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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不久被抽到当地甘溪中学代课。一同被抽去代课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胜周和另一个王姓知青，我们分别担任语文、数学、物理课的教学。时值“文革”后期，师道尊严早已被批倒批臭。学生无心向学，在老师身上找茬寻乐就成了他们的日常功课。
“文革”十年，老师的遭遇让我不寒而栗。“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悲观论调耳熟能详。教师不仅人格上得不到尊重，物质生活待遇也极差。
然而后来，我却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教师，而且无怨无悔地一当就是三十年。而改变这一切的正是粉碎“四人帮”后，从大乱走向大治的1977年。
大治之年气象新！
首先是教育界深切感受到这一变化。“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知识分子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让所有教师扬眉吐气。恢复高考，让所有学生能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仅此两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我代课的甘溪中学，忽如一夜春风来，千百师生面貌改。学生们由原来集体无心向学变成个个力争上游。当时学校学识渊博、教学水平较高的蔡老师等人，由原来人人得而欺之的“臭老九”变成受每个学生尊敬的“魔术师”，所有学生都期望着他们用神奇的魔杖一点，就如愿以偿地“鲤鱼跳龙门”。过去学校自备发电机发电两个小时，教室里却空无一人；彼时每晚发电四个小时，停电后学生还用自制的煤油灯继续自学两个小时。蔡老师病了，学生们齐齐到病床前问候。蔡老师不顾自己发高烧，让学生把自己背到讲台上，坐着给学生讲了一节数学课。学生们含泪听讲，课堂秩序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变了！变了！涕零泪落。贤路广开换时代，人才辈出新年月。
1977年底高考，语文考一篇作文，标题就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有感而发，在6000多个考生中脱颖上线。填报志愿时，我征求蔡老师的意见，蔡老师态度鲜明地说：填师范！填师范！
于是我在三个志愿栏里，填了两个“师范”，填了一个“服从分配”。
1978年4月，我被录取在铜仁师专中文系学习。我那时崇拜学校的教授，就像今天的青少年追星一样，盼着听他们的讲授。未来时盼他们来，来后盼他们不走，走后盼他们再来。他们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让我立志做像他们一样的老师。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等师范任教，成了准老师们的老师。
但是学校领导却没有让我上拿手的语文，而是让我上《教育学》和《心理学》。
得知领导的真实意图后，我反而没有了负担。上砸了那在情理之中，上得好那就是我的手段。不料，我的第一堂课就把学生给镇住了。
到他们毕业的时候，我出的试卷也非常有意思。除了教学案例分析外，常识部分极有文采。学生面临毕业了，他们跟我说，希望把我出的《教育学》《心理学》的试卷留一份给他们做纪念。
1981年中师试行职称评定，教务处在学生中对每个教师的课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我的《教育学》《心理学》课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课。
学校领导得知，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师范院校，很少有学生会喜欢这两门课的。领导问：为什么你上这两门课学生就喜欢？我回答：加点葱，加点蒜，撒点胡椒面。这种说法虽然形象但是不科学，用现在科学的说法叫做课程整合。我上心理学既是儿童心理学，又是教育心理学还是文艺心理学。我上教育学也带了很强的文学色彩。所以课程整合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早已有之。
1982年6月，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一辈子从事《教育学》《心理学》教学的时候，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通知我：从下学年起改教《语文》。原来这里头有个插曲：组织部举办一期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从师范请三位老师去讲课。教务主任自告奋勇上《语文基础知识》，语文教研组长挑了《文选》，剩下《写作》课没有人愿意去教，就把我顶上了。三个月结束，组织部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我上的课最受欢迎。于是校长决定重用我，让我上语文。他不知道我上《教育学》《心理学》已经着迷了，说什么也不肯改上别的。校长便从长远发展来劝慰我。我哽咽着说，我已经两年没有接触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除非您送我出去进修。校长爽快地答应：只要有进修机会，一定送你去。
说来也巧，和校长谈话后仅过了一周，贵州教育学院的招生简章就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那年贵州教育学院在我们地区招生3名，我考了第一。校长没有食言，大笔一挥，我就脱产学习去了。
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教师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的年代。教师的待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从1982年起，我所在地区的教育局就年年暑假组织优秀教师外出旅游观光。从1983年起，贵州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到本地任教。如外地教师愿意到本地任教7年以上者，涨三级工资。有不少地方甚至出台“三不要”政策：不要户口、不要行政介绍信、不要档案。教师成了到处受争抢的宝贵资源。
松桃中学的资深物理老师欲“三不要”迁六盘水市，六盘水市派了两辆解放牌汽车来帮这位老师搬家。车出校园，全校老师才知道某老师“三不要”跑了。校长不敢迟疑，马上电告县教育局，县教育局马上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县委书记和县长即刻驾吉普车去追，终于在40公里外追上了。书记、县长好说歹说，答应解决该老师的实际困难，总算把该老师劝了回来。《贵州日报》记者闻讯，特意写了一则消息，标题叫做“今日萧何追韩信”，使这事在当时当地成为一段佳话。为了稳定本地教师队伍，各级政府及时制定各项优惠政策：教师配偶在农村的，农转非；没有工作的，安排工作；教师子女考不上大中专学校的，安排工作……
那时我还在贵州教育学院学习，未成家，好像与这些优惠政策无关，其实我也享受到了当时教育行政部门对我们的重视和关照。省教育厅专门发文：我们这一届学员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2角，相当于长了一级工资；每学期家校往返的车费报销，并按出差补贴；免交学杂费，书费由单位报销。在教育学院脱产学习两年，平均每学期报销书费60元，一共报销了240元。我们这届学员从毕业之日起，享受本科生转正后的工资待遇。
1985年，国家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从此有了自己的节日。一位前辈老教师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年轻人，你算赶上好时代了。想到自己现在这份工作，不仅不需要送礼，反而有人扶着我教，用较高的待遇激励我教，心里不由得一再庆幸。
1988年，中小学进行职称改革。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从评聘之日起，大幅度提高工资待遇。我当时在贵州铜仁地区教育局教研室任中学语文教研员，评聘为一级教师后，工资标准由80元上调到102元。这是副处的工资级别，加上10%的补贴，一共是121元，又正好是正处的工资级别。而高级教师则高达150多元，整整高过正处30元。我所在的教研室成为教育局机关工资最高的科室，就连副局长都感叹说：唉！革命了几十年，现在还不如小青年了。
那几年，我经常出差，在长途客车上经常听到司机议论教师。一个说：我的老婆就是教师！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他得到全车乘客的羡慕，这年头，自己当不上教师，找个教师做老婆也好啊。一个司机说，我当初也是教师来的，只怪自己立场不坚定，跑出来学开车了。于是全车乘客无不为他惋惜，是啊，要熬到现在，不也是高级教师了？那几年，教师要想从政，机会分分钟都有，可是对教师没有吸引力。倒是那些不能胜任教学的人，被学校作为包袱退回教育局，再由党政部门消化。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现在居然都当官了。
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教育局教研室担任了六年教研员后，我于1992年3月南下深圳，重返讲台执起了教鞭。中文本科学历 两年《教育学》《心理学》教学经历 六年专职教研经验，使我在深圳这块热土如鱼得水。公开课、教学比武、劳动技术竞赛等一系列活动，让我一次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我做教研员时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是由于不在教学第一线，常常失之空泛，给人雾里看花之感。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重执教鞭后，课堂瞬间的灵感，师生良好的互动，意外生成的精彩，常常让我陶醉。
1994年，我被破格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工资从20薪级上调到28薪级。2001年，我被评为罗湖区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
2006年，我终于开上了2.5排量的别克君威轿车。想当年，在铜仁地区教育局工作时，局里最好的车是苏联产的伏尔加轿车，那是局领导的座驾，科长们可以享受北京吉普，像我这样的教研员则只能去乘坐班车。20年前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会开上如此豪华的私家车。
开着大别克，听着由上海民族乐团演奏、著名歌唱家演唱的我的古诗词歌曲，迎着朝阳上班，映着晚霞回家。奔驰在滨河快速干道上，来往于快乐与幸福之间，仿佛在一首雄壮的交响乐中飞翔。虽然有不如意之时，也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是主旋律始终是昂扬向上的。
作为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做一名教师，真好！
（作者单位：深圳市松泉中学）
责任编辑邹韵文
“文革”十年，老师的遭遇让我不寒而栗。“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悲观论调耳熟能详。教师不仅人格上得不到尊重，物质生活待遇也极差。
然而后来，我却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教师，而且无怨无悔地一当就是三十年。而改变这一切的正是粉碎“四人帮”后，从大乱走向大治的1977年。
大治之年气象新！
首先是教育界深切感受到这一变化。“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知识分子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让所有教师扬眉吐气。恢复高考，让所有学生能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仅此两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我代课的甘溪中学，忽如一夜春风来，千百师生面貌改。学生们由原来集体无心向学变成个个力争上游。当时学校学识渊博、教学水平较高的蔡老师等人，由原来人人得而欺之的“臭老九”变成受每个学生尊敬的“魔术师”，所有学生都期望着他们用神奇的魔杖一点，就如愿以偿地“鲤鱼跳龙门”。过去学校自备发电机发电两个小时，教室里却空无一人；彼时每晚发电四个小时，停电后学生还用自制的煤油灯继续自学两个小时。蔡老师病了，学生们齐齐到病床前问候。蔡老师不顾自己发高烧，让学生把自己背到讲台上，坐着给学生讲了一节数学课。学生们含泪听讲，课堂秩序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变了！变了！涕零泪落。贤路广开换时代，人才辈出新年月。
1977年底高考，语文考一篇作文，标题就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有感而发，在6000多个考生中脱颖上线。填报志愿时，我征求蔡老师的意见，蔡老师态度鲜明地说：填师范！填师范！
于是我在三个志愿栏里，填了两个“师范”，填了一个“服从分配”。
1978年4月，我被录取在铜仁师专中文系学习。我那时崇拜学校的教授，就像今天的青少年追星一样，盼着听他们的讲授。未来时盼他们来，来后盼他们不走，走后盼他们再来。他们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让我立志做像他们一样的老师。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等师范任教，成了准老师们的老师。
但是学校领导却没有让我上拿手的语文，而是让我上《教育学》和《心理学》。
得知领导的真实意图后，我反而没有了负担。上砸了那在情理之中，上得好那就是我的手段。不料，我的第一堂课就把学生给镇住了。
到他们毕业的时候，我出的试卷也非常有意思。除了教学案例分析外，常识部分极有文采。学生面临毕业了，他们跟我说，希望把我出的《教育学》《心理学》的试卷留一份给他们做纪念。
1981年中师试行职称评定，教务处在学生中对每个教师的课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我的《教育学》《心理学》课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课。
学校领导得知，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师范院校，很少有学生会喜欢这两门课的。领导问：为什么你上这两门课学生就喜欢？我回答：加点葱，加点蒜，撒点胡椒面。这种说法虽然形象但是不科学，用现在科学的说法叫做课程整合。我上心理学既是儿童心理学，又是教育心理学还是文艺心理学。我上教育学也带了很强的文学色彩。所以课程整合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早已有之。
1982年6月，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一辈子从事《教育学》《心理学》教学的时候，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通知我：从下学年起改教《语文》。原来这里头有个插曲：组织部举办一期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从师范请三位老师去讲课。教务主任自告奋勇上《语文基础知识》，语文教研组长挑了《文选》，剩下《写作》课没有人愿意去教，就把我顶上了。三个月结束，组织部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我上的课最受欢迎。于是校长决定重用我，让我上语文。他不知道我上《教育学》《心理学》已经着迷了，说什么也不肯改上别的。校长便从长远发展来劝慰我。我哽咽着说，我已经两年没有接触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除非您送我出去进修。校长爽快地答应：只要有进修机会，一定送你去。
说来也巧，和校长谈话后仅过了一周，贵州教育学院的招生简章就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那年贵州教育学院在我们地区招生3名，我考了第一。校长没有食言，大笔一挥，我就脱产学习去了。
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教师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的年代。教师的待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从1982年起，我所在地区的教育局就年年暑假组织优秀教师外出旅游观光。从1983年起，贵州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到本地任教。如外地教师愿意到本地任教7年以上者，涨三级工资。有不少地方甚至出台“三不要”政策：不要户口、不要行政介绍信、不要档案。教师成了到处受争抢的宝贵资源。
松桃中学的资深物理老师欲“三不要”迁六盘水市，六盘水市派了两辆解放牌汽车来帮这位老师搬家。车出校园，全校老师才知道某老师“三不要”跑了。校长不敢迟疑，马上电告县教育局，县教育局马上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县委书记和县长即刻驾吉普车去追，终于在40公里外追上了。书记、县长好说歹说，答应解决该老师的实际困难，总算把该老师劝了回来。《贵州日报》记者闻讯，特意写了一则消息，标题叫做“今日萧何追韩信”，使这事在当时当地成为一段佳话。为了稳定本地教师队伍，各级政府及时制定各项优惠政策：教师配偶在农村的，农转非；没有工作的，安排工作；教师子女考不上大中专学校的，安排工作……
那时我还在贵州教育学院学习，未成家，好像与这些优惠政策无关，其实我也享受到了当时教育行政部门对我们的重视和关照。省教育厅专门发文：我们这一届学员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2角，相当于长了一级工资；每学期家校往返的车费报销，并按出差补贴；免交学杂费，书费由单位报销。在教育学院脱产学习两年，平均每学期报销书费60元，一共报销了240元。我们这届学员从毕业之日起，享受本科生转正后的工资待遇。
1985年，国家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从此有了自己的节日。一位前辈老教师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年轻人，你算赶上好时代了。想到自己现在这份工作，不仅不需要送礼，反而有人扶着我教，用较高的待遇激励我教，心里不由得一再庆幸。
1988年，中小学进行职称改革。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从评聘之日起，大幅度提高工资待遇。我当时在贵州铜仁地区教育局教研室任中学语文教研员，评聘为一级教师后，工资标准由80元上调到102元。这是副处的工资级别，加上10%的补贴，一共是121元，又正好是正处的工资级别。而高级教师则高达150多元，整整高过正处30元。我所在的教研室成为教育局机关工资最高的科室，就连副局长都感叹说：唉！革命了几十年，现在还不如小青年了。
那几年，我经常出差，在长途客车上经常听到司机议论教师。一个说：我的老婆就是教师！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他得到全车乘客的羡慕，这年头，自己当不上教师，找个教师做老婆也好啊。一个司机说，我当初也是教师来的，只怪自己立场不坚定，跑出来学开车了。于是全车乘客无不为他惋惜，是啊，要熬到现在，不也是高级教师了？那几年，教师要想从政，机会分分钟都有，可是对教师没有吸引力。倒是那些不能胜任教学的人，被学校作为包袱退回教育局，再由党政部门消化。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现在居然都当官了。
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教育局教研室担任了六年教研员后，我于1992年3月南下深圳，重返讲台执起了教鞭。中文本科学历 两年《教育学》《心理学》教学经历 六年专职教研经验，使我在深圳这块热土如鱼得水。公开课、教学比武、劳动技术竞赛等一系列活动，让我一次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我做教研员时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是由于不在教学第一线，常常失之空泛，给人雾里看花之感。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重执教鞭后，课堂瞬间的灵感，师生良好的互动，意外生成的精彩，常常让我陶醉。
1994年，我被破格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工资从20薪级上调到28薪级。2001年，我被评为罗湖区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
2006年，我终于开上了2.5排量的别克君威轿车。想当年，在铜仁地区教育局工作时，局里最好的车是苏联产的伏尔加轿车，那是局领导的座驾，科长们可以享受北京吉普，像我这样的教研员则只能去乘坐班车。20年前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会开上如此豪华的私家车。
开着大别克，听着由上海民族乐团演奏、著名歌唱家演唱的我的古诗词歌曲，迎着朝阳上班，映着晚霞回家。奔驰在滨河快速干道上，来往于快乐与幸福之间，仿佛在一首雄壮的交响乐中飞翔。虽然有不如意之时，也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是主旋律始终是昂扬向上的。
作为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做一名教师，真好！
（作者单位：深圳市松泉中学）
责任编辑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