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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生态学认为受众位居信息数据链的末端，灾害性公共危机的成因主要分为社会与自然两大类。同时，受众对信息的解读程度主要受到政府、媒介及群体的影响，个人的自我分析和判断能力也会带来信息解读上的误差，而维持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关键词：信息生态 信息解读 信息链 公共危机
在灾害性公共危机的处置过程中，信息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能否在第一时间获取灾害发生地的第一手资料，直接关系着救援的统一调度和整体进度。然而，在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传播渠道、信息环境、社会因素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信息自身属性容易被人为地改变进而发生变异，这时位居信息链末端的一般受众便在信息的解码过程中产生了误差，出现对信息的预期获取和实际接受心理失衡现象，进而产生对信息发布者的不信任心理，这也就为灾害性公共危机的处置增添了几分难度。
灾害性公共危机多为突发性事件，这给相关部门及时制订解决方案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同时也为信息的第一时间发布制造了不小的障碍。灾害性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作为信息源的掌管者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措施及时向公众作出准确、完整和全面的介绍，以此消除和避免公众恐慌性心理的产生，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也为危机后期逐渐恢复生产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信息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政府对公共危机信息的发布、评判和介绍属于主动清除信息垃圾的行为，也是在履行营造良好信息环境的职责。
信息生态下的危机成因
“信息生态系统”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Bonnie A Nardi和Vicki L O`Day提出，原指“特定环境里由人、实践、价值和技术构成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的活动被认为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要素，而技术则是连接各方的纽带和桥梁。①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整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又由众多小系统架构而成，位居系统内部的各方都在按照特定的方式有规律、有秩序、有条件地运行，彼此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通常来讲，政府位居信息数据传输链的上游，是信息的主导者。灾害性公共危机爆发后，政府既是信息的发布者，也是信息的编码者，主要向社会公众提供危机的产生成因、救援措施和救援进度，并承担安抚受灾群众不稳定情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责任。普通受众作为信息数据传输链的下游客体，只能对政府提供的信息进行解码，而无法直接接触到至关重要的信息源，再加上个体受众理解程度上的差异，也就产生了信息解码版本的差异，甚至是对政府信息的直接误读、误判。各类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平台和载体，除了要在第一时间进行辟谣及将政令传播出去以外，还应该及时向政府反馈受众的反映，从这个角度讲，媒体不仅是沟通双方的桥梁，也是信息传播的主渠道。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灾害性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公众以及媒体等三方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庞大的信息发布、接受和传播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信息始终居于主要位置，是三方联系的纽带，各方行为都在围绕信息进行。由于信息的发布、接受和传播系统与生态系统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信息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内部，各类信息之间的数据交换被称为信息链，既包含自上而下的传达，也包括由下而上的反馈，整个环节是一个往返循环的过程。此时，我们将与灾害无关的信息称之为信息垃圾，这些信息的存在可以给整个危机的救援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将超过受众理解能力的信息称为信息超载，这部分信息凌驾于绝大多数受众的理解能力之上，既无益于虚假信息的辟谣，更无益于社会的稳定，所以信息主导者在编码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实际理解能力，防止出现信息资源的浪费。②
从成因上来看，灾害性公共危机的发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造成，再者就是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造成，我们称之为社会原因。对于以上两种主要因素，政府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分别制订不同的危机处置方案，结合危机产生机理的差异做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处理措施，这样可以避免危机发生后各部门间的工作混乱、无序、无道情况的发生。至于自然原因造成的灾害性公共危机，由于其本身的突发性特征往往会在一个时期给各部门带来尤为沉重的工作压力和难度，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这类致灾成因的发生可以做到提前预防、提前处置、提前善后，可以将致灾危害减少到最低。当然，要想做到这一点，目前我们国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而人类活动也更需要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
周晓丽在《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基于体制、机制和法制的视界》中指出：“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出现，本质上就是人、社会与自然不和谐的表现。人作为社会动物，生活在社会之中，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而由人组成的社会，没有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生活并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和征服。在这个相互关联、密切互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如果人对自然、人对人、人对社会的作用不当，各种灾难就会应运而生，并转换成灾害性的公共危机事件。”③所以，“在这一系统中，要求矛盾的双方或者多方能够相互包容、协调运作、良性转化和融合，始终使社会处在健康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状态之中”。④
就灾害性公共危机的危害程度而言，社会原因造成的公共危机的危害性更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劳资双方对立、住房分配不公、公权私用等矛盾的加剧，上访人数日益增多，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逐渐破坏了信息生态平衡，导致信息危机时有发生。信息生态平衡强调政府、公众与媒体三者之间要和谐共生，各方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生态的完整与均衡，任何一方的破坏都有可能造成信息灾难，又因为公众往往位居信息链的下游，对信息的选择比较被动，这就告诫位居信息链上游的政府部门和承担信息发布的媒体要格外重视公众所关心的问题，避免因为信息发布的匮乏造成公众的误解。
灾害性信息的解读依据
我们在上面提到社会因素造成的灾害性公共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对信息的解读发生了误解造成的，那么明确和把握了公众对信息的解读方式会给政策制定者对信息的编码提供一定的参考，尽量避免信息属性的人为改变。
一般来说，公众位居信息链的末端和下游，他们对信息的解读方式、途径或者依据主要有以下四种：
政府，权威部门。政府是信息的编码者，也是信息源的控制者，对信息的获取最直接，往往掌握着事件发生的真实因素，所以从政府部门传递出去的信息往往会被公众认为是最权威的，这也就是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为何政府总是出面辟谣和发布最新进展的主要原因。然而事实是很多情况下，政府为了掩盖一些不被公众知晓的真相，通常采取信息再编码的方式对信息进行二次加工，由此一来被加工后的信息一旦被发布出去，势必会造成公众的错误解读。另外一种情况是相关部门不能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判断出其后期可能演变成的巨大危害，从而遗漏和错过了对事件的最好控制阶段，造成公众不必要的心理恐慌和地域性的社会动荡。
媒介，客观报道。媒介作为信息传递的平台，是政府的传声筒，承担着协助政府发布和传递信息的责任，是事件的客观记录者，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也是通过各类媒介，所以各类媒介要及时刊登事件的真相。既然公众将信息的传递权交由媒介行使，那么媒介就没有任何理由掩盖事实的真相，就没有理由拒绝事件真相的发布和揭露。
媒介是公众的媒介，公众是媒介的主人，享有获取事件真相的权利，作为政府部门不应该将公众的批评视作猛虎，而要充分利用媒介的沟通作用切实为体恤民情、了解民意的实现助一臂之力。媒介作为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要保证渠道的客观性，防止人为因素的存在，同时还要保证渠道的畅通，防止单方的堵塞。2010年10月21日，针对发生在河北大学的“李刚门”事件，作为权威媒体的中央电视台仅仅独家专访了肇事者一方，节目播出后迅速引起社会对其权威、公平、客观立场的怀疑。媒体的职责是客观、公平地报道事件，而这次，央视的单方面采访引发了公众对其强烈的不满。从信息生态角度来讲，央视的单方面采访破坏了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了社会舆论的不平衡评论。在舆论的引导过程中，作为权威机构的媒体要以尊重事实为基础，以维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不公平采访不仅不利于事件的解决，而且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信息生态系统的不平衡。
群体，人际传播。信息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容易发生自身属性的人为改变，原因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受到传递者自身理解能力和心理的共同作用逐级更改，而到了信息的最终接触者可能已经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2008年受汶川特大地震的影响，各地接连发生了公众因对当地要发生地震的谣言造成误解而出现大范围露宿街头的事件。事件的起因非常简单，但正是这一谣言在传递的过程中被人为地扩大和变相加工出现了人云亦云、流言四起的局面，为本身平衡、和谐的信息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最终酿成了较大的风波。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信息在个体间的人际传播容易造成信息变异，进而出现公众对信息的误解，而这种无谓的信息变异正是灾害性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要避免此类危机的产生就需要政府和媒介及时辟谣，公开发布真实信息，净化信息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信息生态氛围。
个人，自我判断。个人的自我判断完全依据个人对信息的解读能力，信息接受能力强的人通常对信息的把握比较准确，同时还能够从错综复杂的信息线索中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是从政府发布的官方信息中提取到事件的真实原委。相反，对信息理解、判断能力弱的个人则对政府和媒介公布的信息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只能是一味接受。对于信息接受能力强的人能够客观、冷静、公正地对待身旁的谣言，而对于后者则可能在信息的人际传播过程中错误地传达信息的本来含义，造成后期较大的信息被动。个人的自我判断在信息生态环境中决定了受众的自我意识走向，也有助于维持信息生态的平衡，是对信息生态环境的有利维护。
结语
通过对以上四种信息解读途径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信息垃圾的产生既存在于信息链的上游，也伴随在信息的人际传播过程中，既与信息渠道的畅通有着关联，也与受众的自身解读能力联系密切，所以无论是信息的发布方还是信息的接受方都要尽力维持正确、客观信息的真实，都要共同努力维持信息生态的平衡。信息渠道的畅通是处置灾害性公共危机的保障，只有信息接触方保证了信息的发布、信息的传播，才能确保信息在末端得到最合理、最科学、最完整、最全面的解读，也才能增强受众对信息上游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政府在处置信息的过程中要想方设法地增强受众对信息判断的信心，提高受众对信息判断的能力，坚定受众对信息判断结果的决心。这需要政府和媒体提供良好的信息生态环境，营造和谐的信息生态氛围，构建科学合理的信息生态系统。
注释：
①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203/13/2130158_74655879.shtml
②谭丹丹：《我国信息生态问题研究综述》，《中国信息导报》，2007（8）。
③周晓丽：《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④赵凡：《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团委）
编校：郑艳
关键词：信息生态 信息解读 信息链 公共危机
在灾害性公共危机的处置过程中，信息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能否在第一时间获取灾害发生地的第一手资料，直接关系着救援的统一调度和整体进度。然而，在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传播渠道、信息环境、社会因素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信息自身属性容易被人为地改变进而发生变异，这时位居信息链末端的一般受众便在信息的解码过程中产生了误差，出现对信息的预期获取和实际接受心理失衡现象，进而产生对信息发布者的不信任心理，这也就为灾害性公共危机的处置增添了几分难度。
灾害性公共危机多为突发性事件，这给相关部门及时制订解决方案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同时也为信息的第一时间发布制造了不小的障碍。灾害性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作为信息源的掌管者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措施及时向公众作出准确、完整和全面的介绍，以此消除和避免公众恐慌性心理的产生，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也为危机后期逐渐恢复生产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信息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政府对公共危机信息的发布、评判和介绍属于主动清除信息垃圾的行为，也是在履行营造良好信息环境的职责。
信息生态下的危机成因
“信息生态系统”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Bonnie A Nardi和Vicki L O`Day提出，原指“特定环境里由人、实践、价值和技术构成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的活动被认为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要素，而技术则是连接各方的纽带和桥梁。①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整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又由众多小系统架构而成，位居系统内部的各方都在按照特定的方式有规律、有秩序、有条件地运行，彼此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通常来讲，政府位居信息数据传输链的上游，是信息的主导者。灾害性公共危机爆发后，政府既是信息的发布者，也是信息的编码者，主要向社会公众提供危机的产生成因、救援措施和救援进度，并承担安抚受灾群众不稳定情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责任。普通受众作为信息数据传输链的下游客体，只能对政府提供的信息进行解码，而无法直接接触到至关重要的信息源，再加上个体受众理解程度上的差异，也就产生了信息解码版本的差异，甚至是对政府信息的直接误读、误判。各类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平台和载体，除了要在第一时间进行辟谣及将政令传播出去以外，还应该及时向政府反馈受众的反映，从这个角度讲，媒体不仅是沟通双方的桥梁，也是信息传播的主渠道。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灾害性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公众以及媒体等三方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庞大的信息发布、接受和传播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信息始终居于主要位置，是三方联系的纽带，各方行为都在围绕信息进行。由于信息的发布、接受和传播系统与生态系统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信息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内部，各类信息之间的数据交换被称为信息链，既包含自上而下的传达，也包括由下而上的反馈，整个环节是一个往返循环的过程。此时，我们将与灾害无关的信息称之为信息垃圾，这些信息的存在可以给整个危机的救援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将超过受众理解能力的信息称为信息超载，这部分信息凌驾于绝大多数受众的理解能力之上，既无益于虚假信息的辟谣，更无益于社会的稳定，所以信息主导者在编码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实际理解能力，防止出现信息资源的浪费。②
从成因上来看，灾害性公共危机的发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造成，再者就是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造成，我们称之为社会原因。对于以上两种主要因素，政府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分别制订不同的危机处置方案，结合危机产生机理的差异做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处理措施，这样可以避免危机发生后各部门间的工作混乱、无序、无道情况的发生。至于自然原因造成的灾害性公共危机，由于其本身的突发性特征往往会在一个时期给各部门带来尤为沉重的工作压力和难度，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这类致灾成因的发生可以做到提前预防、提前处置、提前善后，可以将致灾危害减少到最低。当然，要想做到这一点，目前我们国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而人类活动也更需要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
周晓丽在《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基于体制、机制和法制的视界》中指出：“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出现，本质上就是人、社会与自然不和谐的表现。人作为社会动物，生活在社会之中，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而由人组成的社会，没有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生活并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和征服。在这个相互关联、密切互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如果人对自然、人对人、人对社会的作用不当，各种灾难就会应运而生，并转换成灾害性的公共危机事件。”③所以，“在这一系统中，要求矛盾的双方或者多方能够相互包容、协调运作、良性转化和融合，始终使社会处在健康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状态之中”。④
就灾害性公共危机的危害程度而言，社会原因造成的公共危机的危害性更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劳资双方对立、住房分配不公、公权私用等矛盾的加剧，上访人数日益增多，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逐渐破坏了信息生态平衡，导致信息危机时有发生。信息生态平衡强调政府、公众与媒体三者之间要和谐共生，各方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生态的完整与均衡，任何一方的破坏都有可能造成信息灾难，又因为公众往往位居信息链的下游，对信息的选择比较被动，这就告诫位居信息链上游的政府部门和承担信息发布的媒体要格外重视公众所关心的问题，避免因为信息发布的匮乏造成公众的误解。
灾害性信息的解读依据
我们在上面提到社会因素造成的灾害性公共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对信息的解读发生了误解造成的，那么明确和把握了公众对信息的解读方式会给政策制定者对信息的编码提供一定的参考，尽量避免信息属性的人为改变。
一般来说，公众位居信息链的末端和下游，他们对信息的解读方式、途径或者依据主要有以下四种：
政府，权威部门。政府是信息的编码者，也是信息源的控制者，对信息的获取最直接，往往掌握着事件发生的真实因素，所以从政府部门传递出去的信息往往会被公众认为是最权威的，这也就是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为何政府总是出面辟谣和发布最新进展的主要原因。然而事实是很多情况下，政府为了掩盖一些不被公众知晓的真相，通常采取信息再编码的方式对信息进行二次加工，由此一来被加工后的信息一旦被发布出去，势必会造成公众的错误解读。另外一种情况是相关部门不能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判断出其后期可能演变成的巨大危害，从而遗漏和错过了对事件的最好控制阶段，造成公众不必要的心理恐慌和地域性的社会动荡。
媒介，客观报道。媒介作为信息传递的平台，是政府的传声筒，承担着协助政府发布和传递信息的责任，是事件的客观记录者，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也是通过各类媒介，所以各类媒介要及时刊登事件的真相。既然公众将信息的传递权交由媒介行使，那么媒介就没有任何理由掩盖事实的真相，就没有理由拒绝事件真相的发布和揭露。
媒介是公众的媒介，公众是媒介的主人，享有获取事件真相的权利，作为政府部门不应该将公众的批评视作猛虎，而要充分利用媒介的沟通作用切实为体恤民情、了解民意的实现助一臂之力。媒介作为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要保证渠道的客观性，防止人为因素的存在，同时还要保证渠道的畅通，防止单方的堵塞。2010年10月21日，针对发生在河北大学的“李刚门”事件，作为权威媒体的中央电视台仅仅独家专访了肇事者一方，节目播出后迅速引起社会对其权威、公平、客观立场的怀疑。媒体的职责是客观、公平地报道事件，而这次，央视的单方面采访引发了公众对其强烈的不满。从信息生态角度来讲，央视的单方面采访破坏了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了社会舆论的不平衡评论。在舆论的引导过程中，作为权威机构的媒体要以尊重事实为基础，以维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不公平采访不仅不利于事件的解决，而且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信息生态系统的不平衡。
群体，人际传播。信息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容易发生自身属性的人为改变，原因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受到传递者自身理解能力和心理的共同作用逐级更改，而到了信息的最终接触者可能已经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2008年受汶川特大地震的影响，各地接连发生了公众因对当地要发生地震的谣言造成误解而出现大范围露宿街头的事件。事件的起因非常简单，但正是这一谣言在传递的过程中被人为地扩大和变相加工出现了人云亦云、流言四起的局面，为本身平衡、和谐的信息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最终酿成了较大的风波。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信息在个体间的人际传播容易造成信息变异，进而出现公众对信息的误解，而这种无谓的信息变异正是灾害性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要避免此类危机的产生就需要政府和媒介及时辟谣，公开发布真实信息，净化信息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信息生态氛围。
个人，自我判断。个人的自我判断完全依据个人对信息的解读能力，信息接受能力强的人通常对信息的把握比较准确，同时还能够从错综复杂的信息线索中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是从政府发布的官方信息中提取到事件的真实原委。相反，对信息理解、判断能力弱的个人则对政府和媒介公布的信息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只能是一味接受。对于信息接受能力强的人能够客观、冷静、公正地对待身旁的谣言，而对于后者则可能在信息的人际传播过程中错误地传达信息的本来含义，造成后期较大的信息被动。个人的自我判断在信息生态环境中决定了受众的自我意识走向，也有助于维持信息生态的平衡，是对信息生态环境的有利维护。
结语
通过对以上四种信息解读途径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信息垃圾的产生既存在于信息链的上游，也伴随在信息的人际传播过程中，既与信息渠道的畅通有着关联，也与受众的自身解读能力联系密切，所以无论是信息的发布方还是信息的接受方都要尽力维持正确、客观信息的真实，都要共同努力维持信息生态的平衡。信息渠道的畅通是处置灾害性公共危机的保障，只有信息接触方保证了信息的发布、信息的传播，才能确保信息在末端得到最合理、最科学、最完整、最全面的解读，也才能增强受众对信息上游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政府在处置信息的过程中要想方设法地增强受众对信息判断的信心，提高受众对信息判断的能力，坚定受众对信息判断结果的决心。这需要政府和媒体提供良好的信息生态环境，营造和谐的信息生态氛围，构建科学合理的信息生态系统。
注释：
①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203/13/2130158_74655879.shtml
②谭丹丹：《我国信息生态问题研究综述》，《中国信息导报》，2007（8）。
③周晓丽：《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④赵凡：《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团委）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