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自杀的作家举世唯有三人：美国的海明威、日本的川端康成和瑞典的马廷松。
海明威死的悲壮，一支双管猎枪成就了他“幸福之巅”的光荣。马廷松，用一把剪刀剪断了“瑞典文学院评委获奖”的非议。而1972年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身亡，让无数的《雪国》迷们无法释怀，唏嘘不已，这样的结局是川端“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的一种呼喊！
余华在《活着》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但川端让静静地活着都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种累赘，“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川端如是说。
川端有位好友，叫三岛由纪夫的，比他小了26岁，但两人感情甚笃。三岛进入文坛是川端的提携，那年，川端47岁，三岛21岁。两人亦师亦友，师徒之谊竟让他们在20余年后都选择了以自戕的方式去完成彼此的灵魂救赎。
有一年的大年初二，三岛见到了川端的孤独，在大家聚会谈笑风生的时候，“唯有川端氏离群，独自坐在火盆边，一边伸手在火盆上烤火，一边默默的望着火盆”，“在当时的我看来，正热闹的久米氏比川端氏显得更加孤独”，三岛如是说。
三岛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者，日本投降之时，他为自己一直没能被部队征召而耿耿于怀。在武士道精神的教化下，对日本战后社会的西化和主权受制于他国非常不满，1970年切腹自杀。据说三岛切腹后疼痛难忍，后遭四次介错（为切腹者来担当补刀行为之人），才薨然倒毙。三岛死后，唯有川端获准到过现场，但川端没能见到三岛最后一面，只是喃喃的说了句：“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17个月后，川端也选择了死亡。
日本文坛的两位巨擘的离奇自杀，引起了无数的猜测。实际上，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自杀的还有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和太宰治，这是日本文化界的一个怪圈现象。有岛武郎走的时候是46岁，周作人说：“无论为了什么缘由，既然以自己的生命酬了自己的感情或思想，一种严肃掩住了我们的口了”，“未必全是为了恋爱吧”。芥川龙之介35岁自杀身亡，这位《罗生门》的作者，曾经“把腰带悬在窗棂子上自缢，发现痛苦的过程为一分二十几秒”。相对于我们而言，太宰治是陌生的，就连他的作品《逆行》和《人间失格》等，一般人很少接触。太宰治是情种，为了女人，一生中竟有五次以上的自杀经历，39岁投水自尽时，还带着一个比他小了10岁的女人殉情。
比较起来，川端的死真没有灵机一动的成分。单单的亚洲第二个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花环就足以让他颐养天年。他说“我本是偷懒无用之人”，“获奖的原因，第一托日本的传统的福，因为我的作品表现了日本传统。第二托各国翻译者出色翻译的福，但用日语审查会更好。第三托三岛由纪夫君的福，他前年便进入候选人，因为太年輕不行，所以才让我碰上了”，“是运气好，是我的运气好”，言辞凿凿，颇有君子之风。
说川端，有几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孤儿体验，性格内向，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从一岁到十四岁，川端父母亲、姐姐、祖父及家人相继离世，川端成了孤儿。他的表兄送他一个“参加葬礼的名人”之绰号，表嫂表妹甚至说川端的“衣服全是坟墓的味儿”，川端说这种孤儿的悲哀“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于是，在《伊豆的舞女》里，川端借旅途漂泊、萍水相逢中的男女之情抒发了人生的无常感。他把一个20岁的男生和一个14岁的舞女的邂逅，写成了若隐若现、如诗如画的朦胧爱情，就像人生一幕清清淡淡、影影绰绰的寻觅。在《千鹤》里，川端将人物放在道德与非道德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人物内心的悲哀，“悲哀和爱情是相同的”，而悲哀就是美，这便是川端的新感觉派。在《雪国》里，川端让自己的心远离家眷、尘俗，到世外桃源般的“雪国”去体味精神的逍遥与虚空，达到“灭我为无”的相态。
就像“海明威魔咒”似的，在川端交往的众多的女性中，有四个同样名叫“千代”的女人，成为他生命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魔咒”，足足让川端不得不疑心自己患了“千代病”，他甚至怀疑是死去亲人的幽灵安排他与千代们相遇，又幻想是处女作《千代》在作祟。在和松林秀子结婚后，川端也从未将“千代”这个名字从心头拂去。于是，川端的爱恋都留在了这些“缪斯”们的身上，他不断地写作关于千代们的故事，在伊豆汤岛，他把关于千代们猛烈的、撕心裂肺的相思化作永恒的纤纤哀愁。
奇怪的是，川端康成的研究者们，很少提及川端曾经两次造访“满洲”的经历，这或许和川端在战时并未发表过涉及战争的文学作品，和战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关。1941年，应日本关东军的邀请，川端作为日军“笔部队”的代表赴“满洲”考察。在近四个月的考察中，他说“走在新京各处都是日本人，就像在东京附近，奇怪的很。”及至回国，川端发表了一系列涉及“满洲”教育、文化与经济建设的言论，他努力将“满洲文学”介绍到日本，试图建立独立于日本文学之外的“满洲文学”。尽管战后川端有意回避自己在满洲的经历、淡化自己的言论，但从根本上来看，川端的言行为日本军国主义分裂和奴化中国起了支持和服务作用。
当川端康成把“死即生，生即死，死是最大的悲也即最高形式的美”化为他美学观念的时候，川端便注定了要背叛生，正像他在《臨终的眼》中说的：“我觉得人对死比对生要更了解才能活下去”。于是，川端把物哀、幽玄、飘零、落寞、缠绵和惆怅都写进了他的作品，那是深入骨髓的一场文化眷恋，或许这正是“日本作家传统中透过死亡和黑暗来观察人生的佛教思想”吧。
对于生死而言，川端的体察就像“由树洞里的紫花地丁联想到养在丹波壶里的金钟儿，一样都生长在狭小的天地里，自生自灭，无人留意”，难道“这就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吗？”川端借人物之口叩问那稍纵即逝的“美和美的存在”，于是，川端把静美留给了日本传统文化中“虚无”，而把生命定格在了永恒。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海明威死的悲壮，一支双管猎枪成就了他“幸福之巅”的光荣。马廷松，用一把剪刀剪断了“瑞典文学院评委获奖”的非议。而1972年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身亡，让无数的《雪国》迷们无法释怀，唏嘘不已，这样的结局是川端“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的一种呼喊！
余华在《活着》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但川端让静静地活着都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种累赘，“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川端如是说。
川端有位好友，叫三岛由纪夫的，比他小了26岁，但两人感情甚笃。三岛进入文坛是川端的提携，那年，川端47岁，三岛21岁。两人亦师亦友，师徒之谊竟让他们在20余年后都选择了以自戕的方式去完成彼此的灵魂救赎。
有一年的大年初二，三岛见到了川端的孤独，在大家聚会谈笑风生的时候，“唯有川端氏离群，独自坐在火盆边，一边伸手在火盆上烤火，一边默默的望着火盆”，“在当时的我看来，正热闹的久米氏比川端氏显得更加孤独”，三岛如是说。
三岛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者，日本投降之时，他为自己一直没能被部队征召而耿耿于怀。在武士道精神的教化下，对日本战后社会的西化和主权受制于他国非常不满，1970年切腹自杀。据说三岛切腹后疼痛难忍，后遭四次介错（为切腹者来担当补刀行为之人），才薨然倒毙。三岛死后，唯有川端获准到过现场，但川端没能见到三岛最后一面，只是喃喃的说了句：“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17个月后，川端也选择了死亡。
日本文坛的两位巨擘的离奇自杀，引起了无数的猜测。实际上，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自杀的还有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和太宰治，这是日本文化界的一个怪圈现象。有岛武郎走的时候是46岁，周作人说：“无论为了什么缘由，既然以自己的生命酬了自己的感情或思想，一种严肃掩住了我们的口了”，“未必全是为了恋爱吧”。芥川龙之介35岁自杀身亡，这位《罗生门》的作者，曾经“把腰带悬在窗棂子上自缢，发现痛苦的过程为一分二十几秒”。相对于我们而言，太宰治是陌生的，就连他的作品《逆行》和《人间失格》等，一般人很少接触。太宰治是情种，为了女人，一生中竟有五次以上的自杀经历，39岁投水自尽时，还带着一个比他小了10岁的女人殉情。
比较起来，川端的死真没有灵机一动的成分。单单的亚洲第二个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花环就足以让他颐养天年。他说“我本是偷懒无用之人”，“获奖的原因，第一托日本的传统的福，因为我的作品表现了日本传统。第二托各国翻译者出色翻译的福，但用日语审查会更好。第三托三岛由纪夫君的福，他前年便进入候选人，因为太年輕不行，所以才让我碰上了”，“是运气好，是我的运气好”，言辞凿凿，颇有君子之风。
说川端，有几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孤儿体验，性格内向，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从一岁到十四岁，川端父母亲、姐姐、祖父及家人相继离世，川端成了孤儿。他的表兄送他一个“参加葬礼的名人”之绰号，表嫂表妹甚至说川端的“衣服全是坟墓的味儿”，川端说这种孤儿的悲哀“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于是，在《伊豆的舞女》里，川端借旅途漂泊、萍水相逢中的男女之情抒发了人生的无常感。他把一个20岁的男生和一个14岁的舞女的邂逅，写成了若隐若现、如诗如画的朦胧爱情，就像人生一幕清清淡淡、影影绰绰的寻觅。在《千鹤》里，川端将人物放在道德与非道德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人物内心的悲哀，“悲哀和爱情是相同的”，而悲哀就是美，这便是川端的新感觉派。在《雪国》里，川端让自己的心远离家眷、尘俗，到世外桃源般的“雪国”去体味精神的逍遥与虚空，达到“灭我为无”的相态。
就像“海明威魔咒”似的，在川端交往的众多的女性中，有四个同样名叫“千代”的女人，成为他生命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魔咒”，足足让川端不得不疑心自己患了“千代病”，他甚至怀疑是死去亲人的幽灵安排他与千代们相遇，又幻想是处女作《千代》在作祟。在和松林秀子结婚后，川端也从未将“千代”这个名字从心头拂去。于是，川端的爱恋都留在了这些“缪斯”们的身上，他不断地写作关于千代们的故事，在伊豆汤岛，他把关于千代们猛烈的、撕心裂肺的相思化作永恒的纤纤哀愁。
奇怪的是，川端康成的研究者们，很少提及川端曾经两次造访“满洲”的经历，这或许和川端在战时并未发表过涉及战争的文学作品，和战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关。1941年，应日本关东军的邀请，川端作为日军“笔部队”的代表赴“满洲”考察。在近四个月的考察中，他说“走在新京各处都是日本人，就像在东京附近，奇怪的很。”及至回国，川端发表了一系列涉及“满洲”教育、文化与经济建设的言论，他努力将“满洲文学”介绍到日本，试图建立独立于日本文学之外的“满洲文学”。尽管战后川端有意回避自己在满洲的经历、淡化自己的言论，但从根本上来看，川端的言行为日本军国主义分裂和奴化中国起了支持和服务作用。
当川端康成把“死即生，生即死，死是最大的悲也即最高形式的美”化为他美学观念的时候，川端便注定了要背叛生，正像他在《臨终的眼》中说的：“我觉得人对死比对生要更了解才能活下去”。于是，川端把物哀、幽玄、飘零、落寞、缠绵和惆怅都写进了他的作品，那是深入骨髓的一场文化眷恋，或许这正是“日本作家传统中透过死亡和黑暗来观察人生的佛教思想”吧。
对于生死而言，川端的体察就像“由树洞里的紫花地丁联想到养在丹波壶里的金钟儿，一样都生长在狭小的天地里，自生自灭，无人留意”，难道“这就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吗？”川端借人物之口叩问那稍纵即逝的“美和美的存在”，于是，川端把静美留给了日本传统文化中“虚无”，而把生命定格在了永恒。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