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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见证人。他于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从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截至1949年8月离开中国，断断续续一共在中国生活了50年。这些经历大致记录在他的日记体裁的回忆录《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对于司徒雷登这本回忆录，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阅读起来，其感觉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不可置疑，那就是，司徒雷登的声音是一个独特的视角。重组该日记的线索，探析其中的积极因素，以新线索来分析其原有的内容，有益于对历史的研究。
实证了辛亥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中国社会背景
司徒雷登日记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予以了客观的记载，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是他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我作为传教士，从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其民族主义的觉醒。过去她可能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但是在屡遭外来的欺凌之后，她苏醒了”。“当时人们普遍担忧国家会被列强瓜分。”其二，面对中国的困境，他目睹了中国人奋发图强、苦苦探索的经历。1905年他首次到中国传教，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战，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它促使“中国青年普遍在探求有效地抵御西方侵略的秘诀。他们大批地涌到日本留学”。第三，1908年他觉察到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主题及趋势，即“清王朝已变得摇摇欲坠”。“生活中飘荡着一股革命的气息”，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它没有周密的组织计划，却轻易地席卷了全国”。
显现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注定失败的预兆
司徒雷登的这本日记体回忆录有大量赞美蒋介石的篇章，但也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无可奈何，从而在客观上显示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注定会失败的命运。这种潜意识在司徒雷登的其他文档中也有记载，大致可以归结如下：
其一，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苍白无力，缺乏“志存高远”的精神。一方面是它没有革命的理想。司徒雷登指出：“国民党主要是通过推翻一个衰落的异族朝廷，接着又打倒地方军阀而上台的，当时它的主张是消极的，并不抱有要推行民主和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一些较为积极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它没有革命的信心。司徒雷登发现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没有政治理想，也不愿意实践前辈的理想，“他（蒋介石）也应实行‘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即民生主义。他点头表示同意。可是我后来了解到，使他同意我的主张是一回事，而要他下决心采取坚决的行动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此外，它也没有革命的策略，即“尽管在‘三民主义’和官方用语中，就民主和社会改革的问题作了强调说明，但更为紧迫的却是军事问题，后来是抗日问题以及同共产党人的冲突问题”。
其二，国民政府在组织上仍采用旧式封建管理方式，腐败丛生。司徒雷登发现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非常特别，即：“中国旧式的师生关系是非常严密的。空军首领、海军首领、高级将领通通忠诚于委员长，而不是忠于任何名义上的领袖，更不是忠于与个人无关的国家本身”。他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陈氏二兄弟（立夫，果夫）一直是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却是一心一意地为领袖效劳的，他们为他树立威信，反对他在党内的一切对手，压制党外的一切反对意见”。就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司徒雷登已经体会到了国民党内部腐败的猖獗：“许多官员都是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发了大财之后告老还乡的。在满清时代公款和私款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当官的都可以捞一把，只是受其上司和惯例的限制罢了。共和国初期，这种传统和习惯继续存在，除了敌对军阀的威胁之外，不受任何妨碍”。
其三，国民政府的社会经济治理乏力。司徒雷登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生动的描述：“1948年当时，物价飞涨，上涨指数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地步。即使搞一点点小交易，亦要随身带上一大叠又厚又重的纸币，实在累赘。每个人都试图在货币变得一文不值之前将其脱手”。由于社会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对通货膨胀仅仅施展一些权宜之计已无补于事了，“人们已从兑换率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感到了经济法则的不可抗拒性”，“这种情况是迟早会发生的”，“民众的经济生活变得愈来愈艰难，尤其是那些靠薪水过日子的人。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而且越来越公开地表露了出来”。与此同时，在货币改革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出于信任，把他们的金条、银子换成纸币之后，只落得私人积蓄实际上已化为乌有的结果，他们对政府就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情绪”。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已经与人民背道而驰了。
其四，国民政府的的严重腐败导致其在军事上的最终崩溃。尽管国民党曾在进攻延安等地的内战中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司徒雷登早已发现这种虚假性：“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他已经发现了国民党军队必将溃败的原因。第一，士气低落，“在国民党官兵中笼罩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人们普遍地推测，共产党人很可能打散他们”。第二，士兵被奴役，一方面“政府根本不管士兵们的生活福利或作战目的的教育，如此亏待士兵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另一方面，“他们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第三，腐败腐蚀了整个国民党军事体系，“甚至在那个时候（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十分猖獗。在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为此，司徒雷登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命运进行了小结：“中华民国政府失败的原因，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住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行瓦解的”。
民主派人士及社会民众的期盼
其一是民主派人士的盼望。司徒雷登观察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分化，他写道：“孙逸仙夫人(蒋介石夫人的姐姐)是忠于她的丈夫及其所阐明的‘三民主义’的。后来她感到她的亲属违背了这一理想，遂投向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现在她在该政府中担任着一个很高的职务。”他还通过宋庆龄分析了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前景的差异：“（北伐战争失败后）孙夫人在莫斯科寄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断定俄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医治中国弊病的灵验药方(尽管许多说法与此相反)，于是又带着随员到了柏林，大约一年之后我在那儿见到了他们。”
其二是民主党派的期盼。司徒雷登区分了民主党派的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党派谋私利的，如在国民会议召开时，“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有两个小党谋得了几个部长职位。并未给政府带来相应的好处。就像我们自己国内搞那种不光彩的分配官职的做法一样，那些小党也为它们自己的党员捞取肥缺。那些新上任的部长和他们的属下，与他们所取代的国民党官员相比，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它再次证明，中国所谓的政治问题，几乎都是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考虑”。
其三是普通社会民众的期盼。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个月的经历使我伤心透了。我痛苦地目睹这个国家处于大规模的冲突中，国力消耗殆尽，各阶层的老百姓遭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苦难，却又束手无策。人们遭到野蛮的屠杀，或是惨死在饥饿中，无人过问”，“他们贫困交加，沦为难民，加上政府部队的官兵进行无耻的抢劫，受害的人数越来越多，实在无法做出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在1947-1948年间，司徒雷登已经意识到了蒋氏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粮食越来越少，伙食质量越来越差，学生们也就把问题归咎于一个不能为他们带来安定和提供较好生活条件的政府身上”。“学生们更为同情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同情他们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没有出路的反动政府。在所有的学生团体中，沮丧感，乃至绝望的情绪都普遍地存在着”。“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都与伙食情况一样糟。教师和各个阶层的一切专业人员，包括各级政府里一些有名气的公职人员，生活情况尤为悲惨”。为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不断下降，而且这种情绪也影响到政府的各级官员。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不满，而学生罢课和举行示威游行也越来越频繁，整个社会殷切期盼新的曙光。
国外各类势力在华的表演
其一是美国在华的表演。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以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面目出现，帮助中国做了很多好事，因此往往赢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利令智昏，使之看不清楚中国的未来，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司徒雷登日记中所记载山西一位从事医学的传教士周以德的经历正道出了这种矛盾性：“周以德十分清楚，中国人不但手无寸铁，而且有苦难言，因为日本人是靠着美国向他们出售基本战争物资进行战争的。”后来，美国的这一政策在中国遇到了尴尬，“1948年，一切已变得为时已晚”。“不但共产党人仇恨我们，就连那些心里没有政府而又渴望和平的知识分子也仇视我们，他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援助才阻碍了和平的实现。政府也抱怨我们援助的‘太少和太晚’。我们遭到了中国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
其二是日本在华的表演。在司徒雷登的日记中，对日本侵华的残暴性记述得很少，这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及经历，他是各类势力的一张“王牌”，因而也受到日本占领军的特别关照，使之无法真正接触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方面。不过关于北京人头盖骨考古发现一事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残暴：“鲍恩被带到了宪兵司令部，五天以后回来时，一切迹象表明，他经受了一番可怕的经历。他一到司令部，一切被认为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给搜走了，他被强迫从一个小洞爬进一个小得连身子也无法躺卧的笼子里。白天，一个不怀好意的看守看着他，连他把身子往笼壁上靠一下也不让。一条皮鞭挂在十分显眼的地方。他痛苦得连每天送去的两顿食物碰都不碰一下，只焦渴地喝几小杯水。经过五天这样的折磨之后”……
其三是国际组织在华的表演。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二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虚弱的国力并不足以支撑这一伟大的殊荣，当时的中国仅仅是西方列强手中的一个玩偶。在司徒雷登日记中记载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影响：“1947年1月6日，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委员长”。“委员长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他对《雅尔塔协定》的看法，说谁也没有征求过中国方面的意见。他还补充说，尽管他个人可以原谅那些当事者，然而，全中国人民对这种做法都极为愤慨，他希望能把他的意见转达给杜鲁门总统”。
天降大任的中国共产党
其一，中共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令司徒雷登印象深刻。在日记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仅有的见面机会：“当毛先生在人群中看见我时，他向我问候时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我十分了解这件事，而且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他和周恩来请我和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事务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的。”当然，由于美国大使的对中国内战的调停地位，他还是有机会接触中共的其他领导人的，而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由衷地表达了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赞誉：“在我的寓所里同共产党代表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商谈。中共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他是一位才思横溢，具有罕见的风度和魅力的人。”
其二，中共所具有的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精神面貌令司徒雷登惊讶。在司徒雷登的日记里记载了他第一次接触中共新式军队纪律严明的感想：“4月21日(星期天)一大早，共产党的先头部队成功地过了长江，进了城，平静地接管了首都。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同政府军冷漠的表情和混乱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民对新的征服者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生怕冒犯他们。”接下来的接触更加引起他兴趣的是，“他们士气高昂。我每天都可看到和听到他们在我们使馆周围进行操练和讲课。从表面上看来，共产党所发动的是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它要在千百万中国人中培养那种他们曾经感到明显需要，而基督教布道团和别的文化势力一直在努力培育却收效甚微的一些品质与能力，诸如进行组织工作的能力、严格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自觉的组织纪律性、把公共的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大公无私地为百姓服务、青年理想主义者的热忱和忠贞。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尤是把它们与国民党的一些缺点相对照那就更为突出了”。面对亲身经历，他情不自禁地感触到：“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
其三是中共所具有的争取民族独立、自主发展的决心令司徒雷登震撼。司徒雷登并不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困境的症结所在，不完全能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危害，但他在南京见到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时，他的日记描述从一个侧面为世人提供了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我还觉察出其他的中国人对这次炮击所带来的结果有一种暗中得意的民族自豪感。过去，外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艇主要是英国的，可以任意地在这条大江里来来往往，可是现在，它们终于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打击。共产党人陆上排炮的射击是极为准确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经济的出色管理能力也让司徒雷登感到意外：“我想看看新政权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想同美国公民交谈交谈。（在黄华的安排下，他来到上海——笔者注），我对共产党统治初期的上海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控制是有魄力的，胜任的，也是廉洁的。”
其四，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事实。面对“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现实，往事历历在目，新建设又高潮迭起，司徒雷登对此可谓思绪万千：“这时，我长期以来所意识到的一种内心矛盾渐渐变得尖锐了起来。这就是我个人对这两个党所抱有的感情。我在国民党里有许多多年的老朋友。就个人而言，我对其中不少的人是由衷地敬佩的。我知道他们是一些正直的、有公益心和有教养的人。可是这个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了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摧毁共产主义，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司徒雷登接着写道：“令人痛惜的是，相形之下，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思想灌输十分彻底。他们进入南京之后，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突出。他们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安排了宿营地等等。”
有鉴于此，尽管司徒雷登是站在“扶蒋反共”立场上描述当时中国的现状的，但他的日记也情不自禁地记载了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客观现实：“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他还进一步强调了当时的一个现实，那就是：“不管诚实的历史学家将来如何解释和评价这一现象，他必须如实地记载以下的事实：当时中国大多数有头脑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到来。”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在一路走来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了种种困难，创造了件件辉煌，播种了颗颗希望。所有这些成就绝非偶然，也并非是一蹴而就。不过，司徒雷登注定如同一颗流星划过星际，他来自泥土又回归了泥土，最终安息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杭州。然而，正是司徒雷登的日记记录的林林总总，从独特的视角展现了那段厚重的历史。这引起了后人在仰望星空之际的无限遐想，尤其是在革命成功很多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当今社会与经济的巨大变迁，不禁让人再次深入思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诸多历史问题。
（责编雷蕾）
实证了辛亥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中国社会背景
司徒雷登日记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予以了客观的记载，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是他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我作为传教士，从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其民族主义的觉醒。过去她可能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但是在屡遭外来的欺凌之后，她苏醒了”。“当时人们普遍担忧国家会被列强瓜分。”其二，面对中国的困境，他目睹了中国人奋发图强、苦苦探索的经历。1905年他首次到中国传教，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战，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它促使“中国青年普遍在探求有效地抵御西方侵略的秘诀。他们大批地涌到日本留学”。第三，1908年他觉察到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主题及趋势，即“清王朝已变得摇摇欲坠”。“生活中飘荡着一股革命的气息”，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它没有周密的组织计划，却轻易地席卷了全国”。
显现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注定失败的预兆
司徒雷登的这本日记体回忆录有大量赞美蒋介石的篇章，但也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无可奈何，从而在客观上显示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注定会失败的命运。这种潜意识在司徒雷登的其他文档中也有记载，大致可以归结如下：
其一，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苍白无力，缺乏“志存高远”的精神。一方面是它没有革命的理想。司徒雷登指出：“国民党主要是通过推翻一个衰落的异族朝廷，接着又打倒地方军阀而上台的，当时它的主张是消极的，并不抱有要推行民主和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一些较为积极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它没有革命的信心。司徒雷登发现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没有政治理想，也不愿意实践前辈的理想，“他（蒋介石）也应实行‘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即民生主义。他点头表示同意。可是我后来了解到，使他同意我的主张是一回事，而要他下决心采取坚决的行动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此外，它也没有革命的策略，即“尽管在‘三民主义’和官方用语中，就民主和社会改革的问题作了强调说明，但更为紧迫的却是军事问题，后来是抗日问题以及同共产党人的冲突问题”。
其二，国民政府在组织上仍采用旧式封建管理方式，腐败丛生。司徒雷登发现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非常特别，即：“中国旧式的师生关系是非常严密的。空军首领、海军首领、高级将领通通忠诚于委员长，而不是忠于任何名义上的领袖，更不是忠于与个人无关的国家本身”。他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陈氏二兄弟（立夫，果夫）一直是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却是一心一意地为领袖效劳的，他们为他树立威信，反对他在党内的一切对手，压制党外的一切反对意见”。就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司徒雷登已经体会到了国民党内部腐败的猖獗：“许多官员都是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发了大财之后告老还乡的。在满清时代公款和私款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当官的都可以捞一把，只是受其上司和惯例的限制罢了。共和国初期，这种传统和习惯继续存在，除了敌对军阀的威胁之外，不受任何妨碍”。
其三，国民政府的社会经济治理乏力。司徒雷登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生动的描述：“1948年当时，物价飞涨，上涨指数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地步。即使搞一点点小交易，亦要随身带上一大叠又厚又重的纸币，实在累赘。每个人都试图在货币变得一文不值之前将其脱手”。由于社会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对通货膨胀仅仅施展一些权宜之计已无补于事了，“人们已从兑换率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感到了经济法则的不可抗拒性”，“这种情况是迟早会发生的”，“民众的经济生活变得愈来愈艰难，尤其是那些靠薪水过日子的人。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而且越来越公开地表露了出来”。与此同时，在货币改革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出于信任，把他们的金条、银子换成纸币之后，只落得私人积蓄实际上已化为乌有的结果，他们对政府就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情绪”。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已经与人民背道而驰了。
其四，国民政府的的严重腐败导致其在军事上的最终崩溃。尽管国民党曾在进攻延安等地的内战中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司徒雷登早已发现这种虚假性：“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他已经发现了国民党军队必将溃败的原因。第一，士气低落，“在国民党官兵中笼罩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人们普遍地推测，共产党人很可能打散他们”。第二，士兵被奴役，一方面“政府根本不管士兵们的生活福利或作战目的的教育，如此亏待士兵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另一方面，“他们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第三，腐败腐蚀了整个国民党军事体系，“甚至在那个时候（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十分猖獗。在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为此，司徒雷登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命运进行了小结：“中华民国政府失败的原因，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住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行瓦解的”。
民主派人士及社会民众的期盼
其一是民主派人士的盼望。司徒雷登观察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分化，他写道：“孙逸仙夫人(蒋介石夫人的姐姐)是忠于她的丈夫及其所阐明的‘三民主义’的。后来她感到她的亲属违背了这一理想，遂投向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现在她在该政府中担任着一个很高的职务。”他还通过宋庆龄分析了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前景的差异：“（北伐战争失败后）孙夫人在莫斯科寄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断定俄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医治中国弊病的灵验药方(尽管许多说法与此相反)，于是又带着随员到了柏林，大约一年之后我在那儿见到了他们。”
其二是民主党派的期盼。司徒雷登区分了民主党派的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党派谋私利的，如在国民会议召开时，“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有两个小党谋得了几个部长职位。并未给政府带来相应的好处。就像我们自己国内搞那种不光彩的分配官职的做法一样，那些小党也为它们自己的党员捞取肥缺。那些新上任的部长和他们的属下，与他们所取代的国民党官员相比，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它再次证明，中国所谓的政治问题，几乎都是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考虑”。
其三是普通社会民众的期盼。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个月的经历使我伤心透了。我痛苦地目睹这个国家处于大规模的冲突中，国力消耗殆尽，各阶层的老百姓遭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苦难，却又束手无策。人们遭到野蛮的屠杀，或是惨死在饥饿中，无人过问”，“他们贫困交加，沦为难民，加上政府部队的官兵进行无耻的抢劫，受害的人数越来越多，实在无法做出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在1947-1948年间，司徒雷登已经意识到了蒋氏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粮食越来越少，伙食质量越来越差，学生们也就把问题归咎于一个不能为他们带来安定和提供较好生活条件的政府身上”。“学生们更为同情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同情他们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没有出路的反动政府。在所有的学生团体中，沮丧感，乃至绝望的情绪都普遍地存在着”。“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都与伙食情况一样糟。教师和各个阶层的一切专业人员，包括各级政府里一些有名气的公职人员，生活情况尤为悲惨”。为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不断下降，而且这种情绪也影响到政府的各级官员。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不满，而学生罢课和举行示威游行也越来越频繁，整个社会殷切期盼新的曙光。
国外各类势力在华的表演
其一是美国在华的表演。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以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面目出现，帮助中国做了很多好事，因此往往赢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利令智昏，使之看不清楚中国的未来，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司徒雷登日记中所记载山西一位从事医学的传教士周以德的经历正道出了这种矛盾性：“周以德十分清楚，中国人不但手无寸铁，而且有苦难言，因为日本人是靠着美国向他们出售基本战争物资进行战争的。”后来，美国的这一政策在中国遇到了尴尬，“1948年，一切已变得为时已晚”。“不但共产党人仇恨我们，就连那些心里没有政府而又渴望和平的知识分子也仇视我们，他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援助才阻碍了和平的实现。政府也抱怨我们援助的‘太少和太晚’。我们遭到了中国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
其二是日本在华的表演。在司徒雷登的日记中，对日本侵华的残暴性记述得很少，这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及经历，他是各类势力的一张“王牌”，因而也受到日本占领军的特别关照，使之无法真正接触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方面。不过关于北京人头盖骨考古发现一事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残暴：“鲍恩被带到了宪兵司令部，五天以后回来时，一切迹象表明，他经受了一番可怕的经历。他一到司令部，一切被认为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给搜走了，他被强迫从一个小洞爬进一个小得连身子也无法躺卧的笼子里。白天，一个不怀好意的看守看着他，连他把身子往笼壁上靠一下也不让。一条皮鞭挂在十分显眼的地方。他痛苦得连每天送去的两顿食物碰都不碰一下，只焦渴地喝几小杯水。经过五天这样的折磨之后”……
其三是国际组织在华的表演。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二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虚弱的国力并不足以支撑这一伟大的殊荣，当时的中国仅仅是西方列强手中的一个玩偶。在司徒雷登日记中记载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影响：“1947年1月6日，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委员长”。“委员长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他对《雅尔塔协定》的看法，说谁也没有征求过中国方面的意见。他还补充说，尽管他个人可以原谅那些当事者，然而，全中国人民对这种做法都极为愤慨，他希望能把他的意见转达给杜鲁门总统”。
天降大任的中国共产党
其一，中共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令司徒雷登印象深刻。在日记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仅有的见面机会：“当毛先生在人群中看见我时，他向我问候时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我十分了解这件事，而且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他和周恩来请我和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事务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的。”当然，由于美国大使的对中国内战的调停地位，他还是有机会接触中共的其他领导人的，而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由衷地表达了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赞誉：“在我的寓所里同共产党代表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商谈。中共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他是一位才思横溢，具有罕见的风度和魅力的人。”
其二，中共所具有的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精神面貌令司徒雷登惊讶。在司徒雷登的日记里记载了他第一次接触中共新式军队纪律严明的感想：“4月21日(星期天)一大早，共产党的先头部队成功地过了长江，进了城，平静地接管了首都。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同政府军冷漠的表情和混乱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民对新的征服者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生怕冒犯他们。”接下来的接触更加引起他兴趣的是，“他们士气高昂。我每天都可看到和听到他们在我们使馆周围进行操练和讲课。从表面上看来，共产党所发动的是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它要在千百万中国人中培养那种他们曾经感到明显需要，而基督教布道团和别的文化势力一直在努力培育却收效甚微的一些品质与能力，诸如进行组织工作的能力、严格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自觉的组织纪律性、把公共的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大公无私地为百姓服务、青年理想主义者的热忱和忠贞。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尤是把它们与国民党的一些缺点相对照那就更为突出了”。面对亲身经历，他情不自禁地感触到：“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
其三是中共所具有的争取民族独立、自主发展的决心令司徒雷登震撼。司徒雷登并不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困境的症结所在，不完全能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危害，但他在南京见到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时，他的日记描述从一个侧面为世人提供了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我还觉察出其他的中国人对这次炮击所带来的结果有一种暗中得意的民族自豪感。过去，外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艇主要是英国的，可以任意地在这条大江里来来往往，可是现在，它们终于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打击。共产党人陆上排炮的射击是极为准确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经济的出色管理能力也让司徒雷登感到意外：“我想看看新政权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想同美国公民交谈交谈。（在黄华的安排下，他来到上海——笔者注），我对共产党统治初期的上海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控制是有魄力的，胜任的，也是廉洁的。”
其四，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事实。面对“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现实，往事历历在目，新建设又高潮迭起，司徒雷登对此可谓思绪万千：“这时，我长期以来所意识到的一种内心矛盾渐渐变得尖锐了起来。这就是我个人对这两个党所抱有的感情。我在国民党里有许多多年的老朋友。就个人而言，我对其中不少的人是由衷地敬佩的。我知道他们是一些正直的、有公益心和有教养的人。可是这个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了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摧毁共产主义，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司徒雷登接着写道：“令人痛惜的是，相形之下，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思想灌输十分彻底。他们进入南京之后，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突出。他们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安排了宿营地等等。”
有鉴于此，尽管司徒雷登是站在“扶蒋反共”立场上描述当时中国的现状的，但他的日记也情不自禁地记载了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客观现实：“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他还进一步强调了当时的一个现实，那就是：“不管诚实的历史学家将来如何解释和评价这一现象，他必须如实地记载以下的事实：当时中国大多数有头脑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到来。”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在一路走来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了种种困难，创造了件件辉煌，播种了颗颗希望。所有这些成就绝非偶然，也并非是一蹴而就。不过，司徒雷登注定如同一颗流星划过星际，他来自泥土又回归了泥土，最终安息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杭州。然而，正是司徒雷登的日记记录的林林总总，从独特的视角展现了那段厚重的历史。这引起了后人在仰望星空之际的无限遐想，尤其是在革命成功很多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当今社会与经济的巨大变迁，不禁让人再次深入思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诸多历史问题。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