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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何以成为共同体？当认同的边界跨越主权国家，在一个“他者”的场域下，认同何以被想象？跨国界球迷文化（transnational fandom）的兴起及其对自身文化的阐释、实践和想象，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样貌。在当前的网络时代中，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能有效地将个人的行为与官方所推崇的价值观、道德期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即在看似“民族国家”这一主体缺位的条件下，跨国界球迷与国家、社会、空间之间的互动值得更深入的评估和探究。本文将从“想象”这一视角，对中国的德迷（以网络贴吧“德国队吧”为主）进行人类学的分析，试图说明：“跨国界”研究并不能全然忽视“民族国家”这一要素，即经典的足球人类学理论将持续产生新的道德困境；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场域下的网络实践，自我与他者、尤其是与共同体间的互动过程将呈现一种新的关系型（relational）的变化。
[关键词]跨国德迷；共同体；网络认同；网络时代；网络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5-0001-10
在一个互联网深入人心的时代，在一个被各种现代分离技术区隔开来的个体化生活的时代，如何真正能够重构一种具有共同性的存在，特别是在一个虚拟空间的运行之中，隐藏起来的真实个人如何能够进入到一种“在一起”的文化意义之中，这终将是一个人类学家要去重新面对的田野和世界，它成为虚拟民族志关注的核心，并且也是新的民族书写的重要来源。我们可以借助一种虚拟在场的田野而获得一种对人理解的新表达，在这方面，人类学也许因此而发现了一个专属的对人理解和把握的新领域。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学（sociology）最初被严复引入中国时被翻译为“群学”，后由章太炎借日本语中“社会学”一词将其代替，然而发展至今日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生长形态和运行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反而重新回归到朴素的群居性生活中，真正可称得上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群学时代了。[1]（P.4-14）人们基于个人偏好的社交行为，经由网络技术的重新确认，形成了最具原始“群学”意义的互动群体。其中“网络粉丝社群”往往因其群体性、趣缘性和自我声明性①，而显现出社会成员间联系、互动交往的新特点，值得我们就共同性问题作进一步研究。然而即使网络粉丝社群在娱乐化时代的行为呈现出高度同质性与凝聚力[2]（P.35-46），我们却不能将虚拟化群体生活单纯看作是一场群居性的复魅，尤其是当粉丝群体共享跨国语境下的文化输入，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动，更值得我们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重新的思考。
“球迷（足球）文化”（football fandom）作為当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一经提起往往映入脑海的便是足球流氓般随时随地的聚众畅饮、脱离日常规范的庆祝狂欢、以及用戏谑或自嘲的方式来表达认同与归属的实践。[3]（P.80-111）但无论是用涂尔干式的社会整合理论去把握足球社区的“契约”凝聚功能、还是特纳“非功利式”的象征性实践去强化个体在足球赛事中的阈限期（liminality），一个潜在的“在地”属性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即球迷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结构化圈子（无论是社区、民族还是国家）“内”的一员，换言之，所谓的球迷共同体总是在一个闭合的系统中被感知和被体验的。
然而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圈子之外”的球迷开始有条件在同一时间关注/支持地球另一端的足球赛事，边界感的稀释和交叉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跨国界球迷②的出现：他们和其他主队球迷并无大的区别，唯一且吊诡的地方在于，当支持球队的属性被冠之以“国籍”的分类标签时，民族情感与个人归属之间的张力，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去思考球迷群体作为一个群体③时，其所揭示的在全球化（更准确地说，在跨国语境中）意义上的文化内涵。
足球本身所带有的“战争隐喻”（war metaphor），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音乐、影视等其他娱乐方式，而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地与政治紧密联系的“严肃的游戏”[4]（P.440-443），它充斥着“憎恨、嫉妒和虚妄的炫耀”[4]（P.440-443），在某种程度上，与格尔茨所呈现的“国家”④概念不谋而合。这意味着球迷的支持行为很难被简单化约为一种纯粹的个人选择，因为无论是从本身的游戏机制出发、还是其背后所暗含的权力逻辑，我们都必须将其放置在一个更宏观的背景下去考虑球迷与其外界联系的问题。尤其是，当基于互联网的共同体的概念突破了原有的政治边界，球迷群体开始转而支持非本土球队时，球迷“自带”的政治标签与个人偏好产生的冲突往往就被贴上了（并非个别现象）“不爱国”“卖国贼”⑤的标签。
以百度贴吧的一个加精帖⑥为例，帖子假设中国队与德国队在国际大赛中相遇，询问网友支持的情况。在“德国队吧”发的这篇帖子跟帖者⑦众多，不难发现，即使都自称为“德迷”，球迷们也有着相当不同的观点立场。不到三天的时间，回帖超过500条，这个数字对于贴吧的回复量而言是惊人的（通常一个精华帖的回复量往往不到100条），几乎每一条立场鲜明的回帖下都有超过十数人的再次回应。意见主要分为三类：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在国家、“同胞”面前，一切个人喜恶都应靠边；中立者，认为足球不应当与政治挂钩、竞技场上坚持以实力说话；坚定的德迷，认为自己与球队间的关系，更像是患难与共、相互陪伴的家人，不应当被道德绑架。不同意见者就一些原则争执不下：譬如一个支持德国队的球迷，会被批驳成叛国、但又被接下来的回复者认为这是矫枉过正。
当然，若仅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去评判这一跨国界的支持行为未免有些武断，毕竟当前中国国家队的孱弱导致大量球迷在国际赛事中无母队可支持已成“客观”事实。但如何去解释这种一面支持他者、但又时刻被民粹主义式的情绪所批评的复杂心态呢？诚然，“非在地性”使得球迷和球队间直接互动的通道被堵塞，球迷无法从领土本身获得认同；然而若用现下时髦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论调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似乎又忽略了中国田野的特殊性⑧。特别是，作为这一新兴球迷群体本身，对自己模糊领土边界的做法时常产生的微妙的心理变化，使得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该文化现象做更为深入的探究，意在探讨在看似“民族国家”缺位的跨国界球迷群体中，个人将如何与国家、社会进行互动，并产生认同。 本文将借用斯尼斯、霍博拉德和皮特森（David Sneath，Martin Holbraad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就“想象”在人类学中的应用⑨对跨国界球迷的自我认同和共同性构建的现象进行分析。原因是空间的非重叠性，使得“想象”成为一个绝好的分析工具，尤其是本文选择的样本是以支持德国国家队的中国球迷⑩（以下简称“德迷”）为主，这一群体往往通过网络平台收看、讨论、乃至消费，获取他们与球队之间的联系，即上述种种使得“想象”成为可能；再者，“想象”与认同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乃是人类学中的经典议题，笔者将其放置于中国的情境中，也希望能够借此再次检验本土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关联与区别。本文将通过对线上贴吧进行文本分析，试图从更直观的视角去揣摩球迷群体的文化表征。
二、“德意志战车”的国家想象
百度贴吧“德国队吧”作为支持德国国家足球队的球迷交流、帮助的主要线上（中文）交流社区，拥有超过365，000名注册会员，发布了超过5，797，000个帖子。在醒目的商业赞助2016欧洲杯的广告图下，德国队吧有着任何一个其他足球贴吧所需要的标准要素：球员们宣传照的头像、“意志战车，永不独行”的标语、“看帖/图片/精品/视频/群组”五大子功能目录。填写邮箱、手机号码B11等信息，球迷即可加入贴吧会员，根据自己的签到数/发帖量/回帖量等形式拥有属于自己的贴吧等级。
德国队吧的在线成员，无论是吧务团队或是普通会员，往往会通过头像（球员、队旗、队徽等图案）、用户名（球员名字、德国相关内容等）等方式，表明自己是德国队的拥趸。而在具体的论坛讨论区，除了常规的外网新闻报道翻译、球队赛程赛果的分析记录，也会时不时发出球队盘点、球迷与球队个人情感历程的帖子。
“我喜欢的那个国家的足球，从不假摔，从不拖延时间，从不围堵裁判，从不为自己的失败寻找任何客观原因……这只球队的传统和历史决定了它只能去延续辉煌而不是回溯后退……快速、有效、铁血、豪壮、冷酷……球场上他们是威风赫赫的骑士，球场之下他们是风度翩翩的君子……我为恩克的死流泪、为巴拉克的伤流泪……我为他们的每一次胜利流泪……”
这是一名ID为“Weaster06”的用户被长期置顶的精华帖，尽管充斥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冒着浪漫化球队的嫌疑，德意志精神伴随着“传统”“历史”“君子”“骑士”这些词汇的运用，被世人所津津乐道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德国国家足球队之所以被称为“意志战车”，乃是其球队所呈现的风格品质被视作德国国民性最好的标杆之一，即球队所彰显的乃是一个“意志战车”的道德形象。上述型塑的过程，实质上是德国国内一套高度统一的、并与官方期待相符的价值观，和球队战绩之间的人为勾连：人们通过“宏大叙事”去想象足球帝国之辉煌，并借由领土的清晰边界将其内化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以期获得极强的归属感。
从帝国时代官方有意识地使用福柯式的规训方法训练球队起始，德国足球向世界展现的便是一种所谓的“德意志”品质——“为了祖国”“德意志！忠诚！效率！”[5]（P.197-216），容易看到，激励口号不动声色地将球队/迷对足球的热情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1954年世界杯决赛一役，德国队上演惊天大逆转B12，正如该场西德解说员赫尔伯特·齐默尔曼直播时所说的一样，德国从一个被唾弃的战败者成为了世界冠军。[5]（P.197-216）而随后西德经济的迅速回暖以及一次次德国足球队在国际赛事中的出色发挥，经由主流媒体的报道和铺陈渲染，德国与其足球队一起，成功地将这一次次偶然的“机会”塑造成了注定的“宿命”：重要比赛的胜利被重新包装为整个民族的重生，媒体和官方利用球队逆境反击的战绩类比整个国家在战前战后所经历的坎坷命运，展示了一个强大如战车的球队/国家，历经磨难并最终重返巅峰的童话。
照此逻辑，德国本土球迷的想象完全是“正当”的，清晰的领土边界使得观球这一“私人”行为可以被放置到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中。“领土内”的认同（“德意志”精神），诚如安德森所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modernity）“想象”下的结果——欧洲王室们巧妙地收编了群众民族主义，并利用“帝国式”想象不仅自上而下整合同化了民众，也经由此种叙事联结了旧式“王朝”的过去与现今的合法政权。[6]（P.85）
此举在足球领域的直接后果有二：其一，同质时间下经验的共享使得人们能够“想象”俱乐部（连同它所在的土地）与球迷在同一块场域中——即球队被球迷视作自身的一部分，支持球队即支持自己；球迷投入终生的热情，获得“作为自己一部分”的球队的回馈/战绩和“球迷”的身份，这种莫斯式的主客观关系在“民族国家”的情境中被“想象”这一方式所延伸（即国家的历史与辉煌和个人的支持将熔铸在一起），并由清晰的边界/领土而被合法化了；其二，由于加入了“民族国家”这一因素，球迷的身份认同很难不被政治化B13：一方面，对于主队的认同需要通过批判其他球隊所体现，这种方式是激进而不被反思的——这种“他者”的制造充斥着人为地二元对立，以“独白式”[7]（P.80-84）的态度将自我与他者间的联系看作一场零和游戏B14；而另一方面，在面对主队球迷群体时，则高度道德化该集体的行为——即球迷将不再沉迷于自我的满足，而是希望将责任与期待委身于一个更为“高级”的群体（球队）中。B15
三、作为“他者”的认同困境
显而易见，如若我们接受上文有关球迷认同的分析——即从领土本身赋予的合法性上思考“国境之外”的身份认同，中国的德迷们很容易受到“不爱国”的攻击，我们便也很难理解中国德迷们的当下处境。
而事实上非本土支持者的出现，在全球化研究中并非是件新鲜事，足球社会学家加里·阿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和理查德·朱利安诺蒂（Richard Giulianotti）就曾试图探讨这些利用足球所制造出来的具体的身份认同。[8]（P.285）他们援引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有关“认同”的概念，认为球迷的认同经由权力间的博弈，可以分为“合法型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型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规划型认同”（project identity）。 “合法型认同”原指一种在共同体式的主导效应下被不断结构化地复制、重塑（当然也有可能被挑战）出认同的过程。由于阿姆斯特朗和朱利安诺蒂认为国家队所展示的足球文化在广义上可被看成是一种市民精神（civic ethos）的缩影，因此球迷对于国家队的认同可以被归于此类主流文化现象。“抗拒型认同”，则针对那些被“错误”的社会控制“边缘化/歧视/排除在外”的个人或团体，他们希望通过所在社区获得一种共同结社的能力，来抵御强大的外界压力。阿姆斯特朗和朱利安诺蒂认为一些小型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往往基于这种被边缘化的现状、但又因强烈的团体认同感（往往还是族群性的）有动力建构他们自身世界的意义。“规划型认同”，则发生在那些明显希望获得一种更广泛的赋权、立志于建立一种不同的生活的“主体”们身上。阿姆斯特朗和朱利安诺蒂相信那些支持超越本土俱乐部的球迷们将通过此类认同，改变原有的权力关系以达到新的平衡。
根据上述分类标准，德迷的认同体验似乎应当被归于“规划型认同”这一类别，它体现的“赋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平等参与全球化的勇敢尝试。沃尔夫勒姆和霍恩（Wolfram Manzenreiter & John Horne）认为远东球迷将足球视作一种联结现代都市圈中原子化个体的重要方式：个体一方面将通过足球获得极大的持久性的满足；另一方面，也将主动在和足球的互动中利用本土化元素来应对全球化带给他们的冲击。[9]（P.122-138）这在相当程度上像是鲁伐斯（Luvaas）有关印尼中产阶级年轻人创作、欣赏独立音乐的田野作业——人们利用西方的音乐方式重新包装自我的诉求。[10]（P.130-141）同样是面对地方性和全球化的互动关系，鲁伐斯想说明非西方国家的爱好者们选择了一种个体的、机敏的方式重新与世界发生联结（他们往往通过否定工业国家的文明来缅怀他们的故土，去精致地呈现一种“地方性”的审美品位和中产阶级嗅觉），“空间感”的重新引入使得他们获得一种在现代化“平等”竞争下的自我认同和归属。
但地方性与全球化间微妙的关系很难仅凭这种乐观的态度便可维系。事实上，网络实践中的大量争议B16使我们思考德迷这一共同体时，同样难以避免使用“抗拒型认同”去解释“规避政治议题/抒发爱国主义情绪”B17的做法、以及利用“合法性认同”去印证某种更小型共同体精神的论点B18。即不同认同类型的重叠意味着以结构性权力划分的理想类型并不能解释中国这一球迷群体建构认同的过程。更遗憾的是，结构化的分类很容易遗漏那些跳跃的、流动的、交叉的、很可能出其不意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身份认同。[9]（P.20-38）
朱利安蒂诺也许也考虑到了全球化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伴随世界级俱乐部的诞生、应运而生的超级俱乐部球迷[11]（P.239-277），他试图用“热/冷”“传统/消费型”的2*2分类矩阵来解释这一新兴现象[12]（P.25-46）。他认为，凭借球队在个人生活乃至人格塑造中的比重，可将球迷分为列维式的“热/冷”两种类型，前者对俱乐部保有极大的的个人忠诚，而后者则恰恰相反；而依据个人对某个俱乐部的投资这一准则，则可将球迷分为“传统/消费”两大类型，前者展现出一种更为持久、仪式性、且是“在地的”文化认同，而后者则更倾向于遵循市场化导向下的俱乐部/球迷关系。
然而这一理想类型的分类标准依旧不能解释中国德迷的身份认同危机。就“俱乐部对于人格塑造的程度”这一分类标准而言，无论是否“在地”，已然默许了一种“现代性”的道德秩序。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往往涉及个体主义、大众媒体、现代国家及其技术，它是一种作为“进步”的历史观念、和一种科学理性主义的支配文化。借用查尔斯·泰勒“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13]（P.46-64）这一概念，球迷文化中集中体现出的核心特点之一——即球迷以一种整体性的道德观去“想象”与球队/足球之间的关系，而这种观念本身即是现代性裹挟下的一种具体的实践：足球观赏和支持行为完全是一种基于个人需求的利己实践。照此逻辑，个体与个体外的互动往往只能是个体和充斥着现代性的抽象系统间的联系——即个体与外界的联系是直接的，个体与个体间的联系似乎又是分离的。“现代性”下每个个体所参与的绝对自由，使得自己看待他人时，成为了区别于自我、且弱于自我的存在。B19如吉登斯在提出“生活政治”的概念时，认为当涉及自我认同的议题，多集中探讨于整体的人（personhood）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之间的联系[14]（P.246-271），似乎“群体”的范畴不再重要；同样泰勒在援引“社会想象”这一概念时，事实上也同样默许了这种个体化的普世观念。
尽管泰勒在阐释这一“现代性”时强调了其他的可能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但和他想法相似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们都默认这样一种向内、个体化（也许泰勒会更愿意用“世俗化”这一概念来指代）的普世价值观念。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一致性往往基于一种否定的逻辑，一种因缺乏外在的超验性继而通过否定来体现其合法性的方式。這一解释在球迷文化中是很难完全被接受的。足球胜利、球队命运背后所彰显的伟大荣光使得足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类比宗教等超验现象。如若接受个体与球队之间的直接联系，而忽略球迷共同体这一集体概念，很难阐释非本土球迷如何同球队发生具体情感联系和归属感的过程。甚至偏激地说，现代性下制造的自我、他者的概念，也仅是一种西方话语的再次建构。
四、想象的技术：网络时代的德迷认同
去“想象”球迷个体、他者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或许是痛苦的——当“想象”本身被当做一种工具、或是一张体系化的大网时，它始终被看作一个固定的实体、并不能去应对一种（可能是）去中心化的生活空间。因此当我们重新思考“想象”一词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以一种灵活的方式（不设预期、尽可能考虑多种可能性的方式）来思索个体与共同体间的联系，也许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视角。认知人类学家丹·司波博（Dan Sperber）借用“流行病学”这一隐喻给出了一个可能的思路，即文化表征、传递、变迁过程中，传播的重要性。B20传播机制被强调这一观点本身，使得我们在厘清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时，可以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想象在“过程”中的运用——即“想象”作为名词、动词之外，是否还可以作为形容词出现在分析中？换言之，我们的问题变成了非本土支持者们的认同与归属是如何被想象（imaginative）的？ 当想象成为一个结果时，我们势必将考察是怎么样的过程最终能导致被想象的结果？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借用了生物学意义上“变异”（exaptation）和“可供性”（affordances）概念，向读者描绘了一个可能的技术系统、并借此最终能使得想象成立。所谓“可供性”，即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如何去体现其功能和作用，强调的是其情景化（contextualized）的特点，即德迷们将在情景化的特定场域中、具体地表达其自我认同；而“变异”，则是指那些本为了进化成某一目的的结构在进化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最终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功能，它意在突出其可能性，即非本土支持者在中国的情境中展现出的不同可能的样貌，是想象能够实现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其非西方化的历史中所指涉的不尽相同的“自我”及相关概念；以及网络时代真实/虚拟之间的关系在跨国语境这一范畴中的重新定义。中国历史上“自我”的概念，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一个“自我中心”（egocentric）的实体，它更像是一种可以被不断调试的想象；“他者”也并非像殖民主义论调下那样落后不堪，而往往化身为一个具备神话色彩的精神中心。[15]（P.253-276）换言之，当“中心”与“他者”进行组合时，自我/他者的关系也就在不同的情境中以不同的关系方式进行交互展演。
穆天子时代对西王母的西天朝圣，就是一种综合了“真实地理”（西方、昆仑）和“幻想地理”（浪漫化的神女）的他者想象；秦汉时期，这种关系继续在东西方位上以结构化的方式重构自我与他者的关联：“西方”的匈奴阻断了向西的朝圣，人们转而向“东”对蓬莱有了新的渴慕之情；魏晋南北朝，权力中心的南移，使人们开始考虑从南北向的方位观找寻宇宙观的平衡（对“梵土”的推崇）；隋唐时期，帝国的建立一方面使领土得以扩展、另一方面也使疆界日渐清晰，外邦逐渐被纳入帝国的等级社会中，方向观开始由陆地转向海洋；宋及之后，“海洋”渐渐明确为“西洋”，自我、他者的互动开始转为以贸易体系支撑下的东南亚探险（伴随着皇权身份/等级的彰显），直至近代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打破了原有的天下观。[15]（P.27-252）
换言之，历史上的“他者观”在皇权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之外，开辟出一种具有中国独特人文精神的平衡观——即将“遥远的他者”作为内心力量难以企及时的安慰剂，人们相信，遥远的力量能够补充自身的不足，并最终“周行天下”。[15]（P.27-252）德迷或多或少有借鉴到这一历史想象：（德国足球）“他们雄心勃勃，又时有冒险精神，坚信奇迹，又永远不会放弃。对于冠军的追求无穷无尽，从清醒到神秘，不断变化飞跃。这就是德国足球，这是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你我之幸，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光荣与梦想的历程，让我们共同享受这一时刻……有生斯有死，壮士复何憾！”B21德迷们如同古代朝圣者一般，远离故土（跨国界）去追寻（网络技术使手段简易化）他们的神圣之旅（陷入了狂热的支持）。
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球迷朝圣的具体实践成为可能、想象的“技术系统”B22也得以展开。但网络并不是浪漫虚构的乌托邦，亦非无政府主义者的佐米亚（Zomia）[16]（P.1-26）——网络论坛中的参与者并非完全闲来无事、或肆意妄为地叫嚣着不负责任的言语，事实上，在虚拟的社交空间里，他们反而创造出了更为细致、凝练的虚拟人格（avatar）[17]（P.31-50）。这种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人格的不完全重合性使我们有理由从一种“技术”的角度来看待网络中的表达和认同：即参与其中的球迷是如何通过“技术”（在此为网络贴吧）来创造意义的。而这种创造过程不仅指的是全球化逻辑下那些常规化的结构性分配、联结，更重要的是，透过“技术”而产生的针对不同社会文化状况下所呈现出的“可能性”（有些甚至是我们无法提前预料的）。
网络技术、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得中国球迷同样能在第一时间收看德国队的任何比赛；在商业社会的今天，德国队训练有素的公关营销策略，使得球队与球迷之间互惠互利的交往模式也同样畅通无阻：球迷可通过线上购买球队周边产品、线下支持球队正赛或友谊赛的方式，与球队发生联系；球队往往也投桃报李，在中国的特色佳节，录制球员祝福视频、球员入驻中国的社交媒体、球队的友谊赛将比赛场地放置在中国境内等方式回馈中国球迷。因此“国籍”本身还是造成中国的德迷们“名不正言不顺”的主要原因。
但回顾上文，跨国界的外置条件仅仅意味着领土边界被打破，空间并非就此消失。当人们选择将个体与空间进行组合时，事实上，他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非领土内的）空间与个体进行拼接、形成新的共同体，并完成自我的合法化。尼克·隆（Nicholas Long）在描述巴淡岛（Batam）的竞赛文化时，指出个体能力并非天生、而是经由后天锻造——整个社会将对社会成员灌输一种努力学习的价值观、并辅之以“白日梦式”的畅想，通过此种机制，个体的努力、公民的责任、乃至一种快乐的体验和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期待都被“因果”地联系在一起。[18]（P.184-198）尽管隆的研究是基于“领土内”本身，但我们不难看出，公民行为和其所在家乡的联系亦可被人为制造，遑论公民试图通过其他土地、与之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了（中國的德迷恐怕也可以被看作此类）。
一个德国队贴吧中的长期置顶帖“慢更：想起多少写多少，德国足球的一些动人细节”：作者“安然弧度”用36个小标题，图文并茂地向读者介绍了德国足球队中球员间、球员与教练间、球员与球迷间的情感联系。团结、兄弟情、热血、捍卫团队荣誉……对共同体所倾注的个人情感、精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共鸣，是几乎所有回帖都反复讨论的核心内容。德迷们将足球中的高光时刻视作个人成功的一部分，也积极地将失利看作成功的必经之路，德迷们总能将自己与球队经历失败的过程看作是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这些同甘共苦的时刻都被球迷们判断为道德上“好”的品质，并为自己能够拥有而感到自豪，也为有除了自己之外的网络粉丝社群中的其他人能分享而备受鼓舞。贴吧里帖子加精和德迷们接连的回帖本身，一方面，分享的过程，尤其是给予者奢侈性地全部呈现和出让，回归到了人类学夸富宴中的互惠实践；另一方面，也直接/间接地引导德迷们获得这样一种道德上稳定的文化：将普通人的自我实现与普世的道德品质进行了情感上的融合，将普通个人对“归属感”“真理”“关系”[19]（P.17-33）的阐释放到了一个超越国界的、广阔的时空内，以寻求一种更稳定、乃至永恒的慰藉，甚至引起对此的反思。即一个高度道德化的意志战车的形象，是德迷间（理想共同体）理想“自我”的精神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原本的他者与潜在的自我实现了一种关系式的转换。 五、结论：从球迷文化的跨国性到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的关系型的建立
球迷文化，有意思的不仅仅是观赏喟叹戏剧化的场上风云、嘉年华式的庆祝、嘲讽乃至争吵斗殴，它所延展的更多平凡的赛后生活同样值得关注。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中、同一空间下不同时间内的交流、互动、展演成为可能。球迷們的日常生活因此被放置在一个博物馆隐喻式的时空中，往往经由其某个选择而生发出的一套生活逻辑，形成一种不确定又确定的存在状态。[20]（P.32-48）
本文认为，分析中国语境下跨国界球迷的意义在于，我们可借由一个非在地的网络群体重新审视人类学在“他者”意义上的关系构建。当共同体和空间的边界不再重叠时，原始人类学意义上不容置疑、明确清晰的“自我”的概念[21]（P.265-270）和需要被印证、诠释的“他者”的概念发生了新的转变，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识别、联结和互动的发生也变得愈加复杂。一方面，网络时代人与人联系的构建未必再将通过结构性的规范而达成，关系缔结的过程往往会因过程的体验而被塑造；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式的“自我与他者”分离的状态受到跨国语境的挑战，原本单纯地方性知识的表征，转向一种受到更多情感支配而使得人与人、人与物等结合并产生联系的“在一起”[20]（P.32-48）哲学。
本文认为，通过对“想象”这一技术在人类学中的分析，个体认同与共同体构建之间的联系在跨国语境下成为可能。本文就中国德迷虚拟民族志的尝试和探讨，意在对真实的个人、与网络技术和全球化同时进行宏观的分析理解和微观的田野描述。经典人类学理论可以解释球迷在边界内的认同问题：官方、媒体等制造一个高度道德化且具有极强排斥性的类政治体（德意志战车），并借由清晰的领土边界、将领土内的公民身份进行合法化。同质时空观念下的零和游戏逻辑使得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成为可能：西方现代理性一方面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制造着一系列被迫分离的他者。但“在地性”的探讨很难直接套用到一个非空间内的情境中，尤其是跨国语境下，超越领土边界的行为实践很难用这套话语体系进行解构。
但是，单纯利用所谓全球化观念中的认同与想象概念，则会因过分强调了现代性主导下的个体分离状态，而往往秉持一种后殖民主义式的理性观和纯粹反思的文化判断。即个体在被结构化、被主导、甚至是策略性地被想象的过程中，他们依旧被权力所分割、所强化，个体之间的联系是断裂的、“社会”意义上的媒介性、中介性被心照不宣地同质化。我们无法根据“合法型/抗拒型/规划型”的理想类型，或是“传统”“消费”“热”“冷”的分类依据，去结构化不同球迷的认同分类，此举带来的后果即我们将轻易漏掉流动的、跳跃的、出其不意的其他认同呈现、交错的可能性。甚至极端地说，现代性意义下整体论式的道德观将遮蔽除个体化外任何形式的道德秩序。德迷群体中道德困境的产生，使我们意识到也许有一种新的空间与想象之间的联系方式：一种能动的自我生产的机制、一种道德感的反思，以及建立在社群意义上的相互勾连、发挥其强烈能动性、将个体弥合差异、凝聚共同意识的发生机制。
当历史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社会被情景化（contextualized）地分析时，我们可以想象自我与他者概念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完全不同的生长形态——即一种不断可以根据特定的状况调整自我的关系型想象，一种独特的具有中国人文精神的平衡观，一种可以自由组合空间与个体构建出新的共同体的想象。网络技术在型塑这种想象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制造出出乎意料的共同性社群，并使得这些特定的群体彼此心照不宣地按照一种既定的轨道去行动、展演、互动。
足球以其独特的赛制让人们周而复始地在不可预知的胜利失败之间不断创造、阐释生活的意义。结合历史的中国和互联网时代特定的时空场域，个体与个体之外的关系，并非只有在地的、工具性的想象，也绝不仅是四海一家地、整体论式的想象。跨国界球迷们通过足球这一“技术”，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产生了新的空间与个体的结合，他们以个体或群体的方式，不断地创造意义，也不断地被关系型地想象，并最终建构出了新的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们所编织的共同畅想不仅是个人的梦想、欲望或是自我满足[19]（P.17-33），也是个体与更广大的共同体间所揭示的社会性（sociality），它们将伴随着不同的介质（生活方式、产品、乃至不断创新的联结人机的方式），制造、强化乃至再生产出一些特定、具体的认同。
注释：
①陈子丰、林品认为这些成型的粉丝社群往往会借助“粉丝符号/声明/文本”的生产、发布与传播，对群体本身和成员个体进行身份的自我识别和界定。参阅陈子丰、林品，2016，“从‘帝吧出征’的爱国事件看网络粉丝社群的政治表达”，《文化纵横》，6号纸刊。
②如我们（中国国籍的公民）身边不断涌现出的德国、西班牙、英格兰等球迷。
③或者更极端地说，在跨国语境下是否还有“共同体”一说？
④格尔茨在“结论：巴厘与政治理论”中认为应从“地位/炫耀/治理”三个角度去阐释“国家”。参阅克利福德·格尔茨，1999，《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5-165页。
⑤著名前国脚郝海东曾在一档体育节目中公开谴责国人支持非母队的行为，“你看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老是我德，什么这个？你想想有德国人支持西班牙人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被别人这样地侵略？我只能说我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是我不认同。因为我感觉我作为中国人我肯定支持我们自己的……你可以去欣赏他、高水平，没问题，问题是你们说我德、我大利物浦，不有病吗？有神经病吗？”
⑥帖子来源：https：//tieba.baidu.com/p/3211257395？pn=1。
⑦本文默认大部分回答者都是德迷，原因是几乎所有发帖/回帖人均有本吧的ID，这意味着回答的用户必须首先注册、关注“德国队吧”，即基本符合了本文所指“德迷”的范畴。 ⑧中国的非本土支持者们确实很特别，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伊朗球迷支持西班牙或德国国家队，而这类情况在中国却比比皆是。
⑨斯尼斯、霍博拉德和皮特森三位学者将“想象”在人类学领域的应用做了综述，认为想象可以从工具论（instrumental）、整体论（holism）和技术（technology）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框架在分析球迷文化中也是可被借鉴的。参阅Sneath David，Martin Holbraad，and Morten Axel Peterson，2009，“Technologies of the Imagination：An Introduction”，Ethnos，Vol. 74，No.1，pp. 5-30。
⑩根据2016年欧洲杯期间对新浪微博的球迷调查，支持德国的用户超过100，000人，远超其他球队球迷。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对这一典型群体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的核心问题。信息来源：《2016欧洲杯白皮书》，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01074603280497。
B11自2015年网信办出台相关规定，手机号作为网络实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了申请必须项。
B12德国队在决赛中以3∶2的比分击败了夺冠的绝对热门匈牙利队，史称伯尔尼奇迹。
B13辛顿（Hinton）认为所谓的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往往包含关系式、自我暗示和集体主义三个特点，在球迷的文化认同中，同样将“政治化”这一倾向展现得淋漓尽致。参阅 Hinton Alexander Laban，2005，Why did They Kill？ Cambodia in the Shadow of Genocide，“Chapter 5：Manufacturing Differe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 211-251。
B14即指“（领土外的）你”败/死即“我”赢/活，击败“我”的“（领土外的）你”即损“我”利益的敌人。
B15当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德国队顶住沉寂许久的压力重回世界强手之林的历程被拍摄成纪录片《德国，一个夏天的童话》时，无数球迷在感动之余，亦将自己的内心（更准确的说，应当是理想的自我）主动投射、建构到一个坚不可摧的群体形象中（即德意志战车）。
B16无论是早期党的宣传中包含的大量“受害者叙事”，抑或是社会不断转型过程中不断重现的“落后者”心态（将西方看作抢夺我主权的列强），部分国人/德迷本身并不能冷静看待同胞支持别国球队的现状。
B17摘自“政见CNPolitics”公众号文章《触碰红线的政治讽刺，该不该大惊小怪？》，信息来源：http：//cnpolitics.org/2017/02/political-satire/。
B18例如，有单纯因为认可球队/球员的某种特殊踢法或风格，而成为更为紧密的共同体。
B19赵旭东认为，所谓的现代社会，强调以他人存在为陷阱的极端个体主义，每个人都会成为他者存在的主人。参阅赵旭东，2014，“个体自觉，问题意识与本土人类学构建”，《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第7-15页。
B20赵旭东认为，将司波博“流行病学”的理论应用在文化现象中，文化可以被看做一种自然主义观点上的由个体的心理表征传导至公共表征再至个体表征、一种不断叠加的过程。参阅赵旭东，2005，“论民俗的易感染性”，《民俗研究》，第2期，第5-32页。
B21帖子来源：https：//tieba.baidu.com/p/2303833056？pn=1。
B22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德迷少有去现场看球，而是更多地依附于网络活动（如在贴吧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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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德迷；共同体；网络认同；网络时代；网络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5-0001-10
在一个互联网深入人心的时代，在一个被各种现代分离技术区隔开来的个体化生活的时代，如何真正能够重构一种具有共同性的存在，特别是在一个虚拟空间的运行之中，隐藏起来的真实个人如何能够进入到一种“在一起”的文化意义之中，这终将是一个人类学家要去重新面对的田野和世界，它成为虚拟民族志关注的核心，并且也是新的民族书写的重要来源。我们可以借助一种虚拟在场的田野而获得一种对人理解的新表达，在这方面，人类学也许因此而发现了一个专属的对人理解和把握的新领域。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学（sociology）最初被严复引入中国时被翻译为“群学”，后由章太炎借日本语中“社会学”一词将其代替，然而发展至今日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生长形态和运行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反而重新回归到朴素的群居性生活中，真正可称得上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群学时代了。[1]（P.4-14）人们基于个人偏好的社交行为，经由网络技术的重新确认，形成了最具原始“群学”意义的互动群体。其中“网络粉丝社群”往往因其群体性、趣缘性和自我声明性①，而显现出社会成员间联系、互动交往的新特点，值得我们就共同性问题作进一步研究。然而即使网络粉丝社群在娱乐化时代的行为呈现出高度同质性与凝聚力[2]（P.35-46），我们却不能将虚拟化群体生活单纯看作是一场群居性的复魅，尤其是当粉丝群体共享跨国语境下的文化输入，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动，更值得我们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重新的思考。
“球迷（足球）文化”（football fandom）作為当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一经提起往往映入脑海的便是足球流氓般随时随地的聚众畅饮、脱离日常规范的庆祝狂欢、以及用戏谑或自嘲的方式来表达认同与归属的实践。[3]（P.80-111）但无论是用涂尔干式的社会整合理论去把握足球社区的“契约”凝聚功能、还是特纳“非功利式”的象征性实践去强化个体在足球赛事中的阈限期（liminality），一个潜在的“在地”属性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即球迷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结构化圈子（无论是社区、民族还是国家）“内”的一员，换言之，所谓的球迷共同体总是在一个闭合的系统中被感知和被体验的。
然而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圈子之外”的球迷开始有条件在同一时间关注/支持地球另一端的足球赛事，边界感的稀释和交叉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跨国界球迷②的出现：他们和其他主队球迷并无大的区别，唯一且吊诡的地方在于，当支持球队的属性被冠之以“国籍”的分类标签时，民族情感与个人归属之间的张力，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去思考球迷群体作为一个群体③时，其所揭示的在全球化（更准确地说，在跨国语境中）意义上的文化内涵。
足球本身所带有的“战争隐喻”（war metaphor），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音乐、影视等其他娱乐方式，而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地与政治紧密联系的“严肃的游戏”[4]（P.440-443），它充斥着“憎恨、嫉妒和虚妄的炫耀”[4]（P.440-443），在某种程度上，与格尔茨所呈现的“国家”④概念不谋而合。这意味着球迷的支持行为很难被简单化约为一种纯粹的个人选择，因为无论是从本身的游戏机制出发、还是其背后所暗含的权力逻辑，我们都必须将其放置在一个更宏观的背景下去考虑球迷与其外界联系的问题。尤其是，当基于互联网的共同体的概念突破了原有的政治边界，球迷群体开始转而支持非本土球队时，球迷“自带”的政治标签与个人偏好产生的冲突往往就被贴上了（并非个别现象）“不爱国”“卖国贼”⑤的标签。
以百度贴吧的一个加精帖⑥为例，帖子假设中国队与德国队在国际大赛中相遇，询问网友支持的情况。在“德国队吧”发的这篇帖子跟帖者⑦众多，不难发现，即使都自称为“德迷”，球迷们也有着相当不同的观点立场。不到三天的时间，回帖超过500条，这个数字对于贴吧的回复量而言是惊人的（通常一个精华帖的回复量往往不到100条），几乎每一条立场鲜明的回帖下都有超过十数人的再次回应。意见主要分为三类：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在国家、“同胞”面前，一切个人喜恶都应靠边；中立者，认为足球不应当与政治挂钩、竞技场上坚持以实力说话；坚定的德迷，认为自己与球队间的关系，更像是患难与共、相互陪伴的家人，不应当被道德绑架。不同意见者就一些原则争执不下：譬如一个支持德国队的球迷，会被批驳成叛国、但又被接下来的回复者认为这是矫枉过正。
当然，若仅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去评判这一跨国界的支持行为未免有些武断，毕竟当前中国国家队的孱弱导致大量球迷在国际赛事中无母队可支持已成“客观”事实。但如何去解释这种一面支持他者、但又时刻被民粹主义式的情绪所批评的复杂心态呢？诚然，“非在地性”使得球迷和球队间直接互动的通道被堵塞，球迷无法从领土本身获得认同；然而若用现下时髦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论调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似乎又忽略了中国田野的特殊性⑧。特别是，作为这一新兴球迷群体本身，对自己模糊领土边界的做法时常产生的微妙的心理变化，使得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该文化现象做更为深入的探究，意在探讨在看似“民族国家”缺位的跨国界球迷群体中，个人将如何与国家、社会进行互动，并产生认同。 本文将借用斯尼斯、霍博拉德和皮特森（David Sneath，Martin Holbraad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就“想象”在人类学中的应用⑨对跨国界球迷的自我认同和共同性构建的现象进行分析。原因是空间的非重叠性，使得“想象”成为一个绝好的分析工具，尤其是本文选择的样本是以支持德国国家队的中国球迷⑩（以下简称“德迷”）为主，这一群体往往通过网络平台收看、讨论、乃至消费，获取他们与球队之间的联系，即上述种种使得“想象”成为可能；再者，“想象”与认同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乃是人类学中的经典议题，笔者将其放置于中国的情境中，也希望能够借此再次检验本土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关联与区别。本文将通过对线上贴吧进行文本分析，试图从更直观的视角去揣摩球迷群体的文化表征。
二、“德意志战车”的国家想象
百度贴吧“德国队吧”作为支持德国国家足球队的球迷交流、帮助的主要线上（中文）交流社区，拥有超过365，000名注册会员，发布了超过5，797，000个帖子。在醒目的商业赞助2016欧洲杯的广告图下，德国队吧有着任何一个其他足球贴吧所需要的标准要素：球员们宣传照的头像、“意志战车，永不独行”的标语、“看帖/图片/精品/视频/群组”五大子功能目录。填写邮箱、手机号码B11等信息，球迷即可加入贴吧会员，根据自己的签到数/发帖量/回帖量等形式拥有属于自己的贴吧等级。
德国队吧的在线成员，无论是吧务团队或是普通会员，往往会通过头像（球员、队旗、队徽等图案）、用户名（球员名字、德国相关内容等）等方式，表明自己是德国队的拥趸。而在具体的论坛讨论区，除了常规的外网新闻报道翻译、球队赛程赛果的分析记录，也会时不时发出球队盘点、球迷与球队个人情感历程的帖子。
“我喜欢的那个国家的足球，从不假摔，从不拖延时间，从不围堵裁判，从不为自己的失败寻找任何客观原因……这只球队的传统和历史决定了它只能去延续辉煌而不是回溯后退……快速、有效、铁血、豪壮、冷酷……球场上他们是威风赫赫的骑士，球场之下他们是风度翩翩的君子……我为恩克的死流泪、为巴拉克的伤流泪……我为他们的每一次胜利流泪……”
这是一名ID为“Weaster06”的用户被长期置顶的精华帖，尽管充斥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冒着浪漫化球队的嫌疑，德意志精神伴随着“传统”“历史”“君子”“骑士”这些词汇的运用，被世人所津津乐道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德国国家足球队之所以被称为“意志战车”，乃是其球队所呈现的风格品质被视作德国国民性最好的标杆之一，即球队所彰显的乃是一个“意志战车”的道德形象。上述型塑的过程，实质上是德国国内一套高度统一的、并与官方期待相符的价值观，和球队战绩之间的人为勾连：人们通过“宏大叙事”去想象足球帝国之辉煌，并借由领土的清晰边界将其内化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以期获得极强的归属感。
从帝国时代官方有意识地使用福柯式的规训方法训练球队起始，德国足球向世界展现的便是一种所谓的“德意志”品质——“为了祖国”“德意志！忠诚！效率！”[5]（P.197-216），容易看到，激励口号不动声色地将球队/迷对足球的热情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1954年世界杯决赛一役，德国队上演惊天大逆转B12，正如该场西德解说员赫尔伯特·齐默尔曼直播时所说的一样，德国从一个被唾弃的战败者成为了世界冠军。[5]（P.197-216）而随后西德经济的迅速回暖以及一次次德国足球队在国际赛事中的出色发挥，经由主流媒体的报道和铺陈渲染，德国与其足球队一起，成功地将这一次次偶然的“机会”塑造成了注定的“宿命”：重要比赛的胜利被重新包装为整个民族的重生，媒体和官方利用球队逆境反击的战绩类比整个国家在战前战后所经历的坎坷命运，展示了一个强大如战车的球队/国家，历经磨难并最终重返巅峰的童话。
照此逻辑，德国本土球迷的想象完全是“正当”的，清晰的领土边界使得观球这一“私人”行为可以被放置到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中。“领土内”的认同（“德意志”精神），诚如安德森所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modernity）“想象”下的结果——欧洲王室们巧妙地收编了群众民族主义，并利用“帝国式”想象不仅自上而下整合同化了民众，也经由此种叙事联结了旧式“王朝”的过去与现今的合法政权。[6]（P.85）
此举在足球领域的直接后果有二：其一，同质时间下经验的共享使得人们能够“想象”俱乐部（连同它所在的土地）与球迷在同一块场域中——即球队被球迷视作自身的一部分，支持球队即支持自己；球迷投入终生的热情，获得“作为自己一部分”的球队的回馈/战绩和“球迷”的身份，这种莫斯式的主客观关系在“民族国家”的情境中被“想象”这一方式所延伸（即国家的历史与辉煌和个人的支持将熔铸在一起），并由清晰的边界/领土而被合法化了；其二，由于加入了“民族国家”这一因素，球迷的身份认同很难不被政治化B13：一方面，对于主队的认同需要通过批判其他球隊所体现，这种方式是激进而不被反思的——这种“他者”的制造充斥着人为地二元对立，以“独白式”[7]（P.80-84）的态度将自我与他者间的联系看作一场零和游戏B14；而另一方面，在面对主队球迷群体时，则高度道德化该集体的行为——即球迷将不再沉迷于自我的满足，而是希望将责任与期待委身于一个更为“高级”的群体（球队）中。B15
三、作为“他者”的认同困境
显而易见，如若我们接受上文有关球迷认同的分析——即从领土本身赋予的合法性上思考“国境之外”的身份认同，中国的德迷们很容易受到“不爱国”的攻击，我们便也很难理解中国德迷们的当下处境。
而事实上非本土支持者的出现，在全球化研究中并非是件新鲜事，足球社会学家加里·阿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和理查德·朱利安诺蒂（Richard Giulianotti）就曾试图探讨这些利用足球所制造出来的具体的身份认同。[8]（P.285）他们援引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有关“认同”的概念，认为球迷的认同经由权力间的博弈，可以分为“合法型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型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规划型认同”（project identity）。 “合法型认同”原指一种在共同体式的主导效应下被不断结构化地复制、重塑（当然也有可能被挑战）出认同的过程。由于阿姆斯特朗和朱利安诺蒂认为国家队所展示的足球文化在广义上可被看成是一种市民精神（civic ethos）的缩影，因此球迷对于国家队的认同可以被归于此类主流文化现象。“抗拒型认同”，则针对那些被“错误”的社会控制“边缘化/歧视/排除在外”的个人或团体，他们希望通过所在社区获得一种共同结社的能力，来抵御强大的外界压力。阿姆斯特朗和朱利安诺蒂认为一些小型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往往基于这种被边缘化的现状、但又因强烈的团体认同感（往往还是族群性的）有动力建构他们自身世界的意义。“规划型认同”，则发生在那些明显希望获得一种更广泛的赋权、立志于建立一种不同的生活的“主体”们身上。阿姆斯特朗和朱利安诺蒂相信那些支持超越本土俱乐部的球迷们将通过此类认同，改变原有的权力关系以达到新的平衡。
根据上述分类标准，德迷的认同体验似乎应当被归于“规划型认同”这一类别，它体现的“赋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平等参与全球化的勇敢尝试。沃尔夫勒姆和霍恩（Wolfram Manzenreiter & John Horne）认为远东球迷将足球视作一种联结现代都市圈中原子化个体的重要方式：个体一方面将通过足球获得极大的持久性的满足；另一方面，也将主动在和足球的互动中利用本土化元素来应对全球化带给他们的冲击。[9]（P.122-138）这在相当程度上像是鲁伐斯（Luvaas）有关印尼中产阶级年轻人创作、欣赏独立音乐的田野作业——人们利用西方的音乐方式重新包装自我的诉求。[10]（P.130-141）同样是面对地方性和全球化的互动关系，鲁伐斯想说明非西方国家的爱好者们选择了一种个体的、机敏的方式重新与世界发生联结（他们往往通过否定工业国家的文明来缅怀他们的故土，去精致地呈现一种“地方性”的审美品位和中产阶级嗅觉），“空间感”的重新引入使得他们获得一种在现代化“平等”竞争下的自我认同和归属。
但地方性与全球化间微妙的关系很难仅凭这种乐观的态度便可维系。事实上，网络实践中的大量争议B16使我们思考德迷这一共同体时，同样难以避免使用“抗拒型认同”去解释“规避政治议题/抒发爱国主义情绪”B17的做法、以及利用“合法性认同”去印证某种更小型共同体精神的论点B18。即不同认同类型的重叠意味着以结构性权力划分的理想类型并不能解释中国这一球迷群体建构认同的过程。更遗憾的是，结构化的分类很容易遗漏那些跳跃的、流动的、交叉的、很可能出其不意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身份认同。[9]（P.20-38）
朱利安蒂诺也许也考虑到了全球化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伴随世界级俱乐部的诞生、应运而生的超级俱乐部球迷[11]（P.239-277），他试图用“热/冷”“传统/消费型”的2*2分类矩阵来解释这一新兴现象[12]（P.25-46）。他认为，凭借球队在个人生活乃至人格塑造中的比重，可将球迷分为列维式的“热/冷”两种类型，前者对俱乐部保有极大的的个人忠诚，而后者则恰恰相反；而依据个人对某个俱乐部的投资这一准则，则可将球迷分为“传统/消费”两大类型，前者展现出一种更为持久、仪式性、且是“在地的”文化认同，而后者则更倾向于遵循市场化导向下的俱乐部/球迷关系。
然而这一理想类型的分类标准依旧不能解释中国德迷的身份认同危机。就“俱乐部对于人格塑造的程度”这一分类标准而言，无论是否“在地”，已然默许了一种“现代性”的道德秩序。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往往涉及个体主义、大众媒体、现代国家及其技术，它是一种作为“进步”的历史观念、和一种科学理性主义的支配文化。借用查尔斯·泰勒“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13]（P.46-64）这一概念，球迷文化中集中体现出的核心特点之一——即球迷以一种整体性的道德观去“想象”与球队/足球之间的关系，而这种观念本身即是现代性裹挟下的一种具体的实践：足球观赏和支持行为完全是一种基于个人需求的利己实践。照此逻辑，个体与个体外的互动往往只能是个体和充斥着现代性的抽象系统间的联系——即个体与外界的联系是直接的，个体与个体间的联系似乎又是分离的。“现代性”下每个个体所参与的绝对自由，使得自己看待他人时，成为了区别于自我、且弱于自我的存在。B19如吉登斯在提出“生活政治”的概念时，认为当涉及自我认同的议题，多集中探讨于整体的人（personhood）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之间的联系[14]（P.246-271），似乎“群体”的范畴不再重要；同样泰勒在援引“社会想象”这一概念时，事实上也同样默许了这种个体化的普世观念。
尽管泰勒在阐释这一“现代性”时强调了其他的可能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但和他想法相似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们都默认这样一种向内、个体化（也许泰勒会更愿意用“世俗化”这一概念来指代）的普世价值观念。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一致性往往基于一种否定的逻辑，一种因缺乏外在的超验性继而通过否定来体现其合法性的方式。這一解释在球迷文化中是很难完全被接受的。足球胜利、球队命运背后所彰显的伟大荣光使得足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类比宗教等超验现象。如若接受个体与球队之间的直接联系，而忽略球迷共同体这一集体概念，很难阐释非本土球迷如何同球队发生具体情感联系和归属感的过程。甚至偏激地说，现代性下制造的自我、他者的概念，也仅是一种西方话语的再次建构。
四、想象的技术：网络时代的德迷认同
去“想象”球迷个体、他者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或许是痛苦的——当“想象”本身被当做一种工具、或是一张体系化的大网时，它始终被看作一个固定的实体、并不能去应对一种（可能是）去中心化的生活空间。因此当我们重新思考“想象”一词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以一种灵活的方式（不设预期、尽可能考虑多种可能性的方式）来思索个体与共同体间的联系，也许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视角。认知人类学家丹·司波博（Dan Sperber）借用“流行病学”这一隐喻给出了一个可能的思路，即文化表征、传递、变迁过程中，传播的重要性。B20传播机制被强调这一观点本身，使得我们在厘清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时，可以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想象在“过程”中的运用——即“想象”作为名词、动词之外，是否还可以作为形容词出现在分析中？换言之，我们的问题变成了非本土支持者们的认同与归属是如何被想象（imaginative）的？ 当想象成为一个结果时，我们势必将考察是怎么样的过程最终能导致被想象的结果？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借用了生物学意义上“变异”（exaptation）和“可供性”（affordances）概念，向读者描绘了一个可能的技术系统、并借此最终能使得想象成立。所谓“可供性”，即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如何去体现其功能和作用，强调的是其情景化（contextualized）的特点，即德迷们将在情景化的特定场域中、具体地表达其自我认同；而“变异”，则是指那些本为了进化成某一目的的结构在进化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最终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功能，它意在突出其可能性，即非本土支持者在中国的情境中展现出的不同可能的样貌，是想象能够实现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其非西方化的历史中所指涉的不尽相同的“自我”及相关概念；以及网络时代真实/虚拟之间的关系在跨国语境这一范畴中的重新定义。中国历史上“自我”的概念，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一个“自我中心”（egocentric）的实体，它更像是一种可以被不断调试的想象；“他者”也并非像殖民主义论调下那样落后不堪，而往往化身为一个具备神话色彩的精神中心。[15]（P.253-276）换言之，当“中心”与“他者”进行组合时，自我/他者的关系也就在不同的情境中以不同的关系方式进行交互展演。
穆天子时代对西王母的西天朝圣，就是一种综合了“真实地理”（西方、昆仑）和“幻想地理”（浪漫化的神女）的他者想象；秦汉时期，这种关系继续在东西方位上以结构化的方式重构自我与他者的关联：“西方”的匈奴阻断了向西的朝圣，人们转而向“东”对蓬莱有了新的渴慕之情；魏晋南北朝，权力中心的南移，使人们开始考虑从南北向的方位观找寻宇宙观的平衡（对“梵土”的推崇）；隋唐时期，帝国的建立一方面使领土得以扩展、另一方面也使疆界日渐清晰，外邦逐渐被纳入帝国的等级社会中，方向观开始由陆地转向海洋；宋及之后，“海洋”渐渐明确为“西洋”，自我、他者的互动开始转为以贸易体系支撑下的东南亚探险（伴随着皇权身份/等级的彰显），直至近代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打破了原有的天下观。[15]（P.27-252）
换言之，历史上的“他者观”在皇权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之外，开辟出一种具有中国独特人文精神的平衡观——即将“遥远的他者”作为内心力量难以企及时的安慰剂，人们相信，遥远的力量能够补充自身的不足，并最终“周行天下”。[15]（P.27-252）德迷或多或少有借鉴到这一历史想象：（德国足球）“他们雄心勃勃，又时有冒险精神，坚信奇迹，又永远不会放弃。对于冠军的追求无穷无尽，从清醒到神秘，不断变化飞跃。这就是德国足球，这是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你我之幸，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光荣与梦想的历程，让我们共同享受这一时刻……有生斯有死，壮士复何憾！”B21德迷们如同古代朝圣者一般，远离故土（跨国界）去追寻（网络技术使手段简易化）他们的神圣之旅（陷入了狂热的支持）。
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球迷朝圣的具体实践成为可能、想象的“技术系统”B22也得以展开。但网络并不是浪漫虚构的乌托邦，亦非无政府主义者的佐米亚（Zomia）[16]（P.1-26）——网络论坛中的参与者并非完全闲来无事、或肆意妄为地叫嚣着不负责任的言语，事实上，在虚拟的社交空间里，他们反而创造出了更为细致、凝练的虚拟人格（avatar）[17]（P.31-50）。这种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人格的不完全重合性使我们有理由从一种“技术”的角度来看待网络中的表达和认同：即参与其中的球迷是如何通过“技术”（在此为网络贴吧）来创造意义的。而这种创造过程不仅指的是全球化逻辑下那些常规化的结构性分配、联结，更重要的是，透过“技术”而产生的针对不同社会文化状况下所呈现出的“可能性”（有些甚至是我们无法提前预料的）。
网络技术、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得中国球迷同样能在第一时间收看德国队的任何比赛；在商业社会的今天，德国队训练有素的公关营销策略，使得球队与球迷之间互惠互利的交往模式也同样畅通无阻：球迷可通过线上购买球队周边产品、线下支持球队正赛或友谊赛的方式，与球队发生联系；球队往往也投桃报李，在中国的特色佳节，录制球员祝福视频、球员入驻中国的社交媒体、球队的友谊赛将比赛场地放置在中国境内等方式回馈中国球迷。因此“国籍”本身还是造成中国的德迷们“名不正言不顺”的主要原因。
但回顾上文，跨国界的外置条件仅仅意味着领土边界被打破，空间并非就此消失。当人们选择将个体与空间进行组合时，事实上，他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非领土内的）空间与个体进行拼接、形成新的共同体，并完成自我的合法化。尼克·隆（Nicholas Long）在描述巴淡岛（Batam）的竞赛文化时，指出个体能力并非天生、而是经由后天锻造——整个社会将对社会成员灌输一种努力学习的价值观、并辅之以“白日梦式”的畅想，通过此种机制，个体的努力、公民的责任、乃至一种快乐的体验和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期待都被“因果”地联系在一起。[18]（P.184-198）尽管隆的研究是基于“领土内”本身，但我们不难看出，公民行为和其所在家乡的联系亦可被人为制造，遑论公民试图通过其他土地、与之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了（中國的德迷恐怕也可以被看作此类）。
一个德国队贴吧中的长期置顶帖“慢更：想起多少写多少，德国足球的一些动人细节”：作者“安然弧度”用36个小标题，图文并茂地向读者介绍了德国足球队中球员间、球员与教练间、球员与球迷间的情感联系。团结、兄弟情、热血、捍卫团队荣誉……对共同体所倾注的个人情感、精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共鸣，是几乎所有回帖都反复讨论的核心内容。德迷们将足球中的高光时刻视作个人成功的一部分，也积极地将失利看作成功的必经之路，德迷们总能将自己与球队经历失败的过程看作是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这些同甘共苦的时刻都被球迷们判断为道德上“好”的品质，并为自己能够拥有而感到自豪，也为有除了自己之外的网络粉丝社群中的其他人能分享而备受鼓舞。贴吧里帖子加精和德迷们接连的回帖本身，一方面，分享的过程，尤其是给予者奢侈性地全部呈现和出让，回归到了人类学夸富宴中的互惠实践；另一方面，也直接/间接地引导德迷们获得这样一种道德上稳定的文化：将普通人的自我实现与普世的道德品质进行了情感上的融合，将普通个人对“归属感”“真理”“关系”[19]（P.17-33）的阐释放到了一个超越国界的、广阔的时空内，以寻求一种更稳定、乃至永恒的慰藉，甚至引起对此的反思。即一个高度道德化的意志战车的形象，是德迷间（理想共同体）理想“自我”的精神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原本的他者与潜在的自我实现了一种关系式的转换。 五、结论：从球迷文化的跨国性到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的关系型的建立
球迷文化，有意思的不仅仅是观赏喟叹戏剧化的场上风云、嘉年华式的庆祝、嘲讽乃至争吵斗殴，它所延展的更多平凡的赛后生活同样值得关注。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中、同一空间下不同时间内的交流、互动、展演成为可能。球迷們的日常生活因此被放置在一个博物馆隐喻式的时空中，往往经由其某个选择而生发出的一套生活逻辑，形成一种不确定又确定的存在状态。[20]（P.32-48）
本文认为，分析中国语境下跨国界球迷的意义在于，我们可借由一个非在地的网络群体重新审视人类学在“他者”意义上的关系构建。当共同体和空间的边界不再重叠时，原始人类学意义上不容置疑、明确清晰的“自我”的概念[21]（P.265-270）和需要被印证、诠释的“他者”的概念发生了新的转变，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识别、联结和互动的发生也变得愈加复杂。一方面，网络时代人与人联系的构建未必再将通过结构性的规范而达成，关系缔结的过程往往会因过程的体验而被塑造；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式的“自我与他者”分离的状态受到跨国语境的挑战，原本单纯地方性知识的表征，转向一种受到更多情感支配而使得人与人、人与物等结合并产生联系的“在一起”[20]（P.32-48）哲学。
本文认为，通过对“想象”这一技术在人类学中的分析，个体认同与共同体构建之间的联系在跨国语境下成为可能。本文就中国德迷虚拟民族志的尝试和探讨，意在对真实的个人、与网络技术和全球化同时进行宏观的分析理解和微观的田野描述。经典人类学理论可以解释球迷在边界内的认同问题：官方、媒体等制造一个高度道德化且具有极强排斥性的类政治体（德意志战车），并借由清晰的领土边界、将领土内的公民身份进行合法化。同质时空观念下的零和游戏逻辑使得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成为可能：西方现代理性一方面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制造着一系列被迫分离的他者。但“在地性”的探讨很难直接套用到一个非空间内的情境中，尤其是跨国语境下，超越领土边界的行为实践很难用这套话语体系进行解构。
但是，单纯利用所谓全球化观念中的认同与想象概念，则会因过分强调了现代性主导下的个体分离状态，而往往秉持一种后殖民主义式的理性观和纯粹反思的文化判断。即个体在被结构化、被主导、甚至是策略性地被想象的过程中，他们依旧被权力所分割、所强化，个体之间的联系是断裂的、“社会”意义上的媒介性、中介性被心照不宣地同质化。我们无法根据“合法型/抗拒型/规划型”的理想类型，或是“传统”“消费”“热”“冷”的分类依据，去结构化不同球迷的认同分类，此举带来的后果即我们将轻易漏掉流动的、跳跃的、出其不意的其他认同呈现、交错的可能性。甚至极端地说，现代性意义下整体论式的道德观将遮蔽除个体化外任何形式的道德秩序。德迷群体中道德困境的产生，使我们意识到也许有一种新的空间与想象之间的联系方式：一种能动的自我生产的机制、一种道德感的反思，以及建立在社群意义上的相互勾连、发挥其强烈能动性、将个体弥合差异、凝聚共同意识的发生机制。
当历史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社会被情景化（contextualized）地分析时，我们可以想象自我与他者概念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完全不同的生长形态——即一种不断可以根据特定的状况调整自我的关系型想象，一种独特的具有中国人文精神的平衡观，一种可以自由组合空间与个体构建出新的共同体的想象。网络技术在型塑这种想象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制造出出乎意料的共同性社群，并使得这些特定的群体彼此心照不宣地按照一种既定的轨道去行动、展演、互动。
足球以其独特的赛制让人们周而复始地在不可预知的胜利失败之间不断创造、阐释生活的意义。结合历史的中国和互联网时代特定的时空场域，个体与个体之外的关系，并非只有在地的、工具性的想象，也绝不仅是四海一家地、整体论式的想象。跨国界球迷们通过足球这一“技术”，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产生了新的空间与个体的结合，他们以个体或群体的方式，不断地创造意义，也不断地被关系型地想象，并最终建构出了新的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们所编织的共同畅想不仅是个人的梦想、欲望或是自我满足[19]（P.17-33），也是个体与更广大的共同体间所揭示的社会性（sociality），它们将伴随着不同的介质（生活方式、产品、乃至不断创新的联结人机的方式），制造、强化乃至再生产出一些特定、具体的认同。
注释：
①陈子丰、林品认为这些成型的粉丝社群往往会借助“粉丝符号/声明/文本”的生产、发布与传播，对群体本身和成员个体进行身份的自我识别和界定。参阅陈子丰、林品，2016，“从‘帝吧出征’的爱国事件看网络粉丝社群的政治表达”，《文化纵横》，6号纸刊。
②如我们（中国国籍的公民）身边不断涌现出的德国、西班牙、英格兰等球迷。
③或者更极端地说，在跨国语境下是否还有“共同体”一说？
④格尔茨在“结论：巴厘与政治理论”中认为应从“地位/炫耀/治理”三个角度去阐释“国家”。参阅克利福德·格尔茨，1999，《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5-165页。
⑤著名前国脚郝海东曾在一档体育节目中公开谴责国人支持非母队的行为，“你看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老是我德，什么这个？你想想有德国人支持西班牙人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被别人这样地侵略？我只能说我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是我不认同。因为我感觉我作为中国人我肯定支持我们自己的……你可以去欣赏他、高水平，没问题，问题是你们说我德、我大利物浦，不有病吗？有神经病吗？”
⑥帖子来源：https：//tieba.baidu.com/p/3211257395？pn=1。
⑦本文默认大部分回答者都是德迷，原因是几乎所有发帖/回帖人均有本吧的ID，这意味着回答的用户必须首先注册、关注“德国队吧”，即基本符合了本文所指“德迷”的范畴。 ⑧中国的非本土支持者们确实很特别，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伊朗球迷支持西班牙或德国国家队，而这类情况在中国却比比皆是。
⑨斯尼斯、霍博拉德和皮特森三位学者将“想象”在人类学领域的应用做了综述，认为想象可以从工具论（instrumental）、整体论（holism）和技术（technology）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框架在分析球迷文化中也是可被借鉴的。参阅Sneath David，Martin Holbraad，and Morten Axel Peterson，2009，“Technologies of the Imagination：An Introduction”，Ethnos，Vol. 74，No.1，pp. 5-30。
⑩根据2016年欧洲杯期间对新浪微博的球迷调查，支持德国的用户超过100，000人，远超其他球队球迷。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对这一典型群体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的核心问题。信息来源：《2016欧洲杯白皮书》，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01074603280497。
B11自2015年网信办出台相关规定，手机号作为网络实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了申请必须项。
B12德国队在决赛中以3∶2的比分击败了夺冠的绝对热门匈牙利队，史称伯尔尼奇迹。
B13辛顿（Hinton）认为所谓的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往往包含关系式、自我暗示和集体主义三个特点，在球迷的文化认同中，同样将“政治化”这一倾向展现得淋漓尽致。参阅 Hinton Alexander Laban，2005，Why did They Kill？ Cambodia in the Shadow of Genocide，“Chapter 5：Manufacturing Differe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 211-251。
B14即指“（领土外的）你”败/死即“我”赢/活，击败“我”的“（领土外的）你”即损“我”利益的敌人。
B15当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德国队顶住沉寂许久的压力重回世界强手之林的历程被拍摄成纪录片《德国，一个夏天的童话》时，无数球迷在感动之余，亦将自己的内心（更准确的说，应当是理想的自我）主动投射、建构到一个坚不可摧的群体形象中（即德意志战车）。
B16无论是早期党的宣传中包含的大量“受害者叙事”，抑或是社会不断转型过程中不断重现的“落后者”心态（将西方看作抢夺我主权的列强），部分国人/德迷本身并不能冷静看待同胞支持别国球队的现状。
B17摘自“政见CNPolitics”公众号文章《触碰红线的政治讽刺，该不该大惊小怪？》，信息来源：http：//cnpolitics.org/2017/02/political-satire/。
B18例如，有单纯因为认可球队/球员的某种特殊踢法或风格，而成为更为紧密的共同体。
B19赵旭东认为，所谓的现代社会，强调以他人存在为陷阱的极端个体主义，每个人都会成为他者存在的主人。参阅赵旭东，2014，“个体自觉，问题意识与本土人类学构建”，《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第7-15页。
B20赵旭东认为，将司波博“流行病学”的理论应用在文化现象中，文化可以被看做一种自然主义观点上的由个体的心理表征传导至公共表征再至个体表征、一种不断叠加的过程。参阅赵旭东，2005，“论民俗的易感染性”，《民俗研究》，第2期，第5-32页。
B21帖子来源：https：//tieba.baidu.com/p/2303833056？pn=1。
B22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德迷少有去现场看球，而是更多地依附于网络活动（如在贴吧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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