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对父亲就抱有畏惧。记得儿时有这样的记忆，晚上我很早睡了，可是半夜被大人们的大声说话吵醒，我听到父亲在叫：“星星呢？星星在哪里？我要去看看他。”“睡了？哪有这么早就睡觉……”“我没醉，不用扶我……”
　　我突然觉得很害怕，钻进了自己的床底下。后来父亲进来，还是找到了我，把我抱起来，用他那胡子扎我的脸。我闻到他满嘴的酒气，又挣扎着重新钻进床底下。
　　这就是我的父亲，爱你，但是爱得很粗暴。
　　从那一刻起，我時不时地就得听他大声咆哮。他振振有词地说：没脾气怎么做男人？不喝酒的，那叫文人吗？
　　我父亲原名杨凤岐，其实，杨也只是养父的姓。父亲的养父是邮递员，家中无子，在湖北时买了只有几个月大的父亲，所以，我父亲祖籍应该是湖北，真实姓什么不详。但他在广州长大，我跟他一样，我们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
　　父亲的体型性格保留了外省人的印记，骨头粗大非常有力量。体格脾气上我不像父亲，但面貌上最像父亲的应该还是二姐和我。我父亲是卷发，孩子中头发卷的，是我大姐二姐和我。至于我的三姐和哥哥，则长得很像他们的母亲草明。
　　我父亲共有三段婚姻，大姐二姐是一个妈，三姐和哥哥是一个妈，我最小，我母亲只生了我一个。而在父亲的三位太太之中，能力个性最强的是同样有名望的作家草明。依我的判断，她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地位，应该也在前30名以内，最负盛名的是长篇小说《乘风破浪》。
　　父亲自青少年时期发表文艺作品，当然是受五四运动影响，是左翼的革命文学家。他在任何时段都有大量作品，是一个真真正正写作的人，所以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无人可以否定。他一直追随革命队伍，从上海“左联”，到抗战时期的重庆、延安。他追随鲁迅，鲁迅出殡队伍里他是殡仪举幡的；他在延安时，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院任文艺研究室主任，参与了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许多调研工作，期间受到主席的多次约见，书信指导，之后写下长篇小说《高干大》。几乎可以说，在延安时期，革命阵营内只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欧阳山的《高干大》，算是中国文坛上仅有的两部有影响力的革命文学长篇小说作品。
　　父亲跟我说过，《高干大》是反映陕北当地民间风俗习惯的反封建的作品。我看过这本书，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这是出自一个广东籍作家之手。当地的方言习俗称呼父亲为大大，干大就是干爹。高干大，是人们对一个姓高的人的尊称。
　　父亲是个多产作家，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那一夜》；17岁参加“择师运动”，高中就被开除；18岁任《广州文学》周刊主编，当过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上尉宣传员；19岁在中山大学读预科并拜访鲁迅；20岁在上海成为职业小说家。他一生共出版长中短篇小说集超过50部，写下1000万字以上的文学作品。到了晚年，父亲的腰完全直不起来，视力模糊，还坚持依靠录音来写作，这一切，应是70多年牢牢钉在座椅上爬格子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开国大典。之后，受叶剑英之邀南下广州，进入军事管制接收委员会，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处长。
　　1964年5月，广州的报界文坛对他作品的批判已经悄然展开。各大报纸说《三家巷》好的越来越少，批判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我父亲没有检讨，也没有发表反驳，当然，反驳也未必能发表。在家里，他没有和我谈过半个字他的作品，但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高傲和自信。他对我们说，我是我，你们是你们，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表现。我影响不了你们。
　　作为一个终身的文学工作者，父亲一生中有70多年，只愿在格子纸上忠心爬行，誓以作品去影响社会表达人生。作为一个认真的学人，他大部分时间受批评批判，他不曾整人。我在整个青年时期一直苦恼，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就不能随大流一点？直到我自己辗转漂泊，一事无成，快将淡出人生了，我才醒悟：世界上原来有一种东西叫坚持。年轻时认定一种信仰，终生为之斗争，无怨无悔，不曾有过动摇，那是一种何等的问心无愧，那是一种真正的含笑九泉。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