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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法度不健全，执法不规范的前提下，融以社会层面漠视法律的习惯，加之企业家对规则与准绳的冲撞——加剧了中国企业的生存难度。而这一点，已经远非个体犯罪的关注领域了。
多少年过后，坐在北三环的“张生记”里，人来人往的喧嚣中，雾气氤氲，面对询问的目光，国美高层陈建（化名）沉静的摆了摆手，低头喝酒。
这时候距离当初黄光裕入狱已逾十年，而陈建亦打算离开国美，离开位于宵云桥畔的国美大厦。
而彼时，这个干净的中年男人曾每日出入国美总部的核心办公室，见证了国美历经的大变革。当然，如今看来，往事已然成昨，陈建及众多曾经的同事们，恐难回到当初的荣光与梦想中。
几巡酒后，陈建起身，拉起坐在身侧的温婉女孩，飘然离去，徒留下席间零落的几句话。记得他说：这些都过去了，谈他做什么呢？呵呵，黄光裕的事情，都知道怎么回事。
的确，坊间已然不再关注黄光裕曾经的故事，就像人们每日乘车途径国美大厦时，亦只能空洞的打量高耸的建筑，而无暇思索其中的故事。
2012年初，相关机构发布《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报告称，在此之前的兔年之尾，随着浙江企业家吴英被判处死刑，中国企业家的头上寒云更加凝重了。根据该报告，过去一年间，有200多位企业高管和公司领导人幡然落马，吴英只是其中的代表。
不仅仅是2011年，纵观近些年中国企业家犯罪的相关案例，总有许多感慨萦绕在眼前，挥之不散。
危机已成昨
“现在，广大员工都在关注由于陈晓阴谋窃取公司的控制权而引发的一场大变局：这场大变局严重影响了国美的正常经营，对广大员工的本职工作和心态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在致国美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黄光裕如是说。而彼时的陈晓，已经担任公司董事长。就在这封信之前，公司董事会在给黄光裕的一封信中还强调：2008年11月开始的那场危机起源是由于黄先生个人犯罪行为，但是在关键时刻，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层做出了果断的决策 ……云云。
国美的这场危机并没有随着黄光裕的入狱而终结，相反，在失去自由后，黄光裕始终期望加强自己对企业的控制，而国美新的领军人陈晓自然不甘于成为傀儡，双方的冲突成为了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矛盾的典范。
但不管怎样，国美依旧在正常的企业运营轨道上行进，黄光裕的入狱以及围绕陈晓的纷争，目前来看，并没有让企业陷于混乱——从某种程度上看，国美正力图摆脱中国企业的一个怪圈。
或许，黄光裕之后的国美，已不是黄光裕的国美？
这个设问或许更适合于郑俊怀的伊利。
内蒙古萨拉齐监狱，是个塞外的偏僻之所，距离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并不遥远，但是一门之隔，就是两个世界了。
2008年9月3日，当年的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出狱。这个土生土长的内蒙人，从2004年冬被捕，到四年后的秋天出狱，四年过后，伊利已然不是郑俊怀的伊利。当然，伊利或许从来就不是郑俊怀的，而郑俊怀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04年冬，呼和浩特传言，称事发当日，大量警车浩浩荡荡突然直扑位于呼和浩特金川开发区的伊利集团总部，并将一干高管悉数带走。
郑俊怀自此身陷囹圄。
一位当地人对记者称，郑俊怀当年的某些做法，实在让一些人无法接受。或许，正是郑俊怀的高傲，为他带来了灾祸。据称，当年的伊利在社会捐助方面，更多的倾向于域外，而对于本土的关注相对很弱。这让当地政府并不舒服。此外，中国既有的商业之道，有几个人能够摆脱政界的干预呢？“中国的政治，你企业家怎么能触动呢？”
而郑俊怀似乎没有在意这些。据称，出狱后，郑俊怀称：我曾经认为伊利是我的家，我错了——伊利怎么能是我的家呢？
一个与政府关系紧张的企业，或者说企业家，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否顺畅发展，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正像当年国内有人评价说：我们根本没办法要求一个处女同时还能生孩子。
因此，在当初所谓“MBO”的事件爆发后，政府强势介入，拘捕伊利高管。而郑俊怀此前与政府间关系始终不佳，以至官方无人施救，郑俊怀最终深陷囹圄，伊利易主。
罪罚两生人
中国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曾经担任多位获罪企业家辩护人，在他看来，现阶段的中国企业家，大多强调财富的重要性，即便身处危机，仍不愿舍弃这些利益。这成为他们走向监狱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不舍，所以负重，当法律的天平不再向他们倾斜之时，他们身上的负重，已然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成为一种拖累。况且，为数不少的企业家都“太信任人际关系而太漠视法律”。
电话那端田文昌身处一阵喧嚣中，他的声音镇定如昨。
彼时，这个人是中国企业界知名的免死金牌，曾经数度为身陷绝境的企业家拉回身家性命，乃至令其无罪释放。当然，田文昌亦始终不能认同企业家们即便身处囹圄仍然不放弃权柄与财富的盲目贪欲——这成为企业家与辩护律师的纠结之处。
在郑俊怀的律师刘爱国看来，郑俊怀当初之所以出事，与本文此前提到的其行事风格颇为相关。一个致命的要点被反复强调，那就是郑掌控伊利期间，对政府的一些活动赞助不甚积极，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较为紧张。
中国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拿捏程度向来是一门学问，他们的落马或多或少与政治有一定关联，而这种关联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明显，不过却足以致命。
况且，让刘颇为无奈的是“上诉人曾就调取证据一事向法庭提出正式书面申请，但是一审法院不仅对上诉人的申请置若罔闻，就连上诉人辩护律师当庭提交的证据在判决书中也只字不提。”法庭最终并不是郑俊怀们的终点，反而成了律师们的滑铁卢。
当企业家入狱后，关于他们的罪名亦开始在坊间流传。
正如此前的吴英案件一样，中国企业家之所以被起诉入狱，其罪名莫不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投机倒把、集资诈骗、贷款诈骗、操纵市场、非法交易、贪污受贿等。而其中所谓的投机倒把罪名已被刑法删除。而集资诈骗罪的波及范围则有嫌太广，界定的不明确导致此类行为与民间借贷行为界限模糊，吴英案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身后论成败
是非成败转头空，中国人对待曾经的失败者总是缺少一些气度与涵养，这个民族在崇拜成功者的背后，挂出的莫不是自己掩盖在皮袍下面的“小”。
当年的红塔集团董事长储时健，出狱后从事种植事业，其人生深度与广度被坊间重新予以打量。从这一点来看，评判企业家犯罪落马的后继效应，并不是其原来企业的发展程度，而是企业家本体的人生长度。毕竟，在这个社会中，人的发展是最受关注的。
而郑俊怀出狱后俨然一个隐士，业内鲜闻关于他的重大消息，或许，经历了风雨狂澜的郑俊怀们，更多的希望自己的后半生能够远离喧嚣，在平静中度过。
当下中国正处于持续转型期，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亦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其中极易因为一个特定的具体案例冲击到社会固有的价值形态，而企业家落马的重要案例即是如此。况且，政府对于法律的干预程度始终没有明显的减退，甚至有所增强，乃至在企业家犯罪的案例中，大量呈现出纠结与冲突的情形。
而中国社会的转型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此刻，位于社会利益前端的企业家们就极容易成为转型期的牺牲品，往往容易踏入不合理体制和滞后法律的雷区。
陈建如今已然不再关注国美的一切，当年的往事对他来说，将成为一页永远不必打开的手册，时刻在手，时刻掂量。他谨慎的话语中，丝毫不见对当事人及当事机构的评价，只是隐然的模糊的称：很多事，不好说，说不清楚。
而在中国政法大学学者李曙光的观察中，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治环境——什么样的土壤孕育出什么样的企业家。
在这个前提下，再去推论郑俊怀们犯了什么罪，已经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因为无论哪种形式的犯罪，都可以折射出当下中国法治环境的诸多缺陷。在政府层面，无数的权力寻租黑洞让企业家们防不胜防，当商业与权力结合，其后果必然是政商勾结，企业被摧垮。而社会文化领域的长期漠视法律（企业家）、选择性执法（政府），又让中国大地上不断出现类似的恶性循环。
可见，在国家法度不健全，执法不规范的前提下，融以社会层面漠视法律的习惯，加之企业家对规则与准绳的冲撞——加剧了中国企业的生存难度。而这一点，已经远非个体犯罪的关注领域了。
更何况，这个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信仰权力，而非信仰法治的民族。
多少年过后，坐在北三环的“张生记”里，人来人往的喧嚣中，雾气氤氲，面对询问的目光，国美高层陈建（化名）沉静的摆了摆手，低头喝酒。
这时候距离当初黄光裕入狱已逾十年，而陈建亦打算离开国美，离开位于宵云桥畔的国美大厦。
而彼时，这个干净的中年男人曾每日出入国美总部的核心办公室，见证了国美历经的大变革。当然，如今看来，往事已然成昨，陈建及众多曾经的同事们，恐难回到当初的荣光与梦想中。
几巡酒后，陈建起身，拉起坐在身侧的温婉女孩，飘然离去，徒留下席间零落的几句话。记得他说：这些都过去了，谈他做什么呢？呵呵，黄光裕的事情，都知道怎么回事。
的确，坊间已然不再关注黄光裕曾经的故事，就像人们每日乘车途径国美大厦时，亦只能空洞的打量高耸的建筑，而无暇思索其中的故事。
2012年初，相关机构发布《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报告称，在此之前的兔年之尾，随着浙江企业家吴英被判处死刑，中国企业家的头上寒云更加凝重了。根据该报告，过去一年间，有200多位企业高管和公司领导人幡然落马，吴英只是其中的代表。
不仅仅是2011年，纵观近些年中国企业家犯罪的相关案例，总有许多感慨萦绕在眼前，挥之不散。
危机已成昨
“现在，广大员工都在关注由于陈晓阴谋窃取公司的控制权而引发的一场大变局：这场大变局严重影响了国美的正常经营，对广大员工的本职工作和心态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在致国美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黄光裕如是说。而彼时的陈晓，已经担任公司董事长。就在这封信之前，公司董事会在给黄光裕的一封信中还强调：2008年11月开始的那场危机起源是由于黄先生个人犯罪行为，但是在关键时刻，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层做出了果断的决策 ……云云。
国美的这场危机并没有随着黄光裕的入狱而终结，相反，在失去自由后，黄光裕始终期望加强自己对企业的控制，而国美新的领军人陈晓自然不甘于成为傀儡，双方的冲突成为了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矛盾的典范。
但不管怎样，国美依旧在正常的企业运营轨道上行进，黄光裕的入狱以及围绕陈晓的纷争，目前来看，并没有让企业陷于混乱——从某种程度上看，国美正力图摆脱中国企业的一个怪圈。
或许，黄光裕之后的国美，已不是黄光裕的国美？
这个设问或许更适合于郑俊怀的伊利。
内蒙古萨拉齐监狱，是个塞外的偏僻之所，距离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并不遥远，但是一门之隔，就是两个世界了。
2008年9月3日，当年的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出狱。这个土生土长的内蒙人，从2004年冬被捕，到四年后的秋天出狱，四年过后，伊利已然不是郑俊怀的伊利。当然，伊利或许从来就不是郑俊怀的，而郑俊怀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04年冬，呼和浩特传言，称事发当日，大量警车浩浩荡荡突然直扑位于呼和浩特金川开发区的伊利集团总部，并将一干高管悉数带走。
郑俊怀自此身陷囹圄。
一位当地人对记者称，郑俊怀当年的某些做法，实在让一些人无法接受。或许，正是郑俊怀的高傲，为他带来了灾祸。据称，当年的伊利在社会捐助方面，更多的倾向于域外，而对于本土的关注相对很弱。这让当地政府并不舒服。此外，中国既有的商业之道，有几个人能够摆脱政界的干预呢？“中国的政治，你企业家怎么能触动呢？”
而郑俊怀似乎没有在意这些。据称，出狱后，郑俊怀称：我曾经认为伊利是我的家，我错了——伊利怎么能是我的家呢？
一个与政府关系紧张的企业，或者说企业家，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否顺畅发展，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正像当年国内有人评价说：我们根本没办法要求一个处女同时还能生孩子。
因此，在当初所谓“MBO”的事件爆发后，政府强势介入，拘捕伊利高管。而郑俊怀此前与政府间关系始终不佳，以至官方无人施救，郑俊怀最终深陷囹圄，伊利易主。
罪罚两生人
中国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曾经担任多位获罪企业家辩护人，在他看来，现阶段的中国企业家，大多强调财富的重要性，即便身处危机，仍不愿舍弃这些利益。这成为他们走向监狱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不舍，所以负重，当法律的天平不再向他们倾斜之时，他们身上的负重，已然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成为一种拖累。况且，为数不少的企业家都“太信任人际关系而太漠视法律”。
电话那端田文昌身处一阵喧嚣中，他的声音镇定如昨。
彼时，这个人是中国企业界知名的免死金牌，曾经数度为身陷绝境的企业家拉回身家性命，乃至令其无罪释放。当然，田文昌亦始终不能认同企业家们即便身处囹圄仍然不放弃权柄与财富的盲目贪欲——这成为企业家与辩护律师的纠结之处。
在郑俊怀的律师刘爱国看来，郑俊怀当初之所以出事，与本文此前提到的其行事风格颇为相关。一个致命的要点被反复强调，那就是郑掌控伊利期间，对政府的一些活动赞助不甚积极，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较为紧张。
中国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拿捏程度向来是一门学问，他们的落马或多或少与政治有一定关联，而这种关联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明显，不过却足以致命。
况且，让刘颇为无奈的是“上诉人曾就调取证据一事向法庭提出正式书面申请，但是一审法院不仅对上诉人的申请置若罔闻，就连上诉人辩护律师当庭提交的证据在判决书中也只字不提。”法庭最终并不是郑俊怀们的终点，反而成了律师们的滑铁卢。
当企业家入狱后，关于他们的罪名亦开始在坊间流传。
正如此前的吴英案件一样，中国企业家之所以被起诉入狱，其罪名莫不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投机倒把、集资诈骗、贷款诈骗、操纵市场、非法交易、贪污受贿等。而其中所谓的投机倒把罪名已被刑法删除。而集资诈骗罪的波及范围则有嫌太广，界定的不明确导致此类行为与民间借贷行为界限模糊，吴英案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身后论成败
是非成败转头空，中国人对待曾经的失败者总是缺少一些气度与涵养，这个民族在崇拜成功者的背后，挂出的莫不是自己掩盖在皮袍下面的“小”。
当年的红塔集团董事长储时健，出狱后从事种植事业，其人生深度与广度被坊间重新予以打量。从这一点来看，评判企业家犯罪落马的后继效应，并不是其原来企业的发展程度，而是企业家本体的人生长度。毕竟，在这个社会中，人的发展是最受关注的。
而郑俊怀出狱后俨然一个隐士，业内鲜闻关于他的重大消息，或许，经历了风雨狂澜的郑俊怀们，更多的希望自己的后半生能够远离喧嚣，在平静中度过。
当下中国正处于持续转型期，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亦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其中极易因为一个特定的具体案例冲击到社会固有的价值形态，而企业家落马的重要案例即是如此。况且，政府对于法律的干预程度始终没有明显的减退，甚至有所增强，乃至在企业家犯罪的案例中，大量呈现出纠结与冲突的情形。
而中国社会的转型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此刻，位于社会利益前端的企业家们就极容易成为转型期的牺牲品，往往容易踏入不合理体制和滞后法律的雷区。
陈建如今已然不再关注国美的一切，当年的往事对他来说，将成为一页永远不必打开的手册，时刻在手，时刻掂量。他谨慎的话语中，丝毫不见对当事人及当事机构的评价，只是隐然的模糊的称：很多事，不好说，说不清楚。
而在中国政法大学学者李曙光的观察中，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治环境——什么样的土壤孕育出什么样的企业家。
在这个前提下，再去推论郑俊怀们犯了什么罪，已经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因为无论哪种形式的犯罪，都可以折射出当下中国法治环境的诸多缺陷。在政府层面，无数的权力寻租黑洞让企业家们防不胜防，当商业与权力结合，其后果必然是政商勾结，企业被摧垮。而社会文化领域的长期漠视法律（企业家）、选择性执法（政府），又让中国大地上不断出现类似的恶性循环。
可见，在国家法度不健全，执法不规范的前提下，融以社会层面漠视法律的习惯，加之企业家对规则与准绳的冲撞——加剧了中国企业的生存难度。而这一点，已经远非个体犯罪的关注领域了。
更何况，这个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信仰权力，而非信仰法治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