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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首都文学界的朋友们聚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幸运，也非常坦然。
可谓巧合：出席今天座谈会的三位抗战老兵，都是从山东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少年。我做梦也没想到活到九十岁还能哇啦哇啦表达自己心声，还能著书立说。八十六岁的徐非光同志，九岁就登上群众大会讲台，宣传抗日救国，十一岁参加胶东（山东半岛）八路军战地剧团，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敢，十四岁被吸收为共产党员……他作为一名文艺兵，一路风雨坎坷，一路烽烟弥漫，一路苦辣酸甜，一路歌声不断。今天拖着病弱的身躯，还在唱，还在写。
我与邓友梅同志有着同样的经历，同样的遭遇，所以我称他“老师、老弟、老战友”。他十三岁钻过日军的炮楼子，凭着他在天津读小学时学的几句日语，被八路军派进敌人据点去完成侦察任务。我十六岁也钻过日军的炮楼子，是因为十三岁参加少年先锋队，还当过乡大队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了点儿名气，遭日伪军迫害，先关监狱，后发配满洲充劳工。巧合的是邓友梅十六岁也被抓了劳工。不同的是，我在满洲住的劳工宿舍叫“协和寮”，他在日本国住的劳工宿舍叫“兴亚寮”。我们在根据地被称为“小不点儿”，而在这里被唤作“小半拉子劳工”。劳工就是亡国奴，我们深深地体会了亡国奴的屈辱滋味！但是，屈辱可以迫使一些人屈膝为奴，也可激起仇恨和反抗。我们懂得了民族的尊严，懂得了抗争，懂得了争自由求解放。于是，几经辗转我们先后逃回山东老家上山当了八路军。我在胶东军区，邓友梅在鲁中军区。钻山沟、打游击、反扫荡，我们抗过来了！
战争年代，战地少年政治早熟，这是共产党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民族抗日战争的成果。
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四军北上，成立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我和邓友梅同在山东临沂见到陈毅军长。解放战争，部队过江，我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邓友梅在政治部文工团，徐非光随七兵团进军浙江。战争年代我们三人从未见过面，但幸运的是，我们同是陈毅司令员麾下的普通一兵。邓友梅写过散文《我们的军长》，我也写过散文《初见陈毅军长》。我们对我们的军长、对最高统帅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感情，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革命摇篮的培育，战火烽烟的熏陶，我们由小学生成长为作家。我们学习、畅谈、交流、作为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我们不约而同的在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土地不足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人口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军队也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可它为什么敢于侵略我们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中国？
上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极力维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独裁专制，蒋家天下。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政治腐败，领袖无能，“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一句话：“落后”。毛泽东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应牢记这个历史教训。
第二，我们思考的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哪些力量？
台湾的马英九先生说“是国民党军队打赢了抗日战争”。这显然是无知枉说，不以为耻！
70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正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三百六十万烈士们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是广大的爱国的兵、农、工、学、商和海外侨胞“一齐来救亡”取得的，国民党军队中也不乏精忠报国之士。还有苏美等同盟国的援助。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我们应该深刻探讨的是：为什么说是中国共产党起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一是，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三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并指示满洲省委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派遣优秀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忠等同志奔赴东北组建抗日联军，以后发展到十一个军三万多人，与马占山的“义勇军”和十几个地方抗日武装组织十几万人，浴血抗战，奋勇杀敌，作出重大牺牲，也给日本关东军以严重杀伤。在满洲省委领导下，东北战场十四年枪声不断，直至日本投降。
二是，中国共产党协同张学良、杨虎城妥善处理“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亲临西安，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强迫张、杨对万里长征刚到陕北的工农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并拒绝张学良“打回老家去”的请求。张、杨一怒之下扣押蒋介石十三天。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抗日救国大业为重，周恩来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逼蒋停止反共，联红抗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自觉的;而蒋政府的抗战是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是被迫的。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大特点，也是蒋政府的一大耻辱！
三是，中国共产党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始终坚持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社团和个人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连续发表三十五篇文章，著名的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战争与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批判国民党内的“速胜论”和“亡国论”，指导着全国的抗日战争，通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取得抗日战争的的最后胜利，证明毛泽东的英明预见。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规模战役二十二次，大小战斗七千余次，毙伤日军86万，自己也付出惨重代价……。但从一九三八年以后，日本连续三次声明“不再以国民党为敌”，从此蒋介石基本停止对日军的正面作战，把三百万中央军调往大后方保存实力。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始终坚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依靠小米加步枪与日寇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抵御在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百分之九十五，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从日伪军手中夺回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了拥有一亿人口的十九块根据地，有力牵制了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并使自己由五点三万工农红军发展成拥有100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原因就是共产党始终坚持军民一体抗战到底。 还必须指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是分作三派的：
以冯玉祥、傅作义、张治中、李宗仁、蔡廷锴、张学良、杨虎城、张自忠等爱国将领为代表的抗战派——他们战功卓著，永载史册。
以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为代表的妥协派，他们又抗日，又反共;抗日是被迫的，反共是真心的，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足以证明。蒋介石也爱国但他爱的是蒋家一统天下的“党国”，而不是中华“民国”。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南京雨花台埋葬的不只是被日本侵略军屠杀的三十万同胞，还有被蒋介石反动派屠杀的十万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他公开声明“中国要亡，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他们的“曲线救国”论（即先投降后救国）导致几千万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官员和“愚民”变成汉奸，帮助日军残害自己的同胞！内奸多于侵略军，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唯中国有的一大传奇，是国民党的又一大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向历史发问：拥有三百万正规军的三军统帅蒋委员长，如果真心抗日，他完全可以再打几个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再消灭几十万日军;如果中国没有那么多汉奸帮助日军作战，抗日战争何需十四年？！
事实证明：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消灭共产党的问题上是目标一致、齐心协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们都没想到，中国共产党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的五十七个党员发展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们都失败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三，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二战以前世界上有六大帝国主义，二战以后只剩下一个完整的帝国主义，就是美国。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并逐步成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点并没有过时;不同的是，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为了占领，而今天的美国只能侵略无力占领。一位西方历史学家预言：今后欧洲再发生大的战争没有可能;而在亚洲大有可能，战争的因素就在日本。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后台就是美国。美国打造“全球化同盟”，牵制中国，以实现它独霸亚洲，横行世界的野心，需要日本打先锋。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作为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子，他要继承祖业，实现军国主义复辟：不顾世界舆论和日本人民的反对，顽固地否定侵略历史，扩军备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帮助下已拥有一支超过战前规模的现代化军队，并扬言要建设“能先发制人”的装备，争取出国作战权。拉拢周边国家，背靠美国，敌对中国。
一个民族如果忘记本民族屈辱的历史、忘记战争的危险，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卑微的民族;一个公民，如果忘记本民族屈辱的历史，他就不可能成为爱国者。当今的中国如果把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视为“外患”，那么，不断滋生的贪污腐败分子便是“内忧”，还有一批所谓知识分子正在宣扬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显然，一旦国际风云突变，他们就是汪氏接班人。
抗战精神雄魂千古，气壮山河，可歌可泣;抗战故事深沉厚重，积淀丰富。仍待文艺工作者深挖细描，千古传承。
爱国主义者不是天生的，战争年代的爱国主义是侵略者和统治者逼出来的;和平年代的爱国主义需要教育再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就是“爱国”。爱国主义是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但必须强调，党爱民，民才能爱国，民爱国，国家就会富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帝国主义宣告：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时代的中国，也不是“抗美援朝”时代的中国;而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大中国”。
成善一：90岁抗战老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煤炭部干部。发表各种体裁文学作品百余篇。出版文集《活着，不要辜负生命》《活着，要有点精神》。
可谓巧合：出席今天座谈会的三位抗战老兵，都是从山东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少年。我做梦也没想到活到九十岁还能哇啦哇啦表达自己心声，还能著书立说。八十六岁的徐非光同志，九岁就登上群众大会讲台，宣传抗日救国，十一岁参加胶东（山东半岛）八路军战地剧团，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敢，十四岁被吸收为共产党员……他作为一名文艺兵，一路风雨坎坷，一路烽烟弥漫，一路苦辣酸甜，一路歌声不断。今天拖着病弱的身躯，还在唱，还在写。
我与邓友梅同志有着同样的经历，同样的遭遇，所以我称他“老师、老弟、老战友”。他十三岁钻过日军的炮楼子，凭着他在天津读小学时学的几句日语，被八路军派进敌人据点去完成侦察任务。我十六岁也钻过日军的炮楼子，是因为十三岁参加少年先锋队，还当过乡大队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了点儿名气，遭日伪军迫害，先关监狱，后发配满洲充劳工。巧合的是邓友梅十六岁也被抓了劳工。不同的是，我在满洲住的劳工宿舍叫“协和寮”，他在日本国住的劳工宿舍叫“兴亚寮”。我们在根据地被称为“小不点儿”，而在这里被唤作“小半拉子劳工”。劳工就是亡国奴，我们深深地体会了亡国奴的屈辱滋味！但是，屈辱可以迫使一些人屈膝为奴，也可激起仇恨和反抗。我们懂得了民族的尊严，懂得了抗争，懂得了争自由求解放。于是，几经辗转我们先后逃回山东老家上山当了八路军。我在胶东军区，邓友梅在鲁中军区。钻山沟、打游击、反扫荡，我们抗过来了！
战争年代，战地少年政治早熟，这是共产党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民族抗日战争的成果。
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四军北上，成立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我和邓友梅同在山东临沂见到陈毅军长。解放战争，部队过江，我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邓友梅在政治部文工团，徐非光随七兵团进军浙江。战争年代我们三人从未见过面，但幸运的是，我们同是陈毅司令员麾下的普通一兵。邓友梅写过散文《我们的军长》，我也写过散文《初见陈毅军长》。我们对我们的军长、对最高统帅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感情，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革命摇篮的培育，战火烽烟的熏陶，我们由小学生成长为作家。我们学习、畅谈、交流、作为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我们不约而同的在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土地不足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人口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军队也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可它为什么敢于侵略我们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中国？
上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极力维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独裁专制，蒋家天下。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政治腐败，领袖无能，“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一句话：“落后”。毛泽东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应牢记这个历史教训。
第二，我们思考的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哪些力量？
台湾的马英九先生说“是国民党军队打赢了抗日战争”。这显然是无知枉说，不以为耻！
70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正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三百六十万烈士们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是广大的爱国的兵、农、工、学、商和海外侨胞“一齐来救亡”取得的，国民党军队中也不乏精忠报国之士。还有苏美等同盟国的援助。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我们应该深刻探讨的是：为什么说是中国共产党起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一是，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三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并指示满洲省委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派遣优秀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忠等同志奔赴东北组建抗日联军，以后发展到十一个军三万多人，与马占山的“义勇军”和十几个地方抗日武装组织十几万人，浴血抗战，奋勇杀敌，作出重大牺牲，也给日本关东军以严重杀伤。在满洲省委领导下，东北战场十四年枪声不断，直至日本投降。
二是，中国共产党协同张学良、杨虎城妥善处理“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亲临西安，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强迫张、杨对万里长征刚到陕北的工农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并拒绝张学良“打回老家去”的请求。张、杨一怒之下扣押蒋介石十三天。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抗日救国大业为重，周恩来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逼蒋停止反共，联红抗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自觉的;而蒋政府的抗战是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是被迫的。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大特点，也是蒋政府的一大耻辱！
三是，中国共产党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始终坚持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社团和个人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连续发表三十五篇文章，著名的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战争与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批判国民党内的“速胜论”和“亡国论”，指导着全国的抗日战争，通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取得抗日战争的的最后胜利，证明毛泽东的英明预见。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规模战役二十二次，大小战斗七千余次，毙伤日军86万，自己也付出惨重代价……。但从一九三八年以后，日本连续三次声明“不再以国民党为敌”，从此蒋介石基本停止对日军的正面作战，把三百万中央军调往大后方保存实力。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始终坚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依靠小米加步枪与日寇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抵御在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百分之九十五，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从日伪军手中夺回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了拥有一亿人口的十九块根据地，有力牵制了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并使自己由五点三万工农红军发展成拥有100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原因就是共产党始终坚持军民一体抗战到底。 还必须指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是分作三派的：
以冯玉祥、傅作义、张治中、李宗仁、蔡廷锴、张学良、杨虎城、张自忠等爱国将领为代表的抗战派——他们战功卓著，永载史册。
以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为代表的妥协派，他们又抗日，又反共;抗日是被迫的，反共是真心的，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足以证明。蒋介石也爱国但他爱的是蒋家一统天下的“党国”，而不是中华“民国”。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南京雨花台埋葬的不只是被日本侵略军屠杀的三十万同胞，还有被蒋介石反动派屠杀的十万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他公开声明“中国要亡，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他们的“曲线救国”论（即先投降后救国）导致几千万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官员和“愚民”变成汉奸，帮助日军残害自己的同胞！内奸多于侵略军，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唯中国有的一大传奇，是国民党的又一大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向历史发问：拥有三百万正规军的三军统帅蒋委员长，如果真心抗日，他完全可以再打几个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再消灭几十万日军;如果中国没有那么多汉奸帮助日军作战，抗日战争何需十四年？！
事实证明：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消灭共产党的问题上是目标一致、齐心协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们都没想到，中国共产党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的五十七个党员发展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们都失败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三，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二战以前世界上有六大帝国主义，二战以后只剩下一个完整的帝国主义，就是美国。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并逐步成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点并没有过时;不同的是，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为了占领，而今天的美国只能侵略无力占领。一位西方历史学家预言：今后欧洲再发生大的战争没有可能;而在亚洲大有可能，战争的因素就在日本。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后台就是美国。美国打造“全球化同盟”，牵制中国，以实现它独霸亚洲，横行世界的野心，需要日本打先锋。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作为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子，他要继承祖业，实现军国主义复辟：不顾世界舆论和日本人民的反对，顽固地否定侵略历史，扩军备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帮助下已拥有一支超过战前规模的现代化军队，并扬言要建设“能先发制人”的装备，争取出国作战权。拉拢周边国家，背靠美国，敌对中国。
一个民族如果忘记本民族屈辱的历史、忘记战争的危险，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卑微的民族;一个公民，如果忘记本民族屈辱的历史，他就不可能成为爱国者。当今的中国如果把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视为“外患”，那么，不断滋生的贪污腐败分子便是“内忧”，还有一批所谓知识分子正在宣扬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显然，一旦国际风云突变，他们就是汪氏接班人。
抗战精神雄魂千古，气壮山河，可歌可泣;抗战故事深沉厚重，积淀丰富。仍待文艺工作者深挖细描，千古传承。
爱国主义者不是天生的，战争年代的爱国主义是侵略者和统治者逼出来的;和平年代的爱国主义需要教育再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就是“爱国”。爱国主义是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但必须强调，党爱民，民才能爱国，民爱国，国家就会富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帝国主义宣告：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时代的中国，也不是“抗美援朝”时代的中国;而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大中国”。
成善一：90岁抗战老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煤炭部干部。发表各种体裁文学作品百余篇。出版文集《活着，不要辜负生命》《活着，要有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