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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生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农民工“临时工”地位，教育体制上的块块分割，家庭结构单薄化条件下的家庭功能失调，农村留守子女成长环境欠佳以及农村教育资源紧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是解决我国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农村留守子女问题；根源；新农村建设；城市化
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子女问题日益凸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进程中，正视并解决农村留守子女问题始终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搞清楚产生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是解决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把“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看作是一个“最终产品”，那么，“农村留守子女”就是这个“最终产品”的一个“中间产品”。按照这种比喻，这个“最终产品”是由下列“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业→城市农民工子女留守农村（以上部分“流水线”生产出了“中间产品”——“农村留守子女”）→农村留守子女监护缺位→农村留守子女问题。
但是，这条“流水线”本身并不就是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实际上，我们探讨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就是要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解释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存在一条这样的“流水线”？二是为什么这条“流水线”会最终生产出“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也就是说，从经济社会的角度看，为什么农村劳动力要向城市流动就业？为什么城市农民工子女要留守农村？为什么农村留守子女监护缺位？为什么监护缺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上述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上列四个问题是按照问题本身的发展逻辑，首尾相接，步步推进的，最后落脚到农村留守子女问题本身。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产生有其经济社会根源。
一、城乡收入差距过大
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在两个“推力”和两个“拉力”的共同作用下，沿着“合力”所指的方向进行流动的。目前，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相对情况看，作用于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合力”是指向城市的。这就决定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在这个合力的构成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也就是基本决定合力指向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即同样劳动力在城市有比在农村高得多的收入水平。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引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业最根本原因。
二、城市农民工“临时工”地位
按照我国目前的城市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和人事劳动用工制度，就算在城市生活再长的时间，就算“固定”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就业再长的时间，城市农民工永远都只是在城市“暂住”，永远都只是单位的“临时工”。这种在城市“暂住”的“临时工”地位，一方面使得城市农民工工作就业和居住场所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待岗、换岗、下岗失业，随时都可能变换工作就业地域和生活居住场所。这个实际情况，与子女就学地点应该保持相对固定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使得城市农民工与所谓的“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工作繁重，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恶劣，生活质量差，城市农民工一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居住生活条件把子女放在身边亲自照顾。这样一来，很多城市农民工子女实际上根本就不适于进入城市跟在父母身边学习生活。
三、教育体制上的块块分割
我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在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投入上，主要是实行按行政区域块块分割、各地区各负其责的体制。传统的做法是，当一个地区的学生转入另一个地区学校学习时，转入学校所在地政府并不会相应地增加对学校办学经费的拨付。这样，该学生的教育经费负担实际上就由原户籍所在地政府转移到了现在的转入学校，因此，转入学校就会顺理成章地向该学生收取一定费用以转嫁这种教育经费负担。最后，由于学生转到外地学校就读，本应由户籍所在地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就变成由学生（家庭）自己负担了。
在这种教育体制模式下，城市农民工如果把孩子带到城市学校读书，就必须向学校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等特别费用。如果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执行，这些费用并不太多，以前长沙市的标准是，小学阶段每学年500元左右，初中阶段每学年800元左右。但是，对于城市农民工来说，500元或者800元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而且，这还只是学校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收取的费用，个别学校还在规定之外软硬兼施地逼迫城市农民工子女“自愿”捐款，而这种捐款通常要比政策规定的“借读费”多得多。以上还是外来的农村孩子相比城市孩子要多交纳的费用。事实上，同样是义务教育阶段，在城市读书的学杂费通常要比在农村读书高得多，城市学生要统一交纳的许多费用，在农村一般是不用交纳的。这无疑给城市农民工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
按照常理，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借读时，由于交纳了比城市孩子更多的费用，根据优价优质原则，相比之下，理应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受到更多的尊重。实际上大多数情况是恰恰相反。在一种本是人人可以平等享受的权利面前，城市农民工子女却要额外交纳一些费用才可以勉强享受，由此，农民工子女很容易沦为被排挤、被奚落、被歧视或者被怜悯的对象。
这种教育体制块块分割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城市农民工“临时工”地位，使得城市农民工把子女带进城市生活、就学成为花钱、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城市农民工是不会选择把孩子带到城市生活学习的。这就是很大一部分城市农民工子女留守农村的根源所在。
四、家庭结构单薄化条件下的家庭功能失调
近年来，农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核心家庭已经占据所有家庭结构类型的绝大比例，家庭结构的单薄化十分明显。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是孩子在家庭里缺少玩伴，有较强的孤独感；二是核心家庭抵御风险和变故的能力不如联合家庭或主干家庭强。很多城市农民工就来源于农村核心家庭中的核心成员。核心家庭本来是为适应现代社会频繁流动而出现的一种便于搬迁的家庭类型。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很多核心家庭中的核心成员不得不外出，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城市农民工，但他们所在的核心家庭却不能随之搬迁进入城市。这样，这种核心家庭由于其核心成员的外出而呈现功能失调状态。这样，就难免不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和监护。由此，家庭功能失调，教育和监护功能弱化，生活于这种家庭的农村留守子女的家庭教育和监护出现一定程度的缺位现象就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如果仅从家庭这个微观单位来看，农村留守子女问题即是由经济结构转换引起家庭功能失调或缺位所致。
五、农村留守子女成长环境欠佳
農村留守子女的家庭教育和监护缺位以后，孩子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就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决定和影响。反过来说，由于家庭教育和监护的缺位，社会环境对农村留守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就具有了决定性作用。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来，农村留守子女的成长环境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可以说，农村留守子女几乎就生活在“少儿不宜”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利于少年儿童成长的娱乐休闲方式充斥农村社会。原来只在城市里才有的网吧，这几年正迅速地在农村发展和蔓延，农村集镇上的中小学已经逐步被网吧和电子游戏室包围，未成年的孩子无疑成为主要客源。尤其是农村留守子女，由于缺少有效的家庭监护，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手头又经常备有较多的零用钱，其泡网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农村网吧里的铁杆网迷。为了夜以继日地上网，经常是废寝忘食，乐不思蜀。网吧，电子游戏室，小录相厅等，由于疏于管理，很多场所都涉及黄色淫秽表演和非法性服务，专门腐蚀意志不坚定的人群。由于监护缺位，自我控制能力差，农村留守子女很容易迷失甚或沉沦于这样一些场所当中而不能自拔。
第二，不良少年众多，影响极坏。目前，在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三无少年”，他们无学上，无业就，无事做，经常三五成群，四处游荡，不良思想和行为在这些孩子中间往往一传十，十传百，迅速蔓延，抽烟酗酒，打牌赌博，小偷小摸，寻衅滋事等成为家常便饭，由于缺乏父母管教，监护缺位，农村留守子女很可能甚至很愿意和这些“三无少年”经常性地接触，久而久之，自己也可能沦为“三无少年”。
第三，新的读书无用论盛行。目前，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也是一定程度地存在的。长期以来农民把入伍和升学看做是跳出农门并吃上“皇粮”的两条路子，现在出现了变化，一些人就夸大了它的负面效应，认为辛辛苦苦读书到头来还是要打工，没个稳定的工作，还不如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同龄人，尽早出去打工赚钱。这样，新的读书无用论在一些地方农村开始盛行，极大地削弱了农村留守子女的学习动力。
第四，监护人知识匮乏，能力不足。一般来说，农村中有一定能力和具备相当素质的人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或经商，这样，剩下的就只能是妇女、儿童、老人。老年人被委以看管孩子的责任，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相应的能力和知识准备。老人文盲率远高于青年一代而且和被监护人之间代沟明显，根本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的学习辅导和思想教育。
第五，在自然环境方面，农村中道路、河流、水坝、山塘、电器设备等的设置，一般没有专门为少年儿童安全考虑而专门设置一些安全保障设施。农村留守子女由于家庭安全教育与贴身保护缺位，所以很容易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六、农村教育资源紧缺
过去，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政策，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城市的教育投入完全是由国家来承担，而农村教育则由农民来负担。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而县乡两级负担的87%基本上都直接来自农民，也就是说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基本上都是由农民来直接承担的。农村教育设施落后以及教学质量不高是在这种城乡有别的教育投入体制下长期累积的结果。
自2001年开始实施“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农村教育农民办”到“农村教育政府办”的根本性变革。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一重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所采取的措施，并非完全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本身出发的。所以这种单方面的改革依然难以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难题。特别是农村费改税然后又取消农业税之后，取消了教育附加费，致使农村基础教育资金更是大大减少。
农村教育资源紧缺，一是导致农村学校教育效果较差，注重书本教育，强调应试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忽视素质教育；二是学校教育难以向社会延伸，学校教育对社会环境的正向影响力极其有限，甚至无力抵御社会不良风气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三是学校无力承接由于学生家长外出进城而留下的教育和监护职责，由此形成农村留守子女教育和监护上的真空与死角；四是导致一大批适龄少年儿童失学，成为“三无少年”。
从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政策体制根源以及家庭伦理背景，解决农村留守子女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选择不外乎两个，一是消除农村留守子女现象，让未成年子女能够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要么都生活在农村，要么都生活在城市；二是在农村构建有利于留守子女教育成長的软硬环境，使农村留守子女不再与问题相随。因此，从长远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改革教育体制，打破城乡分割格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解决我国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1、邹新树.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因：“推——拉”理论的现实解读[J].农村经济，2005（10）.
（作者单位：刘利华，湖南女子职业大学；邹新树，长沙理工大学）
关键词：农村留守子女问题；根源；新农村建设；城市化
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子女问题日益凸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进程中，正视并解决农村留守子女问题始终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搞清楚产生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是解决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把“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看作是一个“最终产品”，那么，“农村留守子女”就是这个“最终产品”的一个“中间产品”。按照这种比喻，这个“最终产品”是由下列“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业→城市农民工子女留守农村（以上部分“流水线”生产出了“中间产品”——“农村留守子女”）→农村留守子女监护缺位→农村留守子女问题。
但是，这条“流水线”本身并不就是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实际上，我们探讨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就是要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解释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存在一条这样的“流水线”？二是为什么这条“流水线”会最终生产出“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也就是说，从经济社会的角度看，为什么农村劳动力要向城市流动就业？为什么城市农民工子女要留守农村？为什么农村留守子女监护缺位？为什么监护缺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上述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上列四个问题是按照问题本身的发展逻辑，首尾相接，步步推进的，最后落脚到农村留守子女问题本身。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产生有其经济社会根源。
一、城乡收入差距过大
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在两个“推力”和两个“拉力”的共同作用下，沿着“合力”所指的方向进行流动的。目前，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相对情况看，作用于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合力”是指向城市的。这就决定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在这个合力的构成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也就是基本决定合力指向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即同样劳动力在城市有比在农村高得多的收入水平。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引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业最根本原因。
二、城市农民工“临时工”地位
按照我国目前的城市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和人事劳动用工制度，就算在城市生活再长的时间，就算“固定”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就业再长的时间，城市农民工永远都只是在城市“暂住”，永远都只是单位的“临时工”。这种在城市“暂住”的“临时工”地位，一方面使得城市农民工工作就业和居住场所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待岗、换岗、下岗失业，随时都可能变换工作就业地域和生活居住场所。这个实际情况，与子女就学地点应该保持相对固定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使得城市农民工与所谓的“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工作繁重，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恶劣，生活质量差，城市农民工一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居住生活条件把子女放在身边亲自照顾。这样一来，很多城市农民工子女实际上根本就不适于进入城市跟在父母身边学习生活。
三、教育体制上的块块分割
我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在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投入上，主要是实行按行政区域块块分割、各地区各负其责的体制。传统的做法是，当一个地区的学生转入另一个地区学校学习时，转入学校所在地政府并不会相应地增加对学校办学经费的拨付。这样，该学生的教育经费负担实际上就由原户籍所在地政府转移到了现在的转入学校，因此，转入学校就会顺理成章地向该学生收取一定费用以转嫁这种教育经费负担。最后，由于学生转到外地学校就读，本应由户籍所在地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就变成由学生（家庭）自己负担了。
在这种教育体制模式下，城市农民工如果把孩子带到城市学校读书，就必须向学校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等特别费用。如果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执行，这些费用并不太多，以前长沙市的标准是，小学阶段每学年500元左右，初中阶段每学年800元左右。但是，对于城市农民工来说，500元或者800元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而且，这还只是学校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收取的费用，个别学校还在规定之外软硬兼施地逼迫城市农民工子女“自愿”捐款，而这种捐款通常要比政策规定的“借读费”多得多。以上还是外来的农村孩子相比城市孩子要多交纳的费用。事实上，同样是义务教育阶段，在城市读书的学杂费通常要比在农村读书高得多，城市学生要统一交纳的许多费用，在农村一般是不用交纳的。这无疑给城市农民工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
按照常理，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借读时，由于交纳了比城市孩子更多的费用，根据优价优质原则，相比之下，理应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受到更多的尊重。实际上大多数情况是恰恰相反。在一种本是人人可以平等享受的权利面前，城市农民工子女却要额外交纳一些费用才可以勉强享受，由此，农民工子女很容易沦为被排挤、被奚落、被歧视或者被怜悯的对象。
这种教育体制块块分割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城市农民工“临时工”地位，使得城市农民工把子女带进城市生活、就学成为花钱、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城市农民工是不会选择把孩子带到城市生活学习的。这就是很大一部分城市农民工子女留守农村的根源所在。
四、家庭结构单薄化条件下的家庭功能失调
近年来，农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核心家庭已经占据所有家庭结构类型的绝大比例，家庭结构的单薄化十分明显。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是孩子在家庭里缺少玩伴，有较强的孤独感；二是核心家庭抵御风险和变故的能力不如联合家庭或主干家庭强。很多城市农民工就来源于农村核心家庭中的核心成员。核心家庭本来是为适应现代社会频繁流动而出现的一种便于搬迁的家庭类型。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很多核心家庭中的核心成员不得不外出，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城市农民工，但他们所在的核心家庭却不能随之搬迁进入城市。这样，这种核心家庭由于其核心成员的外出而呈现功能失调状态。这样，就难免不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和监护。由此，家庭功能失调，教育和监护功能弱化，生活于这种家庭的农村留守子女的家庭教育和监护出现一定程度的缺位现象就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如果仅从家庭这个微观单位来看，农村留守子女问题即是由经济结构转换引起家庭功能失调或缺位所致。
五、农村留守子女成长环境欠佳
農村留守子女的家庭教育和监护缺位以后，孩子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就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决定和影响。反过来说，由于家庭教育和监护的缺位，社会环境对农村留守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就具有了决定性作用。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来，农村留守子女的成长环境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可以说，农村留守子女几乎就生活在“少儿不宜”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利于少年儿童成长的娱乐休闲方式充斥农村社会。原来只在城市里才有的网吧，这几年正迅速地在农村发展和蔓延，农村集镇上的中小学已经逐步被网吧和电子游戏室包围，未成年的孩子无疑成为主要客源。尤其是农村留守子女，由于缺少有效的家庭监护，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手头又经常备有较多的零用钱，其泡网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农村网吧里的铁杆网迷。为了夜以继日地上网，经常是废寝忘食，乐不思蜀。网吧，电子游戏室，小录相厅等，由于疏于管理，很多场所都涉及黄色淫秽表演和非法性服务，专门腐蚀意志不坚定的人群。由于监护缺位，自我控制能力差，农村留守子女很容易迷失甚或沉沦于这样一些场所当中而不能自拔。
第二，不良少年众多，影响极坏。目前，在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三无少年”，他们无学上，无业就，无事做，经常三五成群，四处游荡，不良思想和行为在这些孩子中间往往一传十，十传百，迅速蔓延，抽烟酗酒，打牌赌博，小偷小摸，寻衅滋事等成为家常便饭，由于缺乏父母管教，监护缺位，农村留守子女很可能甚至很愿意和这些“三无少年”经常性地接触，久而久之，自己也可能沦为“三无少年”。
第三，新的读书无用论盛行。目前，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也是一定程度地存在的。长期以来农民把入伍和升学看做是跳出农门并吃上“皇粮”的两条路子，现在出现了变化，一些人就夸大了它的负面效应，认为辛辛苦苦读书到头来还是要打工，没个稳定的工作，还不如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同龄人，尽早出去打工赚钱。这样，新的读书无用论在一些地方农村开始盛行，极大地削弱了农村留守子女的学习动力。
第四，监护人知识匮乏，能力不足。一般来说，农村中有一定能力和具备相当素质的人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或经商，这样，剩下的就只能是妇女、儿童、老人。老年人被委以看管孩子的责任，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相应的能力和知识准备。老人文盲率远高于青年一代而且和被监护人之间代沟明显，根本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的学习辅导和思想教育。
第五，在自然环境方面，农村中道路、河流、水坝、山塘、电器设备等的设置，一般没有专门为少年儿童安全考虑而专门设置一些安全保障设施。农村留守子女由于家庭安全教育与贴身保护缺位，所以很容易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六、农村教育资源紧缺
过去，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政策，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城市的教育投入完全是由国家来承担，而农村教育则由农民来负担。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而县乡两级负担的87%基本上都直接来自农民，也就是说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基本上都是由农民来直接承担的。农村教育设施落后以及教学质量不高是在这种城乡有别的教育投入体制下长期累积的结果。
自2001年开始实施“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农村教育农民办”到“农村教育政府办”的根本性变革。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一重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所采取的措施，并非完全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本身出发的。所以这种单方面的改革依然难以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难题。特别是农村费改税然后又取消农业税之后，取消了教育附加费，致使农村基础教育资金更是大大减少。
农村教育资源紧缺，一是导致农村学校教育效果较差，注重书本教育，强调应试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忽视素质教育；二是学校教育难以向社会延伸，学校教育对社会环境的正向影响力极其有限，甚至无力抵御社会不良风气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三是学校无力承接由于学生家长外出进城而留下的教育和监护职责，由此形成农村留守子女教育和监护上的真空与死角；四是导致一大批适龄少年儿童失学，成为“三无少年”。
从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政策体制根源以及家庭伦理背景，解决农村留守子女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选择不外乎两个，一是消除农村留守子女现象，让未成年子女能够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要么都生活在农村，要么都生活在城市；二是在农村构建有利于留守子女教育成長的软硬环境，使农村留守子女不再与问题相随。因此，从长远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改革教育体制，打破城乡分割格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解决我国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1、邹新树.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因：“推——拉”理论的现实解读[J].农村经济，2005（10）.
（作者单位：刘利华，湖南女子职业大学；邹新树，长沙理工大学）