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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权问题，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股市建设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股市不断推进改革，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参与者不断增加，外部关注度不断提高，这为我们形成独立定价权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但要真正取得独立定价权，还需要越过一些险滩和沟壕。
中国股市不能急于求成
中国经济社会仍然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历史时期，这是中国股市面临的最大的国情。十八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我国股市当然离不开这个实际，其特征就是“新兴加转轨”。
我认为，搞好中国股市一定要坚持两点论，不能搞一点论。既要尊重股市一般规律和借鉴国际经验，又要立足中国自身特点。以此为立足点，来制定战略、推动发展、实施监管，才能够最终到达“成熟”和“先进”的彼岸。我们这个市场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散户众多且交易频繁，投资机构市场化不足，有散户化倾向。我不认为“人为地消灭散户”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敬畏市场。要积极引导市场，但不可用行政或准行政的办法干预市场。
要明确地告诉那些急于求成的人：中国的证监会不是美国的证监会，也不是德国的证监会，不该也不会盲目地照搬外国的做法，不会逾越阶段搞盲目“接轨”。我们唯有立足实际，坚持走符合国情的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解决我们市场中的矛盾，消除我们市场中的弊端，增强我们市场的自我平衡能力，当然要靠开放。资本市场各个层面、各个部分都是有竞争性的，竞争是充分发挥功能、实现平衡、相互促进的必要途径。开放是促进竞争的重要手段。
不过，这个“开放”不能单纯理解为“学习美国”，而是要坚持对内和对外都开放，两个开放相互促进。就对内开放来说，要先打破国内行业的圈子意识，支持不同金融行业之间、金融行业和非金融行业之间的相互参与、介入、竞争，提高整个市场的活力。要更加大胆地实施对外开放，在机构、业务、人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允许“同台比拼”。
两个“开放”统一，就可以释放更大的市场活力。
冒进就会做成“夹生饭”
在中国股市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相继推出了创业板市场、融资融券业务、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等，当时很有一种立即迈入全市场化的豪情。但在急切推进市场化，无限憧憬国际化的同时，股市行情却经常出现不给力的情况。无论是新股还是二级市场的定价机制，时常受到质疑。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我认为，某些股市改革举措脱离了“新兴加转轨”这一基本实际，做成了夹生饭。要知道，宏观环境是股市改革的重要外在条件，如果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解决不好，公民依法有序民主参与的机制建立不好，股市当中的诸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得好。所以，股市改革一定要紧紧结合宏观改革的进程，要多考虑股市改革与整体改革的协同性。
所谓“国际经验很成熟，直接拿来用就行”的思维是靠不住的。中国股市建立24年来，凡是取得成功的地方，都是将国际经验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开发的结果；凡是不成功的地方，都是拿来就用，脱离实际，贸然操作的结果。市场化的灵魂是公正、公平，无论借鉴外部经验，还是根据实际制定政策，都要把公正、公平作为主要诉求。
定价市场化，就要让买卖双方公平谈判，不能让卖家独大。而实现这一条，首先要靠证券公司这个环节。相对而言，美国的投资银行要比我们的投资银行讲规则，游说工作做得更细。他们拿出的交易价格能够让买卖双方都接受，而这是让市场预期稳定的核心基础。中国股市的改革，核心也在于此。
当然，美国的投资银行收取服务费也是“蛮拼的”，IPO承销费率大约为5%～7%，高于世界其他各国。不过，近年来，中国券商的保荐承销费率也明显提高了。2010～2012年，券商承销保荐费率分别为3.43%、4.79%和5.20%。其中主板企业平均承销保荐费率分别为1.70%、3.00%、3.36%，创业板公司平均承销保荐费率分别为4.91%、6.63%、6.56%，中小板企业平均承销保荐费率4.38%、5.22%、5.81%。
我国股市与美国股市不同的一个特征是外力干预。外部力量的干预，主要来自行政力量，其次是人情力量。行政力量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证券公司之所以做不到一手托两家，拿不出让买卖双方都认可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外部力量特别是行政力量介入太多的缘故。因此，要减少直至消除外部力量对市场主体的干扰，就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让市场主体在自由的环境中展开竞争。
中国股市不必跟随美欧
我国股市一个突出表现是，涨不涨先看美国股市，没有自己的主心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研究本国股市应当兼顾外部因素，这不是问题，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归根到底是由其自身经济走势和改革进程决定的。中国股市过于跟随美欧股市的走势，是严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在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我们采取了一揽子的经济稳定和刺激计划，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中国股市在2009年有所回升，涨到8月初，就逐级下落。而美国的次贷危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即使其经济增长幅度超过了2%，成绩可谓不小，但与中国速度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但道琼斯指数不仅率先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还不断创出新高。我认为，这是美国本土机构相互抱团“护盘”的结果。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
2012年5月，巴菲特对公众谈起他的投资计划，表示要把95%的资金投给美国本土市场。这位世界级股神做出如此爱国的表态，其示范作用不可小视。虽然他没有说出维护美国股市大盘的话来，但这个作用是发挥出来了。在这方面，我们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是很欠缺的。国内众多投资者追涨杀跌，炒作概念，没有自己的价值中枢，也缺乏维护中国股市大盘中枢的意识，这是十分遗憾的。
我们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体系，让本土的投资机构能够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真正发现和维护自身股市的价值中枢。 中国股市争夺国际定价权要做三件大事
我曾多次提出，中国股市缺乏独立定价权，近年来也有不少读者和专家与我讨论这一话题。很多人指出，中国不仅在股市方面缺失定价权，在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方面，甚至在人民币价格即利率、汇率方面也缺失定价权。
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在大宗商品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我国各类投资者的国际参与能力是偏弱的；同时，发达金融市场的头面人物拥有话语强势，其对中国金融市场问题的解读简单化、概念化、想当然，提出的治理意见也与现实有较大距离。一部分人动辄拿成熟市场的标准（如市盈率等）来衡量中国市场，主张“数据接轨”；一部分人主张完全的私有化，认为只要让私有力量完全释放出来，市场自然就会成熟。如此，“规范发展金融证券市场”的命题就被简化为“照搬照抄”，甚至“推倒重来”。
在此，要特别说一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其实，人民币汇率政策已被国际强势资本力量所绑架。目前，更多的人生硬地把中国贸易盈余当作人民币升值的依据，但是，中国贸易盈余的主要部分来自加工贸易，包括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而传统的汇率形成理论，是建立在一般贸易盈余基础上的，并不能反映中国加工贸易占主导的经济现实。结果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加工地的大部分成本，满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甚至是过度消费）需要，但加工贸易对中国生产的拉动程度十分微小。换言之，人民币的实力并未因加工贸易的扩大而显著增强。如果剔除加工贸易部分，中国的一般贸易盈余远不足以支持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和幅度。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人民币汇率形成不能自主，国内货币政策也很难真正自主。
我们谈股市的定价权、话语权，离不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那么，既然定价权受到多重掣肘，是不是中国股市就不能有所作为呢？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中国股市可以运用好自身优势，找出自己的劣势，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工作。股票市场的优势在于，其投资标的是透明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治理结构都是相对公开的；其交易规则是透明的——买卖双方都依据公开信息作出决策，一旦交易异常即可追查。如果我国股市的各项规则清晰，执法有力，形成公信力较高的价格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做的第一项工作，还是市场基础性建设。其一，完善新股发行制度，扩大询价机构范围，严格询价程序，使新股价格更加符合市场意愿。其二，彻底消除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审核的行政色彩，将融资和上市主体的行为交由市场约束，交由执法力量监督。其三，依法打击内幕交易、价格操纵等扰乱市场公平秩序的行为。其四，落实上市公司直接退市制度。这项制度对于实现市场真实估值极为重要，不可忽视。
第二项工作，是进一步理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理顺交易所定位和职责范围。当前阶段，应把发行、上市、增发、并购重组等的审核工作交给市场化的职责部门（如交易所）。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应尽快向“执法为主”转变，而不是更多地“管理市场准入”。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应以依法吸引企业上市，依法淘汰劣质上市公司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法监督上市公司公平披露信息，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是交易所十分重要的职责。目前，投资者欲了解上市公司真实情况，并不十分容易。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交易所可以增加对上市公司实地核查的职责，可以与中介机构分工合作。尤为重要的是，要避免两个交易所为争夺上市资源恶性竞争的情况，也要遏制交易所搞形象工程，不顾实际地“开发市场”。
第三项工作，是加强证券市场文化建设。要适度投入资金，组织好智力资源，就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理论专门立项研究。还要加强公众资本文化的培育。目前，既有的理论体系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需要，特别需要就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进而服务于长远发展。
（摘自《读懂中国股市》，人民出版社）
中国股市不能急于求成
中国经济社会仍然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历史时期，这是中国股市面临的最大的国情。十八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我国股市当然离不开这个实际，其特征就是“新兴加转轨”。
我认为，搞好中国股市一定要坚持两点论，不能搞一点论。既要尊重股市一般规律和借鉴国际经验，又要立足中国自身特点。以此为立足点，来制定战略、推动发展、实施监管，才能够最终到达“成熟”和“先进”的彼岸。我们这个市场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散户众多且交易频繁，投资机构市场化不足，有散户化倾向。我不认为“人为地消灭散户”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敬畏市场。要积极引导市场，但不可用行政或准行政的办法干预市场。
要明确地告诉那些急于求成的人：中国的证监会不是美国的证监会，也不是德国的证监会，不该也不会盲目地照搬外国的做法，不会逾越阶段搞盲目“接轨”。我们唯有立足实际，坚持走符合国情的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解决我们市场中的矛盾，消除我们市场中的弊端，增强我们市场的自我平衡能力，当然要靠开放。资本市场各个层面、各个部分都是有竞争性的，竞争是充分发挥功能、实现平衡、相互促进的必要途径。开放是促进竞争的重要手段。
不过，这个“开放”不能单纯理解为“学习美国”，而是要坚持对内和对外都开放，两个开放相互促进。就对内开放来说，要先打破国内行业的圈子意识，支持不同金融行业之间、金融行业和非金融行业之间的相互参与、介入、竞争，提高整个市场的活力。要更加大胆地实施对外开放，在机构、业务、人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允许“同台比拼”。
两个“开放”统一，就可以释放更大的市场活力。
冒进就会做成“夹生饭”
在中国股市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相继推出了创业板市场、融资融券业务、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等，当时很有一种立即迈入全市场化的豪情。但在急切推进市场化，无限憧憬国际化的同时，股市行情却经常出现不给力的情况。无论是新股还是二级市场的定价机制，时常受到质疑。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我认为，某些股市改革举措脱离了“新兴加转轨”这一基本实际，做成了夹生饭。要知道，宏观环境是股市改革的重要外在条件，如果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解决不好，公民依法有序民主参与的机制建立不好，股市当中的诸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得好。所以，股市改革一定要紧紧结合宏观改革的进程，要多考虑股市改革与整体改革的协同性。
所谓“国际经验很成熟，直接拿来用就行”的思维是靠不住的。中国股市建立24年来，凡是取得成功的地方，都是将国际经验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开发的结果；凡是不成功的地方，都是拿来就用，脱离实际，贸然操作的结果。市场化的灵魂是公正、公平，无论借鉴外部经验，还是根据实际制定政策，都要把公正、公平作为主要诉求。
定价市场化，就要让买卖双方公平谈判，不能让卖家独大。而实现这一条，首先要靠证券公司这个环节。相对而言，美国的投资银行要比我们的投资银行讲规则，游说工作做得更细。他们拿出的交易价格能够让买卖双方都接受，而这是让市场预期稳定的核心基础。中国股市的改革，核心也在于此。
当然，美国的投资银行收取服务费也是“蛮拼的”，IPO承销费率大约为5%～7%，高于世界其他各国。不过，近年来，中国券商的保荐承销费率也明显提高了。2010～2012年，券商承销保荐费率分别为3.43%、4.79%和5.20%。其中主板企业平均承销保荐费率分别为1.70%、3.00%、3.36%，创业板公司平均承销保荐费率分别为4.91%、6.63%、6.56%，中小板企业平均承销保荐费率4.38%、5.22%、5.81%。
我国股市与美国股市不同的一个特征是外力干预。外部力量的干预，主要来自行政力量，其次是人情力量。行政力量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证券公司之所以做不到一手托两家，拿不出让买卖双方都认可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外部力量特别是行政力量介入太多的缘故。因此，要减少直至消除外部力量对市场主体的干扰，就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让市场主体在自由的环境中展开竞争。
中国股市不必跟随美欧
我国股市一个突出表现是，涨不涨先看美国股市，没有自己的主心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研究本国股市应当兼顾外部因素，这不是问题，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归根到底是由其自身经济走势和改革进程决定的。中国股市过于跟随美欧股市的走势，是严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在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我们采取了一揽子的经济稳定和刺激计划，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中国股市在2009年有所回升，涨到8月初，就逐级下落。而美国的次贷危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即使其经济增长幅度超过了2%，成绩可谓不小，但与中国速度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但道琼斯指数不仅率先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还不断创出新高。我认为，这是美国本土机构相互抱团“护盘”的结果。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
2012年5月，巴菲特对公众谈起他的投资计划，表示要把95%的资金投给美国本土市场。这位世界级股神做出如此爱国的表态，其示范作用不可小视。虽然他没有说出维护美国股市大盘的话来，但这个作用是发挥出来了。在这方面，我们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是很欠缺的。国内众多投资者追涨杀跌，炒作概念，没有自己的价值中枢，也缺乏维护中国股市大盘中枢的意识，这是十分遗憾的。
我们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体系，让本土的投资机构能够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真正发现和维护自身股市的价值中枢。 中国股市争夺国际定价权要做三件大事
我曾多次提出，中国股市缺乏独立定价权，近年来也有不少读者和专家与我讨论这一话题。很多人指出，中国不仅在股市方面缺失定价权，在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方面，甚至在人民币价格即利率、汇率方面也缺失定价权。
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在大宗商品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我国各类投资者的国际参与能力是偏弱的；同时，发达金融市场的头面人物拥有话语强势，其对中国金融市场问题的解读简单化、概念化、想当然，提出的治理意见也与现实有较大距离。一部分人动辄拿成熟市场的标准（如市盈率等）来衡量中国市场，主张“数据接轨”；一部分人主张完全的私有化，认为只要让私有力量完全释放出来，市场自然就会成熟。如此，“规范发展金融证券市场”的命题就被简化为“照搬照抄”，甚至“推倒重来”。
在此，要特别说一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其实，人民币汇率政策已被国际强势资本力量所绑架。目前，更多的人生硬地把中国贸易盈余当作人民币升值的依据，但是，中国贸易盈余的主要部分来自加工贸易，包括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而传统的汇率形成理论，是建立在一般贸易盈余基础上的，并不能反映中国加工贸易占主导的经济现实。结果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加工地的大部分成本，满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甚至是过度消费）需要，但加工贸易对中国生产的拉动程度十分微小。换言之，人民币的实力并未因加工贸易的扩大而显著增强。如果剔除加工贸易部分，中国的一般贸易盈余远不足以支持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和幅度。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人民币汇率形成不能自主，国内货币政策也很难真正自主。
我们谈股市的定价权、话语权，离不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那么，既然定价权受到多重掣肘，是不是中国股市就不能有所作为呢？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中国股市可以运用好自身优势，找出自己的劣势，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工作。股票市场的优势在于，其投资标的是透明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治理结构都是相对公开的；其交易规则是透明的——买卖双方都依据公开信息作出决策，一旦交易异常即可追查。如果我国股市的各项规则清晰，执法有力，形成公信力较高的价格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做的第一项工作，还是市场基础性建设。其一，完善新股发行制度，扩大询价机构范围，严格询价程序，使新股价格更加符合市场意愿。其二，彻底消除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审核的行政色彩，将融资和上市主体的行为交由市场约束，交由执法力量监督。其三，依法打击内幕交易、价格操纵等扰乱市场公平秩序的行为。其四，落实上市公司直接退市制度。这项制度对于实现市场真实估值极为重要，不可忽视。
第二项工作，是进一步理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理顺交易所定位和职责范围。当前阶段，应把发行、上市、增发、并购重组等的审核工作交给市场化的职责部门（如交易所）。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应尽快向“执法为主”转变，而不是更多地“管理市场准入”。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应以依法吸引企业上市，依法淘汰劣质上市公司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法监督上市公司公平披露信息，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是交易所十分重要的职责。目前，投资者欲了解上市公司真实情况，并不十分容易。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交易所可以增加对上市公司实地核查的职责，可以与中介机构分工合作。尤为重要的是，要避免两个交易所为争夺上市资源恶性竞争的情况，也要遏制交易所搞形象工程，不顾实际地“开发市场”。
第三项工作，是加强证券市场文化建设。要适度投入资金，组织好智力资源，就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理论专门立项研究。还要加强公众资本文化的培育。目前，既有的理论体系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需要，特别需要就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进而服务于长远发展。
（摘自《读懂中国股市》，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