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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杜鲁门政府在二战后确立了核战争计划，该计划一方面受到冷战进程、美国军费开支、文武官员争夺核控制权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美国核军备储备脱离，导致其无法在危机中使用。杜鲁门一直设想利用核战争计划威慑苏联，但朝鲜战争爆发宣告该计划破产。美国的核战争计划既没有实现其实战价值，也没有实现其战略威慑价值，只能沦为纸上谈兵。
[关键词] 铁钳计划; 强夺者计划; 烤肉机计划; NSC30文件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1-0051-09
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的核国家。自核武器诞生后，历任美国总统都会因时而异提出核战略。①正是在杜鲁门任期内，核武器被用于战争，最终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投降。一俟二战结束，杜鲁门政府就将核武器视为美国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基石，军方制定了一系列核打击计划。国内外学界对美国核战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核武器与二战结束、核武器与冷战、早期核威慑思想等领域。②但是学者们尚未对该领域其他许多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例如，美国如何制定其核打击计划？核打击计划受哪些因素影响？核打击计划对早期美苏冷战有何作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和解密档案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出合理解释，以推动学界对杜鲁门时期美国核战略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美国核打击计划的出台及其基本内容
美国核打击计划酝酿于二战结束，成形于1940年代末。概括而言，该计划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既有核武器和洲际轰炸机等技术因素，也有欧洲冷战变化等环境因素。核打击计划将核武器确定为美国军事战略的重心，此举打破了美国安全的时间和空间盾牌，也改变了美国传统的防务逻辑。
（一）杜鲁门政府推出核打击计划
1946年初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就原子弹对美国军事战略的影响展开评估。3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台研究报告，明确提出核武器的重要性，即“原子弹比起其他的武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战争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火药和飞机”。虽然该报告也承认美国空军参谋长阿诺德将军曾提出的建议，即“美国应该保持在空军上的优势”，但却无法掩盖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开始转向维护核武器与空军优势。[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with a New Preface， p.217]由此開始，美国军方将核武器纳入美军的具体作战计划中。
1946年6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授意下，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准“铁钳计划”（Pincher）。该计划提出，一旦发生战争，原子弹会作为“对抗苏联最先采取的主要手段”，将充分发挥美国在战略上实施空中进攻的主要优势，这是美国首次将原子弹写入其作战计划。[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66， No.1（Jun.1979）， p.64]虽然“铁钳计划”明确提出要发挥原子弹的空中打击优势，但在如何有效使用原子弹这一问题上，美国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们仍存在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原子弹应该运用于哪些目标，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其战略价值。苏联的交通运输系统虽然在战争中极为重要，但分布过于广泛，不易受到攻击;对钢铁厂、电厂等主要工业设施实施轰炸，耗费时间长，预计效果也不明显。比较而言，苏联石油工业对其军队十分重要，有67%集中分布在17个城市，极易实施空中打击。美国空军参谋研究所在其研究中提出，如果使用足够的核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击现代国家的主要城市，使敌方士气陷入崩溃，战争也将随之结束。[Air Plan for “ Makefast，” Oct.10， 1946， PO381， Papers of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RG341，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因此，美国将石油工业城市作为对苏联实施原子袭击的目标。
1947年7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比基尼岛核试验展开评估，再次强调核武器的巨大价值。即“在可预见的未来，原子弹能够让任何国家的军事努力白费，并且能够摧毁其社会和经济结构;原子弹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可能消灭地球上大部分土地上的人口，仅剩下人类物质世界的残余物品;原子弹要求最有效的运输手段，这样才可能实现原子弹打击力量的最大化”。[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67.]这份报告进一步增强了杜鲁门及军方领导人对核武器的信心，使之在制定未来战略中愈发倚重核武器。8月，美国军方提出 “烤肉机计划”（Broiler），该计划以空军轰炸和原子打击为主，这进一步表明核武器已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12月，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公开强调维护世界的安全和稳定需要美国独特的核力量优势。由此可见，战后美国军方既强调核武器的重大价值，又自信于自身的核武器，将核武器作为其指定军事战略的中心，甚至将其与世界和平暨稳定紧密相连。
（二）杜鲁门政府进一步调整其核打击计划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危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形同考验。虽然此前“铁钳计划”和“烤肉机计划”确定了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中心地位，也确定了对苏联的轰炸目标，但并未对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做出详细规定，也未解决如何实现远程轰炸等问题。为了解决远程轰炸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国务院为美国军队争取海外前沿地带的驻扎权，但直到1948年春，美国始终未能就海外驻军权与相关国家展开协商。美国的海外基地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这就导致苏联一旦对西欧展开闪电战，美国既不能对苏联开展计划好的空中核打击，也不能从大陆上撤出美军。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将美国的战略短板暴露无遗，很显然，美国军方认定急需新战略适应突发状况。为此，美国推出新作战计划，以应对短期紧急情况，这就是“强夺者计划”（Grabber）。[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with a New Preface， p.245.]该计划提出，美国要在战争开始后两个星期内发动空中核打击，轰炸机要从美国位于英国、巴基斯坦、印度、冲绳的基地出发，执行轰炸任务。一旦发生战争，美军将迅速撤退到德国、奥地利以及的里亚斯特战线，以该战线为依托，保卫莱茵河以西地区。 1948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相继批准“半月计划”（Half-Moon）和“耙计划”（Harrow）。“半月计划”要求对苏联在西欧大陆展开强势进攻，在远东地区实施战略防御。“耙计划”则很详细地将苏联20个城市确定为轰炸目标，要求在战时能投放50颗原子弹，让“至少50%的苏联工业立刻停顿”。[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68.]
危机让美国重新审视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在危机爆发前，美国认为在五年内不会发生战争，即使爆发战争也会有一年警告期。但危机表明，战争可能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危机让美国认识到要随时准备对抗共产主义“挑衅”。在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NSC7号文件。该文件提出普遍反击共产主义的诸多措施，例如通过普遍军训重整军备，继续保持美国的核武器绝对优势，加强美国对欧洲的援助，在国内“有计划清除共产主义威胁”等。NSC7号文件将“保持原子武器优势”写入国家安全战略，将核武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作为美国面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动员令，该文件在1948年3月底批准实施。
（三）杜鲁门政府深化其核打击计划
1948年6月，“柏林危机”爆发，苏联以气球阻断英国通往柏林的航线，引发美国国内对战争形势的争论。以副国务卿洛维特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为代表，主张美国应保持克制，向苏联提出外交抗议。以陆军部长罗亚尔和国防部长弗雷斯特尔为代表，主张强势反制苏联。罗亚尔认为，防空气球提供了很好的摊牌口实，美国不应该排除使用原子武器，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迅速开始研究原子战争。[Samuel Williamson and Steven Rearden， The Origins of U.S. Nuclear Strategy， p.78.]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提出应该执行“烤肉机计划”，用原子弹袭击苏联。[Russell Buhite and W. Christopher Hamel， “War for Peace： The Question of an American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945—1955，” Diplomatic History， Vol.14， No.3（Summer 1990）， p.373.]
經过争论，杜鲁门政府最终采取折中政策，对西柏林开始空运，保障其粮食、燃料和日用品供应，加强美国在英国和西德的军事力量。7月2日，美国派遣第301轰炸小组开赴西德，第307和第28轰炸小组开赴英国。美军第509轰炸小组开始实施24小时警戒，这个轰炸小组有美国唯一一架装载原子弹的改装飞机。美国宣称，将在苏联破坏柏林空运时执行“烤肉机计划”。[Russell Buhite and W. Christopher Hamel， “War for Peace： The Question of an American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945—1955，” Diplomatic History， Vol.14， No.3（Summer 1990）， p.373.]虽然美国制定了“铁钳计划”“烤肉机计划”等作战方案，甚至将维持核优势写入国家安全文件，把核武器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但“柏林危机”显示出美国内部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存在巨大争议。
9月，杜鲁门批准NSC30号文件。NSC30号文件既强调了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价值，也承认了其使用价值，甚至认定美国的防御计划与欧洲经济恢复均依赖于原子弹，因为原子弹“提供了针对苏联军事力量威胁的主要平衡力量”。该文件强调将核打击计划纳入美国整体战争计划中，要求一旦发生危险，美国可以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维护国家安全。为了避免下次遇到危机时行动受到拖累，该文件敦促“原子弹使用目标的类型和特点应该在军事准备战略中提前选择……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军事机构必须准备好使用迅速有效的手段，包括核武器，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要提前计划”。文件最后重申，“战争期间，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应该由总统发出，当他认为需要考虑这样的决定之时。”[United States Policy on Atomic Warfare， September 10，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8， Vol.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625-628.]
NSC30号文件肯定了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而且保证了总统拥有控制和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的权力。这份文件让军事顾问们可以继续将核武器写入作战计划，决定攻击何种目标，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军事顾问们可以通过设定上述条件，逐渐缩小总统的选择范围。但是文件并未提及对军队发出质疑的文官掌握原子弹的问题，这说明一旦发生战争，军队使用原子弹还要受到文官的掣肘，无法随心所欲按既定战略行事。文件也提及公众反应和道德问题是使用核武器之前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这说明美国虽然肯定核武器的使用价值，但也绝不会在战争中轻易使用核武器。
在NSC30号文件的指导下，美国军方开始逐渐细化使用核武器的作战计划。首先，战略空军司令部对核武器的打击目标分级，第一级目标是工业集中地以及政府控制中心，第二级目标包括石油工业、运输网络、电力工业。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在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描述这些目标时提道：“采取成功的行动，将会迫使苏联投降，并且会破坏他们的整体进攻能力。”[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71.]其次，空军还制定了更大规模进攻计划。李梅将军设计了“战略空军紧急战争计划（1949）”，要求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单次大规模进攻中，能够运输整个原子武器库”。这就迫使空军加快研制B36型洲际轰炸机，同时加快B29型与B50型轰炸机空中加油技术的开发与研制工作。此后，战略空军司令部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制定在30天内用133颗原子弹打击70个苏联目标城市的目标。[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70.] 1949年，參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更详尽的作战计划——“扣球计划”（Drop-shot）。该计划强调用核武器打击苏联的石油和电力工业城市。在全面战争中，非核空军和地面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空军基地和中东的石油资源;空军需要依赖英国在中东的基地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击败苏联。该计划还预见到，大规模出动空军对苏联工业城市事实核打击会遇到很大困难，例如，此类打击所需原子弹数量和飞机数量，比美国现阶段能使用的原子弹和飞机数量多出一倍，这就要求美国增加原子弹的生产以及提升运输能力。此外，由于空军还不具备洲际打击的航程能力，要执行空袭计划，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必须拥有海外基地。
二、美国核打击计划的发展与转向
伴随着冷战对峙持续加剧，美苏战略态势出现变化，尤其是在苏联打破美国核垄断后，美国的核作战计划出现新变化。
（一）核打击计划减轻了对核武器的简单依赖，增加了常规武装力量的权重
1948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NSC20/4号文件，该文件认为苏联最迟到1955年就可以用原子弹对美国实施大规模空袭。[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23， 1948， FRUS， 1948， Vol.I， p.665.]1949年7月，艾奇逊强调，根据情报估计，苏联将在1951年中期成功制造原子弹。[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但许多人认为艾奇逊言过其实，就连曼哈顿工程主管格罗夫斯将军也认定，即使苏联科学家克服了自然科学的障碍，苏联工业也生产不出制造原子武器所需的原料。
在艾奇逊发言后一个月，苏联就开启首次核试验，这对美国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杜鲁门不能肯定“俄国人是不是真的拥有了原子弹”，格罗夫斯也认为那只是一个事故或者只是一个样本弹测试，而且已经耗尽了苏联的铀资源，苏联无法再重复爆炸。虽然美国不愿意承认核垄断被打破的事实，但这一事实迫使杜鲁门政府很快做出战略调整，“苏联的炸弹彻底改变了形势。”[Gregg Herken， “A Most Deadly Illusion： The Atomic Secret and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Policy， 1945—1950，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9， No.1（Feb.1980）， pp. 51-76.]在苏联核试验披露3个月后，杜鲁门批准一项联合国家防御研究，其结果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该文件成为美国核打击计划的一次升级。
在NSC20/4号文件的基础上，NSC68号文件进一步夸大了苏联威胁。即苏联的目标是征服世界，苏联的军事能力“远远超过防守国家领土的需要”，对欧洲和亚洲非共产党国家持续形成压力，苏联“正在发展军事能力以支持其统治世界的蓝图”。[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pril 14，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0， Vol.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234-292.]该文件认为，苏联核力量到1954年会实现最大化，足够摧毁美国。美国要增加核武器数量，足以威慑苏联，确保报复性核打击的有效性。考虑到要在核竞争中增强美国的能力，NSC68号文件建议美国发展热核武器。在这份文件中，美国首次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只有在苏联首先利用原子袭击时，我们进行报复或者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实现我们目标的时候”才能使用。[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pril 14，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0， Vol.I， p.268.]虽然NSC68号文件敦促政府保持强大的核能力、发展热核武器，对苏联实施威慑，但文件也指出，美国要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尽快发展常规武装力量。
在NSC68号文件中，核武器在战争中的角色有所变化。NSC30号文件强调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让军队制定更详细的核作战计划。NSC68号文件也强调保持核力量的重要性，但更倾向于以强大的核力量威慑苏联，让苏联不敢贸然发动袭击。即美国在对待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态度上有所区别，美国开始更多强调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威慑力，强调加强空中、地面和海上的常规武装力量建设。这显示出美国仍坚持核武器优势，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意识到无法靠核武器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美国需要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重视常规武器。NSC68号文件对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角色做出区分，美国在战争中更倾向于使用常规武器，核武器则作为威慑力量和最后诉诸的武器。
（二）美国核打击计划持续趋于综合性方向发展
在NSC68号文件出台不到半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为此加速调整国家安全战略。首先，杜鲁门政府着手建立国家防空体系。在NSC68-4号文件中，美国设立了分阶段的军队建设目标。空军部长芬勒特以及参谋长范登堡认为，只有空军才能对核武器进行投递，因此只有发展足够的运输能力，才能让不断扩大的核武器库变得有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建议，政府应优先发展空军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建立国家防空体系，以此对付苏联轰炸机的威胁。为此，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因为地位重要而得到最大化收益，空军得到拨款206亿美元，比陆军和海军多出三分之一。1951年，空军成立防空司令部，建立由截击机、高射炮、防空导弹和雷达预警系统组成的统一防空系统。1952年，空军建立一条横跨北美大陆北端的远程预警雷达线，保卫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免遭敌军的第一次武装打击。 其次，制定中長期的作战计划。在朝鲜战争前，美国军方虽制定了很多核战争计划，但大多是短期计划，对中长期战争计划基本上没有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努力使中长期作战计划制度化。1952年夏，参谋长联席会议创立“新家庭战争计划”，例如制定联合战略能力计划，控制美国现役部队的战时行动;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建立未来3到5年的武装和动员要求;联合长期战略评估，预测5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和发展方针，这些计划每年都要完善。
再次，加强常规军事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常规武装力量的问题得以暴露，美军既缺乏来复枪，也缺乏弹药，甚至美军由于缺乏足够的飞机，不得不与商业航线签订合同。另外，美军的空中侦察能力甚至低于二战时的标准，连可用的朝鲜半岛军事地图都很难找到。杜鲁门政府认为，美国与苏联的争斗将是一场持久战，在核威慑失灵的情况下，拥有强大的常规武装力量必不可少。为此，杜鲁门政府开启常规武装力量建设。1951年，国会通过《普遍军训与服役法》，重新确立普遍义务兵役制，将现役期增加到2年，将年满18周岁公民均列入兵役范围。1952年，国会通过《武装部队预备役法》，增加兵员。
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军事准备上的不足，例如缺乏战略防御体系建设、缺乏中长期作战计划、无论核军备还是常规军备建设都严重不足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离不开战后美国大规模军队复员以及保守财政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放弃保守财政政策，开始扩大军备。美国国防开支从1950年GNP4.6%上升到1951年6.9%以及 1952年12.7%。一直到1962年，美国国防开支每年仍至少占GNP9%。[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59.]1953年1月，杜鲁门公开提出，斯大林决定让“北朝鲜”侵占“南朝鲜”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错误。如果他没有犯这个错误，美国就会像一战后所做的那样，完全去除武装。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具有深远影响，让美国重新武装自己和盟国，促成北约以及不同的太平洋联盟，促成签署日本和平协定，让希腊和土耳其很快进入到北约。[Raymond P. Ojserkis，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Arms Build-Up， London： Westport， 2003， p.96.]
三、对影响美国核打击计划的诸因素分析
（一）冷战环境对美国核打击计划的形成、发展以及转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纵观美国核打击计划的发展历程，每一次调整都与冷战进程紧密相连。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军大量复员而且拥有核垄断地位，美国将核武器确定为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1946年的“铁钳计划”将原子弹作为“反对苏联的主要手段”，发挥战略空中进攻的主要优势。 1947年的“烤肉机计划”确立了空中核打击在其军事战略中的中心地位。虽然上述计划并未详细描述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确定美国可能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后，军方的“抢夺者计划”确定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半月计划”则详细列出对苏联发动攻击的城市目标，上述内容表明美国对战争中使用原子弹问题的考虑越来越细致。“柏林危机”爆发后，NSC30号文件更是首次将核战略写入国家安全战略，确定了危机发生可以使用原子弹的政策，进一步巩固了核武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绝对核心地位。
正是由于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杜鲁门政府推出NSC68号文件，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向。NSC68号文件不再将核打击作为战争计划的中心，而是提出核武器无法实现所有目标，美国要在维持核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常规武器。NSC68号文件首次将核武器作为威慑力量，运用核优势威慑苏联，积极发展热核武器。根据NSC68号文件的指示，美国开始扩大核武器生产，研制更先进的核武器，全力发展热核武器。到1950年6月，美国拥有300枚原子弹。[Robin A. Kraemer， U.S. Nuclear Stockpile，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0， p.72.]空军也加快研制B36型洲际轰炸机，加速可携带原子弹的B29型与B50型轰炸机空中加油的研制工作，海军也开始建造相关航空母舰，可搭载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
朝鲜战争推动早期国际冷战斗争进入高潮，对美国核政策产生冲击。首先，在NSC68号文件中，美国明确表示要通过核优势威慑苏联，遏制战争，但朝鲜战争让美国这一想法破产。其次，核武器在区域战争中的缺点暴露无遗。虽然美国军队制定了一系列空中核打击方案，但美国既找不到适合原子弹打击的目标，又担心使用原子弹可能引发全面战争。这意味着美国无法按照此前计划的单纯依靠核打击获得战争胜利。朝鲜战争让美国着力于发展可用于战争的核武器，1951年和1952年美国的核试验说明，美国正在研制能够灵活轰炸敌人目标的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大规模发展常规武器。
总之，冷战中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美国核战略不断调整，其结果就是，美国的核政策越来越能适应冷战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适应美苏对抗的需要，愈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二）保守财政政策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军人大批复员，1948年初，空军从218个分队减少到38个分队，而这一年美国军队的人数是“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的一半。军队预算也不断削减，从1945年的816亿美元，减少到1946年的447亿美元，至1947年已经减少到131亿美元。从军事装备上看，1945年2月到1948年间，海军航空母舰从90艘减少到11艘。1946年3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曾提出，美国军队过于虚弱，无法承担重大任务。 冷战开启后，杜鲁门坚持保守的财政政策，但美国内部一直就战略重点应该放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始终存在争议。以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为代表的军事优先派认为，美苏关系恶化，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需要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做好准备。尽管没有必要重新实现全面武装，但是国家外交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而以国务卿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优先派则认为，与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的混乱相比，军事威胁处于第二位。因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会给苏联提供入侵机会，也许这种入侵并不依赖于武力。经济优先派的目标是恢复战争爆发前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处于平衡状态的样子，保证美国的传统安全。马歇尔认为，美国工作的重点是恢复欧洲经济，并非支持军事建设。美国人民最终会要求美国回到孤立主义外交，反对大规模增加军费。
二战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债务，引发了空前规模的通货膨胀。很多经济学家都游说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既刺激刚需，同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但杜鲁门反对这种觀点，坚持以平衡收入和支出来解决债务，主张减少开支，增加政府收入。杜鲁门认为重新武装会有巨额开支，不仅会进一步增加国家负担，而且会扼杀美国经济。杜鲁门的想法得到公众的支持，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其竞争对手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支持每年增加军事预算50亿，最终结果是杜鲁门赢得选举胜利。另外，美国也有在和平时期保持低军事预算的传统。从1865年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和平时期军队人数没有超过50 000人，通常是不超过30 000人。例如，193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10.32亿美元，占国家收入的1.52%，是全世界最低比率之一。[Raymond P. Ojserkis，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Arms Build-Up， p.18.]
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出台，美国在冷战中确立了经济优先的原则。杜鲁门在1948年初对国会发表演说，“我们目前在做的最重要的努力，就是支持世界经济的重建。”美国将军费开支控制在较低水平，以便将经费集中用在欧洲复兴。在此背景下，军方想要说服杜鲁门批准更多经费几乎是不可能的。
1948年1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1949年度财政预算，他估计国防支出有110亿，国际支出（包括对外援助）70亿。“原子能委员会”的预算从1948年4.56亿增加到1949年6.6亿。总体的国家安全预算需要花费186亿。[Samuel Williamson and Steven Rearden， The Origins of U.S. Nuclear Strategy， p.78.]陆军将保持11个常规师，海军保持227艘主力战斗舰艇，包括11艘“埃塞克斯级”和“中途岛级”重型轰炸航母。空军则从48个编队，扩大到55个编队，但是不会增加新预算支出。然而，这些军费开支并不能满足各军种的发展要求，由此在军种间因为争取经费而产生大量矛盾。
1948年2月28日，福雷斯特尔向杜鲁门提交一份私人评估报告，详细说明了现阶段美国国防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国家需要新设备，代替已经过时的设备与材料;B52型洲际轰炸机发展缓慢，美国要想拥有可用于实战的远程导弹，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福雷斯特尔的结论是美国要削减防御支出是不可能的。然而，该报告并未发挥作用，在5月13日的白宫会议上，杜鲁门想继续削减防御预算，使1950年防御预算限定为150亿。福雷斯特尔认定，如果以150亿美元预算作为上限，会让国家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战略空军力量与核武器，这些钱无法平衡陆海空三军之间的资源分配，只会加剧军种间的矛盾。
由此可见，战后美国核武器发展由停滞到缓慢恢复，到确立以核武器为主的空中打击战略，这些都与杜鲁门政府奉行保守财政政策息息相关。因为不断削减国防开支，让军队不得不把有限的经费投入战略空军力量和核武器，无法发展陆军和海军，无法大规模发展常规武器。但是保守财政政策的目标就是依赖战略核武器，让其在美国防御战略及其实践中扮演主要角色。
NSC68号文件出台后，杜鲁门政府同意既保持核优势又发展常规武器，但由于保守派掣肘，还是未能扩大军费开支。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放弃保守财政政策，国内反对派亦不再反对扩大军费开支，民众也广泛支持扩大军备。1950年7月-9月间，杜鲁门四次追加国防拨款。[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当杜鲁门提交1951财政年度的第四次追加预算申请时，他明确指出此举的双重目的，“这些项目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为了应付朝鲜当前局势的急需;二是为了按部就班地尽早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建设，以摄制今后的侵略行为。”1951年美国的财政国防预算是224亿美元，紧接下来的两年分别是439亿和503亿美元。[Samuel Williamson and Steven Rearden， The Origins of U.S. Nuclear Strategy， p.133.]伴随着军费支出不断增多，战略物资采购也从1946—1950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50—1953年的70亿美元。根据1950年9月《国防生产法》，如果根据正常合同程序不能满足军事需要，总统有权根据军事需要来安排工业生产。1952年1月，杜鲁门第三次批准增加生产裂变材料，在钚制造上要增加50%，在铀235的制造上要增加150%。政府为矿产开发提供补助，促使美国和加拿大生产大量可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
（三）政府官僚机构中的文武官员在核武器管理上存在冲突，这也是核打击计划转向的重要诱因
早在“曼哈顿工程”时期，美国就建立了文职官员和军官共管核武器的管理制度，文职官员主要是负责技术咨询，工程管理由军队掌管。这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曼哈顿工程”取得成功，让工程能够快速运行。 二战结束后，核武器管制须从战时管理制度纳入国家常规管理机制。在1946年《原子能法》出台前，文武官员就由谁管制原子能展开激烈争论。杜鲁门坚持认为，文官控制原子能会更有利于核武器的安全使用，但是军队坚持认为，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力量，核武器理应由军队掌管。这场竞争最终以文官获胜告终，最终出台的《原子能法》，确立了文官控制原子能的核安全管理机制。但作为一种妥协，政府也成立了军事联络机构，负责文武官员就核能的沟通事宜，此举仍引起军方的强烈不满。由于文武官员沟通不畅，导致军队在不知美国核储备的情况下盲目制定核军事战略。
“铁钳计划”和“烤肉机计划”虽然将核武器确定为军事战略的中心，但是美国在1947年并没有可用于战争的核武器，这不免让战略制定与实际军备情况脱节。文官控制核武器，也让军队在进行实际投掷演习时遇到困难。最致命的是，在危机发生时，文武双方无法协调一致，无法迅速有效地应对突发状况。“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柏林危机”出现后，美国军方无法按照既定的军事战略实施打击，这虽然有效地避免了核武器滥用，但也让美国无法应对突发情况。这种状况的延续，在客观上促进了杜鲁门政府改善对核武器控制，美国此后开始不断调整文武官员对于原子弹的控制权。然而，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建立，特别是随着朝鲜戰争爆发，军队对核武器的控制权逐步增大，而过去在核控制权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原子能委员会，对核武器的控制权则逐渐削弱。
结 论
贯穿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核打击计划经历了从强调核武器的实战价值到强调其威慑价值的转变。在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占据核垄断地位，军方将核武器确立为军事战略核心，制定了一系列使用核武器的作战计划。随着冷战进程深入，美苏之间危机不断，美国适时调整其核打击计划，但从未真正使用核武器，这表明美国在实践中更侧重利用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价值。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也从未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而这种不使用核武器解决争端传统得以保留，冷战中虽然出现数次危机，但美国始终没有诉诸核武器。
美国核打击计划与其核军备发展状况呈现相背离的特点，虽然美国在战后初期垄断了核武器，但规模十分有限，而且在苏联研制出核武器之前，美国的核武器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但这一时期美国核打击计划层出不穷，显然军方对美国的核武器储备情况并不知情。从曼哈顿工程时期，美国就确立了文官对核武器管理机制，虽然这一方面避免了核武器滥用，但另一方面也让军方对核武器的发展信息了解滞后，甚至制定的核战争计划完全脱离了美国当时的核军备情况。柏林危机爆发后，杜鲁门想要派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到欧洲前线时，才发现美国并无可用核武器，军方这才发现他们制定的一系列核打击计划没有用武之地。
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实行保守财政政策，削减军费开支，同时由于美国对核垄断持乐观估计，这让美国军事战略始终以核武器为中心设计一系列核打击计划。由于军费有限，在苏联打破美国核垄断前，美国核军备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可用于战争的核武器少之又少。而文职官员对核武器的管制，又让军方无法及时了解核军备信息，导致军方的核打击计划与核军备储备完全脱节。而数次危机中，美国均无法采用其核打击计划，这一方面体现出计划与实际脱节，另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内部对是否要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存在争议。杜鲁门政府鼓励军方制定核打击计划，在危机中高举核大棒相威胁，但从未真正在战争中使用核打击，这表明他更倾向于将核武器用于战术威慑。然而，美国核打击计划既未能威慑苏联，也未能在战争中真正使用，该计划只能算是纸上谈兵之策，实际作用有限。
（责任编辑：李 强）
[收稿日期] 2020-01-10
[作者简介] 胡晔（1986-），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① 核战略主要思想和内容集中体现在核威慑战略、核力量运用战略、核力量发展战略及核军控政策四个方面。转引自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② 相关的研究主要有：Martin J. Sherwin，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U.S. Atomic-Energy Policy and Diplomacy， 1941—19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4（Oct.1973）， pp. 945-968; Barton J. Bernstein， “Roosevelt， Truman， and the Atomic Bomb， 1941—1945：A Reinterpret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0， No.1（Spring 1975）， pp.23-69; Gregg Herken， “A Most Deadly Illusion： The Atomic Secret and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Policy， 1945—195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9， No.1（Feb.1980）， pp. 51-76; David Alan Rosenberg，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 1945—196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7， No. 4（Spring 1983）， pp.3-71; 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with a New Pref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Samuel Williamson and Steven Rearden， The Origins of U.S. Nuclear Strategy，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3; Barton J. Bernstein， “Truman and the A-Bomb： Targeting Noncombatants， Using the Bomb， and His Defending the Decisio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2， No.3（Jul.1998）， pp. 547-570;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2（Mar.-Apr.2006）， pp. 42-54; 张静怡、宋久光：《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60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美国研究》1988年第4期;戴超武：《美国战略与对日使用原子弹》，《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戴超武：《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与原子弹的使用》，《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朱明权：《从强调核武器的实战价值到强调核武器的威慑价值：对冷战初期美国核政策的一种研究》，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赵学功：《简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演变》，世界近代史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詹欣：《冷战与美国核战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张沱生：《核战略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关键词] 铁钳计划; 强夺者计划; 烤肉机计划; NSC30文件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1-0051-09
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的核国家。自核武器诞生后，历任美国总统都会因时而异提出核战略。①正是在杜鲁门任期内，核武器被用于战争，最终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投降。一俟二战结束，杜鲁门政府就将核武器视为美国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基石，军方制定了一系列核打击计划。国内外学界对美国核战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核武器与二战结束、核武器与冷战、早期核威慑思想等领域。②但是学者们尚未对该领域其他许多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例如，美国如何制定其核打击计划？核打击计划受哪些因素影响？核打击计划对早期美苏冷战有何作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和解密档案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出合理解释，以推动学界对杜鲁门时期美国核战略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美国核打击计划的出台及其基本内容
美国核打击计划酝酿于二战结束，成形于1940年代末。概括而言，该计划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既有核武器和洲际轰炸机等技术因素，也有欧洲冷战变化等环境因素。核打击计划将核武器确定为美国军事战略的重心，此举打破了美国安全的时间和空间盾牌，也改变了美国传统的防务逻辑。
（一）杜鲁门政府推出核打击计划
1946年初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就原子弹对美国军事战略的影响展开评估。3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台研究报告，明确提出核武器的重要性，即“原子弹比起其他的武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战争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火药和飞机”。虽然该报告也承认美国空军参谋长阿诺德将军曾提出的建议，即“美国应该保持在空军上的优势”，但却无法掩盖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开始转向维护核武器与空军优势。[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with a New Preface， p.217]由此開始，美国军方将核武器纳入美军的具体作战计划中。
1946年6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授意下，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准“铁钳计划”（Pincher）。该计划提出，一旦发生战争，原子弹会作为“对抗苏联最先采取的主要手段”，将充分发挥美国在战略上实施空中进攻的主要优势，这是美国首次将原子弹写入其作战计划。[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66， No.1（Jun.1979）， p.64]虽然“铁钳计划”明确提出要发挥原子弹的空中打击优势，但在如何有效使用原子弹这一问题上，美国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们仍存在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原子弹应该运用于哪些目标，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其战略价值。苏联的交通运输系统虽然在战争中极为重要，但分布过于广泛，不易受到攻击;对钢铁厂、电厂等主要工业设施实施轰炸，耗费时间长，预计效果也不明显。比较而言，苏联石油工业对其军队十分重要，有67%集中分布在17个城市，极易实施空中打击。美国空军参谋研究所在其研究中提出，如果使用足够的核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击现代国家的主要城市，使敌方士气陷入崩溃，战争也将随之结束。[Air Plan for “ Makefast，” Oct.10， 1946， PO381， Papers of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RG341，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因此，美国将石油工业城市作为对苏联实施原子袭击的目标。
1947年7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比基尼岛核试验展开评估，再次强调核武器的巨大价值。即“在可预见的未来，原子弹能够让任何国家的军事努力白费，并且能够摧毁其社会和经济结构;原子弹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可能消灭地球上大部分土地上的人口，仅剩下人类物质世界的残余物品;原子弹要求最有效的运输手段，这样才可能实现原子弹打击力量的最大化”。[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67.]这份报告进一步增强了杜鲁门及军方领导人对核武器的信心，使之在制定未来战略中愈发倚重核武器。8月，美国军方提出 “烤肉机计划”（Broiler），该计划以空军轰炸和原子打击为主，这进一步表明核武器已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12月，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公开强调维护世界的安全和稳定需要美国独特的核力量优势。由此可见，战后美国军方既强调核武器的重大价值，又自信于自身的核武器，将核武器作为其指定军事战略的中心，甚至将其与世界和平暨稳定紧密相连。
（二）杜鲁门政府进一步调整其核打击计划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危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形同考验。虽然此前“铁钳计划”和“烤肉机计划”确定了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中心地位，也确定了对苏联的轰炸目标，但并未对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做出详细规定，也未解决如何实现远程轰炸等问题。为了解决远程轰炸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国务院为美国军队争取海外前沿地带的驻扎权，但直到1948年春，美国始终未能就海外驻军权与相关国家展开协商。美国的海外基地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这就导致苏联一旦对西欧展开闪电战，美国既不能对苏联开展计划好的空中核打击，也不能从大陆上撤出美军。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将美国的战略短板暴露无遗，很显然，美国军方认定急需新战略适应突发状况。为此，美国推出新作战计划，以应对短期紧急情况，这就是“强夺者计划”（Grabber）。[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with a New Preface， p.245.]该计划提出，美国要在战争开始后两个星期内发动空中核打击，轰炸机要从美国位于英国、巴基斯坦、印度、冲绳的基地出发，执行轰炸任务。一旦发生战争，美军将迅速撤退到德国、奥地利以及的里亚斯特战线，以该战线为依托，保卫莱茵河以西地区。 1948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相继批准“半月计划”（Half-Moon）和“耙计划”（Harrow）。“半月计划”要求对苏联在西欧大陆展开强势进攻，在远东地区实施战略防御。“耙计划”则很详细地将苏联20个城市确定为轰炸目标，要求在战时能投放50颗原子弹，让“至少50%的苏联工业立刻停顿”。[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68.]
危机让美国重新审视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在危机爆发前，美国认为在五年内不会发生战争，即使爆发战争也会有一年警告期。但危机表明，战争可能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危机让美国认识到要随时准备对抗共产主义“挑衅”。在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NSC7号文件。该文件提出普遍反击共产主义的诸多措施，例如通过普遍军训重整军备，继续保持美国的核武器绝对优势，加强美国对欧洲的援助，在国内“有计划清除共产主义威胁”等。NSC7号文件将“保持原子武器优势”写入国家安全战略，将核武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作为美国面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动员令，该文件在1948年3月底批准实施。
（三）杜鲁门政府深化其核打击计划
1948年6月，“柏林危机”爆发，苏联以气球阻断英国通往柏林的航线，引发美国国内对战争形势的争论。以副国务卿洛维特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为代表，主张美国应保持克制，向苏联提出外交抗议。以陆军部长罗亚尔和国防部长弗雷斯特尔为代表，主张强势反制苏联。罗亚尔认为，防空气球提供了很好的摊牌口实，美国不应该排除使用原子武器，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迅速开始研究原子战争。[Samuel Williamson and Steven Rearden， The Origins of U.S. Nuclear Strategy， p.78.]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提出应该执行“烤肉机计划”，用原子弹袭击苏联。[Russell Buhite and W. Christopher Hamel， “War for Peace： The Question of an American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945—1955，” Diplomatic History， Vol.14， No.3（Summer 1990）， p.373.]
經过争论，杜鲁门政府最终采取折中政策，对西柏林开始空运，保障其粮食、燃料和日用品供应，加强美国在英国和西德的军事力量。7月2日，美国派遣第301轰炸小组开赴西德，第307和第28轰炸小组开赴英国。美军第509轰炸小组开始实施24小时警戒，这个轰炸小组有美国唯一一架装载原子弹的改装飞机。美国宣称，将在苏联破坏柏林空运时执行“烤肉机计划”。[Russell Buhite and W. Christopher Hamel， “War for Peace： The Question of an American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945—1955，” Diplomatic History， Vol.14， No.3（Summer 1990）， p.373.]虽然美国制定了“铁钳计划”“烤肉机计划”等作战方案，甚至将维持核优势写入国家安全文件，把核武器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但“柏林危机”显示出美国内部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存在巨大争议。
9月，杜鲁门批准NSC30号文件。NSC30号文件既强调了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价值，也承认了其使用价值，甚至认定美国的防御计划与欧洲经济恢复均依赖于原子弹，因为原子弹“提供了针对苏联军事力量威胁的主要平衡力量”。该文件强调将核打击计划纳入美国整体战争计划中，要求一旦发生危险，美国可以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维护国家安全。为了避免下次遇到危机时行动受到拖累，该文件敦促“原子弹使用目标的类型和特点应该在军事准备战略中提前选择……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军事机构必须准备好使用迅速有效的手段，包括核武器，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要提前计划”。文件最后重申，“战争期间，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应该由总统发出，当他认为需要考虑这样的决定之时。”[United States Policy on Atomic Warfare， September 10，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8， Vol.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625-628.]
NSC30号文件肯定了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而且保证了总统拥有控制和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的权力。这份文件让军事顾问们可以继续将核武器写入作战计划，决定攻击何种目标，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军事顾问们可以通过设定上述条件，逐渐缩小总统的选择范围。但是文件并未提及对军队发出质疑的文官掌握原子弹的问题，这说明一旦发生战争，军队使用原子弹还要受到文官的掣肘，无法随心所欲按既定战略行事。文件也提及公众反应和道德问题是使用核武器之前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这说明美国虽然肯定核武器的使用价值，但也绝不会在战争中轻易使用核武器。
在NSC30号文件的指导下，美国军方开始逐渐细化使用核武器的作战计划。首先，战略空军司令部对核武器的打击目标分级，第一级目标是工业集中地以及政府控制中心，第二级目标包括石油工业、运输网络、电力工业。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在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描述这些目标时提道：“采取成功的行动，将会迫使苏联投降，并且会破坏他们的整体进攻能力。”[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71.]其次，空军还制定了更大规模进攻计划。李梅将军设计了“战略空军紧急战争计划（1949）”，要求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单次大规模进攻中，能够运输整个原子武器库”。这就迫使空军加快研制B36型洲际轰炸机，同时加快B29型与B50型轰炸机空中加油技术的开发与研制工作。此后，战略空军司令部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制定在30天内用133颗原子弹打击70个苏联目标城市的目标。[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p.70.] 1949年，參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更详尽的作战计划——“扣球计划”（Drop-shot）。该计划强调用核武器打击苏联的石油和电力工业城市。在全面战争中，非核空军和地面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空军基地和中东的石油资源;空军需要依赖英国在中东的基地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击败苏联。该计划还预见到，大规模出动空军对苏联工业城市事实核打击会遇到很大困难，例如，此类打击所需原子弹数量和飞机数量，比美国现阶段能使用的原子弹和飞机数量多出一倍，这就要求美国增加原子弹的生产以及提升运输能力。此外，由于空军还不具备洲际打击的航程能力，要执行空袭计划，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必须拥有海外基地。
二、美国核打击计划的发展与转向
伴随着冷战对峙持续加剧，美苏战略态势出现变化，尤其是在苏联打破美国核垄断后，美国的核作战计划出现新变化。
（一）核打击计划减轻了对核武器的简单依赖，增加了常规武装力量的权重
1948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NSC20/4号文件，该文件认为苏联最迟到1955年就可以用原子弹对美国实施大规模空袭。[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23， 1948， FRUS， 1948， Vol.I， p.665.]1949年7月，艾奇逊强调，根据情报估计，苏联将在1951年中期成功制造原子弹。[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但许多人认为艾奇逊言过其实，就连曼哈顿工程主管格罗夫斯将军也认定，即使苏联科学家克服了自然科学的障碍，苏联工业也生产不出制造原子武器所需的原料。
在艾奇逊发言后一个月，苏联就开启首次核试验，这对美国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杜鲁门不能肯定“俄国人是不是真的拥有了原子弹”，格罗夫斯也认为那只是一个事故或者只是一个样本弹测试，而且已经耗尽了苏联的铀资源，苏联无法再重复爆炸。虽然美国不愿意承认核垄断被打破的事实，但这一事实迫使杜鲁门政府很快做出战略调整，“苏联的炸弹彻底改变了形势。”[Gregg Herken， “A Most Deadly Illusion： The Atomic Secret and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Policy， 1945—1950，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9， No.1（Feb.1980）， pp. 51-76.]在苏联核试验披露3个月后，杜鲁门批准一项联合国家防御研究，其结果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该文件成为美国核打击计划的一次升级。
在NSC20/4号文件的基础上，NSC68号文件进一步夸大了苏联威胁。即苏联的目标是征服世界，苏联的军事能力“远远超过防守国家领土的需要”，对欧洲和亚洲非共产党国家持续形成压力，苏联“正在发展军事能力以支持其统治世界的蓝图”。[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pril 14，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0， Vol.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234-292.]该文件认为，苏联核力量到1954年会实现最大化，足够摧毁美国。美国要增加核武器数量，足以威慑苏联，确保报复性核打击的有效性。考虑到要在核竞争中增强美国的能力，NSC68号文件建议美国发展热核武器。在这份文件中，美国首次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只有在苏联首先利用原子袭击时，我们进行报复或者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实现我们目标的时候”才能使用。[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pril 14，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0， Vol.I， p.268.]虽然NSC68号文件敦促政府保持强大的核能力、发展热核武器，对苏联实施威慑，但文件也指出，美国要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尽快发展常规武装力量。
在NSC68号文件中，核武器在战争中的角色有所变化。NSC30号文件强调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让军队制定更详细的核作战计划。NSC68号文件也强调保持核力量的重要性，但更倾向于以强大的核力量威慑苏联，让苏联不敢贸然发动袭击。即美国在对待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态度上有所区别，美国开始更多强调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威慑力，强调加强空中、地面和海上的常规武装力量建设。这显示出美国仍坚持核武器优势，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意识到无法靠核武器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美国需要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重视常规武器。NSC68号文件对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角色做出区分，美国在战争中更倾向于使用常规武器，核武器则作为威慑力量和最后诉诸的武器。
（二）美国核打击计划持续趋于综合性方向发展
在NSC68号文件出台不到半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为此加速调整国家安全战略。首先，杜鲁门政府着手建立国家防空体系。在NSC68-4号文件中，美国设立了分阶段的军队建设目标。空军部长芬勒特以及参谋长范登堡认为，只有空军才能对核武器进行投递，因此只有发展足够的运输能力，才能让不断扩大的核武器库变得有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建议，政府应优先发展空军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建立国家防空体系，以此对付苏联轰炸机的威胁。为此，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因为地位重要而得到最大化收益，空军得到拨款206亿美元，比陆军和海军多出三分之一。1951年，空军成立防空司令部，建立由截击机、高射炮、防空导弹和雷达预警系统组成的统一防空系统。1952年，空军建立一条横跨北美大陆北端的远程预警雷达线，保卫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免遭敌军的第一次武装打击。 其次，制定中長期的作战计划。在朝鲜战争前，美国军方虽制定了很多核战争计划，但大多是短期计划，对中长期战争计划基本上没有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努力使中长期作战计划制度化。1952年夏，参谋长联席会议创立“新家庭战争计划”，例如制定联合战略能力计划，控制美国现役部队的战时行动;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建立未来3到5年的武装和动员要求;联合长期战略评估，预测5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和发展方针，这些计划每年都要完善。
再次，加强常规军事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常规武装力量的问题得以暴露，美军既缺乏来复枪，也缺乏弹药，甚至美军由于缺乏足够的飞机，不得不与商业航线签订合同。另外，美军的空中侦察能力甚至低于二战时的标准，连可用的朝鲜半岛军事地图都很难找到。杜鲁门政府认为，美国与苏联的争斗将是一场持久战，在核威慑失灵的情况下，拥有强大的常规武装力量必不可少。为此，杜鲁门政府开启常规武装力量建设。1951年，国会通过《普遍军训与服役法》，重新确立普遍义务兵役制，将现役期增加到2年，将年满18周岁公民均列入兵役范围。1952年，国会通过《武装部队预备役法》，增加兵员。
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军事准备上的不足，例如缺乏战略防御体系建设、缺乏中长期作战计划、无论核军备还是常规军备建设都严重不足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离不开战后美国大规模军队复员以及保守财政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放弃保守财政政策，开始扩大军备。美国国防开支从1950年GNP4.6%上升到1951年6.9%以及 1952年12.7%。一直到1962年，美国国防开支每年仍至少占GNP9%。[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59.]1953年1月，杜鲁门公开提出，斯大林决定让“北朝鲜”侵占“南朝鲜”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错误。如果他没有犯这个错误，美国就会像一战后所做的那样，完全去除武装。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具有深远影响，让美国重新武装自己和盟国，促成北约以及不同的太平洋联盟，促成签署日本和平协定，让希腊和土耳其很快进入到北约。[Raymond P. Ojserkis，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Arms Build-Up， London： Westport， 2003， p.96.]
三、对影响美国核打击计划的诸因素分析
（一）冷战环境对美国核打击计划的形成、发展以及转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纵观美国核打击计划的发展历程，每一次调整都与冷战进程紧密相连。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军大量复员而且拥有核垄断地位，美国将核武器确定为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1946年的“铁钳计划”将原子弹作为“反对苏联的主要手段”，发挥战略空中进攻的主要优势。 1947年的“烤肉机计划”确立了空中核打击在其军事战略中的中心地位。虽然上述计划并未详细描述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确定美国可能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后，军方的“抢夺者计划”确定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半月计划”则详细列出对苏联发动攻击的城市目标，上述内容表明美国对战争中使用原子弹问题的考虑越来越细致。“柏林危机”爆发后，NSC30号文件更是首次将核战略写入国家安全战略，确定了危机发生可以使用原子弹的政策，进一步巩固了核武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绝对核心地位。
正是由于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杜鲁门政府推出NSC68号文件，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向。NSC68号文件不再将核打击作为战争计划的中心，而是提出核武器无法实现所有目标，美国要在维持核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常规武器。NSC68号文件首次将核武器作为威慑力量，运用核优势威慑苏联，积极发展热核武器。根据NSC68号文件的指示，美国开始扩大核武器生产，研制更先进的核武器，全力发展热核武器。到1950年6月，美国拥有300枚原子弹。[Robin A. Kraemer， U.S. Nuclear Stockpile，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0， p.72.]空军也加快研制B36型洲际轰炸机，加速可携带原子弹的B29型与B50型轰炸机空中加油的研制工作，海军也开始建造相关航空母舰，可搭载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
朝鲜战争推动早期国际冷战斗争进入高潮，对美国核政策产生冲击。首先，在NSC68号文件中，美国明确表示要通过核优势威慑苏联，遏制战争，但朝鲜战争让美国这一想法破产。其次，核武器在区域战争中的缺点暴露无遗。虽然美国军队制定了一系列空中核打击方案，但美国既找不到适合原子弹打击的目标，又担心使用原子弹可能引发全面战争。这意味着美国无法按照此前计划的单纯依靠核打击获得战争胜利。朝鲜战争让美国着力于发展可用于战争的核武器，1951年和1952年美国的核试验说明，美国正在研制能够灵活轰炸敌人目标的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大规模发展常规武器。
总之，冷战中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美国核战略不断调整，其结果就是，美国的核政策越来越能适应冷战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适应美苏对抗的需要，愈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二）保守财政政策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军人大批复员，1948年初，空军从218个分队减少到38个分队，而这一年美国军队的人数是“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的一半。军队预算也不断削减，从1945年的816亿美元，减少到1946年的447亿美元，至1947年已经减少到131亿美元。从军事装备上看，1945年2月到1948年间，海军航空母舰从90艘减少到11艘。1946年3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曾提出，美国军队过于虚弱，无法承担重大任务。 冷战开启后，杜鲁门坚持保守的财政政策，但美国内部一直就战略重点应该放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始终存在争议。以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为代表的军事优先派认为，美苏关系恶化，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需要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做好准备。尽管没有必要重新实现全面武装，但是国家外交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而以国务卿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优先派则认为，与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的混乱相比，军事威胁处于第二位。因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会给苏联提供入侵机会，也许这种入侵并不依赖于武力。经济优先派的目标是恢复战争爆发前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处于平衡状态的样子，保证美国的传统安全。马歇尔认为，美国工作的重点是恢复欧洲经济，并非支持军事建设。美国人民最终会要求美国回到孤立主义外交，反对大规模增加军费。
二战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债务，引发了空前规模的通货膨胀。很多经济学家都游说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既刺激刚需，同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但杜鲁门反对这种觀点，坚持以平衡收入和支出来解决债务，主张减少开支，增加政府收入。杜鲁门认为重新武装会有巨额开支，不仅会进一步增加国家负担，而且会扼杀美国经济。杜鲁门的想法得到公众的支持，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其竞争对手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支持每年增加军事预算50亿，最终结果是杜鲁门赢得选举胜利。另外，美国也有在和平时期保持低军事预算的传统。从1865年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和平时期军队人数没有超过50 000人，通常是不超过30 000人。例如，193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10.32亿美元，占国家收入的1.52%，是全世界最低比率之一。[Raymond P. Ojserkis，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Arms Build-Up， p.18.]
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出台，美国在冷战中确立了经济优先的原则。杜鲁门在1948年初对国会发表演说，“我们目前在做的最重要的努力，就是支持世界经济的重建。”美国将军费开支控制在较低水平，以便将经费集中用在欧洲复兴。在此背景下，军方想要说服杜鲁门批准更多经费几乎是不可能的。
1948年1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1949年度财政预算，他估计国防支出有110亿，国际支出（包括对外援助）70亿。“原子能委员会”的预算从1948年4.56亿增加到1949年6.6亿。总体的国家安全预算需要花费186亿。[Samuel Williamson and Steven Rearden， The Origins of U.S. Nuclear Strategy， p.78.]陆军将保持11个常规师，海军保持227艘主力战斗舰艇，包括11艘“埃塞克斯级”和“中途岛级”重型轰炸航母。空军则从48个编队，扩大到55个编队，但是不会增加新预算支出。然而，这些军费开支并不能满足各军种的发展要求，由此在军种间因为争取经费而产生大量矛盾。
1948年2月28日，福雷斯特尔向杜鲁门提交一份私人评估报告，详细说明了现阶段美国国防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国家需要新设备，代替已经过时的设备与材料;B52型洲际轰炸机发展缓慢，美国要想拥有可用于实战的远程导弹，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福雷斯特尔的结论是美国要削减防御支出是不可能的。然而，该报告并未发挥作用，在5月13日的白宫会议上，杜鲁门想继续削减防御预算，使1950年防御预算限定为150亿。福雷斯特尔认定，如果以150亿美元预算作为上限，会让国家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战略空军力量与核武器，这些钱无法平衡陆海空三军之间的资源分配，只会加剧军种间的矛盾。
由此可见，战后美国核武器发展由停滞到缓慢恢复，到确立以核武器为主的空中打击战略，这些都与杜鲁门政府奉行保守财政政策息息相关。因为不断削减国防开支，让军队不得不把有限的经费投入战略空军力量和核武器，无法发展陆军和海军，无法大规模发展常规武器。但是保守财政政策的目标就是依赖战略核武器，让其在美国防御战略及其实践中扮演主要角色。
NSC68号文件出台后，杜鲁门政府同意既保持核优势又发展常规武器，但由于保守派掣肘，还是未能扩大军费开支。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放弃保守财政政策，国内反对派亦不再反对扩大军费开支，民众也广泛支持扩大军备。1950年7月-9月间，杜鲁门四次追加国防拨款。[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当杜鲁门提交1951财政年度的第四次追加预算申请时，他明确指出此举的双重目的，“这些项目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为了应付朝鲜当前局势的急需;二是为了按部就班地尽早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建设，以摄制今后的侵略行为。”1951年美国的财政国防预算是224亿美元，紧接下来的两年分别是439亿和503亿美元。[Samuel Williamson and Steven Rearden， The Origins of U.S. Nuclear Strategy， p.133.]伴随着军费支出不断增多，战略物资采购也从1946—1950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50—1953年的70亿美元。根据1950年9月《国防生产法》，如果根据正常合同程序不能满足军事需要，总统有权根据军事需要来安排工业生产。1952年1月，杜鲁门第三次批准增加生产裂变材料，在钚制造上要增加50%，在铀235的制造上要增加150%。政府为矿产开发提供补助，促使美国和加拿大生产大量可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
（三）政府官僚机构中的文武官员在核武器管理上存在冲突，这也是核打击计划转向的重要诱因
早在“曼哈顿工程”时期，美国就建立了文职官员和军官共管核武器的管理制度，文职官员主要是负责技术咨询，工程管理由军队掌管。这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曼哈顿工程”取得成功，让工程能够快速运行。 二战结束后，核武器管制须从战时管理制度纳入国家常规管理机制。在1946年《原子能法》出台前，文武官员就由谁管制原子能展开激烈争论。杜鲁门坚持认为，文官控制原子能会更有利于核武器的安全使用，但是军队坚持认为，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力量，核武器理应由军队掌管。这场竞争最终以文官获胜告终，最终出台的《原子能法》，确立了文官控制原子能的核安全管理机制。但作为一种妥协，政府也成立了军事联络机构，负责文武官员就核能的沟通事宜，此举仍引起军方的强烈不满。由于文武官员沟通不畅，导致军队在不知美国核储备的情况下盲目制定核军事战略。
“铁钳计划”和“烤肉机计划”虽然将核武器确定为军事战略的中心，但是美国在1947年并没有可用于战争的核武器，这不免让战略制定与实际军备情况脱节。文官控制核武器，也让军队在进行实际投掷演习时遇到困难。最致命的是，在危机发生时，文武双方无法协调一致，无法迅速有效地应对突发状况。“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柏林危机”出现后，美国军方无法按照既定的军事战略实施打击，这虽然有效地避免了核武器滥用，但也让美国无法应对突发情况。这种状况的延续，在客观上促进了杜鲁门政府改善对核武器控制，美国此后开始不断调整文武官员对于原子弹的控制权。然而，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建立，特别是随着朝鲜戰争爆发，军队对核武器的控制权逐步增大，而过去在核控制权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原子能委员会，对核武器的控制权则逐渐削弱。
结 论
贯穿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核打击计划经历了从强调核武器的实战价值到强调其威慑价值的转变。在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占据核垄断地位，军方将核武器确立为军事战略核心，制定了一系列使用核武器的作战计划。随着冷战进程深入，美苏之间危机不断，美国适时调整其核打击计划，但从未真正使用核武器，这表明美国在实践中更侧重利用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价值。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也从未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而这种不使用核武器解决争端传统得以保留，冷战中虽然出现数次危机，但美国始终没有诉诸核武器。
美国核打击计划与其核军备发展状况呈现相背离的特点，虽然美国在战后初期垄断了核武器，但规模十分有限，而且在苏联研制出核武器之前，美国的核武器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但这一时期美国核打击计划层出不穷，显然军方对美国的核武器储备情况并不知情。从曼哈顿工程时期，美国就确立了文官对核武器管理机制，虽然这一方面避免了核武器滥用，但另一方面也让军方对核武器的发展信息了解滞后，甚至制定的核战争计划完全脱离了美国当时的核军备情况。柏林危机爆发后，杜鲁门想要派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到欧洲前线时，才发现美国并无可用核武器，军方这才发现他们制定的一系列核打击计划没有用武之地。
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实行保守财政政策，削减军费开支，同时由于美国对核垄断持乐观估计，这让美国军事战略始终以核武器为中心设计一系列核打击计划。由于军费有限，在苏联打破美国核垄断前，美国核军备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可用于战争的核武器少之又少。而文职官员对核武器的管制，又让军方无法及时了解核军备信息，导致军方的核打击计划与核军备储备完全脱节。而数次危机中，美国均无法采用其核打击计划，这一方面体现出计划与实际脱节，另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内部对是否要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存在争议。杜鲁门政府鼓励军方制定核打击计划，在危机中高举核大棒相威胁，但从未真正在战争中使用核打击，这表明他更倾向于将核武器用于战术威慑。然而，美国核打击计划既未能威慑苏联，也未能在战争中真正使用，该计划只能算是纸上谈兵之策，实际作用有限。
（责任编辑：李 强）
[收稿日期] 2020-01-10
[作者简介] 胡晔（1986-），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① 核战略主要思想和内容集中体现在核威慑战略、核力量运用战略、核力量发展战略及核军控政策四个方面。转引自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② 相关的研究主要有：Martin J. Sherwin，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U.S. Atomic-Energy Policy and Diplomacy， 1941—19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4（Oct.1973）， pp. 945-968; Barton J. Bernstein， “Roosevelt， Truman， and the Atomic Bomb， 1941—1945：A Reinterpret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0， No.1（Spring 1975）， pp.23-69; Gregg Herken， “A Most Deadly Illusion： The Atomic Secret and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Policy， 1945—195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9， No.1（Feb.1980）， pp. 51-76; David Alan Rosenberg，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 1945—196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7， No. 4（Spring 1983）， pp.3-71; 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with a New Pref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Samuel Williamson and Steven Rearden， The Origins of U.S. Nuclear Strategy，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3; Barton J. Bernstein， “Truman and the A-Bomb： Targeting Noncombatants， Using the Bomb， and His Defending the Decisio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2， No.3（Jul.1998）， pp. 547-570;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2（Mar.-Apr.2006）， pp. 42-54; 张静怡、宋久光：《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60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美国研究》1988年第4期;戴超武：《美国战略与对日使用原子弹》，《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戴超武：《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与原子弹的使用》，《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朱明权：《从强调核武器的实战价值到强调核武器的威慑价值：对冷战初期美国核政策的一种研究》，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赵学功：《简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演变》，世界近代史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詹欣：《冷战与美国核战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张沱生：《核战略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