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城市从来都是财富集中的地方。从历史上的北京、苏州、佛罗伦萨、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到现代的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提起城市，人们往往会想到“富”字。然而，这种概念正在改变。
　　《纽约时报》2014年6月的一篇报道，引述了联合国的数据：世界正在迅速城市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日益“变穷”。1950年，世界最大的30个城市中，有20个属于高收入地区。如今，在世界最大的30个“都市集合体”（因为城市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只能用这个新名词代替）中，只有8个属于高收入地区。到2030年，预计硕果仅存的富裕城市仅剩下4个，集中在两个国家，它们分别是东京、大阪、洛杉矶和纽约。其中，只有东京能排在大“都市集合体”的前10位。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迅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在1950年，纽约还是世界最大都市，人口1230万；东京为第二，人口1130万。这是当时仅有的两大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如今，达到和超过这种规模的城市有28个。纽约人口仅涨到1860万，在世界上退居第9位。东京早就跃居世界最大都市，如今人口3780万。到2030年，东京仍然是世界最大的都市，但人口会降到3720万。在东京之后，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依次为德里、上海、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大阪、北京、纽约、开罗、达卡、卡拉奇等，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占据主流。
　　其实，发达社会（特别是美国）最近正在经历一场都市复兴，中高产纷纷从郊区迁往中心城市，甚至有“郊区的死亡”之呼声。但是，发达国家都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除了美国等少数例外，人口增长大多陷于停滞，甚至开始了人口萎缩。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还伴之以总人口的增长。这就使贫穷的都市日益膨胀。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和预测，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比例，1980年为13%，现在是22%，到2030年则达到27%。不用说，这种比例的增长，主要归之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这样的变化，逼着我们改革我们的城市概念。城市不再是一个优越社会阶层的聚居地，不仅仅是财富之渊薮，更是济贫、扶贫、脱贫的中心。联合国的专家指出，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民离开乡村涌向城市，使城市人满为患。城市能否给这些新移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是未来巨大的挑战。但是，从宏观的经济和生态角度分析，给同样规模的人口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电力、饮用水等服务，让这些人口集中在城市比分散在农村要便宜得多。更不用说，这些新城市人虽然会经受城市化的种种阵痛，但他们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比起在农村来也好得多。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历程就是明证。所以，城市的“贫困化”，其实是个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概念仍然落后于这样的发展。曾几何时，什么房价门槛、富人区等等说法不绝于耳。与此相对，在美欧这样的发达国家，哪怕是在纽约、旧金山这样的财富汇聚地，城市化的热点也往往是经济适用房、贫富混居模式、微型住宅等等。因为穷人（许多往往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相当于中国的“蚁族”）才是干活儿的人，是城市发展的动力。贫困化城市的一个吊诡之处，在于人口的集中使房价飙升，但集中来的人口又属于最买不起房的阶层。这成为21世纪城市化最大的难题之一。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更是如此。外来民工进城是不会走的，他们子子孙孙都会住下来，不管现在的城里人是否高兴。如果在教育上歧视他们的子弟，就意味着城市下一代的素质低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制造世代贫困。这将使整个城市丧失竞争力。
　　城市的生命在于包容性，而非排斥性。城市要发展，就要先放下身段。城市概念的核心，不是怎样满足最富有阶层的需求，而是怎样大批量地、低成本地、有效地给低收入阶层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