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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有双重生命,一重是他的肉身,另一重是他创造过的精神世界。人生不过百年,寄居一世,肉身总会消亡,可他陈述过的历史、他所展示过的人性的幽深和天地的广阔,却会因剥除了他自身生命的象征意义和影响力,而被放置到一个更为客观的位置。
托妮·莫里森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她是绝对的少数族裔——有色人种、女性。20世纪60年代她初登文坛时,正是美国平权运动和妇女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她将她的身份视为创作的母题。1988年,托妮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93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瑞典文学院给的评价是这样的:“她的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
1931年,托妮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父亲是工厂工人,母亲是白人家的女佣。一方面,她从小接受黑人文化的熏陶,包括歌曲和民间传说;另一方面,她又因自身的肤色和她认同的文化而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因热爱而被边缘化,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或許只有痛苦,而对一个作家而言,这份痛苦可以酿造成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托妮在60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创作了11部小说、五本儿童读物、两部戏剧、一组歌曲和一部歌剧。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女主角在假想中抛弃了黑人身份;成名作《宠儿》中,女主角在反抗命运无果、对黑奴前途绝望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所罗门之歌》里,出生于白人医院的黑人婴儿奶娃,在两种文化的矛盾交织中成长,最终拥抱了内心深处的黑人灵魂……她谈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和黑人生活相关,涉及黑人生存境遇、少数族裔文化的消失和民族解放。更重要的是,托妮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不同肤色人群的分裂和对抗上,她的文字反思了亲情与自由的关系,探讨了黑人应如何摆脱白人文化的精神控制、实现真正自由等一系列问题。
这种自我剖析,使她的作品进入了文学范畴,也使她本人成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倡导男女平权运动的意见领袖。在纽约兰登书屋担任高级编辑期间,她主编了讲述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黑人之书》,1969年起她常应邀撰写社会评论,为黑人与女性利益奔走呼号。哪怕到了84岁,她依然是一位斗士,写作了描述黑人女孩童年创伤的小说《上帝保佑小孩》,并对美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做了猛烈抨击。当时密苏里州的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了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最后陪审团放弃了对警察的起诉。托妮认为此事不公,公开表明态度:“人们总说需要就种族问题展开谈话。那么谈话就是:我要看到警察朝一个没有武器的白人少年的后背开枪,我还要看到一个白种男人因强奸黑人妇女而被定罪。”
历史进程和特殊身份,就这样交织在托妮身上。这助益了她的文学创作,但另一方面,也迷惑了读者对她文学成就本身的判断。90年代初,黑人运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均有所成就,平权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托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一年,另一位黑人运动领袖曼德拉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所谓“政治正确”的语境下,这种巧合无疑削弱了托妮获得“文学奖”的正义性。而吊诡的是,群众的这种怀疑恰恰又是托妮反对的那种虚伪的平等——社会在打量一个有成就的黑人时,首先会归因于她的身份,而不是她实际的能力。
2019年8月5日,托妮·莫里森在纽约蒙蒂菲奥里医疗中心去世。这是一件遗憾的事,不过对于作家而言总还有些积极的意义——至少,从她彻底切断和作品的脐带开始,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将获得新的、独立的生命。
托妮·莫里森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她是绝对的少数族裔——有色人种、女性。20世纪60年代她初登文坛时,正是美国平权运动和妇女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她将她的身份视为创作的母题。1988年,托妮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93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瑞典文学院给的评价是这样的:“她的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
1931年,托妮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父亲是工厂工人,母亲是白人家的女佣。一方面,她从小接受黑人文化的熏陶,包括歌曲和民间传说;另一方面,她又因自身的肤色和她认同的文化而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因热爱而被边缘化,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或許只有痛苦,而对一个作家而言,这份痛苦可以酿造成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托妮在60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创作了11部小说、五本儿童读物、两部戏剧、一组歌曲和一部歌剧。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女主角在假想中抛弃了黑人身份;成名作《宠儿》中,女主角在反抗命运无果、对黑奴前途绝望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所罗门之歌》里,出生于白人医院的黑人婴儿奶娃,在两种文化的矛盾交织中成长,最终拥抱了内心深处的黑人灵魂……她谈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和黑人生活相关,涉及黑人生存境遇、少数族裔文化的消失和民族解放。更重要的是,托妮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不同肤色人群的分裂和对抗上,她的文字反思了亲情与自由的关系,探讨了黑人应如何摆脱白人文化的精神控制、实现真正自由等一系列问题。
这种自我剖析,使她的作品进入了文学范畴,也使她本人成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倡导男女平权运动的意见领袖。在纽约兰登书屋担任高级编辑期间,她主编了讲述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黑人之书》,1969年起她常应邀撰写社会评论,为黑人与女性利益奔走呼号。哪怕到了84岁,她依然是一位斗士,写作了描述黑人女孩童年创伤的小说《上帝保佑小孩》,并对美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做了猛烈抨击。当时密苏里州的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了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最后陪审团放弃了对警察的起诉。托妮认为此事不公,公开表明态度:“人们总说需要就种族问题展开谈话。那么谈话就是:我要看到警察朝一个没有武器的白人少年的后背开枪,我还要看到一个白种男人因强奸黑人妇女而被定罪。”
历史进程和特殊身份,就这样交织在托妮身上。这助益了她的文学创作,但另一方面,也迷惑了读者对她文学成就本身的判断。90年代初,黑人运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均有所成就,平权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托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一年,另一位黑人运动领袖曼德拉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所谓“政治正确”的语境下,这种巧合无疑削弱了托妮获得“文学奖”的正义性。而吊诡的是,群众的这种怀疑恰恰又是托妮反对的那种虚伪的平等——社会在打量一个有成就的黑人时,首先会归因于她的身份,而不是她实际的能力。
2019年8月5日,托妮·莫里森在纽约蒙蒂菲奥里医疗中心去世。这是一件遗憾的事,不过对于作家而言总还有些积极的意义——至少,从她彻底切断和作品的脐带开始,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将获得新的、独立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