人性、国民性了。
要想读懂中国的人性，必须读懂人类(不分民族和国家)的基本人性。我们中国和可能是专门探讨人性最早也最多的国家。自老庄、孔孟有关人的认识和解释之始，此后两千余年各种有关讲述人的学问，也有长长的一大串或重重的一大堆。如道学、理学、仁学、心学，以及从外来宗教或外来学说借用过来、发挥出来的解人之学，加在一起不知有多少!连专门写给儿童的启蒙读物《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可能是对人性的基本见识了。也就是说，中国是把“性善论”当成精神帅旗的国家。到了后来，索性将我们中国人(或曰中国国民)誉称为“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或“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以及后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英雄的中国人民”，等等。这样理解人性，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性，对不对呢?当然也对。有没有解释粗了、解释偏了、解释浅了、解释错了的时候呢?必须承认：也有。
关于什么是准确而完全的人性呢?这就要听听被世界公认、被我们中国尤其无比崇拜的一位伟大人物的话。这位伟大人物叫恩格斯，他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有两句是专门注解人性的。一句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一句是：“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加接近于唯物主义。”
后一句话听起来，很可能不顺耳。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听惯了“人之初，性本善”，或习惯于自称“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一听到人性原来是趋恶的，怎能接受!但在实际上，恩格斯对人性中恶性因素的正视和批评，恰恰是对人类的关爱和负责。比那些将人性虚夸为鲜花美玉的人来，在文明品味上不知要高多少!世上有些人接受了这样的批评，从而在道德上苦苦自修，这才使其成为君子、仁人、智者。反倒是谁在“人之初，性本善”暖床上多年而不起身的人，最终沦为愚人和恶人的可能性极大。
毛泽东曾将鲁迅定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其中包括鲁迅对中国人民的热忱。而鲁迅的热忱表现在那些方面呢?其一便是对中国国民性的尖锐批评。鲁迅写的有关剖析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文章，太多太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阿Q正传》，勾勒出的阿Q轮廓，正是给我们中国人画出的精神肖像。而真正看懂了这幅画且又接受了鲁迅的警示，继之自尊、自立、自强的人，才真正成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反倒是始终陶醉于阿Q式“精神胜利”的人，一辈子或几辈子都可能是这样那样的阿Q。你如果不信，就不妨回忆一下当年的“文革”。千千万万的“造反派”，尤其是打砸抢行为，其实他们都是阿Q的嫡派或支派子孙!
当年我们队“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一词。喊得很响。其实真正的工人阶级，或由工人构成的阶级，是西方大工业生产出现之后的事。由中国小农式生产方式、小农式传统意识派生出的人群，哪里会形成“工人阶级”!哪里会懂得什么是“阶级”。故而当年我们强调的“阶级斗争”，无非是各式小农大小私利、大小权力的一种膨胀，是对各式权争利争的一种煽动和借用!这时中国的人性中，匪行因素占的比例也不少。
时代的真正进步是个缓进过程，靠骤然性的“发动”是不成的。经济杠杆成为社会的主杠杆，这是对的。为此而创造出的种种伟业，必须承认和赞美。但是中国人性的演进状态，却是更大更大的议题。
当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无疑是很值得欢呼庆祝的事。但是由于我们当时的认识能力所限，尚不能分辨“人民站起来”和“人性站起来”的区别。此后的一系列以“运动”形式演绎出的恶性事件，都和我们的“人性尚未站起来”有关。
明智的、高品位的、真正对人负责的学说或学术，无不首先立足于对人性、国民性中劣质因素的批评(当然主要是善意的批评)，而不是满足于或陶醉于虚泛式的抬捧。以中国而论，它的前身既是小农积习的汪洋大海。又是“等级观念”、“阶级现象”最顽固的国家。与“人类解放”或“解放全人类”的距离甚远，不都必须批评!而批评，才是对中国人民的严肃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任务首先是对社会现象、对人性质量不足之处的动情批评!光是大唱颂歌、大写赞美诗。是演员或三流作家的事，与真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毫不相干!当然，严肃批评也是谩骂、呈刁的天敌。
至于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为什么至今仍未达到“人性批评”的深度，这里头包括智能不达标的原因，还有另外不便去说的原因。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
什么是“人性学”?就是专门研究人性的一门学问。什么是中国的“人性学”?就是侧重于研究中国“国民性”的一门学问。
为什么必须着手这样的研究?因为任何的社会或时代，人性的优质化才是最根本的进化。
中国近三十年的自然科学成绩斐然，这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至于社会科学的进展速度和开发深度如何，似乎还不能采取十分乐观的态度。三十年前做为思想科学解放的第一信号。是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伺候牵动出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解放。当然要大大讴歌。但我们又必须正视所有的那一切启动，社会机器的主轴和主杠杆及其发挥的作用，大都源于政府(官方)的意志和指令。做为社会科学本身，伺候的主要业务是对上述意志和指令的注解和发挥。基于这种习惯，把社会科学本身搞得生动活泼也有较大的难度。
社会科学本身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极强的业务呢?有!其一便是在关注社会现象、社会机制、社会活动之余、分出较大的兴趣和能力去研究人深深，研究人性本身，研究中国国民的人性本身，并立足于将中国的人性本身建设好!
而建设好、研究透的基本前提是正视。
无论古代、前代还是当代，中国涌现出的圣贤、志士、英雄、卓人绝对如过江之鲤，这无疑是我们研究中国优质人性的必读材料。但光去搜集这样的闪光材料成不成呢?不成。几千年来，将中国出现过的恶魁、匪首、叛徒、汉奸、小人、懦夫串连起来，在总量上也未必少于外国。这同样是研究中国人性不可缺少的阅读材料。
如果嫌那样的材料太古、太远，不妨选读近几十年的材料。如果我们把汶川大地震中涌现出的感天动地大德之人、大德之事重读一遍，再把“文革”中近于匪行、匪患的人和事重读一遍，两者加在一起就更能入深的理解人性、国民性了。
要想读懂中国的人性，必须读懂人类(不分民族和国家)的基本人性。我们中国和可能是专门探讨人性最早也最多的国家。自老庄、孔孟有关人的认识和解释之始，此后两千余年各种有关讲述人的学问，也有长长的一大串或重重的一大堆。如道学、理学、仁学、心学，以及从外来宗教或外来学说借用过来、发挥出来的解人之学，加在一起不知有多少!连专门写给儿童的启蒙读物《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可能是对人性的基本见识了。也就是说，中国是把“性善论”当成精神帅旗的国家。到了后来，索性将我们中国人(或曰中国国民)誉称为“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或“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以及后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英雄的中国人民”，等等。这样理解人性，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性，对不对呢?当然也对。有没有解释粗了、解释偏了、解释浅了、解释错了的时候呢?必须承认：也有。
关于什么是准确而完全的人性呢?这就要听听被世界公认、被我们中国尤其无比崇拜的一位伟大人物的话。这位伟大人物叫恩格斯，他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有两句是专门注解人性的。一句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一句是：“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加接近于唯物主义。”
后一句话听起来，很可能不顺耳。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听惯了“人之初，性本善”，或习惯于自称“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一听到人性原来是趋恶的，怎能接受!但在实际上，恩格斯对人性中恶性因素的正视和批评，恰恰是对人类的关爱和负责。比那些将人性虚夸为鲜花美玉的人来，在文明品味上不知要高多少!世上有些人接受了这样的批评，从而在道德上苦苦自修，这才使其成为君子、仁人、智者。反倒是谁在“人之初，性本善”暖床上多年而不起身的人，最终沦为愚人和恶人的可能性极大。
毛泽东曾将鲁迅定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其中包括鲁迅对中国人民的热忱。而鲁迅的热忱表现在那些方面呢?其一便是对中国国民性的尖锐批评。鲁迅写的有关剖析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文章，太多太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阿Q正传》，勾勒出的阿Q轮廓，正是给我们中国人画出的精神肖像。而真正看懂了这幅画且又接受了鲁迅的警示，继之自尊、自立、自强的人，才真正成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反倒是始终陶醉于阿Q式“精神胜利”的人，一辈子或几辈子都可能是这样那样的阿Q。你如果不信，就不妨回忆一下当年的“文革”。千千万万的“造反派”，尤其是打砸抢行为，其实他们都是阿Q的嫡派或支派子孙!
当年我们队“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一词。喊得很响。其实真正的工人阶级，或由工人构成的阶级，是西方大工业生产出现之后的事。由中国小农式生产方式、小农式传统意识派生出的人群，哪里会形成“工人阶级”!哪里会懂得什么是“阶级”。故而当年我们强调的“阶级斗争”，无非是各式小农大小私利、大小权力的一种膨胀，是对各式权争利争的一种煽动和借用!这时中国的人性中，匪行因素占的比例也不少。
时代的真正进步是个缓进过程，靠骤然性的“发动”是不成的。经济杠杆成为社会的主杠杆，这是对的。为此而创造出的种种伟业，必须承认和赞美。但是中国人性的演进状态，却是更大更大的议题。
当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无疑是很值得欢呼庆祝的事。但是由于我们当时的认识能力所限，尚不能分辨“人民站起来”和“人性站起来”的区别。此后的一系列以“运动”形式演绎出的恶性事件，都和我们的“人性尚未站起来”有关。
明智的、高品位的、真正对人负责的学说或学术，无不首先立足于对人性、国民性中劣质因素的批评(当然主要是善意的批评)，而不是满足于或陶醉于虚泛式的抬捧。以中国而论，它的前身既是小农积习的汪洋大海。又是“等级观念”、“阶级现象”最顽固的国家。与“人类解放”或“解放全人类”的距离甚远，不都必须批评!而批评，才是对中国人民的严肃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任务首先是对社会现象、对人性质量不足之处的动情批评!光是大唱颂歌、大写赞美诗。是演员或三流作家的事，与真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毫不相干!当然，严肃批评也是谩骂、呈刁的天敌。
至于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为什么至今仍未达到“人性批评”的深度，这里头包括智能不达标的原因，还有另外不便去说的原因。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