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日本古代“变形”题材作品在受到中国同类作品与佛教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想象方式与表现艺术,这些独特性正表现出“变形”母题在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丰富的“变形”。
关键词:变形题材;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母题
在“变形”母题这一特定领域,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比如在变形的两种最基本类型(从人向动物的变形与从动物向人的变形)的存在情况上,两类变形都大量存在,而且后者在数量上远远占多数。而在其他文化圈(欧洲、南亚、中亚)则主要只存在从人向动物变形这一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则比较少见。对此中日两国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日本变形母题故事等作品跟中国文化的这种类似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受到中国变形故事的影响有关,对此中村祯里教授在《日本人的动物观——变身谭的历史》一书中曾多次提及。比如他在该书第二章的“概要”部分指出:“在八世纪初期,还不存在秉持狐狸始祖传说的大豪族,但最晚到九世纪初,跟狐通婚的异类婚姻谭在日本出现了。”?譹?訛接着他又指出:“此后的中古时期(794-1192,大致为平安时代),中国的狐妖谭明显混入,日本中部的狐妖故事达到最高潮。”?譺?訛该书第三章“概要”部分论及日本中世(1192-1603,大致相当于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的说话时则又指出:“(日本的)变形故事,在继承日本古代神话以及中古时传入日本的佛教说话传统之后逐步开始自立。因此,与变形有关的动物的种类也变得多样化。变成人的动物如狸、老鼠、鸟、蛤蜊等登场了。人所变成的动物,除马、鸟、虫子跟以前相比显示出更大势力之外,黄鼠狼、老鼠、鼹鼠等新面孔也出现了。”?譻?訛中村教授的这些论述虽然揭示出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但并不够全面。事实上,从奈良、平安时代开始,陆续传入日本的中国变形故事远不止狐妖谭或者佛教说话,而是包括十分丰富的类型,这从《善家秘记》、《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等日本古代文献中即可找到大量证据?譼?訛。而日本变形题材文学的逐步自立则未必要等到中世时期才实现。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文学的自立跟接受外来影响并不矛盾,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它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独创性都可视为自立的表现。事实上,日本的变形题材文学从平安时代以来(以《今昔物语集》为代表),在接受中国影响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独创性。笔者所特别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自立或独创。
关于日本古代的变身(即变形)谭以及变形观念,日本学者有过十分细致的研究,在此笔者仅依据中村祯里教授的《日本人的动物观——变身谭的历史》以及冈田充博教授的《〈板桥三娘子〉考(五)》?譹?訛对其主要观点加以概述:在日本古代早期文献中,从人向动物的变形占大多数。但后来从动物向人的变形大大地增加了,甚至超过从人向动物的变形。上古的动物神和人格神有时包含精灵的要素,因此,其变形与后世单纯以人和动物为主人公的变形有本质的不同。早期作为少数派的从动物向人的变形基本上都是动物为了与人类通婚而发生的,变形的雄性动物主要限于蛇,雌性动物主要限于鳄(都是爬行类动物),这是日本这一类变形的特征。这些主要记载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变形神话中的动物(或动物型的神)都还没有丧失神性,后来从中产生出大量表现异类婚姻谭的说话和故事(昔话)。早期作为多数派的从人向动物的变形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人变成的动物种类涉及蛇、龙、鳄、龟、猪、熊、犬、鸟等,其变形的意味则包括异化(一般指人在非正常死亡后变成蛇、鳄鱼等动物)、升华(人死后变成天鹅等鸟类,中村教授认为这几乎是日本独有的变形类型)、加害(为了给人以危害而变成动物)、利便(为了获得某种便利而变成动物)、授益(为了援助他人或给他人以某种好处而变成动物)、显示原形(原本为动物者恢复原形)等六类。在日本的这些变形类型中,蛇的地位十分显著,这是日本的特征之一,表明日本古代存在过对蛇的信仰。然而,由于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等文献中没有见到可以支持这些变形现象的自然观与宗教意识的记载,因此我们难以获得有关当时日本民间变形观念、变形原理的具体知识。从《古事记》的序文可以看到其运用“混元”、“阴阳”、“气”等理论来解释天地开辟等事件的尝试,但这一来自中国的理论并不能透彻解释后来众多的神灵变形故事。进入中古时期以后,《日本灵异记》、《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今昔物语集》等说话集收载了大量变身谭。依据佛教思想所编撰的这类说话集,自然如实地反映出佛教的轮回转生与因果报应观念。以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说话集《今昔物语集》为例,其中从动物向人变化的故事,近半数是因为佛教的利益或善行而发生的。人变成动物的情形则除一例外,全都是佛教的罪业所致。变形故事受到轮回果报思想的影响,这在中、日两国乃是共同的。《今昔物语集》之后的各物语集所收录的变形谭大多是重复以前的故事,其中报应转生与从人向动物变化的故事占大多数。进入室町时代以后,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动物变人的故事中出现了报恩谭;人变动物的故事中出现了人类由于妄执、怨恨等恶行而变形的例子。近代以来,随着佛教说话集的衰退,从中国传来的怪异谭盛行,动物变人的故事开始占据压倒性优势。
以上主要对日本学者关于变形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予以概述。从这一概述可以看到,日本学者比较注重从人类学、民俗学、思想史视角以及史学立场来探讨变形母题的历史演变,从文学角度对这一母题加以讨论的尝试似乎还付之阙如。有鉴于此,笔者在此将根据有限的见闻,对与变形有关的艺术想象与文学表现手法略作探讨。
关于变形的观念,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日本学者的看法之外,在日本古代的变形物语中也有一些具体的表述。这些表述所包含的观念跟神话时代相比,自然已有很大距离,而且完全是后起的观念,其中或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因素,但它自身也具有颇为独特的内涵。比如《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六第十七话讲述的著名的“芋粥故事”:当年的利仁将军邀请一位五位侍从到自己远在敦贺的家里喝芋粥,在路上抓到一只狐狸,利仁嘱咐狐狸去家里报信,让他们来迎接客人。利仁说:狐狸能变化,今天一定能去报信。后来果如其言,狐狸附身于利仁的夫人,向家人报告了客人要来的消息。故事中虽没有写到变形的事,但是提到了狐狸能变化这一点,而且以具备变化能力与灵性的狐狸作为报信的使者,这说明来自中国的狐妖故事所包含的变化观念在当时已深入人心,成为物语中重要的情节因素。《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七第六话讲述京都东三条一个铜提变成高三尺的胖五位频频出来行走的故事,并在结尾说道:人们从这件事了解到,物精可以变成人。同卷第十九话讲述某大臣上朝归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小油瓶蹦跳着从钥匙孔进入一户人家,把一个年轻姑娘杀死了的故事。这故事的结尾说道:这样的怪物会变成各种形状。这一物精或怪物可以变形的观念很可能来自中国?譺?訛,并一直到日本的镰仓、室町时代还可以看到与此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比如大约制作于14世纪前半期的《土蜘蛛草纸(绘卷)》,描述平安中期著名武将源赖光带领渡边纲等武士去山野镇压妖怪土蜘蛛,夜晚住在一所荒芜的庭院,目睹了各种恐怖的妖怪变化。从绘卷第十六纸上所绘六种器物精怪的图形来看,其中四种精怪的头和身体都呈现出动物模样,且能直立行走;其中有三种具备器物的特征,比如有一个怪物的手、脚、身躯都像人,头则是一个长着人类五官的扁平的箱子;还有一个牛首怪物则头顶一个有三条腿的器具?譹?訛。这一绘卷所表达的器物经过百年就能成精变形、扰乱人心的观念与前述《今昔物语集》的观念乃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沿袭了中国六朝时代的类似观念。但此书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些器物精怪的变形以图画的形式描绘出来了,因而可以让人十分直观地看到当时日本人心目中的精怪变化究竟表现为何种情形。也许因为采取了图画这一特殊的媒介,其精怪所变化出的“异形”并非如物语中所表现的完全是人类的形象,而是混杂着器物与人类两者特征的奇特形态,这样就能让人一看即知其为器物精怪。在中国古代著名的《白泽精怪图》上,因其所描绘的各种动物精怪依然是动物本然的形象,因而难以让人觉得那是精怪,更难以感觉到其变形。但是中国的《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各种奇怪动物则往往是融合动物与人类的特征而成,其图像也是如此。另外,在大约成书于1254年前后的物语集《古今著闻集》里,专门设立了“变化”类,收录的24则故事(参见该书卷十七“变化第廿七”),包含各种鬼怪精灵的变化,其中也包含动物变成人的故事。该书对“变化”所作的解释是“千变万化,未始有极。虽说(鬼怪)自古以来扰乱人心,但难以让人相信(真有其事)”。虽如此说,但此书还是对那些变形的故事描写细致,好像把它们当成真事一样,似乎对此表现出一种犹疑矛盾的心态?譺?訛。
在变化的具体形式上,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物语文学除了表现出与中国的志怪传奇类同的一面之外,也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比如《日本灵异记》上卷第三十则故事“非理夺他物为恶行受报示奇事缘”,讲述奈良时期的膳臣广国死去三日,去往度南国(类似于地狱),见到生前作恶、死后在冥府受痛苦折磨的妻子和父亲。父亲对他说:自己刚死那一年的七月七日变成大蛇到他家,被他用棍子挑起来扔掉;翌年五月五日又变成赤犬到他家,被他唤狗轰走;今年正月一日又变成狸到他家,尝了各种祭品,才把肚子吃饱。父亲叮嘱广国为自己造佛、写经、施舍以赎罪。这则反映佛教因果报应的说话表现死者竟然连续三年变成不同动物前往儿子家里觅食,这是十分奇特的死后变身谭,笔者在中国志怪传奇中没有见过类似故事。《今昔物语集》卷第三十第十四话“某男妻化弓后又化鸟飞去的故事”中的变形则显得颇为神秘:从前某国某郡有个男子梦见自己心爱的妻子对他说要离开他去远方,但会留下一件礼物,让那礼物代替自己。男子醒来,发现妻子果真不见了,只有枕头上放着一张弓,他猜想这就是妻子的礼物,便经常将其立在近处,用手抚摸。过了一个月,这张弓突然变成白色的鸟飞走了。男子跟着追赶,一直追到纪伊国,那只鸟又变成了人。最后故事的讲述者说:关于这个故事还想知道得更多一些,这虽然不是真实的故事,可是古书上是这样写的。这个故事确实十分神秘,某男的妻子不知何故,竟然连续变化成弓、鸟、人,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离开了丈夫。在这里,人类竟然还可以变成弓这类无生命的物品。日本学者以前并不特别注意这类变形,但这方面的例子却可以找出不少。比如《古事记》中卷讲述大物主神变成丹涂矢撞击美人势夜陀多良比売的阴部,美人将矢拾回,放在床边,矢变成美丈夫,与其成婚;又如《日本书纪》卷一讲述素戋呜尊在出云国降服八岐大蛇前,把即将被大蛇吞食的少女奇稻田姬变成爪栉(细齿梳子或篦子),插在自己的发髻上;再如《常陆国风土记》记载男女二童子皆化为松树的怪事?譻?訛。这类由人格神或者人类变成无生命之物的故事在中国唐代以前的文献中主要表现为人类变成石头,唐以后才出现通过法术将人变成青草的例子,或者神魔妖怪变成物品等。另外,日本还有动物变成无生命物体的变形故事。比如《丰后国风土记》记载的白鸟(天鹅)化为饼,又化为芋草的故事?譼?訛;《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七第三十七话讲述的狐狸变成大杉树,结果被人射杀的故事。这类变形也很奇特,但在以后的文学中没有获得进一步发展。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看到变形题材物语跟中国魏晋隋唐志怪传奇同类题材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毋庸赘言。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处于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如何以其独特的想象力来发展变形这一相同的母题,并如何对其加以与众不同的文学表现。首先,就变形的物类及其变化方式(这里主要就其他物类变成人类)而言,在中国魏晋六朝隋唐的志怪传奇中已经出现过大量各种动植物的变形故事,变形的方式也千变万化,以至于唐以后的文人很难再花样翻新了。但在日本的说话文学中,却能看到一些特殊的物类及其变形,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例子之外,至少还有如下几类:
(一)《纪家怪异实录》记述大学助纪百枝宅正对皇嘉门,此门匾额的题字乃某大师笔墨,其“门”字字形如力士之跋扈。纪百枝一日昼寝,似乎梦见一力士站立枕上,挥拳要打自己,百枝惊醒,力士即飞还而为额字。百枝从此得病,不久死去。后来住进此宅的几个人也遭此厄运?譹?訛。这个故事写到匾额上的一个字竟然成精,变成了力士,这是十分特别的想象。这一变形类型笔者在中国志怪传奇中没有看到过,后来经过反复搜检,在唐代僧详编纂的《法华验记》卷第五“唐并州释僧衍”中看到其中提到僧衍因为长期念诵《法华经》,结果梦见自己生出羽翼,去往西方宝地,看到《法华经》上的文字都变成丈六佛身的故事?譺?訛。这个佛教神异故事不一定对纪百枝的故事发生过影响,而且两者的意蕴也全然不同:匾额上的文字变成精怪,似乎是赞颂书法艺术的神奇魅力,而佛经文字变成佛,乃是佛教在颂扬和鼓吹信徒的虔诚。中、日两国的这两个故事极可能影响到日本僧人镇源编纂的《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卷下第一百一十则故事。该故事讲述肥后国某官人因公外出迷途,夜晚误入罗刹舍中,惊慌逃窜,罗刹随后追赶,官人失足坠入一地穴,罗刹在洞口叫喊。此时,地穴中有人斥责罗刹,罗刹惊走。官人询问此人为谁,此人云己是《法华经》上的“妙”字,因过去有一位圣人在附近建佛塔,放置《法华经》一部,后来此塔破毁,经文随风飘散,唯有“妙”字犹留此处,度诸众生。天亮后,官人见到一个童子,领他回到自宅。童子嘱咐官人受持《法华》之后,便升空消失了。这个故事产生的时代晚于前两个故事,虽然同样表现的是文字变成人,但已经完全将其当作实事来讲述,让人感觉十分奇特。对《法华经》的信仰在日本平安时代极为盛行,僧人们通过各种幻想型的物语来宣扬此经的神奇效力,其中想象最为独特的应属这个故事。
(二)《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七第五话“冷泉院水精成人形被捕的故事”讲述在阳成天皇曾居住过的冷泉院,有个三尺高的老翁夏天夜晚出来摸人的脸,被人用麻绳绑住了,拿灯一照,发现是个穿着浅黄色衣服的小老翁,老翁用微弱的声音请求人们端来一盆水,他伸长脖子看水里的身影,说自己是水精,然后落入水中不见了。盆里的水随即增多了,涨到盆沿,麻绳沉在水里。这一故事描写水精的变形、逃跑与消失的方式也很有趣,仿佛这个水精是一块冰,融化在水里了。
(三)《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八第三十九话“寸白信浓守消失的故事”(寸白即绦虫):讲述有个得了绦虫病的女人生了个儿子,长大后做官当上了信浓守,前去赴任时,迎接他的宴会上摆了很多用胡桃做的食物。国守觉得浑身难受。座中一个老人见此情景,发生怀疑,便在酒里掺上胡桃汁,让人向国守敬酒。国守迫不得已,颤抖着端起酒杯,说道:其实我是绦虫男,已经忍受不住了,说完便化成水消失了。人们这才知道国守原来是绦虫变的(胡桃油能治绦虫病有科学依据)。故事结尾讲述者说:绦虫也能变成人,听了此事的人都忍不住笑,这可真是件稀奇的事。在众多的变形故事中,这个故事确实显得非常“稀奇”。在中国的变形故事中,完全找不到相似的类型。从笔者的角度来看,也很难理解这样的变形故事何以会出现。
在日本古代物语文学里,《今昔物语集》具备极高的叙事艺术,这已是日本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在此,笔者主要着眼于变形题材物语与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的联系与差异来进行讨论。
首先,令笔者印象极为深刻的乃是《今昔物语集》的一些篇目已经完全从妖怪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比如该书卷第二十的第一话“天竺天狗闻海水音渡此朝的故事”、第二话“震旦天狗智罗永寿渡此朝的故事”、第十一话“龙王被天狗捕获的故事”,都是从天狗或者龙王的角度来讲述故事,甚至直接描写它们的心理活动。比如其中“龙王被天狗捕获的故事”讲述有一天■岐国那珂郡万能池的龙王变成小蛇,盘踞在堤边晒太阳,这时,住在近江国比良山的天狗变成鹰在水池上空盘旋,看到这条小蛇,便迅速俯冲下来,抓住小蛇飞向天空。龙虽然力量很大,但由于猝不及防,没有一点招架能力。天狗打算把蛇撕碎吃掉,可是龙的力量很大,无法撕碎,只好把它叼回比良山,关进狭小的洞穴。因为没有水,龙无法动弹,只能等死。这时天狗想去比睿山抢个僧人回来,便趁着夜色来到山谷,蹲在树上观察动静,正好看到一个僧人端着水瓶出来小便,天狗便抓住僧人,连人及水瓶带回比良山,关进龙所在的洞穴。龙看到僧人的瓶中有水,便让僧人给他一滴水,他立刻变成童子,踢破洞口,这时电闪雷鸣,龙背着僧人逃离了洞穴。龙打算报复天狗,到处寻找其下落,发现天狗变成了一个卑俗的法师,在京城四处劝化募捐。龙立刻从空中落下去,将其踢死了,天狗变成了断翅的臭烘烘的老鹰,被路人踢来踢去。这个故事主要从天狗和龙的视角来叙述,虽然其中有僧人,但僧人的视角反而被忽视了。在中国和日本,大量精怪或妖怪变形的故事一般都会从人类的视角来展开情节,这样乃是最为自然的叙事手段,因为妖魔鬼怪只有在侵入人类世界之后才会跟人发生联系,并被人类注意。而妖魔鬼怪的世界则是一个人类无法进入的世界,叙述者很难从它们的角度来叙事。而且,很显然,如果要从妖怪的角度叙事,需要运用更多的想象力,难度比较大。因此,《今昔物语集》中这三篇作品就显得很特别。不过,这样的叙事角度在日本物语文学中似乎也运用得并不普遍,笔者没有找到更多的其他例子。另外,在这篇作品中,变形的因素成为构成情节的重要成分,如果没有变形,则龙不会被变成鹰的天狗抓走,而龙也无法从洞穴逃脱,这一故事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其次,《今昔物语集》的变形故事在叙事上的创造还表现在对来自中国的变形题材的借鉴与发展。有一些在中国的志怪传奇里十分简单的变形故事传入日本后变得十分细腻复杂,或者变得更具有文学的意味。由于这方面例子比较多,这里只择要加以论述。比如,在晋代陶潜的《搜神后记》(卷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为舍住。夜中,有一人,长一丈,著黄衣白带,径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日当战。君可见助,当厚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日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蛇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蛇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为祸。”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猎,所获甚多,骤至巨富(后略)。
而《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六第九话“加贺国蛇蜈相争行人助蛇住岛的故事”跟上述故事极其相似,讲述加贺国的七个渔民出海打鱼,结果被狂风刮到一个遥远的小岛,一个年轻男子出来接待他们,说那狂风是他刮的,他正跟附近一个岛上居住的敌人交战,希望渔民能帮助他战胜敌人。男子还说:自己和敌人都不是人类。他的敌人将从海上进攻,他自己将从岛上下来迎击,当他战斗到坚持不住时,请渔民们拿箭射他的敌人。第二天,渔民们看到海面上和岛上都刮起了狂风,一条十多丈长的蜈蚣从海上游来,从岛上的树林里则爬出一条同样长的大蛇,双方很快扭成一团,开始血腥地厮杀。渐渐地,大蛇受重伤,力气不支,渔夫们冲上去,把箭射进蜈蚣的躯体。蜈蚣死了,蛇回归树林,很快又变成那个男子出来了。他将蜈蚣的尸体烧成了灰烬。为了感谢渔夫们的帮助,他邀请他们带着家眷到这个岛上来定居,这就是猫岛的来历(即日本海上的奥岛)。猫岛的居民每年一次到加贺国的熊田宫神社祭祀那条大蛇,但他们总是半夜时分去祭祀,祭完后就走了。
这个故事跟《搜神后记》中那个故事的相似性是极其明显的,已有日本学者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类同关系。而在笔者看来,这个故事所表现的蛇和蜈蚣的争斗跟中国古代的观念有很深的联系:《庄子·齐物论》曾提到过“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蜈蚣)甘带(蛇),鸱鸦耆鼠”,“蝍蛆甘带”即指蜈蚣喜欢吃蛇。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与北宋彭氏的《墨客挥犀》也提到蜈蚣如何制服大蛇(蜈蚣制服蛇类的说法从生物学上也可以得到确证)?譹?訛。《今昔物语集》中“蛇蜈相争”的故事应该是融合《搜神后记》两蛇相争的故事和关于蜈蚣制服大蛇的说法而成,当然其中也结合了日本民间的蛇信仰,并与日本的环境与风俗完全交融,在叙事上则大量增加细节描写,并使结构更为完整细密,其篇幅也较原作增加了大约七倍,成为一篇完全日本式的文学作品。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此提出来加以讨论。平安时代僧人镇源所撰《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卷下第一百二十九“纪伊国牟娄郡恶女”条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其大意为:
两个僧人前往熊野参拜,途中投宿于牟娄郡一独身女人家。半夜时,女主人来向年轻僧人示爱求欢死缠不放。僧人设计走脱。女子变成一条五寻大蛇,追赶两个僧人。两人跑到道成寺,寺僧让年轻僧人藏在一口大钟底下,然后紧闭堂门。大蛇追到道成寺,用尾巴将门击破,进入堂内,缠住大钟,又以尾叩击钟上的龙头。众僧从窗户看见大蛇两眼流出血泪,举颈吐舌,然后离去。大钟被蛇的毒焰烧得直冒烈火。众僧泼水灭火,移开钟一看,年轻僧人已被烧成灰烬。后来老年僧人梦见一条大蛇前来,说自己就是那个年轻僧人,已成为那恶女的丈夫,并变成蛇身,万分痛苦。请求老僧为它们书写《法华经》,以拔出苦海。老僧照办了,后来又梦见一僧一女前来道别,说他们已经脱离蛇身,分别升往忉利天和兜率天。
《今昔物语集》卷十四第三话“纪伊国道成寺僧写《法华》救蛇”基本完整演绎了上述故事,但改用由汉字混合片假名的古日语文体来叙述(《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是汉语文言体),并增加了一些细节,最后带上一个“佛告诫切莫近女色”的结尾。此后这个故事又迭经演变,大约在15世纪初期(1427年)变成两卷的绘卷,并带有说明文字,讲述故事大意。其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情节未变。后来这个故事又演变成能乐、净琉璃、歌舞伎剧等,在日本十分著名。在这个故事中,最为核心而且奇特的情节自然是女子变成大蛇,缠住大钟,将大钟内的僧人烧成灰烬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情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资料是元代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报应门”“冤报”类的“击犬受报”一文?譹?訛:
昔有寺僧,蓄一犬,爱之。一日远出,行者击杀此犬,埋于后园。僧归,寻不见,行者以死告。僧于所埋处寻看,则犬已化为巨蛇矣,眼犹未开。主僧急令行者诵经释冤。忽主僧感梦,知有冤报,遂用钟盖此行者于中。其蛇冉冉而来,昂头于僧之前,遍寻此行者,绕钟三日而去。及揭视,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这个故事的记载年代要晚于《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中的道成寺故事约两百年。而二者在蛇缠水缸(水缸和钟为性质接近的容器)令僧人丧命这一点上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在于道成寺故事中大蛇由女人变成,僧人因为违背誓约而被烧成灰烬;“击犬受报”中大蛇则由狗变成,僧人因杀狗获报应,被变成枯骨。从二者情节与细节的惊人相似可以判断它们应该出自相同的源头,但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则还难以截然判定。不过,据笔者调查,这一故事类型在中国民间流传十分广泛,而且一直到现在很多地方仍有流传?譺?訛。但是,在叙事的艺术与文学的意味上,这些传说都较日本的道成寺故事逊色。中国的这类传说都是表现蛇类的报仇行为,没有出现女性化蛇的因素。而道成寺故事则将女人化蛇与蛇缠大钟两个要素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极其出色的创造。在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女人以其炽烈的情欲纠缠年轻僧人,僧人不得已才靠说谎来逃脱这一纠缠。当女子得知僧人逃走、自己感情被欺骗后,其炽烈的情欲与仇恨交织纠结在一起,在心中翻腾窜跳,这一心理通过大蛇喷吐着毒焰来加以象征,乃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这一故事运用变形母题,将人类(可能因受到佛教影响而表现为女人)炽烈情欲与刻骨仇恨的纠结赋予文学化的象征形象,乃是对宗教教义与民间动物复仇观念的引申与突破。就其技巧而言,前后浑然一体,没有将异质因素勉强拼合的痕迹。因此,道成寺故事可以说是将宗教因素、民间因素与文学性因素完美融合的典范。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使原本属于奇异现象与民俗信仰范畴的变形母题象征化、文学化,并成为表达手段的,正是佛教徒宣扬教义的强烈需要。道成寺故事所包含的女人化蛇这一因素在日本文化中有很深的渊源。中村祯里教授在《日本人的动物观》一书中指出:到八世纪前半期,对作为农耕神的蛇的信仰的盛期过去了。这一动物作为死灵象征的形象被强化(见该书第69页)。到九世纪,人类因恶报转生为动物,尤其是转生为蛇的故事,乃是将蛇视为死灵象征的日本思想和海外传来的佛教转生谭相结合的产物(见该书第116页)。道成寺故事正是佛教利用女人变为蛇的因素来告诫佛教徒不要接近女色,是一种典型的佛教譬喻手段。因生前恶念或恶行而死后转生为动物乃是佛教最为重要的信念之一,也是劝谕世人行善的重要手段。然而反复运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劝谕,未免令人生厌,至少从文学上来说没有表现出任何新意。但《今昔物语集》的一些故事在运用变形题材进行劝谕方面表现出很好的创造力。比如该书卷第十九第八话“西京使鹰者见梦出家的故事”便是一篇极其出色的作品:从前西京有个酷好使鹰猎杀野鸡的男子,梦见自己带着妻子儿女住在嵯峨野的墓穴中。春天来了,他们一起到野外采集野菜。男子发现来了一队使鹰打猎的人马。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被鹰和猎人残酷地杀死,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最后他自己也被鹰和猎犬追赶,无路可逃,只好钻进草丛,眼看就要被猎狗捕获的那一刹那,梦醒了。原来这男子在梦中变成了野鸡,亲身体验到了那些被他猎杀的野鸡的痛苦,于是产生了强烈的罪孽感。他把鹰和猎狗全部放走,出家为僧,后来成为品行高贵的圣人。这也是一个佛教的劝谕型故事,它十分高明地运用了人在梦中变成动物的情节因素,获得了很强的说服力,也很有新意。这一类型的变形故事存在于中国古代的不少类话中,最著名的乃是唐代的《薛伟》一文,叙述薛伟梦见自己变成鱼,被人钓起,又被自己的同僚买走,要做成鲙。当鱼头被剁掉的瞬间,他梦醒了,向同僚们讲述自己的梦境与被宰杀的痛苦,同僚们听了,从此不再食鲙?譹?訛。笔者认为,西京使鹰男子的故事受到过唐代《薛伟》这类作品的影响,但是二者的具体叙述方式却很不一样:《薛伟》一文采取当事人梦醒后追述梦境的写法,很有切身感,但梦的感觉不太明显。西京男子梦中变鹰一文则直接模仿梦境,更有现场感,使听众或读者能贴近故事中的人物,直接感受其痛苦和恐惧,表达效果更为强烈。这实在是很高明的叙事技巧。
在日本奈良、平安朝以及镰仓时代的变形物语中还出现了一些武士降服变形精怪的故事。在中国唐、宋以前的志怪传奇里,出面降服精怪的大多是方士或僧人——这一类故事在日本也大量存在,但作为普通人的武士降服精怪的故事则可能是日本的特色。而且,这一类故事都颇有趣味,值得在此略加探讨。《今昔物语集》中的此类故事可以卷第二十七第四十一话的“高阳川狐变女乘马臀的故事”为代表:从前,在高阳川有个狐精变成的少女,经常请求骑马经过的人让她骑在马屁股上。泷口的侍卫在一起谈论此事。一个有勇有谋的侍卫说他一定能抓住那个少女。别人都不相信。第二天傍晚他独自来到高阳川,果然有个漂亮少女要求骑在马上。侍卫一等她骑上来,立刻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她绑在马鞍上,然后返回京城,去找其他侍卫。他经过西大宫大路时看到东面燃起很多火把,有好几辆车鱼贯而过。他想这一定是达官贵人,便掉头从另外一条路走到土御门,其他侍卫在此等候。他将少女从马上解下来,抓住手腕,带进屋里,大家都在这里等候。少女哭着请求将她放开,其他侍卫搭上箭围住她说:放开吧,想跑就射她。于是这个侍卫就放开手,少女立刻变成狐狸逃跑了。这时,其他侍卫也一下子不见了,灯火也熄灭了。侍卫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竟然置身荒野,他这才明白刚才见到的场面都是狐狸精捣的鬼。这一次被骗以后,过了两天,他再一次带着很多同伴来到高阳川时,又将那个少女抓住,十分谨慎地将她带回侍卫的住地。他们将这个狐狸精烧烤折磨了一番之后,将它放走了。后来当他第三次来到高阳川,那个少女再也不敢坐到马上来了。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狐精变形故事,虽然其中一些重要因素(如狐精以变幻的场景进行欺骗)都带有中国精怪骗局类故事的痕迹,但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则全新的故事,表现普通人与精怪的较量,而且精怪最终被人制服。其篇幅虽短,情节却比较曲折,充满意外和悬念。笔者注意到,故事中出现的狐精用来欺骗侍卫的那个像梦一般的虚幻场景特别受日本文学家喜爱,在很多作品(包括日本现代小说)里这一类场景都曾出现过。这类场景在中国六朝志怪和唐代的梦幻类传奇中也曾频繁出现,在狐精类传奇里则偶有所见,但用于狐精骗局者则似乎没有。这类场景让故事主人公和读者都感觉像是在做梦,具有奇特的意趣,这也是这篇物语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点。
以上主要对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变形物语在文学上的独创性加以探讨。探讨这一问题,必须与中国魏晋六朝隋唐志怪传奇加以比较,才能更清楚地看出中、日两国变形题材文学领域的联系与各自的特点,从而了解变形这一母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丰富“变形”。
[责任编辑张清民]
关键词:变形题材;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母题
在“变形”母题这一特定领域,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比如在变形的两种最基本类型(从人向动物的变形与从动物向人的变形)的存在情况上,两类变形都大量存在,而且后者在数量上远远占多数。而在其他文化圈(欧洲、南亚、中亚)则主要只存在从人向动物变形这一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则比较少见。对此中日两国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日本变形母题故事等作品跟中国文化的这种类似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受到中国变形故事的影响有关,对此中村祯里教授在《日本人的动物观——变身谭的历史》一书中曾多次提及。比如他在该书第二章的“概要”部分指出:“在八世纪初期,还不存在秉持狐狸始祖传说的大豪族,但最晚到九世纪初,跟狐通婚的异类婚姻谭在日本出现了。”?譹?訛接着他又指出:“此后的中古时期(794-1192,大致为平安时代),中国的狐妖谭明显混入,日本中部的狐妖故事达到最高潮。”?譺?訛该书第三章“概要”部分论及日本中世(1192-1603,大致相当于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的说话时则又指出:“(日本的)变形故事,在继承日本古代神话以及中古时传入日本的佛教说话传统之后逐步开始自立。因此,与变形有关的动物的种类也变得多样化。变成人的动物如狸、老鼠、鸟、蛤蜊等登场了。人所变成的动物,除马、鸟、虫子跟以前相比显示出更大势力之外,黄鼠狼、老鼠、鼹鼠等新面孔也出现了。”?譻?訛中村教授的这些论述虽然揭示出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但并不够全面。事实上,从奈良、平安时代开始,陆续传入日本的中国变形故事远不止狐妖谭或者佛教说话,而是包括十分丰富的类型,这从《善家秘记》、《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等日本古代文献中即可找到大量证据?譼?訛。而日本变形题材文学的逐步自立则未必要等到中世时期才实现。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文学的自立跟接受外来影响并不矛盾,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它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独创性都可视为自立的表现。事实上,日本的变形题材文学从平安时代以来(以《今昔物语集》为代表),在接受中国影响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独创性。笔者所特别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自立或独创。
关于日本古代的变身(即变形)谭以及变形观念,日本学者有过十分细致的研究,在此笔者仅依据中村祯里教授的《日本人的动物观——变身谭的历史》以及冈田充博教授的《〈板桥三娘子〉考(五)》?譹?訛对其主要观点加以概述:在日本古代早期文献中,从人向动物的变形占大多数。但后来从动物向人的变形大大地增加了,甚至超过从人向动物的变形。上古的动物神和人格神有时包含精灵的要素,因此,其变形与后世单纯以人和动物为主人公的变形有本质的不同。早期作为少数派的从动物向人的变形基本上都是动物为了与人类通婚而发生的,变形的雄性动物主要限于蛇,雌性动物主要限于鳄(都是爬行类动物),这是日本这一类变形的特征。这些主要记载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变形神话中的动物(或动物型的神)都还没有丧失神性,后来从中产生出大量表现异类婚姻谭的说话和故事(昔话)。早期作为多数派的从人向动物的变形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人变成的动物种类涉及蛇、龙、鳄、龟、猪、熊、犬、鸟等,其变形的意味则包括异化(一般指人在非正常死亡后变成蛇、鳄鱼等动物)、升华(人死后变成天鹅等鸟类,中村教授认为这几乎是日本独有的变形类型)、加害(为了给人以危害而变成动物)、利便(为了获得某种便利而变成动物)、授益(为了援助他人或给他人以某种好处而变成动物)、显示原形(原本为动物者恢复原形)等六类。在日本的这些变形类型中,蛇的地位十分显著,这是日本的特征之一,表明日本古代存在过对蛇的信仰。然而,由于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等文献中没有见到可以支持这些变形现象的自然观与宗教意识的记载,因此我们难以获得有关当时日本民间变形观念、变形原理的具体知识。从《古事记》的序文可以看到其运用“混元”、“阴阳”、“气”等理论来解释天地开辟等事件的尝试,但这一来自中国的理论并不能透彻解释后来众多的神灵变形故事。进入中古时期以后,《日本灵异记》、《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今昔物语集》等说话集收载了大量变身谭。依据佛教思想所编撰的这类说话集,自然如实地反映出佛教的轮回转生与因果报应观念。以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说话集《今昔物语集》为例,其中从动物向人变化的故事,近半数是因为佛教的利益或善行而发生的。人变成动物的情形则除一例外,全都是佛教的罪业所致。变形故事受到轮回果报思想的影响,这在中、日两国乃是共同的。《今昔物语集》之后的各物语集所收录的变形谭大多是重复以前的故事,其中报应转生与从人向动物变化的故事占大多数。进入室町时代以后,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动物变人的故事中出现了报恩谭;人变动物的故事中出现了人类由于妄执、怨恨等恶行而变形的例子。近代以来,随着佛教说话集的衰退,从中国传来的怪异谭盛行,动物变人的故事开始占据压倒性优势。
以上主要对日本学者关于变形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予以概述。从这一概述可以看到,日本学者比较注重从人类学、民俗学、思想史视角以及史学立场来探讨变形母题的历史演变,从文学角度对这一母题加以讨论的尝试似乎还付之阙如。有鉴于此,笔者在此将根据有限的见闻,对与变形有关的艺术想象与文学表现手法略作探讨。
关于变形的观念,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日本学者的看法之外,在日本古代的变形物语中也有一些具体的表述。这些表述所包含的观念跟神话时代相比,自然已有很大距离,而且完全是后起的观念,其中或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因素,但它自身也具有颇为独特的内涵。比如《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六第十七话讲述的著名的“芋粥故事”:当年的利仁将军邀请一位五位侍从到自己远在敦贺的家里喝芋粥,在路上抓到一只狐狸,利仁嘱咐狐狸去家里报信,让他们来迎接客人。利仁说:狐狸能变化,今天一定能去报信。后来果如其言,狐狸附身于利仁的夫人,向家人报告了客人要来的消息。故事中虽没有写到变形的事,但是提到了狐狸能变化这一点,而且以具备变化能力与灵性的狐狸作为报信的使者,这说明来自中国的狐妖故事所包含的变化观念在当时已深入人心,成为物语中重要的情节因素。《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七第六话讲述京都东三条一个铜提变成高三尺的胖五位频频出来行走的故事,并在结尾说道:人们从这件事了解到,物精可以变成人。同卷第十九话讲述某大臣上朝归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小油瓶蹦跳着从钥匙孔进入一户人家,把一个年轻姑娘杀死了的故事。这故事的结尾说道:这样的怪物会变成各种形状。这一物精或怪物可以变形的观念很可能来自中国?譺?訛,并一直到日本的镰仓、室町时代还可以看到与此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比如大约制作于14世纪前半期的《土蜘蛛草纸(绘卷)》,描述平安中期著名武将源赖光带领渡边纲等武士去山野镇压妖怪土蜘蛛,夜晚住在一所荒芜的庭院,目睹了各种恐怖的妖怪变化。从绘卷第十六纸上所绘六种器物精怪的图形来看,其中四种精怪的头和身体都呈现出动物模样,且能直立行走;其中有三种具备器物的特征,比如有一个怪物的手、脚、身躯都像人,头则是一个长着人类五官的扁平的箱子;还有一个牛首怪物则头顶一个有三条腿的器具?譹?訛。这一绘卷所表达的器物经过百年就能成精变形、扰乱人心的观念与前述《今昔物语集》的观念乃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沿袭了中国六朝时代的类似观念。但此书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些器物精怪的变形以图画的形式描绘出来了,因而可以让人十分直观地看到当时日本人心目中的精怪变化究竟表现为何种情形。也许因为采取了图画这一特殊的媒介,其精怪所变化出的“异形”并非如物语中所表现的完全是人类的形象,而是混杂着器物与人类两者特征的奇特形态,这样就能让人一看即知其为器物精怪。在中国古代著名的《白泽精怪图》上,因其所描绘的各种动物精怪依然是动物本然的形象,因而难以让人觉得那是精怪,更难以感觉到其变形。但是中国的《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各种奇怪动物则往往是融合动物与人类的特征而成,其图像也是如此。另外,在大约成书于1254年前后的物语集《古今著闻集》里,专门设立了“变化”类,收录的24则故事(参见该书卷十七“变化第廿七”),包含各种鬼怪精灵的变化,其中也包含动物变成人的故事。该书对“变化”所作的解释是“千变万化,未始有极。虽说(鬼怪)自古以来扰乱人心,但难以让人相信(真有其事)”。虽如此说,但此书还是对那些变形的故事描写细致,好像把它们当成真事一样,似乎对此表现出一种犹疑矛盾的心态?譺?訛。
在变化的具体形式上,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物语文学除了表现出与中国的志怪传奇类同的一面之外,也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比如《日本灵异记》上卷第三十则故事“非理夺他物为恶行受报示奇事缘”,讲述奈良时期的膳臣广国死去三日,去往度南国(类似于地狱),见到生前作恶、死后在冥府受痛苦折磨的妻子和父亲。父亲对他说:自己刚死那一年的七月七日变成大蛇到他家,被他用棍子挑起来扔掉;翌年五月五日又变成赤犬到他家,被他唤狗轰走;今年正月一日又变成狸到他家,尝了各种祭品,才把肚子吃饱。父亲叮嘱广国为自己造佛、写经、施舍以赎罪。这则反映佛教因果报应的说话表现死者竟然连续三年变成不同动物前往儿子家里觅食,这是十分奇特的死后变身谭,笔者在中国志怪传奇中没有见过类似故事。《今昔物语集》卷第三十第十四话“某男妻化弓后又化鸟飞去的故事”中的变形则显得颇为神秘:从前某国某郡有个男子梦见自己心爱的妻子对他说要离开他去远方,但会留下一件礼物,让那礼物代替自己。男子醒来,发现妻子果真不见了,只有枕头上放着一张弓,他猜想这就是妻子的礼物,便经常将其立在近处,用手抚摸。过了一个月,这张弓突然变成白色的鸟飞走了。男子跟着追赶,一直追到纪伊国,那只鸟又变成了人。最后故事的讲述者说:关于这个故事还想知道得更多一些,这虽然不是真实的故事,可是古书上是这样写的。这个故事确实十分神秘,某男的妻子不知何故,竟然连续变化成弓、鸟、人,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离开了丈夫。在这里,人类竟然还可以变成弓这类无生命的物品。日本学者以前并不特别注意这类变形,但这方面的例子却可以找出不少。比如《古事记》中卷讲述大物主神变成丹涂矢撞击美人势夜陀多良比売的阴部,美人将矢拾回,放在床边,矢变成美丈夫,与其成婚;又如《日本书纪》卷一讲述素戋呜尊在出云国降服八岐大蛇前,把即将被大蛇吞食的少女奇稻田姬变成爪栉(细齿梳子或篦子),插在自己的发髻上;再如《常陆国风土记》记载男女二童子皆化为松树的怪事?譻?訛。这类由人格神或者人类变成无生命之物的故事在中国唐代以前的文献中主要表现为人类变成石头,唐以后才出现通过法术将人变成青草的例子,或者神魔妖怪变成物品等。另外,日本还有动物变成无生命物体的变形故事。比如《丰后国风土记》记载的白鸟(天鹅)化为饼,又化为芋草的故事?譼?訛;《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七第三十七话讲述的狐狸变成大杉树,结果被人射杀的故事。这类变形也很奇特,但在以后的文学中没有获得进一步发展。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看到变形题材物语跟中国魏晋隋唐志怪传奇同类题材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毋庸赘言。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处于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如何以其独特的想象力来发展变形这一相同的母题,并如何对其加以与众不同的文学表现。首先,就变形的物类及其变化方式(这里主要就其他物类变成人类)而言,在中国魏晋六朝隋唐的志怪传奇中已经出现过大量各种动植物的变形故事,变形的方式也千变万化,以至于唐以后的文人很难再花样翻新了。但在日本的说话文学中,却能看到一些特殊的物类及其变形,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例子之外,至少还有如下几类:
(一)《纪家怪异实录》记述大学助纪百枝宅正对皇嘉门,此门匾额的题字乃某大师笔墨,其“门”字字形如力士之跋扈。纪百枝一日昼寝,似乎梦见一力士站立枕上,挥拳要打自己,百枝惊醒,力士即飞还而为额字。百枝从此得病,不久死去。后来住进此宅的几个人也遭此厄运?譹?訛。这个故事写到匾额上的一个字竟然成精,变成了力士,这是十分特别的想象。这一变形类型笔者在中国志怪传奇中没有看到过,后来经过反复搜检,在唐代僧详编纂的《法华验记》卷第五“唐并州释僧衍”中看到其中提到僧衍因为长期念诵《法华经》,结果梦见自己生出羽翼,去往西方宝地,看到《法华经》上的文字都变成丈六佛身的故事?譺?訛。这个佛教神异故事不一定对纪百枝的故事发生过影响,而且两者的意蕴也全然不同:匾额上的文字变成精怪,似乎是赞颂书法艺术的神奇魅力,而佛经文字变成佛,乃是佛教在颂扬和鼓吹信徒的虔诚。中、日两国的这两个故事极可能影响到日本僧人镇源编纂的《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卷下第一百一十则故事。该故事讲述肥后国某官人因公外出迷途,夜晚误入罗刹舍中,惊慌逃窜,罗刹随后追赶,官人失足坠入一地穴,罗刹在洞口叫喊。此时,地穴中有人斥责罗刹,罗刹惊走。官人询问此人为谁,此人云己是《法华经》上的“妙”字,因过去有一位圣人在附近建佛塔,放置《法华经》一部,后来此塔破毁,经文随风飘散,唯有“妙”字犹留此处,度诸众生。天亮后,官人见到一个童子,领他回到自宅。童子嘱咐官人受持《法华》之后,便升空消失了。这个故事产生的时代晚于前两个故事,虽然同样表现的是文字变成人,但已经完全将其当作实事来讲述,让人感觉十分奇特。对《法华经》的信仰在日本平安时代极为盛行,僧人们通过各种幻想型的物语来宣扬此经的神奇效力,其中想象最为独特的应属这个故事。
(二)《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七第五话“冷泉院水精成人形被捕的故事”讲述在阳成天皇曾居住过的冷泉院,有个三尺高的老翁夏天夜晚出来摸人的脸,被人用麻绳绑住了,拿灯一照,发现是个穿着浅黄色衣服的小老翁,老翁用微弱的声音请求人们端来一盆水,他伸长脖子看水里的身影,说自己是水精,然后落入水中不见了。盆里的水随即增多了,涨到盆沿,麻绳沉在水里。这一故事描写水精的变形、逃跑与消失的方式也很有趣,仿佛这个水精是一块冰,融化在水里了。
(三)《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八第三十九话“寸白信浓守消失的故事”(寸白即绦虫):讲述有个得了绦虫病的女人生了个儿子,长大后做官当上了信浓守,前去赴任时,迎接他的宴会上摆了很多用胡桃做的食物。国守觉得浑身难受。座中一个老人见此情景,发生怀疑,便在酒里掺上胡桃汁,让人向国守敬酒。国守迫不得已,颤抖着端起酒杯,说道:其实我是绦虫男,已经忍受不住了,说完便化成水消失了。人们这才知道国守原来是绦虫变的(胡桃油能治绦虫病有科学依据)。故事结尾讲述者说:绦虫也能变成人,听了此事的人都忍不住笑,这可真是件稀奇的事。在众多的变形故事中,这个故事确实显得非常“稀奇”。在中国的变形故事中,完全找不到相似的类型。从笔者的角度来看,也很难理解这样的变形故事何以会出现。
在日本古代物语文学里,《今昔物语集》具备极高的叙事艺术,这已是日本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在此,笔者主要着眼于变形题材物语与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的联系与差异来进行讨论。
首先,令笔者印象极为深刻的乃是《今昔物语集》的一些篇目已经完全从妖怪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比如该书卷第二十的第一话“天竺天狗闻海水音渡此朝的故事”、第二话“震旦天狗智罗永寿渡此朝的故事”、第十一话“龙王被天狗捕获的故事”,都是从天狗或者龙王的角度来讲述故事,甚至直接描写它们的心理活动。比如其中“龙王被天狗捕获的故事”讲述有一天■岐国那珂郡万能池的龙王变成小蛇,盘踞在堤边晒太阳,这时,住在近江国比良山的天狗变成鹰在水池上空盘旋,看到这条小蛇,便迅速俯冲下来,抓住小蛇飞向天空。龙虽然力量很大,但由于猝不及防,没有一点招架能力。天狗打算把蛇撕碎吃掉,可是龙的力量很大,无法撕碎,只好把它叼回比良山,关进狭小的洞穴。因为没有水,龙无法动弹,只能等死。这时天狗想去比睿山抢个僧人回来,便趁着夜色来到山谷,蹲在树上观察动静,正好看到一个僧人端着水瓶出来小便,天狗便抓住僧人,连人及水瓶带回比良山,关进龙所在的洞穴。龙看到僧人的瓶中有水,便让僧人给他一滴水,他立刻变成童子,踢破洞口,这时电闪雷鸣,龙背着僧人逃离了洞穴。龙打算报复天狗,到处寻找其下落,发现天狗变成了一个卑俗的法师,在京城四处劝化募捐。龙立刻从空中落下去,将其踢死了,天狗变成了断翅的臭烘烘的老鹰,被路人踢来踢去。这个故事主要从天狗和龙的视角来叙述,虽然其中有僧人,但僧人的视角反而被忽视了。在中国和日本,大量精怪或妖怪变形的故事一般都会从人类的视角来展开情节,这样乃是最为自然的叙事手段,因为妖魔鬼怪只有在侵入人类世界之后才会跟人发生联系,并被人类注意。而妖魔鬼怪的世界则是一个人类无法进入的世界,叙述者很难从它们的角度来叙事。而且,很显然,如果要从妖怪的角度叙事,需要运用更多的想象力,难度比较大。因此,《今昔物语集》中这三篇作品就显得很特别。不过,这样的叙事角度在日本物语文学中似乎也运用得并不普遍,笔者没有找到更多的其他例子。另外,在这篇作品中,变形的因素成为构成情节的重要成分,如果没有变形,则龙不会被变成鹰的天狗抓走,而龙也无法从洞穴逃脱,这一故事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其次,《今昔物语集》的变形故事在叙事上的创造还表现在对来自中国的变形题材的借鉴与发展。有一些在中国的志怪传奇里十分简单的变形故事传入日本后变得十分细腻复杂,或者变得更具有文学的意味。由于这方面例子比较多,这里只择要加以论述。比如,在晋代陶潜的《搜神后记》(卷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为舍住。夜中,有一人,长一丈,著黄衣白带,径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日当战。君可见助,当厚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日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蛇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蛇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为祸。”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猎,所获甚多,骤至巨富(后略)。
而《今昔物语集》卷第二十六第九话“加贺国蛇蜈相争行人助蛇住岛的故事”跟上述故事极其相似,讲述加贺国的七个渔民出海打鱼,结果被狂风刮到一个遥远的小岛,一个年轻男子出来接待他们,说那狂风是他刮的,他正跟附近一个岛上居住的敌人交战,希望渔民能帮助他战胜敌人。男子还说:自己和敌人都不是人类。他的敌人将从海上进攻,他自己将从岛上下来迎击,当他战斗到坚持不住时,请渔民们拿箭射他的敌人。第二天,渔民们看到海面上和岛上都刮起了狂风,一条十多丈长的蜈蚣从海上游来,从岛上的树林里则爬出一条同样长的大蛇,双方很快扭成一团,开始血腥地厮杀。渐渐地,大蛇受重伤,力气不支,渔夫们冲上去,把箭射进蜈蚣的躯体。蜈蚣死了,蛇回归树林,很快又变成那个男子出来了。他将蜈蚣的尸体烧成了灰烬。为了感谢渔夫们的帮助,他邀请他们带着家眷到这个岛上来定居,这就是猫岛的来历(即日本海上的奥岛)。猫岛的居民每年一次到加贺国的熊田宫神社祭祀那条大蛇,但他们总是半夜时分去祭祀,祭完后就走了。
这个故事跟《搜神后记》中那个故事的相似性是极其明显的,已有日本学者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类同关系。而在笔者看来,这个故事所表现的蛇和蜈蚣的争斗跟中国古代的观念有很深的联系:《庄子·齐物论》曾提到过“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蜈蚣)甘带(蛇),鸱鸦耆鼠”,“蝍蛆甘带”即指蜈蚣喜欢吃蛇。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与北宋彭氏的《墨客挥犀》也提到蜈蚣如何制服大蛇(蜈蚣制服蛇类的说法从生物学上也可以得到确证)?譹?訛。《今昔物语集》中“蛇蜈相争”的故事应该是融合《搜神后记》两蛇相争的故事和关于蜈蚣制服大蛇的说法而成,当然其中也结合了日本民间的蛇信仰,并与日本的环境与风俗完全交融,在叙事上则大量增加细节描写,并使结构更为完整细密,其篇幅也较原作增加了大约七倍,成为一篇完全日本式的文学作品。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此提出来加以讨论。平安时代僧人镇源所撰《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卷下第一百二十九“纪伊国牟娄郡恶女”条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其大意为:
两个僧人前往熊野参拜,途中投宿于牟娄郡一独身女人家。半夜时,女主人来向年轻僧人示爱求欢死缠不放。僧人设计走脱。女子变成一条五寻大蛇,追赶两个僧人。两人跑到道成寺,寺僧让年轻僧人藏在一口大钟底下,然后紧闭堂门。大蛇追到道成寺,用尾巴将门击破,进入堂内,缠住大钟,又以尾叩击钟上的龙头。众僧从窗户看见大蛇两眼流出血泪,举颈吐舌,然后离去。大钟被蛇的毒焰烧得直冒烈火。众僧泼水灭火,移开钟一看,年轻僧人已被烧成灰烬。后来老年僧人梦见一条大蛇前来,说自己就是那个年轻僧人,已成为那恶女的丈夫,并变成蛇身,万分痛苦。请求老僧为它们书写《法华经》,以拔出苦海。老僧照办了,后来又梦见一僧一女前来道别,说他们已经脱离蛇身,分别升往忉利天和兜率天。
《今昔物语集》卷十四第三话“纪伊国道成寺僧写《法华》救蛇”基本完整演绎了上述故事,但改用由汉字混合片假名的古日语文体来叙述(《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是汉语文言体),并增加了一些细节,最后带上一个“佛告诫切莫近女色”的结尾。此后这个故事又迭经演变,大约在15世纪初期(1427年)变成两卷的绘卷,并带有说明文字,讲述故事大意。其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情节未变。后来这个故事又演变成能乐、净琉璃、歌舞伎剧等,在日本十分著名。在这个故事中,最为核心而且奇特的情节自然是女子变成大蛇,缠住大钟,将大钟内的僧人烧成灰烬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情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资料是元代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报应门”“冤报”类的“击犬受报”一文?譹?訛:
昔有寺僧,蓄一犬,爱之。一日远出,行者击杀此犬,埋于后园。僧归,寻不见,行者以死告。僧于所埋处寻看,则犬已化为巨蛇矣,眼犹未开。主僧急令行者诵经释冤。忽主僧感梦,知有冤报,遂用钟盖此行者于中。其蛇冉冉而来,昂头于僧之前,遍寻此行者,绕钟三日而去。及揭视,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这个故事的记载年代要晚于《大日本国法华经验记》中的道成寺故事约两百年。而二者在蛇缠水缸(水缸和钟为性质接近的容器)令僧人丧命这一点上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在于道成寺故事中大蛇由女人变成,僧人因为违背誓约而被烧成灰烬;“击犬受报”中大蛇则由狗变成,僧人因杀狗获报应,被变成枯骨。从二者情节与细节的惊人相似可以判断它们应该出自相同的源头,但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则还难以截然判定。不过,据笔者调查,这一故事类型在中国民间流传十分广泛,而且一直到现在很多地方仍有流传?譺?訛。但是,在叙事的艺术与文学的意味上,这些传说都较日本的道成寺故事逊色。中国的这类传说都是表现蛇类的报仇行为,没有出现女性化蛇的因素。而道成寺故事则将女人化蛇与蛇缠大钟两个要素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极其出色的创造。在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女人以其炽烈的情欲纠缠年轻僧人,僧人不得已才靠说谎来逃脱这一纠缠。当女子得知僧人逃走、自己感情被欺骗后,其炽烈的情欲与仇恨交织纠结在一起,在心中翻腾窜跳,这一心理通过大蛇喷吐着毒焰来加以象征,乃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这一故事运用变形母题,将人类(可能因受到佛教影响而表现为女人)炽烈情欲与刻骨仇恨的纠结赋予文学化的象征形象,乃是对宗教教义与民间动物复仇观念的引申与突破。就其技巧而言,前后浑然一体,没有将异质因素勉强拼合的痕迹。因此,道成寺故事可以说是将宗教因素、民间因素与文学性因素完美融合的典范。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使原本属于奇异现象与民俗信仰范畴的变形母题象征化、文学化,并成为表达手段的,正是佛教徒宣扬教义的强烈需要。道成寺故事所包含的女人化蛇这一因素在日本文化中有很深的渊源。中村祯里教授在《日本人的动物观》一书中指出:到八世纪前半期,对作为农耕神的蛇的信仰的盛期过去了。这一动物作为死灵象征的形象被强化(见该书第69页)。到九世纪,人类因恶报转生为动物,尤其是转生为蛇的故事,乃是将蛇视为死灵象征的日本思想和海外传来的佛教转生谭相结合的产物(见该书第116页)。道成寺故事正是佛教利用女人变为蛇的因素来告诫佛教徒不要接近女色,是一种典型的佛教譬喻手段。因生前恶念或恶行而死后转生为动物乃是佛教最为重要的信念之一,也是劝谕世人行善的重要手段。然而反复运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劝谕,未免令人生厌,至少从文学上来说没有表现出任何新意。但《今昔物语集》的一些故事在运用变形题材进行劝谕方面表现出很好的创造力。比如该书卷第十九第八话“西京使鹰者见梦出家的故事”便是一篇极其出色的作品:从前西京有个酷好使鹰猎杀野鸡的男子,梦见自己带着妻子儿女住在嵯峨野的墓穴中。春天来了,他们一起到野外采集野菜。男子发现来了一队使鹰打猎的人马。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被鹰和猎人残酷地杀死,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最后他自己也被鹰和猎犬追赶,无路可逃,只好钻进草丛,眼看就要被猎狗捕获的那一刹那,梦醒了。原来这男子在梦中变成了野鸡,亲身体验到了那些被他猎杀的野鸡的痛苦,于是产生了强烈的罪孽感。他把鹰和猎狗全部放走,出家为僧,后来成为品行高贵的圣人。这也是一个佛教的劝谕型故事,它十分高明地运用了人在梦中变成动物的情节因素,获得了很强的说服力,也很有新意。这一类型的变形故事存在于中国古代的不少类话中,最著名的乃是唐代的《薛伟》一文,叙述薛伟梦见自己变成鱼,被人钓起,又被自己的同僚买走,要做成鲙。当鱼头被剁掉的瞬间,他梦醒了,向同僚们讲述自己的梦境与被宰杀的痛苦,同僚们听了,从此不再食鲙?譹?訛。笔者认为,西京使鹰男子的故事受到过唐代《薛伟》这类作品的影响,但是二者的具体叙述方式却很不一样:《薛伟》一文采取当事人梦醒后追述梦境的写法,很有切身感,但梦的感觉不太明显。西京男子梦中变鹰一文则直接模仿梦境,更有现场感,使听众或读者能贴近故事中的人物,直接感受其痛苦和恐惧,表达效果更为强烈。这实在是很高明的叙事技巧。
在日本奈良、平安朝以及镰仓时代的变形物语中还出现了一些武士降服变形精怪的故事。在中国唐、宋以前的志怪传奇里,出面降服精怪的大多是方士或僧人——这一类故事在日本也大量存在,但作为普通人的武士降服精怪的故事则可能是日本的特色。而且,这一类故事都颇有趣味,值得在此略加探讨。《今昔物语集》中的此类故事可以卷第二十七第四十一话的“高阳川狐变女乘马臀的故事”为代表:从前,在高阳川有个狐精变成的少女,经常请求骑马经过的人让她骑在马屁股上。泷口的侍卫在一起谈论此事。一个有勇有谋的侍卫说他一定能抓住那个少女。别人都不相信。第二天傍晚他独自来到高阳川,果然有个漂亮少女要求骑在马上。侍卫一等她骑上来,立刻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她绑在马鞍上,然后返回京城,去找其他侍卫。他经过西大宫大路时看到东面燃起很多火把,有好几辆车鱼贯而过。他想这一定是达官贵人,便掉头从另外一条路走到土御门,其他侍卫在此等候。他将少女从马上解下来,抓住手腕,带进屋里,大家都在这里等候。少女哭着请求将她放开,其他侍卫搭上箭围住她说:放开吧,想跑就射她。于是这个侍卫就放开手,少女立刻变成狐狸逃跑了。这时,其他侍卫也一下子不见了,灯火也熄灭了。侍卫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竟然置身荒野,他这才明白刚才见到的场面都是狐狸精捣的鬼。这一次被骗以后,过了两天,他再一次带着很多同伴来到高阳川时,又将那个少女抓住,十分谨慎地将她带回侍卫的住地。他们将这个狐狸精烧烤折磨了一番之后,将它放走了。后来当他第三次来到高阳川,那个少女再也不敢坐到马上来了。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狐精变形故事,虽然其中一些重要因素(如狐精以变幻的场景进行欺骗)都带有中国精怪骗局类故事的痕迹,但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则全新的故事,表现普通人与精怪的较量,而且精怪最终被人制服。其篇幅虽短,情节却比较曲折,充满意外和悬念。笔者注意到,故事中出现的狐精用来欺骗侍卫的那个像梦一般的虚幻场景特别受日本文学家喜爱,在很多作品(包括日本现代小说)里这一类场景都曾出现过。这类场景在中国六朝志怪和唐代的梦幻类传奇中也曾频繁出现,在狐精类传奇里则偶有所见,但用于狐精骗局者则似乎没有。这类场景让故事主人公和读者都感觉像是在做梦,具有奇特的意趣,这也是这篇物语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点。
以上主要对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变形物语在文学上的独创性加以探讨。探讨这一问题,必须与中国魏晋六朝隋唐志怪传奇加以比较,才能更清楚地看出中、日两国变形题材文学领域的联系与各自的特点,从而了解变形这一母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丰富“变形”。
[责任编辑张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