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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随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原国民政府聘请的苏联顾问遭到驱逐。此时，对于刚刚掌握最高权力的蒋介石来说，极其需要整训军队，以应付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而崛起中的德国所表现出来的军事化、中央化和工业化的特色极大地吸引了蒋介石。经过双方多次接触，1928年底德国鲍尔上校应邀来华担任军事顾问，迈出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
1935年3月，作为蒋介石第四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汉斯·冯·塞克特因年老体弱，遵医嘱辞职回国，结束了他的旅华生涯。塞克特临回国时，曾以“最诚恳之心情”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助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接替他的工作。法肯豪森，德国陆军上将，最后一任来华的军事顾问团团长。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法肯豪森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对中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回国后，法肯豪森先后入参谋大学、柏林东方学院学习，后出任德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武官，因此对日本也有较多的了解。正是这些经历，使法肯豪森在其4年多中国任职工作中，不仅帮助蒋介石整训了军队，加强了战备，同时还参加了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对中国军队的抗战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深谋远虑 推动中方整军备战
早在担任塞克特助手时，法肯豪森就对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有较深的了解，并对当时的中国战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935年法肯豪森出任顾问团长后，旋即于8月20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国防及抗日战略的构想。
法肯豪森根据时局特点敏锐地判断出日本是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的敌人，断定日方为达到破坏中国整军备战的目的，必然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与图强，步步紧逼，不给中国以整军备战的时间。据此，他建议国民政府必须做好前方应战的准备，对于日军的侵略行为，不能不战而妥协退让，放弃寸土。按照法肯豪森的预计，一旦日本对华发动军事攻击，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各海口也将受到侵犯。因此，他赞同蒋介石的见解，主张以长江一线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提出自长江下游宁、沪，中游南昌、武汉，到上游之四川，建立层层防御体系，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同时，法肯豪森还在报告中对在四川建立抗战根据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展现出作为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就是先进四川，再沿江东席卷江南的。法肯豪森认为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中日对峙的形势，决定了四川在抗战中必然起到战略大后方的作用。因此他建议四川应设法实现工业化，使之能造必要的用品，以便为中国的抗战提供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否则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同时他还建议应开辟西南外运交通线，修建由重庆经贵阳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与国外联络，以获得抗日外援。
可以这么说，此后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基本印证了法肯豪森的设想。
法肯豪森不仅是一位战略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在积极参与对日作战战略部署的同时，他还着手帮助蒋介石编练了一支装备现代化武器、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军队。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按照塞克特的设计，他迅速训练与装备了8万中国军队，更之以全副德式装备，并成立了若干炮兵团与装甲旅，准备在战事一旦发生之后，迅速驰援前线。在这些编练的军队中，以驻扎在宁沪国防要地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师装备最为精良，训练最为有素，在后来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肯豪森深知，以中国当时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他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轻步兵”的建军概念，主张国军整训的目标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即大部队的移动以铁路来运输，使兵员可快速集中到战场边缘；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灵活机动地使用自动武器作战；与若干战车与炮兵单位配合，进行协同作战。这种建军原则无疑更符合当时的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
兵法云“将者，兵之首也”，法肯豪森深谙其理，他在编练军队的同时，还努力提高军官的军事素质，着力培养他们现代化战争理念。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及实务带入中国军队教育训练当中，让封闭的中国军队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当时中央军校是培养基层军事干部的摇篮，在此接受德国教官指导的军队各级官员，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维。法肯豪森对此颇为称许，曾赞誉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
在法肯豪森的帮助与努力下，在不到10年间，国民政府在长江流域初步建立起新式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定了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
审时度势 数次预测战争进程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法肯豪森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加之曾有过驻日武官的经历，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十分熟悉，对日军的战略战术有较深的研究，因此法肯豪森在华期间曾数次对战争的进程进行准确预测，并提出了积极的应对之策。
“七七”事变爆发前，法肯豪森深入研究了北方中日两军的布防特点和日军的战略企图，准确预料到日军发动军事进攻的企图。1937年7月5日，法肯豪森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关于整理军平时驻地暨弹药补给之建议》的报告，认为目前华北形势十分危险，不久日本将会首先在华北挑起战争，因此应当速命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各国防要点，抢占战略要点阵地，以备不测之需。正当中国方面对该计划进行讨论之时，日本果真于7月7日在华北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并大举向中国增兵。7月10日，法肯豪森离开南京，抵达庐山，拜访了蒋介石的澳籍顾问端纳，两人一致认为“日本的措施和要求苛刻之至，即使(中国)政府竭尽各种善意的心计和努力，亦无法阻止或挽救此一意外事变”。因此，在蒋介石召见法肯豪森时，法肯豪森向蒋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并“声称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此严重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必定是全国性的，而且必须全力以赴”。但由于华北地方当局的犹豫态度，特别是宋哲元对日方还抱有幻想，延缓了中国军队的布防。26日，华北日军完成了增援布署计划，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全面攻势。30日，北平、天津先后失守。
台儿庄战役后，法肯豪森再次准确预料到日军的疯狂反扑。1938年4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所部，在鲁南重镇台儿庄击溃日本精锐部队的进攻，并成功地围歼了孤 军深入中方内线的1万多日军，赢得了“台儿庄大捷”。此时中国上下举国欢庆，而法肯豪森却没有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应该乘胜追击，不给日军以喘息的机会，否则眼前胜利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战役一结束，他便立即晋见蒋介石，要求部队迅速向前推进，发动进攻，不然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回天无力了。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进攻也不感兴趣。无能为力的法肯豪森对此十分懊恼，美国女作家巴巴拉·塔奇曼曾记载道：“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按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这位对日军个性了解颇深的德国顾问对前来战场参观的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断言，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于敌手，日军转而进攻河南。
法肯豪森还准确预计到日军的进攻路线，提出了通过决黄河之堤，以延缓和阻止日军进攻的具体建议。战争爆发前，法肯豪森认为日军的进攻轴线很可能是沿长江而上，由西向东，迅速占领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武汉，从而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国民政府西退重庆之水路。因此，中国的军队必须在上海、南京等地作坚决抵抗，迟滞敌军沿长江直达武汉。这就会迫使日军转变战略方向，通过打通平汉线，从北至南，由郑州直达武汉。在这种情况下，黄河防线有可能被敌从山，东突破进而席卷直下。针对这种可能，法肯豪森建议一旦敌军打到开封、郑州之时，中国军队“最后战线为黄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蒋介石十分赞同这条建议，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此后，战事的发展正如法肯豪森所料，国民党军队也不得不于1938年6月9日在黄河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阻敌，滔滔洪水迫使沿陇海线西进的日军只得转向南京、安庆，沿江而上以攻武汉。直到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多月才攻占武汉，这为中国工业的内迁和军事力量的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亲临战场 协助指挥淞沪会战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由于华北地区日军占据有地利优势，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1937年8月13日，原驻扎在宁沪一线的德制八十七、八十八师精锐部队开始围歼上海日本驻军，“八·一三”淞沪战役就此打响。法肯豪森认为八十七、八十八师投入战场是考察德国顾问团整军工作的大好时机，因此他不顾德政府的禁令，立即赶往上海前线协助指挥前线战事。
从8月13-22日是战役围攻期，蒋介石调动部队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0mm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4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面对此战局，法肯豪森建议国军应改变以往正面强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第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但在实战中，国民党军仍然习惯于从前的“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按照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进行作战，加上后续增援部队调度不当，常常不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截断后路，使得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很大，没能取得预期的战果。
8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中国军队也北调应战，除了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3个师外，惟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也加入战斗，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一、二、十八、七十四军也赶赴战场。9月6日起，日军再次增兵，在长约50公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70个师数十万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100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在日军军舰巨炮与空中战机的直接火力打击下，国民党军伤亡很大，双方展开了争夺阵地的拉锯战，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
11月5日，日军新援兵力从淞沪南边杭州湾登金山卫陆一带，对上海中国守军形成包抄之势。11月8日，中国军事当局决定上海守军全线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但因战局变化太快，部队已陷于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结果演变成无秩序的大溃退。在这种混乱情况下，部队抵达既成国防工事后也无人接应，蒋介石闻讯也气得跳脚大骂，但也一时也无法扭转这种混乱的局面。国民党军队越过吴福线，继续后撤锡澄线。25日，日军占领无锡，中国军队在溃退之中再次弃守锡澄线。就这样，经过几任德国总顾问设计，耗费了100多万元资财修建的“东方兴登堡”国防线，在中国军队溃退之中没起任何阻敌抗敌作用就被舍弃了。又因蒋介石忽视了法肯豪森关于防守南京的战术建议，1937年12月间开始的“南京保卫战”没打多久便告结束。此时，德国顾问团的大多数团员也只好随国民政府后撤至武汉。
无奈之举 法肯豪森被迫离华
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德国在中日两国之间实行“中立政策”，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扩军备战，急需从中国进口钨矿砂，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有很大帮助。中德两国在经济、军事领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1937年中日开战后，日本不断通过外交渠道，对德国的立场表示不满，抱怨德国在中日冲突以来，未给予日本任何支持，反而向中国提供军火，德国军事顾问也在帮助中国军队抵抗日本。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柏林方面某外交官员也曾给法肯豪森发来电报，要他利用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说服蒋放弃武力抗日计划，与日本作“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法肯豪森对此并没有照办，他说：“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反共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望借助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于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4月下旬，正当徐州会战紧张进行时刻，德国外交部秘书魏茨泽克召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通报了德国准备召回赴华军事顾问团的意向。法肯豪森及顾问团全体成员在获知德政府决定后，都不愿离华。4月30日，法肯豪森还为此向德政府呈送一份报告，指出他们都是以个人资格受聘于中国政府，而聘用合同要到1939及1940年才满期，现在离华在法律上、经济上皆有困难。连陶德曼大使也支持顾问团的意见。但德国最高当局联日弃华决心已定，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的名义下令陶德曼大使就此立即与中方交涉。
6月中旬，无奈之下的蒋介石只得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可以离华，但要求法肯豪森作为德方驻华使馆武官留下。20日，德国外交部长又一次强行电令陶德曼，立即撤退全体顾问，如顾问们再不愿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该顾问等毋再犹豫为要。”
值此，蒋介石只好于6月25日批准全体德国顾问于半月内离职回国。1938年7月5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的陪同下，法肯豪森率最后一批顾问团员离开汉口赴广州，取道香港返回德国。
1935年3月，作为蒋介石第四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汉斯·冯·塞克特因年老体弱，遵医嘱辞职回国，结束了他的旅华生涯。塞克特临回国时，曾以“最诚恳之心情”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助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接替他的工作。法肯豪森，德国陆军上将，最后一任来华的军事顾问团团长。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法肯豪森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对中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回国后，法肯豪森先后入参谋大学、柏林东方学院学习，后出任德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武官，因此对日本也有较多的了解。正是这些经历，使法肯豪森在其4年多中国任职工作中，不仅帮助蒋介石整训了军队，加强了战备，同时还参加了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对中国军队的抗战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深谋远虑 推动中方整军备战
早在担任塞克特助手时，法肯豪森就对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有较深的了解，并对当时的中国战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935年法肯豪森出任顾问团长后，旋即于8月20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国防及抗日战略的构想。
法肯豪森根据时局特点敏锐地判断出日本是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的敌人，断定日方为达到破坏中国整军备战的目的，必然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与图强，步步紧逼，不给中国以整军备战的时间。据此，他建议国民政府必须做好前方应战的准备，对于日军的侵略行为，不能不战而妥协退让，放弃寸土。按照法肯豪森的预计，一旦日本对华发动军事攻击，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各海口也将受到侵犯。因此，他赞同蒋介石的见解，主张以长江一线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提出自长江下游宁、沪，中游南昌、武汉，到上游之四川，建立层层防御体系，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同时，法肯豪森还在报告中对在四川建立抗战根据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展现出作为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就是先进四川，再沿江东席卷江南的。法肯豪森认为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中日对峙的形势，决定了四川在抗战中必然起到战略大后方的作用。因此他建议四川应设法实现工业化，使之能造必要的用品，以便为中国的抗战提供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否则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同时他还建议应开辟西南外运交通线，修建由重庆经贵阳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与国外联络，以获得抗日外援。
可以这么说，此后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基本印证了法肯豪森的设想。
法肯豪森不仅是一位战略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在积极参与对日作战战略部署的同时，他还着手帮助蒋介石编练了一支装备现代化武器、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军队。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按照塞克特的设计，他迅速训练与装备了8万中国军队，更之以全副德式装备，并成立了若干炮兵团与装甲旅，准备在战事一旦发生之后，迅速驰援前线。在这些编练的军队中，以驻扎在宁沪国防要地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师装备最为精良，训练最为有素，在后来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肯豪森深知，以中国当时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他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轻步兵”的建军概念，主张国军整训的目标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即大部队的移动以铁路来运输，使兵员可快速集中到战场边缘；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灵活机动地使用自动武器作战；与若干战车与炮兵单位配合，进行协同作战。这种建军原则无疑更符合当时的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
兵法云“将者，兵之首也”，法肯豪森深谙其理，他在编练军队的同时，还努力提高军官的军事素质，着力培养他们现代化战争理念。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及实务带入中国军队教育训练当中，让封闭的中国军队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当时中央军校是培养基层军事干部的摇篮，在此接受德国教官指导的军队各级官员，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维。法肯豪森对此颇为称许，曾赞誉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
在法肯豪森的帮助与努力下，在不到10年间，国民政府在长江流域初步建立起新式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定了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
审时度势 数次预测战争进程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法肯豪森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加之曾有过驻日武官的经历，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十分熟悉，对日军的战略战术有较深的研究，因此法肯豪森在华期间曾数次对战争的进程进行准确预测，并提出了积极的应对之策。
“七七”事变爆发前，法肯豪森深入研究了北方中日两军的布防特点和日军的战略企图，准确预料到日军发动军事进攻的企图。1937年7月5日，法肯豪森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关于整理军平时驻地暨弹药补给之建议》的报告，认为目前华北形势十分危险，不久日本将会首先在华北挑起战争，因此应当速命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各国防要点，抢占战略要点阵地，以备不测之需。正当中国方面对该计划进行讨论之时，日本果真于7月7日在华北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并大举向中国增兵。7月10日，法肯豪森离开南京，抵达庐山，拜访了蒋介石的澳籍顾问端纳，两人一致认为“日本的措施和要求苛刻之至，即使(中国)政府竭尽各种善意的心计和努力，亦无法阻止或挽救此一意外事变”。因此，在蒋介石召见法肯豪森时，法肯豪森向蒋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并“声称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此严重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必定是全国性的，而且必须全力以赴”。但由于华北地方当局的犹豫态度，特别是宋哲元对日方还抱有幻想，延缓了中国军队的布防。26日，华北日军完成了增援布署计划，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全面攻势。30日，北平、天津先后失守。
台儿庄战役后，法肯豪森再次准确预料到日军的疯狂反扑。1938年4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所部，在鲁南重镇台儿庄击溃日本精锐部队的进攻，并成功地围歼了孤 军深入中方内线的1万多日军，赢得了“台儿庄大捷”。此时中国上下举国欢庆，而法肯豪森却没有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应该乘胜追击，不给日军以喘息的机会，否则眼前胜利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战役一结束，他便立即晋见蒋介石，要求部队迅速向前推进，发动进攻，不然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回天无力了。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进攻也不感兴趣。无能为力的法肯豪森对此十分懊恼，美国女作家巴巴拉·塔奇曼曾记载道：“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按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这位对日军个性了解颇深的德国顾问对前来战场参观的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断言，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于敌手，日军转而进攻河南。
法肯豪森还准确预计到日军的进攻路线，提出了通过决黄河之堤，以延缓和阻止日军进攻的具体建议。战争爆发前，法肯豪森认为日军的进攻轴线很可能是沿长江而上，由西向东，迅速占领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武汉，从而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国民政府西退重庆之水路。因此，中国的军队必须在上海、南京等地作坚决抵抗，迟滞敌军沿长江直达武汉。这就会迫使日军转变战略方向，通过打通平汉线，从北至南，由郑州直达武汉。在这种情况下，黄河防线有可能被敌从山，东突破进而席卷直下。针对这种可能，法肯豪森建议一旦敌军打到开封、郑州之时，中国军队“最后战线为黄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蒋介石十分赞同这条建议，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此后，战事的发展正如法肯豪森所料，国民党军队也不得不于1938年6月9日在黄河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阻敌，滔滔洪水迫使沿陇海线西进的日军只得转向南京、安庆，沿江而上以攻武汉。直到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多月才攻占武汉，这为中国工业的内迁和军事力量的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亲临战场 协助指挥淞沪会战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由于华北地区日军占据有地利优势，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1937年8月13日，原驻扎在宁沪一线的德制八十七、八十八师精锐部队开始围歼上海日本驻军，“八·一三”淞沪战役就此打响。法肯豪森认为八十七、八十八师投入战场是考察德国顾问团整军工作的大好时机，因此他不顾德政府的禁令，立即赶往上海前线协助指挥前线战事。
从8月13-22日是战役围攻期，蒋介石调动部队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0mm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4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面对此战局，法肯豪森建议国军应改变以往正面强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第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但在实战中，国民党军仍然习惯于从前的“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按照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进行作战，加上后续增援部队调度不当，常常不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截断后路，使得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很大，没能取得预期的战果。
8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中国军队也北调应战，除了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3个师外，惟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也加入战斗，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一、二、十八、七十四军也赶赴战场。9月6日起，日军再次增兵，在长约50公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70个师数十万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100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在日军军舰巨炮与空中战机的直接火力打击下，国民党军伤亡很大，双方展开了争夺阵地的拉锯战，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
11月5日，日军新援兵力从淞沪南边杭州湾登金山卫陆一带，对上海中国守军形成包抄之势。11月8日，中国军事当局决定上海守军全线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但因战局变化太快，部队已陷于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结果演变成无秩序的大溃退。在这种混乱情况下，部队抵达既成国防工事后也无人接应，蒋介石闻讯也气得跳脚大骂，但也一时也无法扭转这种混乱的局面。国民党军队越过吴福线，继续后撤锡澄线。25日，日军占领无锡，中国军队在溃退之中再次弃守锡澄线。就这样，经过几任德国总顾问设计，耗费了100多万元资财修建的“东方兴登堡”国防线，在中国军队溃退之中没起任何阻敌抗敌作用就被舍弃了。又因蒋介石忽视了法肯豪森关于防守南京的战术建议，1937年12月间开始的“南京保卫战”没打多久便告结束。此时，德国顾问团的大多数团员也只好随国民政府后撤至武汉。
无奈之举 法肯豪森被迫离华
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德国在中日两国之间实行“中立政策”，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扩军备战，急需从中国进口钨矿砂，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有很大帮助。中德两国在经济、军事领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1937年中日开战后，日本不断通过外交渠道，对德国的立场表示不满，抱怨德国在中日冲突以来，未给予日本任何支持，反而向中国提供军火，德国军事顾问也在帮助中国军队抵抗日本。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柏林方面某外交官员也曾给法肯豪森发来电报，要他利用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说服蒋放弃武力抗日计划，与日本作“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法肯豪森对此并没有照办，他说：“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反共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望借助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于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4月下旬，正当徐州会战紧张进行时刻，德国外交部秘书魏茨泽克召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通报了德国准备召回赴华军事顾问团的意向。法肯豪森及顾问团全体成员在获知德政府决定后，都不愿离华。4月30日，法肯豪森还为此向德政府呈送一份报告，指出他们都是以个人资格受聘于中国政府，而聘用合同要到1939及1940年才满期，现在离华在法律上、经济上皆有困难。连陶德曼大使也支持顾问团的意见。但德国最高当局联日弃华决心已定，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的名义下令陶德曼大使就此立即与中方交涉。
6月中旬，无奈之下的蒋介石只得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可以离华，但要求法肯豪森作为德方驻华使馆武官留下。20日，德国外交部长又一次强行电令陶德曼，立即撤退全体顾问，如顾问们再不愿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该顾问等毋再犹豫为要。”
值此，蒋介石只好于6月25日批准全体德国顾问于半月内离职回国。1938年7月5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的陪同下，法肯豪森率最后一批顾问团员离开汉口赴广州，取道香港返回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