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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说起当年上战场打日本鬼子的事，就要流眼泪，就要情绪激动，就要哭。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能再让他讲了。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我说你等一下，缓一下，等心情舒缓了，我们再继续问，就这样一点一点把老兵的资料整理下来。”
对志愿者游小玲来说，这是和时间赛跑、和老兵的生命赛跑的一次抢救性的民间调查采访。
寻访迟暮之年的远征军老兵，搜集和记录他们的第一手资料，为他们出书立传—志愿者游小玲的这段经历，伴随着父亲—老兵游铭海人生最后的岁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游小玲接触到中国远征军四川联谊会，开始了自己的志愿者生涯。白天，她根据线索走访那些零落在乡村和城市的老兵，面对面地听他们讲述那段异域喋血的往事，晚上，她把搜集到的故事讲给瘫痪在床34年的父亲听。
游铭海去世前一直在期盼这本书的面世，他不止一次地问：这本书能出来吗？他最终没等到书的出版。一个月后，当游小玲把《乐山抗日远征军老兵》一册一册送到老兵手中，在那些老兵悲怆欲泣的脸上，她仿佛看到父亲的在天之灵得到了一丝慰藉。
68年后的老兵重逢
“我的父亲是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四营三连的一名坦克长。”游小玲告诉记者，她寻访抗日远征军老故事始于2011年4月，始于父亲67年后第一次和战友的重逢。
2011年4月12日，中国远征军四川联谊会负责人、来自成都的志愿者钟华到乐山市犍为县石坝村看望94岁的远征军老兵钟元发，这一消息在电视台《话说乐山·故事会》栏目播出时，游小玲的姐姐看到了，她马上给妹妹游小玲打电话：中国远征军四川联络组在乐山寻找幸存远征军老兵。游小玲心里一阵惊喜，父亲终于有组织在寻找他了！她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
中国远征军四川联谊会是远征军后人及志愿者成立的一个民间机构，总部设在成都人民公园内。乐山当时也有几个志愿者，老兵钟元发就是志愿者罗长安找到的。
中国远征军四川联谊会总部之所以设在成都人民公园，大概因为这里是当时远征军出发喋血异域的起点。
钟华接到游小玲的电话后，邀请她和父亲到成都参加5月14日的老兵聚会。游小玲担心父亲身体吃不消，父亲却说，“你们就算抬我，也要把我送到成都参加聚会。这是上苍可怜我即将入土的人啊！”
游铭海是1943年初夏参军的。他16岁那年，日军对乐山进行了一次大轰炸，母亲看到轰炸后的乐山惨状，将他送到成都东门九眼桥成功中学读书。
1943年，游铭海所在的中学号召学生参加青年远征军，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游铭海报名了，经过面试、笔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成都教导第二团录取，受训数月后远征出国。
他们当时就是从成都人民公园（当时叫少城公园）（如今的川军纪念碑前）出发的。1943年12月，公园里停了几十辆卡车，等待誓师大会结束后，将全体将士送到新津转乘军用飞机飞往印度。当地政府官员、老百姓、学校的同学们纷纷前来欢送。出发前，女同学王素贤拿出一张绘有图案的宣纸让游铭海留言，游铭海用钢笔写下“立功异域，还我河山”八个字。
2011年5月14日，游铭海坐着轮椅，回到当年出征的地点参加远征军老兵的聚会。重逢的老兵们个个激动不已，握手、拥抱、敬礼，互致问候。钟华把一枚金色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章，郑重地佩戴在游铭海胸前。
对于89岁的游铭海来说，这枚纪念章是对一个远征军老兵的身份认同，尽管只是民间的，对他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安慰。
中国远征军这段历史，一度沉寂了几十年，最近几年才逐渐浮出水面。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残酷阶段，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中国远征军30万健儿，先后两度出征缅甸和印度，与英美军队并肩作战。他们将日军驱逐出缅、印，恢复了我国当时惟一的国际补给交通要道滇缅公路，打通了中印公路，在滇缅印牵制了35万日军，他们总共毙伤日军11万多人，自己也损失了12万将士，为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寻找远征军老兵
在那次聚会中，游小玲蓦然发现，还有很多曾经叱咤战场的抗战老兵，直到垂暮之年仍处于物质的穷困和精神的潦倒之中。感慨之余，她决心做一名志愿者，寻找那些无人问津的远征军老兵。
2011年5月开始，游小玲和乐山志愿者谢家俊决定开始调查走访乐山周边的远征军老兵。谢家俊跟远征军也有一些渊源，他有一个幺老爷（爷爷的弟弟），当年被抓去当兵，在印度作战的时候，还给家里来过一封信，之后就再无音讯。
该怎么找呢？他们先在乐山各区县电子媒体发布找寻远征军老兵的启事，向老兵及家属和社会大众发起联络、征集线索。结果，一周、两周、三周……过去，没有任何反馈。直到7月，峨眉山市论坛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峨眉城西七队老鱼塘旁边住着一个姓彭的老大爷，是远征军。
老鱼塘具体在哪里？彭大爷叫什么名字？一概不知。尽管这条线索太过粗略，谢家俊还是决定去试着找一找。
到了峨眉，他一路打听找到了城西七队，没有人知道老鱼塘在哪儿。他就找当地年龄大的人打听，有人告诉他，附近确实住着一个姓彭的老人。根据路人提供的地址，几经周折，谢家俊终于找到一位姓彭的老人。可是老人矢口否认自己是远征军老兵。
谢家俊不死心，诚恳地向对方解释，自己一定要找到远征军彭老兵。这位姓彭的大爺很感动，想了一阵，才告诉他，好像是有一个叫彭启明的老人参加过远征军，不过他在女儿家。他告诉谢家俊，“彭启明经常在茶馆闲耍，待下次“赶场”他帮忙问下，叫他家人与你联系。”
谢家俊留下电话号码，却一直没有等来老兵的电话。后来他才得知，彭启明把老大爷转交给他的字条弄丢了。所幸，彭启明的孙子从网上查到了联络电话，与志愿者取得联系，一段湮没的历史这才浮出水面。
发帖两个月，找到第一位老兵，游小玲和谢家俊颇为激动，劲头更足了。 不久，游小玲搭车去成都开会，同车的一位中年妇女闲聊中问起她到成都的事由。游小玲告诉她，自己去参加一个远征军老兵的聚会。这位妇女说，哎呀，我们家就有一位远征军老兵，九十几岁了。游小玲心里一阵兴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几天后，她和谢家俊一起来到97岁的老兵许溯忠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老兵帖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不断有社会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向远征军联络小组提供新的线索，寻访人员逐一对其调查、寻访，将老兵资料整理后传给四川省中国远征军联络组甄别，以确认老兵身份的真实性。
一个沉默几十年的群体
“为什么我要寻找这些老兵？他们是父辈，和我父亲一样的。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老兵，他们当年的想法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我父亲当时是学生兵，他的思想是‘没有国哪有家’，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报效祖国。他们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才出去的，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们。”游小玲说。
事实上，2005年以前，游小玲一直都不知道父亲是一名远征军老兵。“父亲九死一生，他从来不提这些悲惨的往事。”游小玲说。
2005年9月3日，抗战胜利60周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公开讲话中，首次肯定了国民党领导的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并向所有抗战老兵发放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游铭海在报纸上看到这篇讲话，激动不已，他让女儿陪他到一些相关部门去打听，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知道远征军，你是国民党的抗战老兵，我们没法管。”游小玲这才知道父亲是远征军。当时她对这段历史还不清楚，只是安慰父亲：哎呀，慢慢等吧，总有那么一天……
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游小玲发现，他们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沉默、隐忍，几十年的情感一直被压抑着，这给采访带了一定的难度。
“每次去采访，老兵不是马上讲到他的抗战经历，他要沉默一下，想一下。有的老兵不愿意去回顾那段岁月，害怕又有什么运动，我们就慢慢引导他。”游小玲每次都要耐心地解释，自己是一名志愿者，父亲也是一名远征军老兵。等老兵慢慢地放下思想包袱，才开始敞开心扉对他们倾诉那段年轻时奋勇杀敌的经历。他们把老兵所讲的内容，一字一句都记录下来。
游小玲发现，大多数乡镇、农村的老兵当年都是抓壮丁抓去的，到了云南才被告知要“上前线”“打日本人”。他们一听：打就打，日本人该打！“他们的思想总的来说，还是保家卫国。”
“有的老兵说起当年战场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就要流眼泪，就要情绪激动，就要哭。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能再让他讲了。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我说你等一下，缓一下，等心情舒缓一下了，我们再继续问，就这样一点一点把老兵的资料整理下来。”
游小玲的父亲瘫痪在床有30多年了，生活要靠几个女儿轮流照料。“每次接到线索，我就跟父亲讲，我去走访老兵了。他说，你去吧。每次采访完老兵回来，我就给他讲老兵什么情况，讲给他听，给他一种精神鼓励。”
老父亲的远征记忆
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游小玲看到一个个熟悉而相似的苍老身影。最让她难以释怀的，是老兵见到他们时那种无助的眼神。
“父亲的一生都过去了，我们也不去问他，一问他就要流泪，我们想叫他开心一点，就不去问他。”直到耄耋之年，游铭海才断断续续将自己的远征经历讲给女儿们听。
游铭海是在印度蓝姆伽接受美式战车和汽车技术的严格培训后走上前线的。他被编入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4营3连1排，该营的任务是随战况的需要开往前线和运送前线所需的战略物资。
一辆战车配备五人，游铭海负责一辆M3A3型坦克，任车长。一次到缅甸执行任务，途中与日军交锋，游铭海开的战车履带板被打坏，开不走了，他把战车顶上盖子揭开，端起机枪扫射死了几个日本鬼子，炮手范益中用榴散弹连续射出，打死了很多日军，把这小股日本兵消灭了。
游铭海是在1945年6月执行任务途中负伤的。当时，战车四营奉命往缅北前线运送战略物资的车队行驶在密支那与八莫交界途中，突遇日军飞机袭击，游铭海不幸被弹片击中右大腿，又被轰炸倒塌的汽油桶砸断右腿股骨，昏迷不醒。在战地202师医院抢救包扎取出弹片，因伤情严重，被医院派车送回重庆江北相国寺陆军医院接受治疗。虽然保住了右腿，但留下残疾，腿不能弯曲。
1946年初，他被转送至重庆长寿县荣誉军人第九临时教养院，即残疾人疗养院。由于内战爆发，疗养院陷入没人管的境地。疗养院与码头只有兩条街距离，为了生存，游铭海每天到长寿码头上帮人代写家书以此为生。“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我母亲，不久他们结婚，我的大姐就是在长寿出生的。”游小玲说。
游小玲发现，父亲沉默了几十年。当他在暮年回首往事时，竟然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战车上并肩作战的战友名字，坦克兵的三角符号，靠近河边的营房，白色的帐篷，驾驶过的美式军用卡车以及受伤后医院的院长名字、病友名字……这是怎样一种深藏却又无法磨灭的记忆啊！
1993年，游铭海的女同学王素贤辗转打听到他的消息，郑重归还了珍藏半个世纪的那页宣纸，上面有他出征时写下的八个字：“立功异域，还我河山。”
这幅经历70年而无损的题字，承载着父亲的精神寄托，如今游小玲保存着它。
抗战老兵手印广场
从上世纪90年代，老兵游铭海就开始订《参考消息》，以此了解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政府有没有可能认可这些国民党的抗战老兵。他一直等，每个礼拜都在等《参考消息》。
一次，游小玲问父亲的心愿是什么？他说，“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就是等待政府认可我是一个抗战老兵，我就心满意足了。一辈子受的冤屈，也就不值一提了。”
1950年，游铭海带着妻儿，从重庆长寿迁移回乐山老家安家落户，在粮食系统找到一份工作。由于他的政治简历是参加过国民政府远征军，右手臂上刺有图案（这是在印度兰姆伽受训时，美国教官为成绩优良的士兵刺的鹰臂章，臂章的上面是鹰，下面是中美英同盟抗战字样）被判刑劳改。 “文革”期间，游铭海再次受到冲击，4个女儿因他的历史问题，都没参加工作。1979年年底，由于过度劳累，游铭海突发脑溢血半身瘫痪。在床上躺了5年，生活不能自理，最后在女儿的精心照顾下，才从床上起来坐上轮椅。
2009年，游小玲的侄子曾把游铭海的手模拓印给建川博物馆。当时建川博物馆正在征集抗战老兵的手模，要搞一个“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几年来，游铭海一直想去老兵广场看看自己和战友的手印。
2012年7月，游铭海90大寿前夕，游小玲跟建川博物馆联系，希望能圆父亲一个心愿。一位负责人告诉她，7月21号有一个美国飞虎队希尔少校文物捐赠仪式，如果老人身体还可以，可以邀请他也来参加活动。
听到这个消息，游铭海高兴极了，让游小玲买来宣纸和毛笔，他要给樊建川写一幅字。“我问他你写什么字？他说樊建川给我们老兵希望，给我们老兵尊重，使我们老兵得到了精神上莫大的关怀，我要写四个字‘浩气长存’送给他。”游铭海左半边瘫痪30多年，只有右半边能活动，但是又得了帕金森病，右手颤动得很厉害。于是，这四个毛笔字他写了两个半小时。
游小玲和志愿者每次下去走访，都会认真采集每一位抗战老兵的手印，将其送往建川抗战博物馆，由博物馆制作成坚固模型，陈列于“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她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生的荣耀。
游铭海去世后，游小玲给父亲做了个纪念视频，她用了《无怨无悔》的音乐。
送给乐山老兵的礼物
在寻访老兵过程中，乐山市各区县的很多远征军的子女都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沙湾区教育系统一些年轻教师也加入进来。他们不辞辛苦、走村串户，寻访到了46位乐山（含眉山）籍远征军老兵（第二版又增加了10位），并记录整理出了他们的“远征”岁月，和抗日杀敌的真实故事。
每次走访老兵，谢家俊都要顺便打听一下幺老爷—谢虎庭的信息。最终，在犍为县采访老兵彭建清时，他打听到了幺老爷的消息。彭建清告诉谢家俊，他当时是接兵的，他把这些士兵从乐山接到云南，送他们走上前线，谢虎庭后来在一场战斗中牺牲了。
“在已找到的40多位老兵中，年龄最长者99岁，最小86岁。他们的从军路各不相同—有的是被抓壮丁而去，有的是自告奋勇主动报名参军，有的毅然中断学业，投笔从戎。他们的兵种也不一样，或是重机枪手，或是坦克车车长，或是炮手，通讯兵……即使是抓壮丁而去的，一旦被告知去打日本鬼子，则自动打消了本想逃跑的念头，甘愿为国家民族捐躯。”谢家俊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乐山远征军老兵的群体印象。
经乐山市政协副主席鲁一正和乐山市人大内司委主任、乐山市“8·19”大轰炸研究会副会长杨追奔牵线搭桥，游小玲和志愿者们的寻访工作得到文史学者魏奕雄的倾力相助。在他的牵头组织下，这些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得以整理成文，并集结成册。
2013年10月17日，《乐山抗日远征军老兵》终于面世了。
这本粗糙但血肉丰满的“口述历史”，这本由志愿者完成的“民间调查”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是那些远征军老兵。一个个当年雄姿英发，如今垂垂老矣的老兵们捧着书，不禁老泪纵横。
老兵黄允文接到志愿者送来的书，不禁哭出了声。他一连看了三遍，写下一千多字的读后感：“看到这些文字，我仿佛又回到了火光冲天的滇缅印战场，回到了突突向前的战车上，曾经一起抗日杀敌的战友的样子在眼前清晰又模糊……有生之年能看到记录自己抗战经历的书，无比欣慰。”
老兵李亚魂说：“70年了，我们终于可以公开讲述那段浴血远征岁月的壮举，并且印成书传之后人……”
“父亲最终没有看到这本书。”游小玲说，“他一直在等，等到91岁才走。”游小玲说。
“对于经历过那场艰险远征的老兵们，他们一生中體验到的辉煌和惨痛，都留在了那些铁血硝烟岁月的记忆中。他们最期望的就是拂去覆盖在那段历史上的时间尘埃，得到继承和弘扬。这是一种抢救性的挖掘，它的价值不因迟迟出世而弱化。”魏奕雄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
对志愿者游小玲来说，这是和时间赛跑、和老兵的生命赛跑的一次抢救性的民间调查采访。
寻访迟暮之年的远征军老兵，搜集和记录他们的第一手资料，为他们出书立传—志愿者游小玲的这段经历，伴随着父亲—老兵游铭海人生最后的岁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游小玲接触到中国远征军四川联谊会，开始了自己的志愿者生涯。白天，她根据线索走访那些零落在乡村和城市的老兵，面对面地听他们讲述那段异域喋血的往事，晚上，她把搜集到的故事讲给瘫痪在床34年的父亲听。
游铭海去世前一直在期盼这本书的面世，他不止一次地问：这本书能出来吗？他最终没等到书的出版。一个月后，当游小玲把《乐山抗日远征军老兵》一册一册送到老兵手中，在那些老兵悲怆欲泣的脸上，她仿佛看到父亲的在天之灵得到了一丝慰藉。
68年后的老兵重逢
“我的父亲是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四营三连的一名坦克长。”游小玲告诉记者，她寻访抗日远征军老故事始于2011年4月，始于父亲67年后第一次和战友的重逢。
2011年4月12日，中国远征军四川联谊会负责人、来自成都的志愿者钟华到乐山市犍为县石坝村看望94岁的远征军老兵钟元发，这一消息在电视台《话说乐山·故事会》栏目播出时，游小玲的姐姐看到了，她马上给妹妹游小玲打电话：中国远征军四川联络组在乐山寻找幸存远征军老兵。游小玲心里一阵惊喜，父亲终于有组织在寻找他了！她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
中国远征军四川联谊会是远征军后人及志愿者成立的一个民间机构，总部设在成都人民公园内。乐山当时也有几个志愿者，老兵钟元发就是志愿者罗长安找到的。
中国远征军四川联谊会总部之所以设在成都人民公园，大概因为这里是当时远征军出发喋血异域的起点。
钟华接到游小玲的电话后，邀请她和父亲到成都参加5月14日的老兵聚会。游小玲担心父亲身体吃不消，父亲却说，“你们就算抬我，也要把我送到成都参加聚会。这是上苍可怜我即将入土的人啊！”
游铭海是1943年初夏参军的。他16岁那年，日军对乐山进行了一次大轰炸，母亲看到轰炸后的乐山惨状，将他送到成都东门九眼桥成功中学读书。
1943年，游铭海所在的中学号召学生参加青年远征军，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游铭海报名了，经过面试、笔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成都教导第二团录取，受训数月后远征出国。
他们当时就是从成都人民公园（当时叫少城公园）（如今的川军纪念碑前）出发的。1943年12月，公园里停了几十辆卡车，等待誓师大会结束后，将全体将士送到新津转乘军用飞机飞往印度。当地政府官员、老百姓、学校的同学们纷纷前来欢送。出发前，女同学王素贤拿出一张绘有图案的宣纸让游铭海留言，游铭海用钢笔写下“立功异域，还我河山”八个字。
2011年5月14日，游铭海坐着轮椅，回到当年出征的地点参加远征军老兵的聚会。重逢的老兵们个个激动不已，握手、拥抱、敬礼，互致问候。钟华把一枚金色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章，郑重地佩戴在游铭海胸前。
对于89岁的游铭海来说，这枚纪念章是对一个远征军老兵的身份认同，尽管只是民间的，对他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安慰。
中国远征军这段历史，一度沉寂了几十年，最近几年才逐渐浮出水面。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残酷阶段，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中国远征军30万健儿，先后两度出征缅甸和印度，与英美军队并肩作战。他们将日军驱逐出缅、印，恢复了我国当时惟一的国际补给交通要道滇缅公路，打通了中印公路，在滇缅印牵制了35万日军，他们总共毙伤日军11万多人，自己也损失了12万将士，为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寻找远征军老兵
在那次聚会中，游小玲蓦然发现，还有很多曾经叱咤战场的抗战老兵，直到垂暮之年仍处于物质的穷困和精神的潦倒之中。感慨之余，她决心做一名志愿者，寻找那些无人问津的远征军老兵。
2011年5月开始，游小玲和乐山志愿者谢家俊决定开始调查走访乐山周边的远征军老兵。谢家俊跟远征军也有一些渊源，他有一个幺老爷（爷爷的弟弟），当年被抓去当兵，在印度作战的时候，还给家里来过一封信，之后就再无音讯。
该怎么找呢？他们先在乐山各区县电子媒体发布找寻远征军老兵的启事，向老兵及家属和社会大众发起联络、征集线索。结果，一周、两周、三周……过去，没有任何反馈。直到7月，峨眉山市论坛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峨眉城西七队老鱼塘旁边住着一个姓彭的老大爷，是远征军。
老鱼塘具体在哪里？彭大爷叫什么名字？一概不知。尽管这条线索太过粗略，谢家俊还是决定去试着找一找。
到了峨眉，他一路打听找到了城西七队，没有人知道老鱼塘在哪儿。他就找当地年龄大的人打听，有人告诉他，附近确实住着一个姓彭的老人。根据路人提供的地址，几经周折，谢家俊终于找到一位姓彭的老人。可是老人矢口否认自己是远征军老兵。
谢家俊不死心，诚恳地向对方解释，自己一定要找到远征军彭老兵。这位姓彭的大爺很感动，想了一阵，才告诉他，好像是有一个叫彭启明的老人参加过远征军，不过他在女儿家。他告诉谢家俊，“彭启明经常在茶馆闲耍，待下次“赶场”他帮忙问下，叫他家人与你联系。”
谢家俊留下电话号码，却一直没有等来老兵的电话。后来他才得知，彭启明把老大爷转交给他的字条弄丢了。所幸，彭启明的孙子从网上查到了联络电话，与志愿者取得联系，一段湮没的历史这才浮出水面。
发帖两个月，找到第一位老兵，游小玲和谢家俊颇为激动，劲头更足了。 不久，游小玲搭车去成都开会，同车的一位中年妇女闲聊中问起她到成都的事由。游小玲告诉她，自己去参加一个远征军老兵的聚会。这位妇女说，哎呀，我们家就有一位远征军老兵，九十几岁了。游小玲心里一阵兴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几天后，她和谢家俊一起来到97岁的老兵许溯忠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老兵帖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不断有社会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向远征军联络小组提供新的线索，寻访人员逐一对其调查、寻访，将老兵资料整理后传给四川省中国远征军联络组甄别，以确认老兵身份的真实性。
一个沉默几十年的群体
“为什么我要寻找这些老兵？他们是父辈，和我父亲一样的。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老兵，他们当年的想法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我父亲当时是学生兵，他的思想是‘没有国哪有家’，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报效祖国。他们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才出去的，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们。”游小玲说。
事实上，2005年以前，游小玲一直都不知道父亲是一名远征军老兵。“父亲九死一生，他从来不提这些悲惨的往事。”游小玲说。
2005年9月3日，抗战胜利60周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公开讲话中，首次肯定了国民党领导的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并向所有抗战老兵发放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游铭海在报纸上看到这篇讲话，激动不已，他让女儿陪他到一些相关部门去打听，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知道远征军，你是国民党的抗战老兵，我们没法管。”游小玲这才知道父亲是远征军。当时她对这段历史还不清楚，只是安慰父亲：哎呀，慢慢等吧，总有那么一天……
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游小玲发现，他们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沉默、隐忍，几十年的情感一直被压抑着，这给采访带了一定的难度。
“每次去采访，老兵不是马上讲到他的抗战经历，他要沉默一下，想一下。有的老兵不愿意去回顾那段岁月，害怕又有什么运动，我们就慢慢引导他。”游小玲每次都要耐心地解释，自己是一名志愿者，父亲也是一名远征军老兵。等老兵慢慢地放下思想包袱，才开始敞开心扉对他们倾诉那段年轻时奋勇杀敌的经历。他们把老兵所讲的内容，一字一句都记录下来。
游小玲发现，大多数乡镇、农村的老兵当年都是抓壮丁抓去的，到了云南才被告知要“上前线”“打日本人”。他们一听：打就打，日本人该打！“他们的思想总的来说，还是保家卫国。”
“有的老兵说起当年战场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就要流眼泪，就要情绪激动，就要哭。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能再让他讲了。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我说你等一下，缓一下，等心情舒缓一下了，我们再继续问，就这样一点一点把老兵的资料整理下来。”
游小玲的父亲瘫痪在床有30多年了，生活要靠几个女儿轮流照料。“每次接到线索，我就跟父亲讲，我去走访老兵了。他说，你去吧。每次采访完老兵回来，我就给他讲老兵什么情况，讲给他听，给他一种精神鼓励。”
老父亲的远征记忆
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游小玲看到一个个熟悉而相似的苍老身影。最让她难以释怀的，是老兵见到他们时那种无助的眼神。
“父亲的一生都过去了，我们也不去问他，一问他就要流泪，我们想叫他开心一点，就不去问他。”直到耄耋之年，游铭海才断断续续将自己的远征经历讲给女儿们听。
游铭海是在印度蓝姆伽接受美式战车和汽车技术的严格培训后走上前线的。他被编入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4营3连1排，该营的任务是随战况的需要开往前线和运送前线所需的战略物资。
一辆战车配备五人，游铭海负责一辆M3A3型坦克，任车长。一次到缅甸执行任务，途中与日军交锋，游铭海开的战车履带板被打坏，开不走了，他把战车顶上盖子揭开，端起机枪扫射死了几个日本鬼子，炮手范益中用榴散弹连续射出，打死了很多日军，把这小股日本兵消灭了。
游铭海是在1945年6月执行任务途中负伤的。当时，战车四营奉命往缅北前线运送战略物资的车队行驶在密支那与八莫交界途中，突遇日军飞机袭击，游铭海不幸被弹片击中右大腿，又被轰炸倒塌的汽油桶砸断右腿股骨，昏迷不醒。在战地202师医院抢救包扎取出弹片，因伤情严重，被医院派车送回重庆江北相国寺陆军医院接受治疗。虽然保住了右腿，但留下残疾，腿不能弯曲。
1946年初，他被转送至重庆长寿县荣誉军人第九临时教养院，即残疾人疗养院。由于内战爆发，疗养院陷入没人管的境地。疗养院与码头只有兩条街距离，为了生存，游铭海每天到长寿码头上帮人代写家书以此为生。“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我母亲，不久他们结婚，我的大姐就是在长寿出生的。”游小玲说。
游小玲发现，父亲沉默了几十年。当他在暮年回首往事时，竟然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战车上并肩作战的战友名字，坦克兵的三角符号，靠近河边的营房，白色的帐篷，驾驶过的美式军用卡车以及受伤后医院的院长名字、病友名字……这是怎样一种深藏却又无法磨灭的记忆啊！
1993年，游铭海的女同学王素贤辗转打听到他的消息，郑重归还了珍藏半个世纪的那页宣纸，上面有他出征时写下的八个字：“立功异域，还我河山。”
这幅经历70年而无损的题字，承载着父亲的精神寄托，如今游小玲保存着它。
抗战老兵手印广场
从上世纪90年代，老兵游铭海就开始订《参考消息》，以此了解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政府有没有可能认可这些国民党的抗战老兵。他一直等，每个礼拜都在等《参考消息》。
一次，游小玲问父亲的心愿是什么？他说，“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就是等待政府认可我是一个抗战老兵，我就心满意足了。一辈子受的冤屈，也就不值一提了。”
1950年，游铭海带着妻儿，从重庆长寿迁移回乐山老家安家落户，在粮食系统找到一份工作。由于他的政治简历是参加过国民政府远征军，右手臂上刺有图案（这是在印度兰姆伽受训时，美国教官为成绩优良的士兵刺的鹰臂章，臂章的上面是鹰，下面是中美英同盟抗战字样）被判刑劳改。 “文革”期间，游铭海再次受到冲击，4个女儿因他的历史问题，都没参加工作。1979年年底，由于过度劳累，游铭海突发脑溢血半身瘫痪。在床上躺了5年，生活不能自理，最后在女儿的精心照顾下，才从床上起来坐上轮椅。
2009年，游小玲的侄子曾把游铭海的手模拓印给建川博物馆。当时建川博物馆正在征集抗战老兵的手模，要搞一个“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几年来，游铭海一直想去老兵广场看看自己和战友的手印。
2012年7月，游铭海90大寿前夕，游小玲跟建川博物馆联系，希望能圆父亲一个心愿。一位负责人告诉她，7月21号有一个美国飞虎队希尔少校文物捐赠仪式，如果老人身体还可以，可以邀请他也来参加活动。
听到这个消息，游铭海高兴极了，让游小玲买来宣纸和毛笔，他要给樊建川写一幅字。“我问他你写什么字？他说樊建川给我们老兵希望，给我们老兵尊重，使我们老兵得到了精神上莫大的关怀，我要写四个字‘浩气长存’送给他。”游铭海左半边瘫痪30多年，只有右半边能活动，但是又得了帕金森病，右手颤动得很厉害。于是，这四个毛笔字他写了两个半小时。
游小玲和志愿者每次下去走访，都会认真采集每一位抗战老兵的手印，将其送往建川抗战博物馆，由博物馆制作成坚固模型，陈列于“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她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生的荣耀。
游铭海去世后，游小玲给父亲做了个纪念视频，她用了《无怨无悔》的音乐。
送给乐山老兵的礼物
在寻访老兵过程中，乐山市各区县的很多远征军的子女都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沙湾区教育系统一些年轻教师也加入进来。他们不辞辛苦、走村串户，寻访到了46位乐山（含眉山）籍远征军老兵（第二版又增加了10位），并记录整理出了他们的“远征”岁月，和抗日杀敌的真实故事。
每次走访老兵，谢家俊都要顺便打听一下幺老爷—谢虎庭的信息。最终，在犍为县采访老兵彭建清时，他打听到了幺老爷的消息。彭建清告诉谢家俊，他当时是接兵的，他把这些士兵从乐山接到云南，送他们走上前线，谢虎庭后来在一场战斗中牺牲了。
“在已找到的40多位老兵中，年龄最长者99岁，最小86岁。他们的从军路各不相同—有的是被抓壮丁而去，有的是自告奋勇主动报名参军，有的毅然中断学业，投笔从戎。他们的兵种也不一样，或是重机枪手，或是坦克车车长，或是炮手，通讯兵……即使是抓壮丁而去的，一旦被告知去打日本鬼子，则自动打消了本想逃跑的念头，甘愿为国家民族捐躯。”谢家俊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乐山远征军老兵的群体印象。
经乐山市政协副主席鲁一正和乐山市人大内司委主任、乐山市“8·19”大轰炸研究会副会长杨追奔牵线搭桥，游小玲和志愿者们的寻访工作得到文史学者魏奕雄的倾力相助。在他的牵头组织下，这些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得以整理成文，并集结成册。
2013年10月17日，《乐山抗日远征军老兵》终于面世了。
这本粗糙但血肉丰满的“口述历史”，这本由志愿者完成的“民间调查”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是那些远征军老兵。一个个当年雄姿英发，如今垂垂老矣的老兵们捧着书，不禁老泪纵横。
老兵黄允文接到志愿者送来的书，不禁哭出了声。他一连看了三遍，写下一千多字的读后感：“看到这些文字，我仿佛又回到了火光冲天的滇缅印战场，回到了突突向前的战车上，曾经一起抗日杀敌的战友的样子在眼前清晰又模糊……有生之年能看到记录自己抗战经历的书，无比欣慰。”
老兵李亚魂说：“70年了，我们终于可以公开讲述那段浴血远征岁月的壮举，并且印成书传之后人……”
“父亲最终没有看到这本书。”游小玲说，“他一直在等，等到91岁才走。”游小玲说。
“对于经历过那场艰险远征的老兵们，他们一生中體验到的辉煌和惨痛，都留在了那些铁血硝烟岁月的记忆中。他们最期望的就是拂去覆盖在那段历史上的时间尘埃，得到继承和弘扬。这是一种抢救性的挖掘，它的价值不因迟迟出世而弱化。”魏奕雄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