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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监管当局敦促银行业要“回归本源”。
银行业的本源是什么？起初被简单地理解为，是存款和贷款。于是，有些非信贷业务不被监管鼓励，哪怕是真的服务实体企业的，而有些信贷业务则被鼓励，哪怕不是投入实体经济的。
穿过现象看本质太难，做表面文章简单。
然而，有一天，一位朋友来找我。因为他那天和一个专家聊，专家说银行业的本源是中间业务，我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来找我求证。
我说，专家说得没错，只是这个本源太过于底层了，一般的日常工作中，把本源挖到这个深度的，真不多见。
但既然要往深了挖，那我们就挖到底，挖出历史最深处的记忆，以此来验证：银行的初心应该是什么。
银行的故事自然是要从货币说起。
在古代，中国和西方都经历过由政府垄断发行货币的阶段，而且这一阶段还非常长。尤其是我国，政治上显得非常早熟，先秦时期的《管子》中便有了“先王制币”的说法，并且政府還能通过调节货币来实施宏观调控。那时已经是主权货币时代了。
中世纪的欧洲小国林立，也经历了由国王垄断发行货币的时期。
这种制度下，政府发行货币便能买走民间物资用于公共开支，并通过收税、罚没等回笼货币，货币收支之后的净发行量用于社会流通。如果发行量过大，超过合理公共开支，那么就认为政府通过多发货币来征收铸币税。
这种制度在正常年份问题不大，但如果遇到战争等政府开支飙升的时期，政府有可能超量发行货币，引发恶性通用胀。
于是，反抗政府超发货币的尝试一直存在。比如，14世纪法国的一位学术大师便提出了在那时看起来离经叛道的观点。
这位大师叫尼古拉·奥里斯姆（Nicolas Oresme），是巴黎最知名的学府纳华尔学院（College of Navarre）的大学士，在多个学科都有建树。在中世纪，巴黎是整个欧洲的学术中心。他在著于1360年前后的小书《论货币的起源、本质、法律与变革》（Tractatus de origine， natura， iure， et mutacionibus monetarum）中提出，货币不归君主所有，而是归整个使用它的团体拥有。公众持有货币，因此发行货币要兼顾他们的利益。
然后，他又接着说，社会公众自身要按实际需求要调整货币，何时调整，调整多少。可这样又陷入了一个悖论：限制政府发行货币的简单办法就是设定货币的本位（比如黄金），可社会公众又要能按经济实际需要来调整货币，这意味着又不能有死板的本位。
于是，中世纪很多和奥里斯姆老师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当时找不到一套替代的货币制度。
直到一种叫银行的东西的出现。
13世纪之后，欧洲的国际贸易已经非常发达，商人们拿着不同的货币相互支付，有买有卖。很显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中，与其说需要货币，还不如说是需要一个记账系统，把相互之间的“欠账”记录下来，待日后结清。这就是商业信用。
当然，中世纪的信用不是记录在计算机系统里的，而是签发为一张纸质的票据。上面写着，我欠多少钱。然后，商人就拿这张票据对外支付了货款。当然，他出售商品时，也会收到别的付来的一堆票据。一堆票据，可定期集中到一个场所清算，于是便有了票据交易所。
也就是说，商业信用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充当支付手段，这时就不需要主权货币（主权信用）了，只需要用欠条完成支付和清算。当然，由于只能在非常熟识的商人之间才能这样用商业信用支付，因此这个可以跳开主权货币的记账网络可能非常小，是个小圈子。如果突破了这个小圈子，依然需要主权货币。
但随着贸易量增加，逐渐产生了信誉卓著的大商家，他的信用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人群的信任。或者，还有另外一种角色也能够获取各国商人的信任，就是在欧洲出现的国际性大交易所，原本是交易各国商人签发的各种票据的。
有了这些大商家作为中介作用，一种更大的记账网络被开发出来，信用小圈子变成了大圈子。本地小商人，可能在当地是受人信任的，他开出的票据在当地可流通，但如果他能够获得更大的商人的信任，商人可以签发出一张欠条给他，他拿着这张大商人的欠条可到圈子外去支付。
近代商业银行就此出现了。是的，那就是那位大商人。这位大商人坐在板凳（意大利语banca）上签发着票据，于是银行被称为bank。
至今保留最古老的一张票据，是1368年，由一位佛罗伦萨托尔纳昆奇（Tornaquinci）家族委托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签发的。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国际贸易（因为国内贸易的话政府可强制使用主权货币）。流程是：一位意大利商人想从国外进口商品，就可委托一家佛罗伦萨大商人（或大交易所）为他开立票据。可以是自己拿主权货币支付给大商人，大商人开出票据（上面写着主权货币金额），但如果大商人信任他，就不用付，先欠着，直接开出一张。他拿着这张票据，就可去全欧洲购买商品了。
然后，他带着这张票据去进口时，还有个货币兑换的问题。但是，每两种货币之间直接计算汇率可能比较麻烦，为了规避这一麻烦，最后大家凭空编造出一个货币单位“écu de marc”，每国货币与它建立汇率。进口商支付本地货币去开票，按一定汇率开出以écu de marc为单位的票据，票据到达当地后，再兑换为当地货币。
一种非中心化的、非主权的结算单位就出现了。当然，近代商业银行也出现了，它们站在民众的一边，反抗着政府的铸币权，殷勤地服务着自己的客户，帮助客户完成一笔笔的贸易。
奥里斯姆老师的理想也实现了：一种不由政府垄断发行，但却可由市场自身调节的货币。
所以，从起源而言，银行的初心是支付业务。 后面的事情依然很精彩，但可能离本文主题远些，因此简述之。事情的梗概是，这些银行以反抗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解决了民众的核心问题之后，很快自身也出现了问题，就是没有人能保证所有银行的都是稳健审慎经营的，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出现破产，那么他签发的票据成了一堆废纸，愤怒的客户砸掉他的板凳，于是破产就叫bankrupt。甚至有些严重者，还被政府砍了脑袋。
也就是说，以反抗铸币权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银行，也不能独立承担这一职能。后来，慢慢演进成了现在的货币制度，即广义货币依然由银行签发，但受政府严格管控，防止它们捅篓子。
再后来，很多银行早已不再把帮助客户完成支付当成主业，因为放贷和交易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坐在交易室就能赚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跑到田间地头去为民众做那些苦活累活脏活呢？不知不觉之中，银行业完成了一次“主营业务”的切换。
当变革者变成守旧者，就会有下一个变革者出现。
马云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做金融的，甚至连支付都不想做。他只想做电商，想给大家提供免费的C2C电商服务，实现天下没有難做的生意。而交易肯定需要支付，他的第一想法是去找中国银联来提供支付服务，自己专心做电商即可。
于是2004年的一天，他走进上海浦东松林路300号拜访了中国银联的高层。遗憾的是，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银联，自己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没有人手帮他这个忙。
马云只好自己搞了支付宝。一开始就是个支付网关（可以接入各家银行的网上银行，完成支付），类似的支付网关在国内并不是第一家。我在2000年第一次网上支付用的是首信支付。
但光有支付还不够，因为淘宝是C2C，是两个远隔千里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买家先付钱还是卖家先发货？彼此陌生，谁都不想承担风险。
于是，支付宝为双方想出了一个设计：担保支付。双方在支付宝开个户，买方付钱，钱先在自己的户中冻结，然后让卖方发货，买方收到货后，通知支付宝解冻货款，资金进入卖家的户。
这是支付宝的一笔重大突破，有了第三方担保，从此C2C在国内蓬勃发展。很多卖家收到货款后，最早是会提现到绑定的银行卡上，但后来是有卖家自己先和客服说的：“这钱不提现了，就在户里放着吧，后面可买东西。”
于是资金沉淀在支付宝了。资金越深越多，监管部门觉得这事得管，于是人行2010年开始监管这客户备付金。其中有一条，支付公司的资本金与客户备付金之比，不得低于10%（这非常类似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或资本充足率制度）。随着支付宝资金越来越多，公司就得不断增加资本，这可吃不消，于是，又创新地想出来，让客户去买货币基金吧。
于是余额宝出世了。余额宝让这些零散的资金也能获得一定收益（此前货币基金有一定门槛），着实是普惠了基层民众的。
大概在2013年，淘宝已运作了十年了，积累了很多客户数据。此时，国内有大银行开始尝试利用大数据给完全没见过面的客户放贷，支付宝马上跟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14年，支付宝的母公司更名为蚂蚁金服。
大数据放贷的推出，帮助了很多没有办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普罗大众，让他们能够用这些资金去经营、消费。
而传统银行从未给这些人放贷，理由是他们没有征信记录。为什么他们没有征信记录呢？因为从来没有银行给他们放贷……现实就是这么魔幻。
问题出在哪？银行原本是基于客户支付流水来判断贷款风险，啥时候变成了基于客户过去的还款情况来判断风险了？因为银行很久不重视支付了，早就丢了这一初心了。
截止目前，蚂蚁集团所做的一切都获得了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认可，而没有做到这一切的银行，经常被放到对立面作为负面例子，有时甚至被舆论指着鼻子骂。马云被塑造成了突破低效的旧金融势力的旗手。
不知行长们是否会记得，600年前，自己的行业祖师爷们登上历史舞台时，也是这样的旗手。
直到一幅广告出现在地铁站中，我们才知道，那只被民众捧上神坛的蚂蚁，也变了。
花呗的笔均余额是小几千块钱，就是这样的小钱，解决了很多并不富裕的民众的燃眉之急。但是，这广告讲的是，一位37岁的施工队队长，从花呗借钱给自己的宝贝女儿过生日。可见，他们一家并不富裕，但很爱自己的女儿，为了她的生日，借花呗的钱。
我觉得这时爱孩子的最好方式，应该是把这个家经营得更好，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而借钱给孩子过生日，虽也并没有什么过错，但不符合当代提倡的价值观，也不值得提倡。
这广告反映出一个问题：蚂蚁集团旗下高达2万亿元的贷款余额，可能已经存在过度借贷现象了，可能把钱借给了不该借钱的人。虽然风险仍能控制，其商业逻辑依然成立，但在商业伦理上值得商榷，也脱离了它问世时的初衷。
16年时间，可以让一家企业为大家做出巨大贡献，也可以让一家企业忘记自己的初心。银行家们用了几百年忘记初心，互联网金融效率高，只用了十多年。
其实，在当时那段时间，其他互联网贷款平台也有着类似的广告。而后面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我们年轻的时候，会为了一个理想，满怀激情地出发。但我们走完一程又一程，特别是取得一定成绩之后，或者在忙于日复一日的琐事之后，总难免忘记为何出发。变革者，成功后变成守旧者，甚至变成自己曾经反抗的对象，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人。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经营一门生意，除了想着赚钱，更需要想着客户的真实需要，从客户的“痛点”出发，解决他们的问题，哪怕只是最琐碎的支付问题。而不是用各种手段，刺激人们的多巴胺，人为创造“爽点”，创造需求。
而如果真能坚守这一初心，还怕赚不到钱？国内银行业里面盈利能力最强的那几家，都是“贴地飞行”的，它们的人在最基层的社区、乡村里跑动着。
前一段时间，银行和互联网金融都被整治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大家正在找回初心。这并不是一条轻松的路，又累又苦，但却是一条正确的路，平凡而伟大的路。
金融的初心，永远只能是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并且是最基础的需求。不管是现在财大气粗的大银行，还是指尖上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从实体经济土壤中冒出芽来的。
而金融，也永远只能是人民的金融。
银行业的本源是什么？起初被简单地理解为，是存款和贷款。于是，有些非信贷业务不被监管鼓励，哪怕是真的服务实体企业的，而有些信贷业务则被鼓励，哪怕不是投入实体经济的。
穿过现象看本质太难，做表面文章简单。
然而，有一天，一位朋友来找我。因为他那天和一个专家聊，专家说银行业的本源是中间业务，我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来找我求证。
我说，专家说得没错，只是这个本源太过于底层了，一般的日常工作中，把本源挖到这个深度的，真不多见。
但既然要往深了挖，那我们就挖到底，挖出历史最深处的记忆，以此来验证：银行的初心应该是什么。
一、垄断的货币
银行的故事自然是要从货币说起。
在古代，中国和西方都经历过由政府垄断发行货币的阶段，而且这一阶段还非常长。尤其是我国，政治上显得非常早熟，先秦时期的《管子》中便有了“先王制币”的说法，并且政府還能通过调节货币来实施宏观调控。那时已经是主权货币时代了。
中世纪的欧洲小国林立，也经历了由国王垄断发行货币的时期。
这种制度下，政府发行货币便能买走民间物资用于公共开支，并通过收税、罚没等回笼货币，货币收支之后的净发行量用于社会流通。如果发行量过大，超过合理公共开支，那么就认为政府通过多发货币来征收铸币税。
这种制度在正常年份问题不大，但如果遇到战争等政府开支飙升的时期，政府有可能超量发行货币，引发恶性通用胀。
于是，反抗政府超发货币的尝试一直存在。比如，14世纪法国的一位学术大师便提出了在那时看起来离经叛道的观点。
这位大师叫尼古拉·奥里斯姆（Nicolas Oresme），是巴黎最知名的学府纳华尔学院（College of Navarre）的大学士，在多个学科都有建树。在中世纪，巴黎是整个欧洲的学术中心。他在著于1360年前后的小书《论货币的起源、本质、法律与变革》（Tractatus de origine， natura， iure， et mutacionibus monetarum）中提出，货币不归君主所有，而是归整个使用它的团体拥有。公众持有货币，因此发行货币要兼顾他们的利益。
然后，他又接着说，社会公众自身要按实际需求要调整货币，何时调整，调整多少。可这样又陷入了一个悖论：限制政府发行货币的简单办法就是设定货币的本位（比如黄金），可社会公众又要能按经济实际需要来调整货币，这意味着又不能有死板的本位。
于是，中世纪很多和奥里斯姆老师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当时找不到一套替代的货币制度。
直到一种叫银行的东西的出现。
二、商人的反抗
13世纪之后，欧洲的国际贸易已经非常发达，商人们拿着不同的货币相互支付，有买有卖。很显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中，与其说需要货币，还不如说是需要一个记账系统，把相互之间的“欠账”记录下来，待日后结清。这就是商业信用。
当然，中世纪的信用不是记录在计算机系统里的，而是签发为一张纸质的票据。上面写着，我欠多少钱。然后，商人就拿这张票据对外支付了货款。当然，他出售商品时，也会收到别的付来的一堆票据。一堆票据，可定期集中到一个场所清算，于是便有了票据交易所。
也就是说，商业信用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充当支付手段，这时就不需要主权货币（主权信用）了，只需要用欠条完成支付和清算。当然，由于只能在非常熟识的商人之间才能这样用商业信用支付，因此这个可以跳开主权货币的记账网络可能非常小，是个小圈子。如果突破了这个小圈子，依然需要主权货币。
但随着贸易量增加，逐渐产生了信誉卓著的大商家，他的信用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人群的信任。或者，还有另外一种角色也能够获取各国商人的信任，就是在欧洲出现的国际性大交易所，原本是交易各国商人签发的各种票据的。
有了这些大商家作为中介作用，一种更大的记账网络被开发出来，信用小圈子变成了大圈子。本地小商人，可能在当地是受人信任的，他开出的票据在当地可流通，但如果他能够获得更大的商人的信任，商人可以签发出一张欠条给他，他拿着这张大商人的欠条可到圈子外去支付。
近代商业银行就此出现了。是的，那就是那位大商人。这位大商人坐在板凳（意大利语banca）上签发着票据，于是银行被称为bank。
至今保留最古老的一张票据，是1368年，由一位佛罗伦萨托尔纳昆奇（Tornaquinci）家族委托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签发的。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国际贸易（因为国内贸易的话政府可强制使用主权货币）。流程是：一位意大利商人想从国外进口商品，就可委托一家佛罗伦萨大商人（或大交易所）为他开立票据。可以是自己拿主权货币支付给大商人，大商人开出票据（上面写着主权货币金额），但如果大商人信任他，就不用付，先欠着，直接开出一张。他拿着这张票据，就可去全欧洲购买商品了。
然后，他带着这张票据去进口时，还有个货币兑换的问题。但是，每两种货币之间直接计算汇率可能比较麻烦，为了规避这一麻烦，最后大家凭空编造出一个货币单位“écu de marc”，每国货币与它建立汇率。进口商支付本地货币去开票，按一定汇率开出以écu de marc为单位的票据，票据到达当地后，再兑换为当地货币。
一种非中心化的、非主权的结算单位就出现了。当然，近代商业银行也出现了，它们站在民众的一边，反抗着政府的铸币权，殷勤地服务着自己的客户，帮助客户完成一笔笔的贸易。
奥里斯姆老师的理想也实现了：一种不由政府垄断发行，但却可由市场自身调节的货币。
所以，从起源而言，银行的初心是支付业务。 后面的事情依然很精彩，但可能离本文主题远些，因此简述之。事情的梗概是，这些银行以反抗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解决了民众的核心问题之后，很快自身也出现了问题，就是没有人能保证所有银行的都是稳健审慎经营的，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出现破产，那么他签发的票据成了一堆废纸，愤怒的客户砸掉他的板凳，于是破产就叫bankrupt。甚至有些严重者，还被政府砍了脑袋。
也就是说，以反抗铸币权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银行，也不能独立承担这一职能。后来，慢慢演进成了现在的货币制度，即广义货币依然由银行签发，但受政府严格管控，防止它们捅篓子。
再后来，很多银行早已不再把帮助客户完成支付当成主业，因为放贷和交易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坐在交易室就能赚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跑到田间地头去为民众做那些苦活累活脏活呢？不知不觉之中，银行业完成了一次“主营业务”的切换。
当变革者变成守旧者，就会有下一个变革者出现。
三、人民的金融
马云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做金融的，甚至连支付都不想做。他只想做电商，想给大家提供免费的C2C电商服务，实现天下没有難做的生意。而交易肯定需要支付，他的第一想法是去找中国银联来提供支付服务，自己专心做电商即可。
于是2004年的一天，他走进上海浦东松林路300号拜访了中国银联的高层。遗憾的是，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银联，自己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没有人手帮他这个忙。
马云只好自己搞了支付宝。一开始就是个支付网关（可以接入各家银行的网上银行，完成支付），类似的支付网关在国内并不是第一家。我在2000年第一次网上支付用的是首信支付。
但光有支付还不够，因为淘宝是C2C，是两个远隔千里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买家先付钱还是卖家先发货？彼此陌生，谁都不想承担风险。
于是，支付宝为双方想出了一个设计：担保支付。双方在支付宝开个户，买方付钱，钱先在自己的户中冻结，然后让卖方发货，买方收到货后，通知支付宝解冻货款，资金进入卖家的户。
这是支付宝的一笔重大突破，有了第三方担保，从此C2C在国内蓬勃发展。很多卖家收到货款后，最早是会提现到绑定的银行卡上，但后来是有卖家自己先和客服说的：“这钱不提现了，就在户里放着吧，后面可买东西。”
于是资金沉淀在支付宝了。资金越深越多，监管部门觉得这事得管，于是人行2010年开始监管这客户备付金。其中有一条，支付公司的资本金与客户备付金之比，不得低于10%（这非常类似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或资本充足率制度）。随着支付宝资金越来越多，公司就得不断增加资本，这可吃不消，于是，又创新地想出来，让客户去买货币基金吧。
于是余额宝出世了。余额宝让这些零散的资金也能获得一定收益（此前货币基金有一定门槛），着实是普惠了基层民众的。
大概在2013年，淘宝已运作了十年了，积累了很多客户数据。此时，国内有大银行开始尝试利用大数据给完全没见过面的客户放贷，支付宝马上跟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14年，支付宝的母公司更名为蚂蚁金服。
大数据放贷的推出，帮助了很多没有办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普罗大众，让他们能够用这些资金去经营、消费。
而传统银行从未给这些人放贷，理由是他们没有征信记录。为什么他们没有征信记录呢？因为从来没有银行给他们放贷……现实就是这么魔幻。
问题出在哪？银行原本是基于客户支付流水来判断贷款风险，啥时候变成了基于客户过去的还款情况来判断风险了？因为银行很久不重视支付了，早就丢了这一初心了。
截止目前，蚂蚁集团所做的一切都获得了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认可，而没有做到这一切的银行，经常被放到对立面作为负面例子，有时甚至被舆论指着鼻子骂。马云被塑造成了突破低效的旧金融势力的旗手。
不知行长们是否会记得，600年前，自己的行业祖师爷们登上历史舞台时，也是这样的旗手。
直到一幅广告出现在地铁站中，我们才知道，那只被民众捧上神坛的蚂蚁，也变了。
花呗的笔均余额是小几千块钱，就是这样的小钱，解决了很多并不富裕的民众的燃眉之急。但是，这广告讲的是，一位37岁的施工队队长，从花呗借钱给自己的宝贝女儿过生日。可见，他们一家并不富裕，但很爱自己的女儿，为了她的生日，借花呗的钱。
我觉得这时爱孩子的最好方式，应该是把这个家经营得更好，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而借钱给孩子过生日，虽也并没有什么过错，但不符合当代提倡的价值观，也不值得提倡。
这广告反映出一个问题：蚂蚁集团旗下高达2万亿元的贷款余额，可能已经存在过度借贷现象了，可能把钱借给了不该借钱的人。虽然风险仍能控制，其商业逻辑依然成立，但在商业伦理上值得商榷，也脱离了它问世时的初衷。
16年时间，可以让一家企业为大家做出巨大贡献，也可以让一家企业忘记自己的初心。银行家们用了几百年忘记初心，互联网金融效率高，只用了十多年。
其实，在当时那段时间，其他互联网贷款平台也有着类似的广告。而后面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四、难守的初心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我们年轻的时候，会为了一个理想，满怀激情地出发。但我们走完一程又一程，特别是取得一定成绩之后，或者在忙于日复一日的琐事之后，总难免忘记为何出发。变革者，成功后变成守旧者，甚至变成自己曾经反抗的对象，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人。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经营一门生意，除了想着赚钱，更需要想着客户的真实需要，从客户的“痛点”出发，解决他们的问题，哪怕只是最琐碎的支付问题。而不是用各种手段，刺激人们的多巴胺，人为创造“爽点”，创造需求。
而如果真能坚守这一初心，还怕赚不到钱？国内银行业里面盈利能力最强的那几家，都是“贴地飞行”的，它们的人在最基层的社区、乡村里跑动着。
前一段时间，银行和互联网金融都被整治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大家正在找回初心。这并不是一条轻松的路，又累又苦，但却是一条正确的路，平凡而伟大的路。
金融的初心，永远只能是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并且是最基础的需求。不管是现在财大气粗的大银行，还是指尖上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从实体经济土壤中冒出芽来的。
而金融，也永远只能是人民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