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古典戏剧 中国传统文化 翻译 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而中国古典戏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国古典戏剧作品在过去近三百年时间里通过翻译、改编、演出、学术研究等多种形式为海外受众所熟知与接受，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深入对话与交流，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传播，在坚定文化自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中国古典戏剧在过去近三百年中一直通过各种传播方式为海外受众所了解与熟悉，但是实际的接受效果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充满了好奇与误解。虽然从17世纪中叶起便有欧洲民众前往中国传教、经商，但直到18世纪30年代，欧洲文艺界对中国戏剧的了解却仅仅局限在马若瑟作了诸多删减的《赵氏孤儿》译本和杜赫德在《中国通志》中极为简略的介绍。杜赫德（Du Halde， J.-B）认为，中国戏剧与小说、喜剧与悲剧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分，且中国戏剧作品并不遵守西方戲剧的三一律，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而马若瑟虽然曾在中国传教数年且精通汉语，却对翻译知之甚少，且对中国戏剧并不重视，因此他的译本中有诸多删减和误译，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伏尔泰的改编和对中国戏剧的理解。
伴随“中国热”的文化浪潮，当已习惯了本国古典戏剧的西方受众初次接触到中国古典戏剧作品时，他们最深刻的印象可能是光怪陆离、声音嘈杂、戏服夸张，甚至感到中国戏剧古怪而令人迷惑。即便是极为崇尚中国政教道德的伏尔泰，也认为以《赵氏孤儿》为代表的中国戏剧是“滑稽戏”，故事发展并不合理，根本无法同彼时的法国戏剧相提并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典戏剧在海外传播的初期，全译本并不多，而改编创作也并非是为了深入地研究中国古典戏剧本身独有的艺术价值。同样是对《赵氏孤儿》的改编，伏尔泰主要是为了在与卢梭的论战中强调理性与智慧的天然优越性，而哈切特的改编本则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戏剧意义，主题明显在于揭露政府腐败并抨击时事。
第二阶段，从戏剧特点深入到文化内涵。19世纪开始，汉学家们开始自觉地译介和研究中国古典戏剧。正是在这一阶段，随着学者们对戏剧作品的理解更为深入，开始出现了对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的全译本。儒莲是西方引入中国戏剧全译本的第一人，他在评论马若瑟对《赵氏孤儿》的删减时强调，“剧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均以风格高雅的诗体写就，欧人难以理解”。从第一阶段的误解到这一阶段的欣赏戏剧特征，西方对于中国古典戏剧的接受程度进一步加深。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Bazin）在《中国戏剧选》（1838）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历史发展、角色、唱词等戏剧特征，帮助西方受众“察觉中国文明前进的步伐”。
伴随着20世纪中外戏剧交流的日渐频繁，国外学者不再满足于对中国古典戏剧的艺术特质及表现程式做一般性的描述，而是更为深入地探索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与哲学内涵。越来越多戏剧作家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思考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三阶段，从被动介绍走向主动传播。这一阶段见证了从海外汉学家主导的译介与研究向国内译者学者主导的译介与传播的重要转变。杨宪益与戴乃迭、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等诸多优秀的国内译者，对于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的翻译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相比于施高德等国外译者在译介中将大量精力放在对戏剧故事和历史背景的解释说明，国内译者更关注对古典戏剧中唱词韵味的呈现，通过翻译建构原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2006年，由白先勇领衔的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演出成功引起了巨大轰动，在美国的元曲研究学者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美国文化评论家史蒂芬·韦恩（Stephen Winn）甚至认为，这是自1930年梅兰芳访美以来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回文化交流。青春版《牡丹亭》英文字幕的译者李林德教授还亲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课，教唱并示范演出，这样史无前例的课程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这次演出也得到了美国媒体的详细报道和高度评价，如《洛杉矶时报》刊文称赞这一版本的《牡丹亭》是难得一见的伟大演出。
因此，中国古典戏剧为海外世界所接受的历史过程可以总结为由误解到理解，由片面到全面，由特征到本质，由被动到主动。在这个过程中，海外受众对中国古典戏剧经典作品及其艺术特征有所了解，更为意义深远的是戏剧作品中所承载的优秀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以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广泛地传播。
中国古典戏剧已经通过译介等传播方式广泛在海外传播，成为海外公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桥梁。然而这一过程仍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传播途径、方式和内容均创新动力不足。直到今天，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传播仍然主要依赖政府机构推动，传播形式单一，同时文化视角较为单一且有局限性。而民间的各级演出团体、媒体以及文化界的其它力量却未能在中国古典戏剧的跨文化传播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新时代已经涌现出诸多的跨媒介传播路径，但围绕中国古典戏剧展开的译介与传播活动却并没有在字幕翻译、剧本改编方面做到与时俱进，传播活动无法同时兼顾保留古典戏剧特色与符合海外受众审美。2015年的芭蕾舞剧版《牡丹亭》因美学效果不够连贯，在西方舞剧中试图突出东方文化风格，最终的演出效果并不理想。同时国内的翻译研究仍无重量级成果诞生，无法同西方学者实现平等对话，都导致中国古典戏剧在海外受众心目中留下的缺乏灵动、人物个性荒诞等刻板印象无法消除。
第二，尚未提出和构建专门的翻译理论和范式研究与指导中国古典戏剧的翻译。呈现高质量且为海外受众所能接受和肯定的翻译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传播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古典戏剧的译介仍旧是个体、碎片、短时性的，缺乏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关注中国古典戏剧翻译区别于小说、诗歌以及现代戏剧翻译的特征。此外，外国译者在译介中更为关注的是对中国古典戏剧并无过多了解的海外受众如何接受这种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国内译者则更注重传递与阐释古典戏剧作品所承载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古典戏剧有写意性、诗学性、戏剧性、古典性等诸多特点，因此对古典戏剧作品的翻译还需要在语言因素之外充分考虑跨文化理解的问题。否则，中国古典戏剧的译介与传播将始终无法避免误解，且影响力始终十分有限。 第三，中国本土的评价术语体系尚未建立。有关中国古典戏剧的学术研究缺乏统一、权威的批评术语，需要借助英语世界学者较为熟悉的西方戏剧术语辅助理解与研究。缺乏围绕中国古典戏剧专门建立的术语体系。2008年由来自美国不同高校的学者评选的《100部戏剧：世界最知名戏剧排行榜》中，《牡丹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位文学巨匠诞辰四百周年，但纪念汤显祖的文化活动相比于纪念莎翁的活动影响力逊色不少。这充分凸显了增强话语权，在中国古典戏剧海外传播与接受中的重要性。
基于对中国古典戏剧海外传播现状的讨论与思考，以下为推动中国古典戏剧更为广泛、深入与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的几点建议与展望：
第一，适应时代的潮流，通过创新焕发古典戏剧的现代魅力。以市场为导向，呼吁学界、侨界、新闻界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到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传播这一意义重大的活动中，增强中国古典戏剧作为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国际影响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和奉献融合的世界文化立场，明确多元传播、精准传播的思路，创新性地整合图书、音像、舞台、网络等多元新兴媒介与译介模式，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大数据采集等多种方式方法及时了解海外受众对于中国传统戏剧译介与传播的接受情况，通过文本翻译、舞台演出、学术研讨、大众宣讲等多种戏剧传播形式推动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的翻译、阐释与解读，使其为海外受众更为深入的认同与接受。
第二，“大翻译”策略推动中国古典戏剧主动“走出去”。中國本土的译者与学者应当在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译介与传播中发挥主动性的关键作用，拓宽格局，从世界性、全球性、超文本、跨学科等多层面聚焦中国古典戏剧的语内以及语际翻译。与此同时，在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翻译理论指导下，在多机构的共同协作下，培养兼具中国古典戏剧表演、翻译研究、戏剧传播营销等综合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通过集体性、规约性的多符号翻译，最终消除中国古典戏剧在海外译介与传播中由于文化、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差异造成的误解误译，提升文化传播的时效与功效。
第三，建立健全包括中国古典戏剧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国古典戏剧走向世界，离不开翻译学、传播学、社会学、戏曲研究等多个学科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深入对中外古典戏剧在艺术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方面的跨学科、全方位、多角度对比研究，从而凸显中国古典戏剧独特的文化元素、哲理思想与审美价值，同时探索与外国古典戏剧跨越不同历史阶段与地理位置而共同呈现的家庭、伦理、情感等“内核”主题，以中国古典戏剧的独特性吸引海外受众，同时以其“普适性”打动海外受众，激发更为深刻与强烈的文化共鸣。更为重要的是，探索出包括中国古典戏剧在内的中国对外话语传播的有效路径，实现这一研究的多元化、体系化和规范化进程。
在当前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古典戏剧的跨文化传播需要坚持创新多元的文化视野，实现彰显民族文化特色与获得外国文化认同之间的动态平衡，弘扬优秀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建构中国国家形象，让更多的海外受众领略中国古典戏剧的艺术与文化魅力。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后雷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项目编号：19ZDA338）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①Voltaire， 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vol. 5. Paris： Garnier， 1877.
②林一：《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创新模式》，《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③吴新雷、白先勇：《中国和美国：全球化时代昆曲的发展》，《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④崔璨、赵友斌：《大翻译视域下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四川戏剧》，2021年第2期。
⑤罗选民：《大翻译与文化记忆：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中国外语》，2019年第5期。
⑥方菁、郭继荣：《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翻译：时代意义与实践难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3期。
⑦张威：《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1949—2019）：思路与方法》，《中国外语》，2020年第5期。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而中国古典戏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国古典戏剧作品在过去近三百年时间里通过翻译、改编、演出、学术研究等多种形式为海外受众所熟知与接受，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深入对话与交流，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传播，在坚定文化自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典戏剧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及产生的影响
虽然中国古典戏剧在过去近三百年中一直通过各种传播方式为海外受众所了解与熟悉，但是实际的接受效果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充满了好奇与误解。虽然从17世纪中叶起便有欧洲民众前往中国传教、经商，但直到18世纪30年代，欧洲文艺界对中国戏剧的了解却仅仅局限在马若瑟作了诸多删减的《赵氏孤儿》译本和杜赫德在《中国通志》中极为简略的介绍。杜赫德（Du Halde， J.-B）认为，中国戏剧与小说、喜剧与悲剧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分，且中国戏剧作品并不遵守西方戲剧的三一律，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而马若瑟虽然曾在中国传教数年且精通汉语，却对翻译知之甚少，且对中国戏剧并不重视，因此他的译本中有诸多删减和误译，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伏尔泰的改编和对中国戏剧的理解。
伴随“中国热”的文化浪潮，当已习惯了本国古典戏剧的西方受众初次接触到中国古典戏剧作品时，他们最深刻的印象可能是光怪陆离、声音嘈杂、戏服夸张，甚至感到中国戏剧古怪而令人迷惑。即便是极为崇尚中国政教道德的伏尔泰，也认为以《赵氏孤儿》为代表的中国戏剧是“滑稽戏”，故事发展并不合理，根本无法同彼时的法国戏剧相提并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典戏剧在海外传播的初期，全译本并不多，而改编创作也并非是为了深入地研究中国古典戏剧本身独有的艺术价值。同样是对《赵氏孤儿》的改编，伏尔泰主要是为了在与卢梭的论战中强调理性与智慧的天然优越性，而哈切特的改编本则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戏剧意义，主题明显在于揭露政府腐败并抨击时事。
第二阶段，从戏剧特点深入到文化内涵。19世纪开始，汉学家们开始自觉地译介和研究中国古典戏剧。正是在这一阶段，随着学者们对戏剧作品的理解更为深入，开始出现了对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的全译本。儒莲是西方引入中国戏剧全译本的第一人，他在评论马若瑟对《赵氏孤儿》的删减时强调，“剧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均以风格高雅的诗体写就，欧人难以理解”。从第一阶段的误解到这一阶段的欣赏戏剧特征，西方对于中国古典戏剧的接受程度进一步加深。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Bazin）在《中国戏剧选》（1838）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历史发展、角色、唱词等戏剧特征，帮助西方受众“察觉中国文明前进的步伐”。
伴随着20世纪中外戏剧交流的日渐频繁，国外学者不再满足于对中国古典戏剧的艺术特质及表现程式做一般性的描述，而是更为深入地探索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与哲学内涵。越来越多戏剧作家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思考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三阶段，从被动介绍走向主动传播。这一阶段见证了从海外汉学家主导的译介与研究向国内译者学者主导的译介与传播的重要转变。杨宪益与戴乃迭、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等诸多优秀的国内译者，对于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的翻译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相比于施高德等国外译者在译介中将大量精力放在对戏剧故事和历史背景的解释说明，国内译者更关注对古典戏剧中唱词韵味的呈现，通过翻译建构原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2006年，由白先勇领衔的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演出成功引起了巨大轰动，在美国的元曲研究学者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美国文化评论家史蒂芬·韦恩（Stephen Winn）甚至认为，这是自1930年梅兰芳访美以来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回文化交流。青春版《牡丹亭》英文字幕的译者李林德教授还亲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课，教唱并示范演出，这样史无前例的课程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这次演出也得到了美国媒体的详细报道和高度评价，如《洛杉矶时报》刊文称赞这一版本的《牡丹亭》是难得一见的伟大演出。
因此，中国古典戏剧为海外世界所接受的历史过程可以总结为由误解到理解，由片面到全面，由特征到本质，由被动到主动。在这个过程中，海外受众对中国古典戏剧经典作品及其艺术特征有所了解，更为意义深远的是戏剧作品中所承载的优秀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以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广泛地传播。
中国古典戏剧海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古典戏剧已经通过译介等传播方式广泛在海外传播，成为海外公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桥梁。然而这一过程仍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传播途径、方式和内容均创新动力不足。直到今天，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传播仍然主要依赖政府机构推动，传播形式单一，同时文化视角较为单一且有局限性。而民间的各级演出团体、媒体以及文化界的其它力量却未能在中国古典戏剧的跨文化传播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新时代已经涌现出诸多的跨媒介传播路径，但围绕中国古典戏剧展开的译介与传播活动却并没有在字幕翻译、剧本改编方面做到与时俱进，传播活动无法同时兼顾保留古典戏剧特色与符合海外受众审美。2015年的芭蕾舞剧版《牡丹亭》因美学效果不够连贯，在西方舞剧中试图突出东方文化风格，最终的演出效果并不理想。同时国内的翻译研究仍无重量级成果诞生，无法同西方学者实现平等对话，都导致中国古典戏剧在海外受众心目中留下的缺乏灵动、人物个性荒诞等刻板印象无法消除。
第二，尚未提出和构建专门的翻译理论和范式研究与指导中国古典戏剧的翻译。呈现高质量且为海外受众所能接受和肯定的翻译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传播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古典戏剧的译介仍旧是个体、碎片、短时性的，缺乏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关注中国古典戏剧翻译区别于小说、诗歌以及现代戏剧翻译的特征。此外，外国译者在译介中更为关注的是对中国古典戏剧并无过多了解的海外受众如何接受这种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国内译者则更注重传递与阐释古典戏剧作品所承载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古典戏剧有写意性、诗学性、戏剧性、古典性等诸多特点，因此对古典戏剧作品的翻译还需要在语言因素之外充分考虑跨文化理解的问题。否则，中国古典戏剧的译介与传播将始终无法避免误解，且影响力始终十分有限。 第三，中国本土的评价术语体系尚未建立。有关中国古典戏剧的学术研究缺乏统一、权威的批评术语，需要借助英语世界学者较为熟悉的西方戏剧术语辅助理解与研究。缺乏围绕中国古典戏剧专门建立的术语体系。2008年由来自美国不同高校的学者评选的《100部戏剧：世界最知名戏剧排行榜》中，《牡丹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位文学巨匠诞辰四百周年，但纪念汤显祖的文化活动相比于纪念莎翁的活动影响力逊色不少。这充分凸显了增强话语权，在中国古典戏剧海外传播与接受中的重要性。
提升中国古典戏剧海外影响力的建议
基于对中国古典戏剧海外传播现状的讨论与思考，以下为推动中国古典戏剧更为广泛、深入与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的几点建议与展望：
第一，适应时代的潮流，通过创新焕发古典戏剧的现代魅力。以市场为导向，呼吁学界、侨界、新闻界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到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传播这一意义重大的活动中，增强中国古典戏剧作为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国际影响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和奉献融合的世界文化立场，明确多元传播、精准传播的思路，创新性地整合图书、音像、舞台、网络等多元新兴媒介与译介模式，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大数据采集等多种方式方法及时了解海外受众对于中国传统戏剧译介与传播的接受情况，通过文本翻译、舞台演出、学术研讨、大众宣讲等多种戏剧传播形式推动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的翻译、阐释与解读，使其为海外受众更为深入的认同与接受。
第二，“大翻译”策略推动中国古典戏剧主动“走出去”。中國本土的译者与学者应当在中国古典戏剧的海外译介与传播中发挥主动性的关键作用，拓宽格局，从世界性、全球性、超文本、跨学科等多层面聚焦中国古典戏剧的语内以及语际翻译。与此同时，在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翻译理论指导下，在多机构的共同协作下，培养兼具中国古典戏剧表演、翻译研究、戏剧传播营销等综合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通过集体性、规约性的多符号翻译，最终消除中国古典戏剧在海外译介与传播中由于文化、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差异造成的误解误译，提升文化传播的时效与功效。
第三，建立健全包括中国古典戏剧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国古典戏剧走向世界，离不开翻译学、传播学、社会学、戏曲研究等多个学科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深入对中外古典戏剧在艺术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方面的跨学科、全方位、多角度对比研究，从而凸显中国古典戏剧独特的文化元素、哲理思想与审美价值，同时探索与外国古典戏剧跨越不同历史阶段与地理位置而共同呈现的家庭、伦理、情感等“内核”主题，以中国古典戏剧的独特性吸引海外受众，同时以其“普适性”打动海外受众，激发更为深刻与强烈的文化共鸣。更为重要的是，探索出包括中国古典戏剧在内的中国对外话语传播的有效路径，实现这一研究的多元化、体系化和规范化进程。
在当前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古典戏剧的跨文化传播需要坚持创新多元的文化视野，实现彰显民族文化特色与获得外国文化认同之间的动态平衡，弘扬优秀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建构中国国家形象，让更多的海外受众领略中国古典戏剧的艺术与文化魅力。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后雷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项目编号：19ZDA338）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①Voltaire， 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vol. 5. Paris： Garnier， 1877.
②林一：《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创新模式》，《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③吴新雷、白先勇：《中国和美国：全球化时代昆曲的发展》，《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④崔璨、赵友斌：《大翻译视域下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四川戏剧》，2021年第2期。
⑤罗选民：《大翻译与文化记忆：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中国外语》，2019年第5期。
⑥方菁、郭继荣：《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翻译：时代意义与实践难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3期。
⑦张威：《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1949—2019）：思路与方法》，《中国外语》，2020年第5期。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